摘 要：教育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基本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而教育目的的明晰则是党推动教育治理的前提条件。党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经历了由“引进来”到“中国化”继而“体系化”“制度化”“现代化”的历程。党在这一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教育目的的根本指导、坚持教育法制建设与教育目的探索的统一、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着眼教育强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目的；坚持实践导向，不断提升教育目的理论的执行力；面向未来挑战，持续推进教育目的理论的守正创新，以教育目的的现代化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教育目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一、前言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0周年华诞。回首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不但是用科学精神和科学理论教育起来、武装起来的政党，同时还是引领教育理论探索的先进政党，今天我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砥砺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卓越贡献。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断丰富对教育目的的认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实践中以教育目的为教育工作总依据，制定了一系列教育纲领、方针、政策，推动形成了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国民教育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逐渐从一个教育水平低下的落后国家转型成为世界教育大国，并在新的历史起点吹响了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冲锋号。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系统研究党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探索历程，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教育目的问题既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党领导教育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教育目的起到定向的作用，厘清了教育目的，才能进一步确定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与方式方法。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目的，教育工作必然是无章可循的，教育也难以发挥其在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高度重视教育目的问题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教育目的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体现了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及人本身认识的发展与深化，体现了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不断探索。研究中国共产党探索教育目的问题的百年历程，探究党的教育理论与具体实践，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问题认识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目的的基本构想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需求是理论应用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丰富的理论建构中蕴含着教育目的理论的思想因子：教育应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教育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三个基本构想，从政治、经济、个体发展三个需求层面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体系的主要内容。一是教育应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由于革命发展阶段的不同，又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在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不仅占有了物质生产资料，而且也占有了精神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与教育体系实际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此时的教育不过是“劝他们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2]。因此，无产阶级若想挣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仅要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斗争，而且要进行思想斗争，使工人在教育中摆脱思想奴役的状态，从而服务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全局。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开展教育工作时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传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此时，教育一方面要服务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使无产阶级养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另一方面，教育还担负着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帮助他们培养共产主义人格的任务。列宁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4]因此，此时教育的目的还包括使旧剥削者无法翻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关键需要从思想上对旧剥削者进行改造。
二是教育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视域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现教育目的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后，除了要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还要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5]。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吸引少年儿童参加产劳动是积极的趋势，当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结合起来，能够推动无产阶级的发展和现代生产力的变革，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年儿童参加生产劳动是畸形的，他们被迫成为了资本家的剥削对象。1920年，列宁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工作的根本缺点之一是同组织劳动的主要任务脱节”[6]，教育应当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克服资本主义教育死气沉沉、不切实际、形式主义的弊端。此时，苏俄开展经济建设的条件日益成熟，列宁立足于此提出要推动教育改革，他指出：“这并不是说要改变教学原则和教学方针，而是要使教学工作的性质适应于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现在要进行和平建设，要实行从工业上和经济上改造国家的远大计划。”[7]在列宁的构想中，教育工作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并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就是要服务当时的经济恢复工作与即将出台的国家电气化计划。
三是教育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最高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最高命题和社会主义的终极教育目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从生产与分工的角度考察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教育可以使年轻人快速掌握生产技能，根据爱好发挥各方面的才能，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8]，摆脱旧分工对人的束缚与奴役，也就是说教育使人们能够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教育”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智力、体力和劳动能力的统一，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教育与劳动结合的根本目的，这为中国共产党把劳动教育纳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奠定了思想基础。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他针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提出，国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苏维埃社会主义新人，是“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9]。由此可见，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它作为人类不变的一种美好追求，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实现内涵的逐步丰富与层次的逐级提升，教育目的亦是如此，其内涵与体系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开放性的一种印证。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探索历程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0]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也是应时代的呼唤产生和发展的，在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并逐渐趋向成熟的，它与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主要矛盾的认识相契合，这也是教育目的确立的基本依据，由此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探索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对教育目的理论的自主“引进”与初步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20世纪初的中国，封建思想依然束缚民众的头脑，传统的教育理论根深蒂固，显然无法适应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时代趋势。新文化运动顺应了反帝反封建的迫切需要，形成了一场思想解放与教育理念革新的潮流，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目的的基本构想与苏俄教育实践的理论成果也被引入中国，引发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思考与初步探索。
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国民教育问题研究甚深。早在1915年，他就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阐述了自己关于教育目的的观点，他从国家救亡的角度出发，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11]陈独秀还认为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他从个体层面阐发了教育目的，他认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12]此后他又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13]此时在他的视域里，教育目的已然囊括了为阶级统治服务的内容。李大钊在分析俄国革命后也产生了相近的观点，他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指出：“俄国改造社会的使命，就在少数的智识阶级肩上负着。俄国革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少数智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14]在他看来，教育的重要目的是解放思想，服务阶级斗争的需要。此后，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教育问题，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他认为：“大规模之生产方法，可增加人类生产力，人人富裕矣，再加以相当之教育，人类即可达圆满地步。”[15]1919年12月，瞿秋白在《知识是赃物》中指出：“知识也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精神的生命改善精神的生活的工具，所以凡是要维持精神的生命改善精神的生活的人也都有使用这工具的权利。”[16]在他的理解中，知识不是特定阶级的所有物，知识是全人类的出产物，人人享有受到知识教育的权利，且知识教育的目的包括丰富和发展丰富人的精神世界。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前往苏俄采访，掌握了苏俄教育实践与经济建设的一手资料，对教育目的的理解也更加科学，更加深入。例如，他高度肯定苏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他指出：“所谓政治教育，乃是说教育的含有政治作用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即教育部）本亦有政治教育一司，掌成人的教育。”[17]在他看来，“励行共产主义的教育”目的包括“养成积极的自动的党员，发展各个人的本能，而且增进党员的团结力”[18]。
总的来看，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围绕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个体发展形成了关于教育目的的最初认识，虽然这些思想由于认识水平与实践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系统化与体系化，但基本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阐释了对教育目的的基本认识，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对教育目的问题的“中国化”探索（土地革命至新中国成立）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广泛建立根据地，开展教育实践的基本条件日益成熟。中国共产党逐渐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应用于革命实践，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也随之进一步中国化，这种教育目的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最高需求导向，由此确立的教育目的体系的主要内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产生并逐渐激化，以武装斗争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强调：“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19]由于此时党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反围剿的军事斗争开展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军事性，而教育目的也相应包含：服务阶级斗争与军事斗争、提高党员与士兵政治水平、加强党内团结等。随着苏维埃教育工作向普通民众的拓展，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不断深化，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要“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20]他还认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1]此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提升人民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与服务经济建设已然作为教育目的体系中的一部分而确立。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当前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2]193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威胁，中国共产党教育目的体系应时局所需，又增加了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服务于抗战建国以及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等具体内容[23]。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24]这一表述是对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教育目的体系的高度凝练，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判断斗争形势，不仅抓住了贯穿始终的社会主要矛盾，还抓住了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适时调整或丰富了相应的教育目的，使中国化的教育目的成为引领根据地教育事业发展，进而推动革命胜利的重要理论力量。
（三）对教育目的问题的“波浪式”探索（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夕）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胜利，这是教育目的发展的重要节点。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基本完成，党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也应当随之发生改变；其次，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开展经济恢复与建设，迫切需要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最后，党的教育政策与主张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迫切需要体系化的教育目的对教育工作的指引。
建国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教育目的基本上延续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主要思想，在《共同纲领》中被表述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25]教育部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教育目的进一步具体化，强调“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实施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党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进一步丰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目的大多是以“教育方针”的形式表述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的问题》中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并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6]此时，“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既是育的方式与途径，也是教育的目的，其中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德性的人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首要目的。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指示》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27]由于此时刚刚经历反右派斗争与“教育大跃进”，教育领域也在突出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不少人持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勤奋学习被说成是“白专道路”，“红”与“专”的关系被扭曲。虽然在1959年至1963年年底，教育领域开展了调整工作，教学秩序有所稳定，但是“左”的思想根源未能根除，这也使得建国初期党关于教育目的的科学认识在实际贯彻中发生了偏差，以学校办工厂、生产劳动代替教学、政治运动冲击教育秩序、批斗专家学者、“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等问题陆续出现，严重扰乱了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党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国情，探索出并遵循了符合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育目的。第二个阶段，在“左”的思想与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制约下，党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偏差，对教育目的问题的认识与贯彻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曲折与偏差，这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四）对教育目的问题的“体系化”“制度化”探索（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教育领域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拨乱反正，而教育领域亟需率先实现教育目的的拨乱反正。在教育目的拨乱反正以后，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重新步入正轨，在各领域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主的强劲旋律，经济建设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党对教育目的的探索也在教育的改革中进一步深化。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立即主抓教育，发表了多次讲话，尖锐地批判了“两个估计”，推动教育领域的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他指出：“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8]教育目的的“拨乱反正”解除了“两个估计”在教育领域的思想束缚，为恢复正常教育秩序，实施教育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与服务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29]此时的教育目的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色彩。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其中第46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30]此后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以及教育事业的体系化与制度化发展，党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逐渐通过立法与发展纲要等形式表现出来。
总的来看，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与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党对教育目的的认识逐渐趋向体系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教育从单一的政治要求走向多维度的实践导向，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倾向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在坚持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辩证统一的同时，在个体培养方面逐渐确立了素质教育的价值与以人为本的取向，更加关注受教育者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并以法律法规及发展纲要等形式集中体现党对教育目的的认识。
（五）对教育目的问题的“现代化”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征程，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动态、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新进展、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新要求，共同推动了教育目的的“现代化”探索。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这种需求落点的转移，促发了教育目的的现代化调整。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进行修订，其中第一章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1]与1995年、2009年版的《教育法》不同的是，2015年修订后的《教育法》还增加了“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表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受教育者个体成长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他指出：“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32]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使用了相同的表述，劳动教育的表述涵盖了以往“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提法，形成了“五育”并举的局面，我国开始着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被纳入到教育目的体系之中，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目的理论作出的一次理论创新。
总的来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理论的新境界，进一步发展了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一方面继续强调教育要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精髓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四、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问题探索的经验总结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探索虽有曲折但仍取得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其成功、挫折，均蕴含着宝贵经验，具体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教育目的的根本指导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探索教育目的问题的百年历程，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教育目的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回首这一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三者的理论精髓，成功探索与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体系。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在教育目的的探索过程中，延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综合运用阶级分析法、社会矛盾分析法等思维方法，着力解决教育目的认识过程中出现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功利主义问题，推动了教育目的向教育本质的回归。其次，中国共产党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教育的理论分析，在教育实践中坚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不断探索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生产力的现实路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3]在马克思看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教育目的探索中很好地吸收了这一思想。最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教育目的的预见。“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体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4]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教育认识的继承与发展。
（二）坚持教育法制建设与教育目的探索的统一
法律具有概括性、严谨性、确定性与稳定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法律既可以作为呈现党对教育目的认识的良好载体，也可以作为统一教育目的认识的有效工具。我国的教育立法与国外相比是较为滞后的。20世纪美国相继颁布了《国防教育法》（1958）、《初等和中等教育法》（1965）、《高等教育法》（1965），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则早在1944年就颁布了《教育法》，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很早就开启了教育立法的探索，并于1973年颁布了《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199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此后我国又陆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教育法制建设起步虽晚却取得了显著成就。
党在领导教育立法中充分体现了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可是，教育立法的过程中也曾存在着与教育目的探索不同步的情况。1995年3月1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教育法》进行修订时却忽视了这一部分。事实上，早在1999年党就已经将“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丰富发展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在法律中却未得以体现。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坚持教育法制建设与教育目的探索的统一，将党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认识贯彻到教育法律法规的动态调整之中，为提高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法律保障。
（三）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所谓教育目的的政治性，就是教育目的本身所要实现的政治功能。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我们分析与确立教育目的问题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35]教育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掩盖阶级鸿沟、实施剥削统治的工具，教育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则是揭露、阐明、消灭阶级鸿沟的武器，教育的根本政治功能在于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即为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从而为无产阶级指明挣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所谓教育目的的科学性，就是遵循教育与人才成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教育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基本社会实践活动，不能离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本身而独立存在，相应的教育本身也存在着固有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个体发展功能，而实现这些功能便构成了教育目的体系的主要内容，这也决定了教育目的的调整必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个体的发展保持同步，其中与社会的政治发展相适应是居于首位的。由此可见，教育目的的政治性与科学性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
由于认识水平与实践水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党对教育目的的探索过程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发展图式。在探索教育目的的百年历程中，绝大多数时候能够坚持教育目的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但也仍存在着教育目的过于强调政治性，严重脱离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体发展现状的情况。一段时间内，党的内部曾经出现忽视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要，错误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分强调政治教化与生产劳动对学生和教师的思想改造，把教育简单化与扭曲化，甚至把知识分子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现象，忽视了教育本身及教育主体对于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就为“读书无用论”以及“越有知识越反动”等错误论调的产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因此，坚持教育目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不仅要坚持正确政治立场与政治原则，还要科学认识教育目的确立的主客观条件，并在实践中坚持政治、经济、文化、个体协调发展的需求导向。
（四）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所谓教育目的的历史性，就是指在教育目的问题探索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长期形成的、可供镜鉴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另一方面教育目的的确立过程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历史性过程。正确认识教育目的的历史性，既要求我们要从理论的发生史与实践史中挖掘思想精髓，又要求我们避免机械式的承延传统目的，主动寻求理论突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36]所谓教育目的的现实性，就是指教育目的的确立，一方面要受到一定时期现实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主客观条件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于其上的教育目的也要随之改变；另一方面要以满足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主要内容。而影响与制约教育目的确立的主客观条件，包含着在以往教育目的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积淀，同时，教育目的的历史性对于寻求理论突破的需要又是以满足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前提的。由此可见，教育目的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是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二者不可偏废，离开目的探索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空谈教育目的都是不足取的，都是否认客观而片面强调主观的唯心主义行为。“文革”期间，“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炮制“两个估计”，这实际上是对解放后十七年无产阶级教育历史与教育成果的歪曲与污蔑，历史是现实的“源”和“因”，“四人帮”割裂历史因素便无法确立科学的教育目的，最终只能把教育事业引向歧途。同样，教育目的的确立也不能忽视现实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37]认不清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认不清世界已经进入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新时期[38]，便无法从宏观层面确立科学的教育目的。与此同时，在市场逻辑的裹挟下，我国的教育事业出现了过于注重教育的数量、规模、升学率等功利主义的微观教育目的，认不清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现实影响，便无法从微观层面确立科学的教育目的。在新时代，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既要坚持那些久经实践检验并具有长期适用性的基本理念与基本认识，又要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影响教育目的确立的主客观条件，在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现实格局中定位教育目的的理论坐标，推动教育目的的理论创新，赋予教育目的新的时代内涵。
五、新发展阶段对教育目的的展望
（一）着眼教育强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39]。强国先强教，大国复兴，教育不能缺席。教育目的问题事关培养人的总目标，是引领教育事业发展与建设教育强国的出发点，是我国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总要求，它预设了我国人力资源发展的整体效能。而人的因素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我国能否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进而决定了我国能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育先机、开新局”，并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为了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教育强国，就亟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目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目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也就是兼具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教育目的。以理论特色为例，西方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教育目的也提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就具备了一定的迷惑性，事实上，只要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就很容易破解这种迷惑。我们强调的全面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命题，与西方教育目的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倾向完全相反。教育目的的每一项内容都关乎人才培养的根本，任何一个环节的错漏都会影响人才培养的全局，当西方的教育目的理论思维与价值取向对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发起冲击，而中国特色的教育目的还未成熟甚至还未产生，就相当于洪水袭来，而堤坝残缺，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由此可见，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目的问题，关乎我国建设教育强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们在贯彻党对教育目的认识的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厘清西方教育目的与我国教育目的的本质区别，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理论创新，共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目的。
（二）坚持实践导向，不断提升教育目的理论的执行力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贯彻教育目的的实践是教育目的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历经百年探索，党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已成熟化与时代化，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发挥教育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促使教育目的的实然性趋近于应然性，这就需要我们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个方向提升教育目的理论的执行力。
严格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目的认知偏差或贯彻不到位等问题的发生是自上而下的，这种问题主要归结于党对教育目的总体方向上的把握缺乏连续性，从而导致了教育实践的混乱。同时，在我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后有新中国，在这样的生成逻辑基础上，就意味着在我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关键在党”。因此，自上而下提升教育目的理论的执行力，首先应保证党对教育目的总体方向的把握具有连续性与现实性，更深层次地说，就是要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历经百年沧桑，中国共产党已然成长为有着完整组织体系和强大执行力的执政党，其在教育目的总体方向上的把握是高度成熟且具有连续性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40]因此，当前阶段自上而下提升教育目的理论的执行力，关键在于探索教育目的执行、评价与监督的科学制度体系，通过强化制度的刚性作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健全劳动素养评价制度等。另一方面，自下而上提升教育目的理论的执行力，实现理论向实践的飞跃，就要求理论为群众所掌握，毛泽东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1]为了实现教育目的为群众所掌握，就需要从人民主体地位出发，使群众感受到教育目的是“为了谁”“由谁享有”，使教育目的的价值导向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导向相契合，使其把认同与贯彻教育目的作为一种自觉行为，进而从根本上提升教育目的理论的执行力。
（三）面向未来挑战，持续推进教育目的理论的守正创新
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创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仅需要应对本国的教育现代化改革与治理，还必须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直面不同教育理念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目的理论守正创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教育目的理论的发展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守正是根基，教育目的的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理论的基本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4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目的的基本构想，揭示了教育目的确立的基本规律，根据不同时代具体特征对其进行挖掘与再思考，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教育目的认识的理论工具与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创新是源泉，推进教育目的理论的创新要求我们兼顾政治性、学术性与开放性。过于侧重政治与社会发展需要，不顾教育本身的规律，容易出现实践上错乱频出、脱离民心民意、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过于注重教育目的的学术性，又容易出现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缺乏理论应用的土壤，难以落地生根的问题。过于强调教育目的已有的本土化理论，不去吸收借鉴他国经验，不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与创新，容易导致教育目的故步自封、缺乏前瞻性与理论兼容性等问题，这也不符合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教育大国的定位。
推进教育目的理论的守正创新还要求我们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主动应变、积极求变。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正在引领世界发展与变革的潮流，也相应地影响着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创新与发展。早在1958年，美国的《国防教育法》就明文规定“为了国家安全需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男女青年的智慧和技术。”英国的《教育改革法》在教育目的的规定上，也提出要发展学生的“信息技术”这一技能。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拓展，科技教育对于维护本国安全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权的长远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质上具有创新、创造以及解决问题的实践精神，人的发展也是在积累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通过科技教育帮助受教育者树立科学技术观从而指导个体实践，这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提出要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了可能，这关乎中国共产党实现最高理想与最终目标的历史进程。因此，将科技教育纳入教育目的体系的一部分，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理论创新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0.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07.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0.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44.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44.
[8]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36.
[11]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5.
[12]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4.
[13]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7.
[1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6.
[1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7.
[16]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0.
[17]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
[1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0.
[1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6.
[21]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5.
[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6.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47.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3.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
[2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3.
[2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２９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
[2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3.
[2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7.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
[3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18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96.
[32]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1.
[3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3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7.
[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4.
[3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3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48.
[38]李慎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和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8）.
[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5.
[40]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
[4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4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9.
责任编辑：桑尔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