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的根基在民族地区，振兴的抓手在职业教育。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主要由技术逻辑、生态逻辑、文化逻辑和治理逻辑组成。技术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之路在于设立科技创新“研发所”，精进乡村人才振兴技能，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经济达人”的培育。生态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之路在于设立生态救护“智囊库”，引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产能，助力生态宜居建设“生活达人”的培育。文化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之路在于设立文化传承“宣讲席”，激活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本能，助力传承乡风文明“文化达人”的培育。治理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之路在于设立乡村发展“云课堂”，挖掘促进乡村组织振兴潜能，助力优化乡村治理“政治达人”的培育，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关键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
一、问题提出
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中国实现了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固然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栉风沐雨执着乡村治理的应然结果，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负韶华、砥砺前行接续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更是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增速功能和提质功效。虽然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早就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以及具体举措作出了详细的论述[1]，但乡村振兴战略的增速和提质效果的高质量彰显，却是以包含民族地区在内的所有贫困地区的完全脱贫为发展前提的。既然我们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那就应在扎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提高土地、资金、技术、人力、文化等城乡资源的配置效率，奋力接续乡村振兴。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治理规范、特色人才培养、专业技术积累、区域经济建设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2]在提高城乡资源配置效率，接续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赋能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3]职业教育具有促进农民个体成长、民族文化传承、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政治民主等重要功能，是一种横跨多领域的“社会性”特征鲜明的教育类型。这一“跨界性”使得职业教育具备“赋能”乡村社会的多样实践资源。[4]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可以凭借自己独特的职业性、社会性、实践性等属性赋能乡村振兴。但职业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究竟应遵循哪些逻辑形式、沿袭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来彰显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复合价值，这是新时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亟须厘清的学理性问题。
尽管当前已有许多文献或基于政治经济发展之立场，抑或凭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逻辑，对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耦合关联、价值功能、路径举措等进行了诠释或审思，也达成了一些通过深化包含办学理念、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模式等内容在内的职业教育改革举措来助力乡村“五位一体”全方位振兴的共识。但考虑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涉及面的宽广性及关联体的特殊性，依然有许多一时无法穷尽之处。例如，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联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问题、民族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对乡村振兴的掣肘性问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机制问题等。当前急需紧扣人的本体价值原点、坚定教育学学理支撑之立场，深入研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形式和发展路径，用以解决实践中所呈现的逻辑形式不清晰、发展路径不精准等现实问题，借以充分彰显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确保职业教育赋能作用落实到乡村振兴全过程，使民族地区的乡村产业旺起来、乡风淳起来、生态好起来、管理顺起来、人民强起来。[5]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
任何事物发展的背后必有其深层的原因和逻辑，研究事物发展的原因和逻辑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事物的过去、理解现实和探知未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发逻辑是指影响或推动其赋能效果彰显的思想和规则等。从哲学角度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发逻辑主要包括技术逻辑、生态逻辑、文化逻辑和治理逻辑，且每个逻辑自身都有各自的价值选择、发展方式、目标诉求及运行理路，借此确保职业教育赋能作用能落实到乡村振兴全过程。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
乡村产业振兴要通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赋能，最为根本的就是要紧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社会性、职业性、实践性等特征及其功能作用的对象——主要指向“社会”[7]之本质属性，培养大批专业型复合性乡村人才。因为“促使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巨大而复杂变化的真正动力，是科学方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的发展”[8]。技术是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9]是制约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技术只有依附于人并通过职业教育转化作用才能更高质量彰显其促进产业振兴的价值属性，这同样也是职业教育自身所蕴含的技术理性精神有效彰显之必然。概而言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是有其自身独特的技术逻辑的。这一技术逻辑就是职业教育必须紧扣“技术”这一关键要素，以乡村产业发展中“人”的技术内生能力的不断生发及产业自身的逐渐兴旺为目标诉求，把专业型复合性乡村人才的不断养成作为自己的逻辑生长点和价值体现源，并依托专业型复合性乡村技术人才的源源供给这一核心要素去赋能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
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的技术内生能力的迭代式发展及产业自身的逐渐兴旺却需要依附于机械、工业4.0、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机器和智能程序上的技术知识来加以赋能给力，而这些技术知识既包含程序性知识，也包括陈述性知识，会通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转化作用而依附在专业型复合性乡村人才身上，并在这类乡村人才的持续作用下伴随着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而不断达成由“低阶知识”向“高阶知识”螺旋式上升之演变目标，进而在其赋能效果的高质量突显中促进技术逻辑的递进式发展。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生态逻辑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亦是乡村振兴的必然结果。乡村生态振兴要通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现赋能，最能持续的就是创新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理念，秉持生态文明职业教育课程观，并通过实施系统的生态教育来传承和呈现乡村生态的内核和基因，培育农民的乡土审美情感和环境保护意识，塑造乡村独特的“灵魂”，实现“整体和谐”“天人合一”的理想存续境界。因为乡村的自然生态价值是乡村振兴的“生命线”，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不仅能为农民提供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11]而且也能促使农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诸如整体和谐、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等生态观。然而，这种“整体和谐”“天人合一”赋能效果的实现，最终还是需要依附于“人”这一客观存在并通过职业教育的转化作用才能成行，这固然也是职业教育自身所内蕴的生态理性价值之使然。鉴于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也是有其必然的生态逻辑的。这一生态逻辑就是职业教育应紧扣生态这一事物的本质及内在规律，并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坚持生态教育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着力消弭乡村能力贫困问题，培育农民的乡土审美情感和环境保护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生态自然观，赋能乡村生态的全面振兴。
“自然界是自我生成、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生态系统。”[12]生态逻辑可表现为生态的科学发展和持续发展，由其主导的乡村生态振兴实践也必然是全面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既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生态逻辑是以农民乡土审美情感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培育及乡村能力贫困问题的消解为主导内容，那么由其主导的实践活动也必须是全面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它不仅能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技术支持、文化传承和智力支撑等赋能效果，而且能通过乡村生态价值的彰显来实现其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之功能，进而在其共生性发展中增值农民敬畏自然的信仰及顺应自然智慧，促成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确保生态逻辑历久弥新。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逻辑
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兼具人文性与自然性的生态系统，不仅蕴含着脉络清晰的生态逻辑，也潜藏着积淀厚重的文化逻辑。既然生态逻辑可表现为生态的科学发展和持续行进，那么文化逻辑则可看作通过职业教育的转化作用来影响和支配乡村文化振兴成效的文化层面的制约因素及其内在机理，因为文化也是依随于“人”这一客观存在体的。既然如此，通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社会的文化振兴，最为有效的当然是突显其文化逻辑。因为教育问题首先是文化问题，文化是一切教育赖以生存的根基。[14]然而，考虑到各民族千年以来积累下来的诸如地理环境、村落传统、民族节日、宗祠族谱、风俗礼仪等民族文化是有效维系民族地区乡土社会有序运转及共同价值有效载体这一客观现实，突显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逻辑时，一定要在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理性看待农村传统文化、道德伦理衰落及农民精神观念进退失据之现实窘况，着力纠正社会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识偏差，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把专业建设与乡村传统技艺的传承有机结合、在职业院校及其实训基地建立民族文化阵地、重视隐性文化课程的潜移默化作用等渠道，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培养一批民族文化新生代传承人，使其担负起延续民族文化脉络、守护民族文化根源的重任。[15]
乡村有着传统的村落建筑和独特的民俗文化，自然的山水格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16]通过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其文化逻辑价值有效彰显之使然，更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履行其文化传承职责之必然。民族文化蕴含着各民族的智慧和经验，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思想资源。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推动力量，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承及美丽乡村建设重任。只有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有机结合，通过实物展示、情景虚拟、光电技术等方式及微影呈现、传说烘托、故事涵盖等形式[17]来传承民族文化，增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能力，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形成民族文化品牌，方能填补乡村文化精神和道德伦理缺失，促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社会文化逻辑的迭代式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同频互动、高质量发展。
（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民族地区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对象，其治理实践是需要以服务社会为旨向的[18]治理逻辑来进行主导的。鉴于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就是对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目标与任务、优势与短板等的全面认识及对机遇与挑战、路径与举措等的正确分析，也可以看作通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转化作用来影响和支配乡村组织振兴成效之治理层面的制约因素及其内在机理，因为治理活动更需要通过“人”这一客观存在加以体现。然而，考虑到民族地区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等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时空的连续性与乡村独有的本土化语境色彩，[19]突显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组织振兴治理逻辑时，一定要在充分考虑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民族构成、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经济社会状况与民族个性禀赋等差异的基础上，紧扣民族地区农民若隐若现的场依存性特征，高度契合乡村治理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准确理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治理价值和结构、治理标准和判断，从乡村治理持续改进之视角理性看待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践框架与乡村地区治理现实需要有机衔接，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管理有力、稳定发展、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20]4，形成治理原则与治理策略有机结合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治理结构体系，培育更多“知农爱农、扎根乡村”的乡村治理人才，使更多农民或城市居民投身乡村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1]，助推乡村组织全面振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顺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组织振兴之治理逻辑的关键还是人的治理。人的行为是受精神思想支配的，精神思想是治理之基础。[20]因而本质上是“人心治理”，而“人心即政治”。[22]为此，应出台诸如《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或制度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并通过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乡村组织振兴排头兵”作用、[23]创新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等方式来塑造民族地区农民的个人精神世界及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国家层面的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渗透到乡村，由此产生的治理行为能传导至每一位农民身上，确保民族地区各族农民能像火红的石榴籽那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进而发挥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作用，奠定乡村有效治理之“人心”基础，促进乡村内生秩序稳定和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助推乡村组织全面振兴，反过来吸引更多农民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形成“以教育促治理，以治理强教育”之教育与治理协同发展格局，保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组织振兴之治理逻辑越发顺畅，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建设是一个有机体系，[24]该体系的优化发展少不了以人的精神思想改造及人的现代化推动[20]为重要任务的职业教育赋能作用。不过这一赋能作用的突显却需要技术逻辑、生态逻辑、文化逻辑和治理逻辑等来主导，既然如此，由此逻辑主导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运行路径又该如何呈现呢？
（一）设立科技创新“研发所”，精进乡村人才振兴技能，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经济达人”的培育
技术赋能乡村社会发展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之必需。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之基础的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赋能加力，但科学技术的创新却需要职业教育的孵化或转化。也就是说，职业教育能助推科学技术的创新，但这一技术层面的革新活动却主要是依附人的能动作用来彰显的。因此，基于对“人”作为“人力资源”之工具价值的理性考量，技术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最基本路径应是通过设立科技创新“研发所”等方式来精进农民技能。很显然，这里所指的“技能”既含有“技术”成分也包含“能力”要素，而“能力”要素却可能涉及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等多种因素及横跨组织管理、市场销售、职业道德等多个领域。这就意味着，精进技能之路并不平坦，需要通过夯基培土抓畅通之举措来加以保障。
夯基培土抓畅通，除了要继续通过加大职教教学模式改革力度、开办县级职教中心、设立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点、送“技能下乡”和送“技能上门”[4]等传统技能输入之法来畅通精进技能路径外，还可在统筹考虑民族地区特有的诸如侗家吊脚楼、土家摆手舞等文化资源禀赋和迥异的诸如白族的茶马古道、苗族城垣祠堂等区位特色优势的基础上，围绕乡村产业链变革教学链，以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人”的技术内生能力的不断生发为抓手，依托民族地区已有的宗庙、祠堂、庙市、圩集等场所，通过设立农家科技小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等形式，对农民开展传统手工艺、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物联网、现代种养业等内容的培训，把培养乡村技术人才作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和价值体现源，借以拓展其依托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彰显精进技能之路。
与此同时，要更加鼓励通过在职业院校、实践基地、企业生产基地设立科技创新“研发所”等来开展科技攻关研发活动，通过健全“学科—团队—人才”科技推广人员队伍、架构由“科技专家—区域农技推广站—基层技术推广员”组成的农技推广网络、创新“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基地—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站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技推广模式[25]等科技攻关手段来提升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乡村产业的效率和改善乡村产业的效益，加快农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进程，提升涉农产品和绿色服务的消费端黏性，实现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激发农民从事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增加农民防范和化解高度弥散性、复合叠加性、极度不确定等市场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使其成长为乡村产业链的延伸者、供应链的打造者、价值链的提升者、利益链的完善者，发展成为新时代助推乡村产业兴旺的“经济达人”，催生乡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齐发力之教育效应，回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精进技能之路逐渐夯实之诉求。
（二）设立生态救护“智囊库”，提升乡村生态振兴产能，助力生态宜居建设“生活达人”的培育
毋庸置疑，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必然要以产业的振兴为前提，当然也离不开由乡村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生态等构成且兼具人文性与自然性的生态系统[26]的支撑作用。然而，反观这一生态系统的现实发展遭遇，多表现为自然生态孱弱、社会生态羸弱、文化生态窳弱等实然状态[11]。这种实然遭遇助长了乡村生态污染源的新生，加剧了乡村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淡化了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要旨，不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及内生机制的形成。但要缓解这一现实发展遭遇，实现生态系统助推环境生态和社会生态渐进式振兴之效果，则离不开职业教育的赋能作用。既然如此，生态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最基本路径应是通过设立由“三农”科研院校、农村环保部门、农业农村管理局、农民教育机构、基层管理组织、乡风贤能达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协会等构成的生态救护“智囊库”等方式，扎实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引入促进乡村生态振兴产能。但这里所指的“产能”却是一个综合性的抽象概念，需要关联主体的多方统筹来增长其产能。
一是依托生态救护“智囊库”，群策群力，变革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引入“生态教育化”产能。要采取“互联网+”、大数据、“生态+”等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之方式，建立生态救护“智囊库”组员深度沟通平台，汇聚团队智慧，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职教发展理念。要通过搭建完整系统的“价值—情怀—知识—能力”四链联动型的绿色职教体系，和实施科学系统的“生态课程—生态教学—生态管理—生态评价”四环融合型的生态职教模式来激发师生对民族地区乡村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建设的关注和研究，帮助他们树立生态理念、学习生态知识，使良好的生态情感价值观能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二是依托生态救护“智囊库”，取长补短，优化专业设置，引入“生态专业化”产能。专业设置能映射职业院校的发展定位，反映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效。要立足生态宜居建设主战场，面向民族地区乡村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乡村生活空间的宜居适度、乡村生态空间的山清水秀[28]之振兴目标，结合乡村产业特色与民族地区地缘优势，将生态理念融入专业建设规划，合理设置符合民族地区乡土文化的特色涉农、文旅惠农等专业，推进民族地区形成农经交叉、理工融合和文理渗透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厚植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生态底色，实现职教专业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建设的有效对接和高度契合，培育一批乡土审美情感和环境保护意识深厚的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人才，重构具有深厚乡土情怀的乡村生态，拓展生态救护“智囊库”，赋能生态专业化产能的持续引入。
三是依托生态救护“智囊库”，博采众长，加大课程思政建设力度，引入“文化生态化”产能。生态文化是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引领。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离不开生态文化的强力支撑。而生态文化支撑作用的有效发挥，则离不开“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国三农”等职业教育特色思政课程的赋能作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建设思政课程时，一定要充分发挥生态救护“智囊库”的益智作用，深入挖掘诸如彝族的“神林”文化、哈尼族的稻作文化、纳西族东巴文化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道德、自然和谐、环保观念等乡村文化资源，把“天人合一”“知常曰明”“知和曰常”[29]等“文化生态化”理念贯穿思政课程建设的全过程，融入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传承的全领域，形成村民共同遵守的乡村生态道德，树立乡村生态自信，激发乡土生态的内生力量，构建怡人的村落环境、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条件、低碳自给的消费方式、和谐的邻里关系、群体闲暇活动以及与大自然节拍相吻合的慢节奏生活[30]乡村社会生态圈。
（三）设立文化传承“宣讲席”，激活乡村文化振兴本能，助力传承乡风文明“文化达人”的培育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之“魂”，是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振兴乡村文化，就要扎深文化之“根”，铸牢文化之“魂”。而这一扎“根”铸“魂”之旅，注定离不开乡村文化主体归位、乡村文化空间拓展和乡村文化能力再生的整体赋能作用，但这一整体赋能效应的彰显，更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引导与教化作用。基于此，文化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最基本路径应是通过设立由教育宣传部门干事、新乡贤、种养大户、巾帼标兵、道德模范等担任教员的文化传承“宣讲席”之方式，改革传统职教模式，优化职教师资结构，激活乡村文化振兴本能。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本能既包括人自身的本能，也涵盖文化空间和文化再生领域的本能。考虑到大量的古村落、古建筑、民族节日、风俗礼仪等文化资产生动地体现着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土伦理传统、乡村管理制度”[31]等实况，通过在祠堂、庙市、圩集等公共场所设立文化传承“宣讲席”等方式来激活职业教育赋能乡风文明建设本能应是当下的理性选择。
首先要依托文化传承“宣讲席”，以职业教育乡土教材研发为抓手，建立以乡土教材开发为中心的民族文化阵地。紧紧依托文化传承“宣讲席”，不断创新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理念，通过“内联、外引”多措并举之方式开辟村校两地互通的教育空间，建设乡土教材研发民族文化阵地，把历朝状元、文化名人、商界奇葩、政治精英等名人效应和传统村落、茶馆商会、商埠码头、城垣戏院等远古肌理[17]纳入职业教育乡土教材开发范畴，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机结合起来，增设一些与传统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且有利于农民思想道德素养、文化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素养提升的乡土课程模块，并通过采取农民易于接受的“话语系统”和喜闻乐见的“叙述方式”之办法，教育和支持村民传承农耕文明，发掘本土文化，[32]使更多的职业教育活动真正扎根中国乡村大地、真正走进中国农民心坎，进而培养一批民族文化新生代传承人，使之主动担负起传承创新民族文化及振兴乡村文化的重任。
其次要依托文化传承“宣讲席”，以职业教育实践基地环创建设为抓手，建设以农民群众满意为教育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宣讲席”的传播作用，利用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民族特色建筑等基础条件，在实践基地环创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要素，教育和支持农民传承耕读文明，发掘民族地区的乡土文化，激活乡村传统主导性文化传承空间。要根据实践基地环创建设要求，结合民族地区得天独厚、高度契合的自然文化景观，通过打造田园综合体和民族文化景观等“行走课堂”环创建设之方式，实现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的有机融合，拓展乡村潜在的多元文化空间，激活乡村附属性文化传承的空间，增强乡村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最后要依托文化传承“宣讲席”，以职业教育文化传承功能为抓手，打造以再生能力提升为动力的乡村文化品牌。要充分利用文化传承“宣讲席”的宣传功能，结合职业教育文化课程的教授过程，以民族传统文化消费为引擎，通过把藏族服饰、苗族刺绣等民族传统文化与农业、生态、旅游、科技等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之传承方式，激活乡村潜在的民族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特色村落集群，[16]打造富有市场竞争活力的传统民族文化品牌。要通过职业教育文化课程的教授活动，刺激乡村文化消费行为，推动乡村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促使乡村无形的民族文化资源向有形的文化产品转变，从为乡村“卖产品”转向为乡村“卖体验”“卖风景”“卖文化”，激发乡村文化供给的内生动力。[28]
（四）设立乡村发展“云课堂”，挖掘乡村组织振兴潜能，助力优化乡村治理“政治达人”的培育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33]乡村组织振兴就是要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但这一治理效果的彰显，却少不了职业教育的转化促进作用，因为“赋能”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使命[25]。基于此，治理逻辑主导的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最基本路径应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传媒技术，在村集体设立乡村发展“云课堂”，挖掘促进乡村组织振兴的潜能。
第一，设立乡村干部素质提升“云课堂”，挖掘农民治理水平提升的潜能。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34]研发乡村厕所革命、民族习俗传承、乡村环境整治、红白喜事规范等有关乡村公益事业管理、乡民纠纷排查调解、民族认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在线课程，采取“菜单触摸式”“参与体验式”等虚拟培训方式，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手工业者、致富能手、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转业退伍军人等进行针对性培训，优化人力资源禀赋，并将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推选到村级党组织班子，充实基层党支部团队，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善治理的“三农”工作队伍，提升民族地区乡村的自治水平。
第二，设立农民守法意识培育“云课堂”，挖掘农民法治水平提升的潜能。由于区位布局、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存在乡民法治意识薄弱、法治信仰缺失、法规体系杂乱等诸多问题。应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精选面向农民的法律法规常识、基层微腐败整治等专业知识，开发包含扫黑除恶破陋习、反封建迷信邪教、农村基层行政执法、农村公共安全体系等元素在内的微课、短视频等职教课程资源，并通过创设适合农民群体接受的职业教育“云课堂”平台之方式，推动法治精神进村入户到人，让农民熟悉法律知识和国家政策，增强守法意识和法治观念，自觉依法治国、依法治村，自觉按法律办事，提升乡村的法治水平。
第三，设立新乡贤成长“云课堂”，助力农民德治水平提升潜能的挖掘。新乡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乡土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实的倡导者和践行者。[35]面对新时代乡村治理工作中的新挑战，一是要把包含族规祖训、宗教礼俗、文明公约、节日庆典、乡风评议等维系民族地区村落价值取向和有序运行的重要载体开发成在线开放课程，并使之成为对新乡贤开展培训的德育课程内容，把他们培养成乡村道德模范典型，并通过他们的道德示范效应及新文化、新观念和新技能的引领作用，教育和感化“被治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弘扬道德新风，逐渐培育淳朴民风，激发大众公德，提升乡村的德治水平。二是要通过开展线上授课教师培训之方式，鼓励新乡贤通过线上参与方式从事乡村文化教育事业，让一些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的新乡贤担任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工作或教学顾问，让乡村成为“想要回”的情感故园、“回得去”的制度乐园、“留得住”的组织家园，建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32]乡村治理格局。
四、结语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根基在民族地区，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依靠产业经济的外力驱动，更需要职业教育的内驱引领[36]。要想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内驱引领等赋能作用，则需要技术逻辑、生态逻辑、文化逻辑和治理逻辑的科学主导。但要确保职业教育的赋能作用落实到乡村振兴全过程，就必须通过这一逻辑主导的“精进技能、引入产能、激活本能、挖掘潜能”之路的有效顺畅来加以保障，为民族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乡土化、国际化、生态型发展渲染好“中国底色”的基调[37]。
但职业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它必须依附人的转化才能发生作用。人既是职业教育的作用对象，也能通过自我能动作用对职业教育施加影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及哪些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核心在于农民这一职业教育价值主体的基本诉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乡村振兴无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意味着，农民这一价值主体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持续赋能乡村振兴的永恒动力，但唯有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生命力的职业教育才能持续激发这种发展动力，方能让置身于现代化之中的职业教育对象留有一份回望乡土中国的可能[26]，进而助推乡村全面走向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2018-02-04）[2021-07-08].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2]熊晴，朱德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教育逻辑：耦合机理与价值路向[J]．教育与经济，2021（3）：3-9．
[3]朱成晨，闫广芬，朱德全．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127-134．
[4]瞿晓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实践与优化[J]．职业技术教育，2021（13）：59-64．
[5]杨磊，朱德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机制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41-49．
[6]李盛聪，李宜芯，韩忆娟．美好生活视域下社区教育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困境[J]．职教论坛，2019（11）：92-100．
[7]朱成晨，闫广芬．精神与逻辑：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与跨界思维[J]．教育研究，2020（7）：109-122．
[8]夏保华．杜威关于技术的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5）：42-48．
[9]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1（8）：4-34．
[10]蒋成飞，朱德全，王凯．生态振兴：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生态和谐“5G”共生模式[J]．民族教育研究，2020（3）：26-30．
[11]肖幸，杨春和．生态宜居：职业教育“生态+”教育的逻辑框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11）：80-87．
[12]陈彦林，孙道进．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1）：89-93．
[13]孙会兰．生态逻辑主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硏究[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5：19．
[14]谭敏．农村家庭教育的文化逻辑与现代转换[J]．教育评论，2020（5）：22-28．
[15]唐锡海，张宇，袁倩．民族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19（5）：7．
[16]张厚美．让乡村承载更多美丽乡愁[N]．光明日报，2018-02-24（9）．
[17]梁成艾，侯长林，何寻梦．乡愁文化建设应重点抓好其路径优化工作[J]．铜仁学院学报，2017（10）：83-86．
[18] 张婷婷．新文科的价值向度、时代维度与实践逻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9-24（8）．
[19]陆宏．本土化：乡村治理实践逻辑的重构与回归[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5）：41-45．
[20]秦中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J]．管理世界，2020（2）：1-6+16．
[21]张春龙．乡村治理需要弄清三个基本问题[N]．学习时报，2020-03-04（7）．
[22]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8）：147-160．
[23]殷彤丽．职业教育助力南疆乡村振兴战略路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8）：7074．
[24]沈军，陈慧．治理有效：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改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8）：19-24+76．
[25]王斌伟．农林院校如何赋能新型职业农民[N]．光明日报，2021-10-20（15）．
[26]谢元海，闫广芬．乡村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生计、生活与生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9（1）：10-16+39．
[27]覃兵，何维英，胡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职业教育问题审视与路径构建[J]．成人教育，2019（8）：60-64．
[28]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2018-09-26）[2021-08-04].https：//www.sohu.com/a/256871249_654573．
[29]王磊．乡村文化振兴的国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8-07-07（11）．
[30]朱启臻．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文明智慧[N]．光明日报，2018-02-24（9）．
[31]张旭刚．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战略转型[J]．教育与职业，2018（21）：8．
[32]周永平，杨和平，杨鸿．文化振兴：职业教育融合赋能机制构建[J]．民族教育研究，2020（3）：22-25．
[33]冯留建，王宇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齐鲁学刊，2020（4） 86-95．
[34]叶丹．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探析[J]．铜仁学院学报，2020（1）：1-9．
[35]庞超，赵欢春．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N]．经济日报，2020-12-10（11）．
[36]朱德全，熊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基于系统耦合的立体性分析框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3-22．
[37]梁成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教育的时代变迁与发展愿景[J]．教育学报，2021（3）：23-35.
责任编辑：杨腾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