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促进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提升后富群体的能力。高校育人体系需加快聚焦以增能赋能为目标的育人内容创新，增强现实适应性、领域交叉性、素质立体性；强化以多元适切为特征的育人方式创新，促进多样性、加强实践性、突出全过程性；推动以师生为中心的育人制度创新，健全便捷型、个性化、普惠性的规则设计。优化有利于能力提升培养的高校共育环境，构建能力主导的社会发展环境，营造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共同体氛围，厚植公益取向的高等教育反哺文化。
关键词：共同富裕；后富群体；高校育人；创新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阶段的共同富裕，既强调继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存量，夯实社会“富裕”基础；更要求优化社会生产关系，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全体“共同”享受发展成果。目前，依靠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边际效率递减，社会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正由生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创富能力与创富努力成为关键。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个体能力获得和全面发展，大规模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推动社会流动、优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需积极承担历史使命，加快创新探索，服务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实现。
一、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后富群体能力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比重”[1]。缩小贫富差距，根本在于缩小不同群体的能力差距，关键在于提升后富群体的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一）提升后富群体能力与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相契合
在社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更加强调人力资本开发与积累。国际新型科技革命兴起与国内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提升后富群体的能力，开发与积累技能型、创新型人力资本，有利于大幅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优化传统人力资本结构和质量，形成人力资本高端化格局，为国家整体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驱动力。二是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消除绝对贫困的初级阶段，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主要依靠国家物质供给和公共服务资源补充，脱贫创收的外在依附性较强，持续性较弱，与现代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冲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从增加“物的投入”转向关注“人的发展”，提升全体人民尤其低收入群体的个人发展能力，以及参与社会财富创造、消费与分配的能力，帮助低收入群体实现自主创收与长远发展，变“输血式创收”为“造血式创富”，进一步增强群体尊严与幸福感。三是更加强调社会公平。相比于鼓励先富、效率优先的初级阶段，共同富裕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强调社会财富创造的全员参与、财富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全民共享，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兼顾“分好蛋糕”。提升后富群体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后富群体参与社会财富创造、消费、分配的竞争优势，缩小群体收入差距，加快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平。
（二）能力缺陷是制约后富群体发展的突出短板
后富群体贫困本质上是能力贫困，能力素养的高低，影响了个体的职业类型、竞争优势和长远发展。从职业类型看，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主次区隔，非农户口或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能力较强的群体更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2]后富群体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普遍缺乏良好的职业发展能力与素养，难以跨越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知识、能力门槛，被迫流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工资收入低、福利保障差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从竞争优势看，能力战略理论认为，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能力，是形成个体发展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缺陷造成后富群体在社会竞争中的先天弱势地位，劳动密集型工作本身对个体能力提升的有限作用、工资收入对个体能力投资的低支付能力，均限制后富群体竞争优势的后天累积。同时，职业内容的可替代性与廉价劳动力的可得性，进一步导致职业发展的稳定性弱，流动性较强，迫使后富群体辗转于各类低收入职业岗位，一旦竞争激烈或市场饱和，则面临失业下岗危机，重陷生存困境。从长远发展看，后富群体较多从事体力劳动型工作，长期职业劳作威胁身体健康，加上职业福利保障水平较低，后富群体的劳动收入水平和体力资本红利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教育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低廉的工资收入直接影响后富群体的子代教育消费能力，容易造成收入贫困的代际传递，阻断社会流动的跃升通道，形成发展困境的锁定效应。打破发展困境，必须补齐后富群体的能力短板。
（三）后富群体能力提升的综合效益空间巨大
尽管后富群体的能力水平整体不高，但只要各类主体协同发力，各方面措施配套，能够整合释放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一是边际效益巨大。边际效益理论表明，资源的持续投入或外界作用的持续影响，对事物发展产生的效应值在增加至临界值后递减。后富群体的能力基础整体薄弱，处于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开发的红利初现期，更易达到效用最大化。能力早期开发空白，代表较大的上升潜力空间，也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可为之处和多元形塑可能。高等教育可结合个体身份与能力基础的差异性，促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能力的多维提升，形成异质性人力资本，对接劳动力市场的多维人力需求。二是整体潜能巨大。数据显示，我国仍有8亿多人口属于低收入群体，约为中等收入群体的2倍，占比60%，[3]意味着我国接近2/3的人口处于能力发展相对空白的阶段，整体发展潜能巨大。如果高等教育促进其中大部分人的能力提升，并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将大大扩充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优化资本结构，真正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的转变。三是长期效益巨大。能力提升，直接带来职业选择增多、职业竞争力增强、职业收入水平增加等短期效益，进而增强后富群体投资知识学习、技能培训、子代教育等人力资本开发活动的经济能力，促进提升更高层次能力的自主意识觉醒，既有助于初代效益的持续积累，更有利于初始效益的代际延续和二次开发，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后富群体长远稳定发展。
二、加快致力于能力提升培养的育人体系创新
高等教育与能力提升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是内在关联的。从国际趋势看，能力增值越来越受重视，提升个体能力是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主题。从国内动态看，经济新样态与结构转型引起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高级数字计算和人工智能化制造将逐步淡化并消除低水平劳动力的市场需求。研究预测，到2030年，数字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可能引起我国劳动力市场1.61亿-2.81亿个工作岗位待替换，同时产生1.76-2.53个新工作岗位。[4]未来国家发展对高学历、高能力人才的需求日趋强烈，但育人体系仍存在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不相匹配的问题；需顺应国际人才培养趋势与国内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关照共同富裕的时代新内涵，剖析育人工作现存问题，找准创新着力点，系统构建加快能力提升培养的育人体系。
（一）聚焦以增能赋能为目标的育人内容创新
育人内容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实现增能赋能的育人目标，亟需在不同层面改革创新。一是育人内容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育人内容适应人才市场需求，是对主体发展需要与社会客体需求的双向满足，更是节约育人成本、优化社会人才结构的理性选择。高等教育系统一定程度上的闭环培养惯性，易钝化高校对市场人才需求的判断敏锐性和响应及时性，与人才市场需求的多变性、快速性不完全适应，导致培养方案内容陈旧、更新滞后，个体能力准备与职业环境需求不匹配，人才培养供给侧与需求侧出现结构性错位。二是不同学科育人内容交叉互动受限。培养跨学科、交叉学科人才是国际人才培养新趋势。部分学科专业划分过细过窄，造成专业培养内容、课程内容和教学内容的逐级化分割，不同领域育人工作产生专业性壁垒，限制了跨领域的交叉互动，不利于学生多学科能力、跨学科思维视野的发展。三是受教育者的能力与素养发展重视不足。从人才个体素质的冰山模型看，知识约占水面以上的20%，能力、素养约占水面以下的80%。知识与能力、素养互为基础，促进知识与能力、素养融合发展，不仅遵循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更符合个体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但由于知识的直观性、可得性、可教性较强，能力与素养相对隐匿抽象，加之应试教育观、传统教学观的影响，高校存在偏重知识内容，忽略能力内容与素养内容的实践倾向。
立足现实问题，服务现实需求，是育人内容创新的逻辑起点和实践突破口。第一，增强现实适应性。高校育人内容需面向多元现实需求，促进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对接科技创新前沿、社会发展需求、劳动力市场需要。顺应职业岗位变化趋势，对照职业行业标准，开具不同规格和类型人才的能力清单，糅合融入专业课程内容、实践训练内容，整体优化育人内容的现实适应性。加强创新精神、探索精神、耐挫精神、敬业精神的培养，增强个体自我适应社会、自主融入社会的能力。第二，增强领域交叉性。淡化学科专业边界，形成扁平化学科专业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学科专业动态预测与管理系统，为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育人扫清障碍。以课程内容体系与实践内容体系为抓手，增强通识课程、自由选修课程、学科大类课程、技术创新课程等知识内容的交叉性，加大科研项目、创新创业项目、专业实践项目、校企合作项目等实践内容的学科跨度，全方位、全要素、多角度增强育人内容的交叉性。第三，增强素质立体性。认知上需正确理解知识与能力、素养的逻辑联系，促进认知平面与知行空间的交互融合。实践中需打破材料选择、内容形式的思维定式，促进知识能力化、能力素养化、素养综合化，兼顾知识与能力、素养的特性，实现理论性、实践性、情境性的有效结合，构建知识奠基、能力提升、素养深化的多维立体内容体系。
（二）强化以多元适切为特征的育人方式创新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高校育人实践将出现诸多新特征、新变化，从类型维度、空间维度和过程维度对育人方式提出要求和挑战。一是生源和求职类型多样化。高等教育生源背景多元化、结构复杂化趋势日将凸显，退伍军人、农民、工人等越来越多“非传统”生源，将涌入高等教育系统，尤其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成人教育机构。学生的未来职业选择和能力发展需求势必多样化，对育人方式的多样性要求更高。二是教学空间融合化。高等教育的现有育人方式以课程育人为主，虽然辅以挑战赛、创新创业大赛等实践育人方式，而严格意义上的方式创新仍局限于校园空间。但信息智能技术、科技创新发展、新冠疫情常态化等新变局，正在加深社会分工、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亟需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实践性人才。同时，非传统生源的涌入，使得高等教育职业人才培养与输出的实践指向性越来越强，跨越育人方式的空间阈限成为必要。三是育人过程链条化。以往育人方式框架中，不同层次育人方式连贯性不强，不同类型育人方式配合度不高，不同阶段育人方式衔接性不足，条块化、孤立化、离散化特征明显，难以满足能力提升的连续性、综合性和周期性要求。
构建多元适切的育人方式框架，需从多样性、实践性和全过程性入手，全方位创新育人方式。第一，促进多样性。根据学生能力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智能组合课程育人、实践育人、心理育人、文化育人、劳动育人、网络育人等不同育人方式，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全息影像等新兴科技，积极探索新型育人方式。增强教师多样化教学能力，摒弃“教学止于讲授、止于教材、止于独角戏”的教学惯习，引导教师积极选择和灵活运用多样化教学方式，促进知识讲授与专业训练相结合、问题研讨与情景模拟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验操作相结合，研究性教学与探究性学习相结合，增强学生的混合学习体验。第二，加强实践性。充分依托网络学习空间、智能教室、智能实训室等数字教育资源，突破地点和空间界限，将教材教案融入科研实践、技术训练、创新演练和创业模拟，将育人工作搬到研讨间、车间、田间、林间、实验室、手术室。增强教学方式的问题导向、情境导向和实践导向，综合现场教学、仿真教学、虚拟教学，指导学生在专业练习中深化知识脉络，在问题情境中强化能力运用，在实践操练中增强综合素养。第三，突出全过程性。健全育人方式的全过程性，需实现全流程支持、跨部门协同、差异化服务、全要素统合。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发展重心，搭建“初期引领、中期分流、后期支持”的全流程方式链，强化育人方式的逻辑连续与梯度衔接；协同联动管理层、服务层、培养层、教学层和技术层等部门，系统优化管理方式、服务方式、培养方式、教学方式；根据能力基础差异和发展需求差异，精准实施适切恰当的育人方式；统合课程思政、实践指导、心理咨询等显性育人要素；校风学风、组织文化等隐性育人要素，促进显性、隐性育人方式相结合。
（三）推动以师生为中心的育人制度创新
育人制度创新是实现制度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需加快推动以师生为中心的教育情境及功能现代性变迁，释放体制机制创新活力，为育人内容及方式创新提供制度支撑。一是固定型向便捷型转变。相比于过去育人资源有限，对象群体身份特征差异不大，高等教育活动在固定时间、场所和情境中展开。当前对象群体身份特征的异质性增强，育人制度的固定时空限制带来诸多不便。同时，教育学习资源获取日趋便利，网络空间学习、短视频学习、自媒体学习等开放性学习潮流，进一步增进了个体对教与学便捷性的需求。顺应趋势变化，亟需实现固定型向便捷型的制度转变。二是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以往的育人制度构建，服务于标准化知识传授和标准化人才培养，招生分流、专业培养、课程教学、就业培训等环节的制度标准相对单一，规制性较强。在新情境下，“学习范式”逐步取代“传授范式”的主导地位，育人重心由标准化知识传授转向个性化知识学习。[5]知识与能力的组合形式和认证传统不断被超越，越来越以学生的需求偏好、兴趣偏好等个性化特征为中心。三是选择性向普惠性转变。受知识高深性、智力高阶性和资源有限性的影响，高等教育早期发挥着人才筛选的功能，育人制度在不同层面体现了对受教育群体的强选择性。迈入普及化阶段，机会和资源越来越丰富，育人内容和育人方式的边界不断延展，育人制度越来越需要满足普惠性诉求，既体现在“人人有学上”的形式普惠性，更表现为促进全员能力提升和发展的效益普惠性。
促进育人制度创新，需构建便捷型、个性化与普惠性的制度体系。第一，健全开放灵活的便捷型育人制度。培养制度方面，高校需综合学生就学背景的层次、规格、领域差异，高等成人教育还需考虑学生职业背景，形成在校教育与远程教育、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多样态格局，创新探索更加开放便捷的培养形式、组织形式与管理体制。教学制度方面，加快教学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制度建设，打造优质课程库、学习材料库、移动工具库等“云上”资源空间，搭建移动学习、开放学习、交互学习平台，推动智慧教学、VR教学、情境模拟等便捷化教学方式的广泛运用。第二，构建分层分类的个性化育人制度。秉承分层分类培养的育人理念，立足个性化需求倾向，开辟升学、就业、创新创业等多元培养路径，从专业分流制度、选课制度、咨询辅导制度等方面强化制度性资源供给。引导学生理性认识自身的基础能力优势、潜在资源优势，分析劣势不足，制定强化优势和补强短板的个性化育人方案，组建不同层次水平的学习群组，落实分层教学、分层指导、分层支持、分层评价等制度设计，系统构建横向分类、纵向分层的个性化制度框架。第三，完善兼顾公平的普惠性育人制度。招生制度方面，摒弃唯分数、唯成绩的传统选拔观念，形成能力主导、开放畅通的招生通道。落实“强基计划”“特长招生”“专项计划”“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等特殊招生方式，促进招生录取机会向弱势生源倾斜，鼓励农林类、师范类、建筑类等单科型高等教育机构，大胆探索能力主导和普惠扶持取向的招生录取方案。资助帮扶制度方面，依托校园大数据平台，锚定贫困弱势群体的经济需求、情感需求和发展需求，健全奖、助、勤、工、贷“五位一体”的资助育人制度，完善班主任、辅导员、授课教师、心理咨询老师等多元指导队伍建设，建立包括职业兴趣探索、就业能力提升、创新创业实践的项目式发展制度，实现经济资助、情感纾解、发展帮扶，促进“贫困式资助”向“发展式资助”转变。
三、优化有利于能力提升培养的高校共育环境
高等教育系统与内外环境的双向互动性，使得育人活动离不开高校场域之外的共育环境，信息化时代教育开放性的不断加强，进一步强调了“全环境”育人的必要性。加强高等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联系，创设多元主体参与的共育环境，是优化全民尤其后富群体能力提升的应有之义。
（一）构建能力主导的社会发展环境
社会环境反映社会层面对思想文化、评价理念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定义与判断，影响个体行为和整体行动的方向。当前人才能力发展的社会认识环境、评价环境、职业环境尚待优化。一是认识环境方面，在“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思维惯习的影响下，“重知识轻技能”的价值偏好相对普遍，造成高知人才与技能人才的认知等级落差，以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分层。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较低和发展不完善，进一步导致学历与能力的脱节，[6]加剧了对技能人才与职业教育的不重视。二是评价环境方面，社会人才评价环境存在部门化、功利化、私人化等不良评价倾向，背景、人脉、资质、头衔等标准的现实重要性，超越甚至凌驾于实际能力之上。针对能力的评价，又受成绩、奖项、论文、文凭、帽子等量化指标的裹挟，造成价值漂移。三是职业环境方面，调查发现，57.22%的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歧视。[7]围绕女性角色的性别歧视、学历与学校类型的学缘歧视、相貌外形的先赋歧视、针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户籍身份歧视，发生在职业选拔、职业考核、职业晋升等不同环节，不利于社会人才的能力成长。
构建与时代需求相契合的社会发展环境，有助于引导社会各界尊重本领、尊重能力、尊重实力，强化整体效能。第一，尊重各类人才，引导重视能力的社会认知取向。加快转变社会观念，撕掉歧视标签，营造尊重各类人才、崇尚工匠精神的社会文化氛围，尤其加强对职业教育及技能人才的舆论宣传力度，增强职业声望。从政策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消弭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制度性差别待遇，提高技能人才的薪资水平，保障职业人才的基本权益，增加职业收益，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价值取向。第二，纠正不良倾向，营造能力本位的人才评价氛围。加快纠正不良人才评价风气，重塑能力主导的评价理念，淡化社会背景、人脉资源、利益关系的影响，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扭转唯数量化、唯绩效化的不科学评价倾向，引领和强化能力价值意蕴。第三，消除隐形门槛，完善能力优先的职业环境。一方面，加快破除性别歧视、学历门槛、学校等级、户籍差别、地区偏见、身份标签等隐形藩篱，增强不同群体的权利保护意识，健全就业平等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完善反对就业歧视的权益申诉制度。另一方面，完善聚焦专业技术能力、职业胜任能力、综合发展能力的职业选拔机制、岗位匹配机制、工作考核机制，健全与人才市场体制相适应的人事制度、职业晋升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二）营造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共同体氛围
多主体协同育人共同体，有利于优化整合高校教学资源、企业平台资源、社会实践资源，促进人才培养语境与企业语境、社会情境深度耦合。但实践过程中，存在配合意识薄弱、协同意愿不统一、协同效益低下等问题。一是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同配合是应然之态；但分类发展理念的缺失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不同类型高校发展不平衡、同质化倾向严重的实然之困，带来育人资源的隐性浪费。二是高校与企业之间，校企合作育人是实现高校企业资源联动、产教融合的重要体现；但一些校企共育模式仍处于角色分工不合理、双向动力不足、企业热情低迷、育人机制松散的短期低质量合作阶段。三是高校与社会之间，高校业已形成了以社会问题调研、志愿服务、对口支援、“三下乡”等项目为依托的社会实践育人机制；但学生对社会实践项目的价值认同不足、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社会基层单位长期以接收方的角色被动配合、主动策划率不高。高校与社会基层单位的协调沟通不足，长效化育人模式尚未形成，时见“走过场”“形式化”“低质低效”等现象。
营造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共同体氛围，需充分激发和释放高校集群、企业、社会的多向动力，优化合作机制，提升协同质量。第一，形成不同类型高校协同配合的共育格局。多途径消除不同类型高校的身份符号和等级标签，实现资源公平化配置和供给，优化高校集群的数量结构、层次结构、类别结构、区域结构，为不同类型高校分类发展提供长效支持。重塑高校生态版图，引导各类高校明确生态区位和使命任务，促进不同类型高校平行发展，学术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共同进步。第二，提升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的双向动力与共培质量。合理定位高校与企业的角色，矫正“高校为主，企业为辅”的观念偏差。高校精准对接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成长需求和利益诉求，搭建育人功能更完善的产教融合载体，促进企业从“终端接入”转向“全局参与”，校企合作从“松散式合作”转向“嵌合式协同”，为个体能力提升与发展提供更全过程、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协同平台。第三，增强高校社会实践育人的价值认同与组织支撑。强化内在价值认同，从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社会责任、组织承认等主体性心理需求出发，吸引和感召更多学生运用理论知识与专业能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解决社会问题。强化社会实践育人的基层组织支撑，调动社会基层单位与高校合作育人的积极性，主动联系高校搭建合作联动平台，完善与实践团队的前期问题沟通、中期信息交流，后期效果反馈，为高校学生服务社区、乡村、企业提供组织支持。
（三）厚植公益取向的高等教育反哺文化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个体或团体自愿捐赠财产、贡献时间、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分配，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社会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性安排。[8]教育的基础性、公益性、先导性、服务性，使其可成为第三次分配中有力推动共同富裕的桥梁。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需全面掌握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参与及教育参与现状。一是第三次分配的体量不大。社会捐赠是我国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内地捐赠总额合计1499.86亿元，占GDP总量的0.18%，同年美国慈善捐赠高达26818.51亿元，占GDP总量的2.1%，分别约为我国捐赠总额与比重的18倍与12倍。[9]可见，我国慈善捐赠的增长空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潜在作用空间广阔。二是高等学校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程度不高。高等学校参与第三次分配主要表现在优秀教师短期轮岗、学生助老扶残志愿服务、高校毕业生贫困山区支教等方面，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和群体的流动，但整体上参与形式比较单一、资源流动渠道仍不畅通、教育主体与资源的参与程度均不高。三是教育政策对第三次分配的推动作用未长效化。目前第三次分配中涉及高等教育的法规政策条款，碎片性、象征性特征明显，与高等教育促进创富、共富能力提升的功能不匹配，与高等教育的完整性、能力发展的长期性、成效显现的延时性不适应，束缚了潜在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长效化影响。
密切高等教育与第三次分配的联系，既需优化高等教育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制，促进更多高等教育资源主动流向后富群体、后富地区；更要强调第三次分配对高等教育的反哺作用，为高等教育加快能力提升培养提供资源有益补充。第一，引领社会风尚，增加第三次分配总量。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慈善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文明和道德文化建设，激发个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财产捐赠、慈善救助等活动的热情。扶持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慈善机构等公益性团体的发展，加强税费减免力度、政策保障力度和社会监督力度。开发创新“数字公益”“互联网公益”等新型公益类型，丰富第三次分配的形式内容。引导普通公民参与“爱心捐助”“公益演出”“慈善晚会”“图书传递”等公益性慈善文化活动，形成“扶弱纾困”“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第二，对接后富地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流动。高校办学理念和校风文化应兼顾科学性、社会性与公益性，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公益意识、履责意识，提升高校学生支援后富地区的主动性。以能力提升与培养为结合点，搭建高校与后富地区的人才输送链和技术传导带，促进生物科技、医药护理、电子商务等不同学科教育，深度对接科研实验、科技开发、技术推广、实践演练需求，与后富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需求、教育医疗公共需求，为落后地区走向共富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第三，创设反哺高等教育的社会氛围，形成可持续循环效应。完善社会反哺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健全教育投入和捐赠的优惠政策。引导后富群体重视后代教育问题，增加家庭教育的支出力度与投资力度。加大教育公益事迹和教育慈善活动的宣导力度和优待力度，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引导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积极投入教育事业，广泛参与教育捐赠、教育救助、教育帮扶活动，形成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反哺高等教育发展的可持续良性循环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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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Path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Universiti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Zhou Haitao Shi Yueqi
Abstract: The key to Promotingcommon Prosperity is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the left-behind group.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universities should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contentwith the goal of capability and empowerment enhancement to improve the adaptation to reality, interactions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It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methods characterized by multi-dimensional suitability to promote diversity, practical simulation, and the whole process. Finally, it shoul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systems centered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design of convenient, personalized and universally beneficial rules.Ｗe should optimize the co-educating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capability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build a capability-led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reate a community atmosphere of multi-bod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welfare-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feedback culture.
Key words:common prosperity;left-behind group;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novation
责任编辑：刘佳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