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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体系的理论图谱与实践路径

作者:田慧生 张广斌 蒋亚龄
阅读数:1484

来源:《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最有效的路径。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现传统文化向传统文化教育的转化,是当前课程教材建设的重要课题。在课程教材建设中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转化的研究逻辑。正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定位偏离和内容选择标准研究不足等相关基础性学理问题,通过以“一主两副”的内容选择维度和“类别呈现”的内容衔接维度,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体系的多维分析图谱。基于多维分析图谱,综合运用现代智能技术,搭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视化分析平台,有助于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系统地融入现代课程教材体系的实践路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教材建设中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教材;分析图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支撑。[1]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于教育各领域,强调以课程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2]教育部2014年提出了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3]2021年,进一步细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教材的内容主题、方式等。[4]

课程教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课程教材中的分量逐步增加,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某些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存在被简单“塞进”、“补进”、“加进”等现象,未能有机“融入”现有教育体系,有些内容安排也呈现出碎片化、系统性不足等倾向。究其原因,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础性学理阐释仍待完善[6],二是融入课程教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准体系有待建立健全[7]。在深化课程教材建设中,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转化的研究逻辑,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关学理性研究,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的分析工具,畅通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理论与实践有机衔接的一体化路径,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和启智增慧功能。

一、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最有效的路径。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推进,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等的理论分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等的实践探索不断涌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初见成效,但在思想认识、实施现状和资源保障层面都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8]研究发现,其根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传统文化教育转化过程中学理解释欠缺,致使在实施操作层面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缺乏必要的学理依据。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定位有所偏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从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等表述中逐步形成的,经历了逐渐概念化、术语化的过程,但其内涵尚未得到有效解析。在政策文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交替出现,二者核心内涵、基本内容、实施路径等多方面存在交叉,使得在政策解读实施过程中出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简单等同,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归属学校教育的育人本质等现象,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定位理解有所偏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涵定位的偏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推进中过于追求扩容增量、求新求奇,过多将传统文化类趣味活动纳入学科教学,[9]用“增量”、“活动”等思维方式来落实传统文化“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的要求,[10]使传统文化教育走向浅表化、碎片化,偏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和方向。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定位,强化课程教材建设中传统文化的育人立意,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理基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选择标准研究不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择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议题。21世纪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经历了“概念零散、内涵糅杂”,到“表述稳定、边界确立”,再到“内涵深化、指向实践”三个阶段,[11]其概念内涵逐渐明晰。同时,学界也逐渐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国学教育的不同,开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选择标准。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定位理解偏差,传统文化内容繁杂、数量众多、载体多样,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选择标准尚未建立健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选择标准研究的不足,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内容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较强的主观性,在教育内容的分布安排上存在梯度、配比不够适切。更有甚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曲解为“复活古代文化”,出现了设置过多古代典籍内容,背离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等问题。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择选标准,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依据。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选择

面对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基础性学理解释欠缺问题,必须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定位,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选择标准,形成清晰的学理逻辑,为课程教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学理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外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重要的软实力。2000年到2021年,党和国家共颁布了44个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政策文件,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频繁交替使用,亟须进一步厘清二者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外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相辅相成、互动更生。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以“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五方面协同推进作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主要途径。2021年,教育部为落实中共中央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精神,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主题内容、形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构提供要素的积累和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化可以反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的深入推进又可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化。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目标、内容和途径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12]在目标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在理性分析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扬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让传统文化精华得以有效地延续,并创造发展出新的民族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归属学校教育,是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宗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铸魂育人功能。[13]在内容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着群体社会中各种文化要素的交接,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民族精神、民族艺术、文化符号、节日习俗等。传统文化传承内容体系是从文化积淀形成的文化层平铺横面来构建,呈现出显著的群体性和全面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以国家育人目标为导向的传统文化教育,包括传统文化知识和民族精神教育,如文字、文学知识、历史知识、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等。[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是以主题为纲,纵向深耕传统文化要素内容来构建,呈现出明显的散点性和内部系统性。在途径方式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形式存在和延续,又以民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形式存在和延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如有民间传承、学校教育、社会宣传等多维度的传承方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主要依托学校教育体系,通过学校课程、教材、教学途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方式路径更具明显的特定性。

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体系相符,更应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学科教育合理融合的学理体系,在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使命的同时,增强青少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认知。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在立德树人统领下,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为主题,构建更具系统性和体系性的主题要素,引导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选择标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选择标准,决定着选择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内容及如何挑选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自身的定位,结合优秀传统文化本体研究的成果,需要厘清符合新时代教育需求、合乎教育规律和更具操作性的内容选择标准,为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什么”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1. 以德智体美劳为目标择选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和道德理念。2019年,党和国家以“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5]为目标,大力推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1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方式,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性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8]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对落实立德树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国家发展需要与个体成长要求的辩证统一。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与新时代国家育人目标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应在立德树人统领下,以德智体美劳为目标维度进行选择,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2.以传统文化主题要素为经纬架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整体呈现散点分布的特点,需以教育主题为纲进行横向建构。[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内部体系性追求,决定着教育内容整体的内化深耕特点,需以传统文化要素为目进行纵向建构。[20]教育主题与传统文化要素的结合,构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体系,精准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育人立意。

自2014年以来,教育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政策文件,均采取主题与要素结合的方式架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从教育内容主题角度,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的“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从传统文化内容主题角度,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提出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美德”要素概念。前者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行哪些方面的主题教育,确定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纲”;后者落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主题包含的要素,细化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时代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主题要素的具体指标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明晰。

进一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主题要素需要吸收《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的“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人格修养教育”主题,结合新时代育人需要和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育人目标,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横向主题实现了个人品性、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人类内容的全方位覆盖,确定为“修身:人格修养教育”;“齐家:社会关爱教育”;“治国:家国情怀教育”;“兼济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四大主题。纵向要素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提出的传统文化要素概念,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体系性和全面性的追求出发,以教育主题为纲纵向深入进行传统文化要素的构建。“修身:人格修养教育”以追求真善美的个人修养为成长基础,传统文化要素指标确定为“心存善念、明辨是非、坚韧豁达、忠诚守信、知行合一、情趣高雅、守正创新”7个要素概念。“齐家:社会关爱教育”以关爱家庭、造福社会为成长路径,传统文化要素指标确定为“尊老爱幼、和睦邻里、尊师重道、扶残济困、见义勇为、观风问俗”6个要素概念。“治国:家国情怀教育”以脚踏实地、报效祖国为成长目标,传统文化要素指标确定为“自强不息、居利思义、爱国如家、兼容并蓄、不畏强权、脚踏实地”6个要素概念。“兼济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以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的理念为终极人文关怀,传统文化要素指标确定为“尊重自然、理解他人、美美与共、民胞物与、和谐共生、大同理想”6个要素概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4个主题类别与25个传统文化要素组合,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择选指标。(表略)

同时,以传统文化典籍分类体系“经史子集”标记择选出的内容,检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在传统典籍分类体系中的分布情况。主题要素指标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选择和评价提供了可操作的着力点,为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提供直接遵循。随着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所承担的社会性功能延展、重点主题类别内容的倚重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择选指标可进一步随着时代教育的需求调整细化,进行历史性嬗变与创造性重构,最大化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和社会性功能。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的多维分析图谱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政策的实施,优秀传统文化已逐步融入现行课程教材体系,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阶段学科课程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积极地吸纳了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小学课程教材中的分量逐渐加重。[21]在实施过程中,也衍生出亟待深化研究的问题,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在课程教材中的呈现方式、梯次安排和位置布局是否符合育人规律、发挥育人价值等。[22]对这些问题作出有效回答,需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行课程教材体系的分析图谱,以此评析当前各学科课程教材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情况,为各学科课程教材进一步调整、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切入途径。

(一)图谱内容类别维度

中小学各学科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课程教材内容呈现出显著的不同特征。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23]图谱内容类别维度的制订必须根据各个学科的特点,确定各学科融入课程教材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类别维度,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精准、成体系地融入各学科课程教材。在此,以基础教育阶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和主干线的语文学科和历史学科为例做一分析。

语文课程教材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类别提炼为以下几个方面。经典篇目,是以文献形式存在的传世作品,主要指古诗词和文言文,还包含少量属于古代文化的小说和现代文。如李白《行路难》、孟子《鱼我所欲也》、钟敬文《节日与文化》。人文典故,是指经过历史检验、已被大众接受、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人物、事件、语言表达等。如《精卫填海》、节选《列子》中的《杞人忧天》、《造父学御》等。特色技艺,是指民族性、地域性特征鲜明的技能、技巧、艺术等。如《赵州桥》、《纸的发明》等文章。基本常识,是指在中国历史中形成,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基本知识,如时令节气、称谓礼仪等知识的介绍。整部作品,是指一整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如推荐的《孔子的故事》、《水浒传》、《中国小说史略》等。

历史课程教材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类别提炼为以下几个方面。人物与事件,主要包括介绍政治家、科学家、宗教人物、普通劳动者及政治事件等。制度与国家,主要包括介绍官僚制度、赋役制度、户籍制度、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政策措施、国际关系等。思想与文化,主要包括介绍思想思潮、学术经典、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事业等。生产与生活,主要包括介绍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商业贸易、交通运输、风俗习惯等。

(二)图谱呈现布局维度

现行学科教材主要包含正文系统、助学系统和练习系统三大内容分布格局。课程教材内容呈现的位置分布不同,承担的育人功能也有所不同。结合现行课程教材的组织布局,通过制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多维分析图谱的呈现布局维度,从形式上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有机融入现行课程教材体系。

国家课程标准主要包含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等主体内容。现行教材学科特点不同,教材内部版块设计上存在着略微差异。立足课程教材呈现布局的设计,以课程标准和学科教材的呈现布局方式为纲,以年级学段作为分析维度的目,构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科教材图谱的呈现布局维度。(表略)

从内容选择和内容衔接两个角度,可以构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的多维分析图谱。(表略)

从内容选择的角度看,需要确定审视进入课程教材的传统文化内容的选择标准,即内容选择的目标维度。依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论建构明确的内容选择标准,进行图谱目标维度的构建,包括“一主”:以“立德树人”为统领的“德智体美劳”育人目标维度;“两副”: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要素体系目标维度和传统文化典籍分类体系“经史子集”目标维度,确保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的使命,增进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认知。从内容衔接的角度看,需要确定传统文化与当前课程教材体系的融合抓手,即内容衔接的类别和呈现维度。依据进入各学科课程教材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同类型内容在课程教材体系中的呈现分布情况,进行图谱内容维度的构建,包括各学科课程教材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类别维度和课程教材的呈现布局维度,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程教材体系的合理衔接和有机融合。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的实践路径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的多维分析图谱,综合运用计算机等技术,通过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视化分析平台,助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系统地融入现代课程教材体系的实践路径。语文、历史学科是基础教育阶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和主干线,我们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分析平台,对现行语文、历史学科教材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况进行举例分析。

(一)构建基于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平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视化分析平台,是基于分析图谱,从目标和内容维度对现行课程教材融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分析研究的技术平台,主要包括平台搭建、功能实现、数据录入、数据分析等方面。各学科依托可视化分析平台,研究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各学科全面梳理、分析确认本学科课程教材融入的传统文化内容;从“德智体美劳”和传统文化主题要素对本学科融入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属性标记;根据具体学科内容的类型、呈现布局等在可视化分析平台上进行属性勾选;可视化分析平台呈现出各学科传统文化内容在德智体美劳和传统文化主题要素维度的分布情况、各学科传统文化具体内容类型在不同年级的分布情况、各个学科传统文化不同类型的内容在学科课程教材不同版块的分布情况等统计数据;依托分析平台,实现对现行学科课程教材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情况的全面把握,分析现行各学科、全学段课程教材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编写数据,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编写建议。

实践表明,基于图谱搭建的分析平台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全面、系统地融入现行课程教材体系提供实践路径,达到精准施策、精准施教的效果。目前,已开展语文、历史、政治、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教材的研究分析。

(二)语文课程教材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然分析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分析平台对现行语文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统编教材进行分析,提取出语文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类型在各年级教材中的分布情况数据。(图略)

研究发现,基本常识、特色技艺、人文典故类型的内容在小学阶段占据显著比例,尤其是基本常识类内容;而经典篇目类型的内容在各学段分布比较均衡,但相较其他内容分布情况,经典篇目类型内容主要分布在中学阶段。这凸显了语文学科在小学阶段是以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为目标,培养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受力和亲切感;中学阶段则更多地深入到经典文本的阅读理解中,培养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思考能力,因而基本常识、人文典故、特色技艺类基础知识内容在中学阶段大幅度减少。

总体看,小学、初中、高中语文统编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学段特色,初中阶段更接近高中阶段的学段特征,初中与小学阶段从内容体量、内容类型方面衔接差距明显。学生从小学升入初中,从教材的内容体量,到内容类型等方面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加强小学与初中在传统文化内容体量和内容类型方面的过渡衔接,将是未来语文统编教材建设应着意的方向。

(三)历史课程教材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然分析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视化分析平台对现行历史教材进行分析,具体包括初中阶段《中国历史》和高中阶段必修《中外历史纲要》,选修《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文化交流与传播》,提取出历史教材各年级传统文化主题要素分布的整体情况数据。(图略)

研究显示,在传统文化内容体量方面,现行历史教材总体上达到了比较丰富的程度。其中,“治国:家国情怀教育”和“修身:人格修养教育”两个主题呈现的内容最为丰富,而“齐家:社会关爱教育”和“兼济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主题呈现的内容相对较少。“治国”和“修身”两个主题的内容最为丰富,这充分体现出历史教材内容政治性强的特点,也表明历史教材注重个人的道德教育。“齐家”和“兼济天下”两个主题的传统文化内容还可进一步加强,这是历史课程教材建设下一步需着意的方向。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分析平台可以实现全学科、全学段、全版本教材传统文化内容分析。在对现行课程教材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聚焦育人目标,进一步补充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资源,录入并同步做好内容的属性标记,建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平台,为国家课程教材建设提供基础性资源支撑。同时,全面整合优化教学资源和培训资源,进一步开拓出教师研修平台,服务于教师课程教学、教师研修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分析平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平台和教师研修平台合筑,构建出集选择、储存、检索功能为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教育平台。面向社会开放,吸收社会用户提供补充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使中华优秀传统教育平台成为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系统,切实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水平和质量,服务国家课程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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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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