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资本理论是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资本理论认为，相对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通过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具有资本继承性的最佳的隐蔽方式，是一种最隐蔽、最具社会决定意义的教育投资。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受教育者在教育行为中所获得的学术收益，极大地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又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教育制度通过承认文化资本的世袭性传递而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文化资本方面的差异，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对既存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过程。
关键词：文化资本；教育公平；文化再生产；学科类型
文化资本理论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①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运用这一理论，布迪厄揭示了学校教育通过将统治阶级的文化合法化再生产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言，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作为一种理论假定在研究过程中被提出来的，“这种假定能够通过联系学术上的成功，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即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如何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1]。与将学业成就高低归因于学生的自然能力和努力程度的观点不同，布迪厄试图从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差异出发来解释学生的学业成就差异和成败。以文化资本概念为核心，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对法国各阶层的受教育机会、专业选择及学业成就等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文化资本及文化资本理论
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是指“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财产[2]根据表现形式不同，文化资本被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表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体化”文化资本[3]；表现为文化商品的“客观化”文化资本；表现为教育资格的“制度化”文化资本湖文化资本的价值随着教育行动强加的文化专断与不同社会阶层家庭教育行动灌输的文化专断之间的距离大小而变化。
在布迪厄看来，相对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通过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具有资本的继承性的最佳的隐蔽方式，是一种最隐蔽和最具有社会决定意义的教育投资。正如布迪厄所言，“实际上，文化遗产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显的行动。”[4]“正是这样，出身于巴黎资产阶级的中学生才可以表现出他们广博的文化教养。这是他们无意识地，也没有花费气力，像渗透一样，没受到家长任何压力就得到的东西，[4]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学生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学术收益，极大地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是学生在时间与文化资本上进行投资的产物。因此，布迪厄得出结论：“在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中，社会出身无疑对大学生界影响最大[4]。但另一方面，在学校教育中文化资本又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教育制度通过承认文化资本的世袭性传递而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作贡献[1]。在布迪厄看来，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因为任何一种教育行动都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2]教育行动通过教育权威使它所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从而有助于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实现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事实上，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利。
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阐述主要集中在《资本的类型》一文中，关于文化资本与教育公平问题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1970年）、《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1985年）、《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1989年）等著作之中。
二、社会出身与受教育机会
根据欧洲社会学中心的系列调查结果、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大学统计局提供的法国大学生的统计数据（1960—1963）以及一些专题研究和初步调查，布迪厄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对法国不同社会阶层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4]
父亲职业与儿子进大学机会关系的统计数据表明，不同社会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差距巨大。农业工人的儿子上大学者不到1%,而有70%的工业家的儿子上大学，自由职业者儿子上大学的比例超过了80%。这说明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社会出身地位越低的群体遭受的淘汰越严格。尽管如此，布迪厄认为上述数据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是教育机会不均的显性表现。在他看来，全面地认识社会阶层与教育机会均等之间的关系还应该关注教育机会不均的较为隐蔽的表现。因此，布迪厄对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专业选择以及学业成就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
调查结果发现，在法国，高级职员儿子进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产业工人儿子的40倍。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社会阶层实际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又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各社会阶层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导致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看法相去甚远。受社会出身及其因此所继承的文化资本的影响，有的社会阶层感到接受高等教育是“正常的”，有的社会阶层感到接受高等教育是“可能的”，有的社会阶层则感到接受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七对于社会最低阶层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
在专业选择方面，社会下层比社会上层受到更多的限制。下层社会的子女在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后一般会被迫选择文学院或理学院，高级职员子女学习法律、医学或药学的机会大大高过工人阶级的子女。如果说进入文学院对于下层社会的子女来说是“强制选择”的结果，是“不得不”的无奈选择：那么文学院对于上层社会的子女来说则是一个“避难所”，一些缺乏学习动机又想上大学的上层社会的子女往往会选择文学院及其中的社会学、心理学或语言学等这些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专业来“避难”。社会出身与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还表现在入学年龄与学业进步速度差异等方面，出身社会下层的学生具有入学晚、进步慢的特征。
此外，布迪厄通过调查社会出身与戏剧知识之间的关联，对大学生的社会岀身与文化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法国无论大学生的社会出身如何，他们了解最多的都是著名的戏剧作品，尤其是学校承认的名作。但是，不同的社会出身的大学生在对不同戏剧作品的兴趣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出身工人、农民等下层社会的大学生对学校文化所推崇的戏剧名作兴趣很大，包括古典戏剧和近代著名作品，而对与学校联系较少的戏剧作品，包括先锋派作品和通俗戏剧兴趣很小。布迪厄对于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在文化行为方面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及其文化资本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据此，布迪厄得出结论：“文化方面的不平等，以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更为明显；文化行为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4]在这里，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因素，，主要是指学生从家庭中所继承的文化资本。
由此可见，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特别是在学业重大转折的时候，社会出身及其因此所继承的文化资本都在施加着影响：有些阶层的子女在学校里感到“如鱼得水”，有些阶层的子女则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布迪厄指出：“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造成了大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在学习学术文化方面只是表面上平等。”[4]”实际上，“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它同时包含着便当和便当的诱惑。[4]
三、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
在布迪厄看来，接受髙等教育的机会以及按学校标准衡量的能力，更多地依赖于一个阶级的文化习惯与教育制度的要求或者定义教育成功的标准之间的关系。所谓的文化教育，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从事“高贵”学业（比如国立行政学校、综合技术学校或文学教师会考）的机会。学生在选定这一方向后，就应该掌握一套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从来不会与社会价值观完全脱节，而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却往往与某些学生岀身阶级的价值观截然相反。对农民、一般雇员和小商人的子弟来讲，掌握学校文化就是一种“文化移入”的过程。[4]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学校传播的文化不难掌握，阶级出身越高,越觉得容易。中产阶级掌握这一文化的愿望最强烈，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对于学业成绩的影响肇始于学校以“精英”的价值体系判断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学校按有教养、出身高的人的浅薄涉猎来衡量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由于精英文化与学校文化是如此地接近，又由于出身于精英阶级者的现状和前途都有保证，因此，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学校所传授的知识，进而可以悠闲地追求风雅，敢于卖弄技巧。而小资产阶级岀身的儿童（农民或工人的子弟更甚）则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被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格、兴趣、才智等。这些技能和礼仪是精英阶级所固有的，因为它们就是这个阶级的文化。对精英阶级而言，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和文化只是一种继承.它同时包含着便当和便当的诱惑。但是，对下层阶级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成功。
文化资本占有量对于学业成绩的影响，在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之中更为明显，文化行为所受到的社会因素方面的制约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对出身于最低阶层的人来说，学校是接受文化的唯一的途径，在各级教育中都是如此。因此，如果说在学校统一传授的知识面前上层阶级的子女与下层阶级的子女之间的学业差异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在学校没有统一教学的领域中他们之间的学业差异就非常明显了。比如，在高雅艺术的鉴赏方面，由于学校很少在这方面系统地有组织地开展教学，下层阶级的子女便对此知之甚少。正如布迪厄所言：“越是远离学校直接教授和完全控制的领域，比如由古典戏剧转移到先锋派戏剧，或由学校文学转移到爵士音乐，上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的优势就越明显。[2]
四、选择面前的不平等与选择的不平等
布迪厄运用词汇测验的方法对大学生理解和使用教学语言的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隔阂现象，语言遗产对于大学生理解和使用教学语言的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一个重要的发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在巴黎，好成绩比例最高的是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大学生，然后依次是出身于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大学生。这似乎与他所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悖。因为按照上述理论假设，学校文化与上层社会的文化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上层阶级的大学生应该更加容易取得学习上的成功。如何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呢？为此，布迪厄引入了“语言资本”和“选择程度”两个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2]
（一）“过分选择”与“选择不足”
在布迪厄看来，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在以往的教育中已经受到“不平等的选择”：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是受到了“过分选择”，而上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却是一种“选择不足”。
由于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因此，对于社会下层（包括农民、一般雇员和小商人）出身的学生而言，掌握学校文化就是一个“文化移入”的过程。为了满足学校在语言方面的最低要求，中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必须在这场“文化移入”过程中取得成功，否则，他们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法国，中下层阶级出身的子女进入高等教育时受到更为严格的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就是语言能力。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还提供一个复杂程度不同的类别系统，以使辨别和掌握诸如逻辑学或美学方面复杂结构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传授的语言的复杂性。“这样，随着一个阶级与学校语言的距离的增加，它在学校中的死亡率也必然只能增加。[2]
因此，在“最学校化”的语言能力方面，经过“过分选择”而“幸存”的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往往比上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高。在理解和使用教学语言方面，经过严格选择的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取得的成绩，至少与选择程度不如他们严格的上层阶级的大学生的成绩相同，而高于和他们一样缺乏语言或文化资本但选择不如他们严格的中层阶级大学生。随着对处于不利地位的阶级的选择越来越严格，语言测验成绩的顺序和社会出身等级的关系会逐步颠倒过来。但是，在“自由化”或学校控制最不直接的语言能力方面，学习成绩与社会出身之间的直接关联依然存在。这样便能很好地解释在理解和使用教学语言方面存在的文化资本的占有与成功程度之间正比关系的消失或颠倒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但没有否定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反而有力地反证了文化资本理论的正确性和解释力。
（二）“选择的不平等”掩盖“选择面前的不平等”在法国，理学院的化学或自然科学、文学院的现代文学或地理学，接受下层阶级学生和中学现代科或二流中学学生的比例最大。相反，在文学院中的古典文学或社会学等专业中，岀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比例最高。针对这一现象，布迪厄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出现的专业选择倾向，与大学生的社会出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他看来，社会出身主要通过最初的导向预先决定人们的学习前途。社会出身首先影响到不同阶级子弟对中学的选择•进而影响到随后的一系列的学业选择和成败机会。
但是，在一个作为选择结果的群体中，选择的不平等有助于逐步减少甚至消除选择面前不平等的影响。教育具有淘汰和选拔的功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幸存者”的结构不断地随支配淘汰的标准变化，其结果是逐步弱化了社会出身与语言能力或其他学习成功的指标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那些经过“过分选择”后才得以留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下层社会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越来越少地表现出曾对淘汰本属类其他人起作用的学习过程的特点，更多地具备了学校教育所公认的学习过程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幸存者的文化资本和精神气质已经发生了转变，成为某种形式的学校资本。下层社会出身的大学生之所以在学习过拉丁文的学生组中占优势，是因为学习拉丁文是超越其家庭文化资本的一件事，为了学好拉丁文他们就必须表现出特殊的能力和素质。因此，“学习一种专业的人是一系列选择的产品”[2],“事实上，只有按社会出身不同进行的有区别的选择，尤其是对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的过分选择，才可以系统地解释语言能力随社会出身不同而发生的所有变化，尤其是解释一种文化资本的占有（根据父亲的职业判断）与成功程度之间正比关系的消失或颠倒。[2]
五、才华型学科、自由文化与国家精英
布迪厄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和权力场域理论，通过对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优胜者社会出身差异（1966—1988）以及关于预备班和名牌大学生生活经历的材料等资料的分析，对法国精英的产生过程进行了调查研究，揭示了名牌大学与国家精英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才华型学科与努力型学科
布迪厄根据学科与文化联系方式中所奏现出来的某些征象，比如学科使命的确定性、成败的征象、学习所需的知识储备以及学习效果的可衡量性不同，将法国学校中的学科主要分为两类：才华型学科与努力型学科。才华型学科被看做是需要才华和天赋的学科，它们与拥有非常可观的由继承得来的文化资本相关联，主要包括哲学、法语以及数学等。才华型学科具有学科使命的模糊性、成败征象的不稳定、学习效果的难以衡量性等特征，从事才华型学科的学习所需的知识储备事先常常无法确定。与才华型学科相反，努力型学科被认为是最需要努力和刻苦学习的学科，主要包括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等。努力型学科具有使命明确、成败征象稳定、学习效果容易衡量等特征，学习这些学科让人觉得“有把握”、“有收获”。介于才华型学科和努力型学科之间的学科被称为中间型学科，主要包括历史和语言（包括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等学科。
在布迪厄看来，不同学科类型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学科类型的选择又与学生的社会出身和文化资本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才华型学科更多地招收来自社会空间中支配区域的学生，而努力型学科则更多地为来自社会空间中被支配区域的学生提供机会。但是，教学机构却试图借助学业分类学“在教育学和政治学的警戒线下，行使其社会歧视的权力”[5]。因此，布迪厄指出：“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双重意义上掩盖着社会差异：像法语或古典文学、数学或物理学这样的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最重要、最高贵的标准学科，神化了这样一些学生：他们常常来自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都相对优越的家庭；从比例上来说,从六年级到中学毕业，他们中更多的人是循着中学教育和古典文化教育的康庄大道走过来的，而且在中学教育阶段跳过级；关于可能的专业方向和职业生涯，他们往往有条件获得更多的信息。[5]
（二）自由文化与学校文化
在对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法国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中的优胜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布迪厄就成就归因、教师角色以及知识广度等方面的问题，对法语、哲学和数学（才华型学科）的优胜者和历史学、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努力型或中间型学科）的优胜者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法语优胜者最习惯于用“天赋”来解释自己的成功，而历史学、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优胜者则将成功归因于“有条不紊、持之以恒的学习”；法语和哲学优胜者认为教师应该是“创造者”，而历史学、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优胜者则认为教师应该是“认真负责的人”；与历史学、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优胜者相比，法语和哲学的优胜者阅读面广，对于学校不直接讲授的学科具有广博的知识。
布迪厄认为，才华型学科能为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他将资产阶级通过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获得的或称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称为“自由文化，所谓“自由文化”是指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有助于其在大学某些专业取得成功的隐蔽条件。“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大学生，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习得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一种'有益的爱好，对学习产生的间接效益，并不亚于前面那些因素[4]。与此同时，学校也不合常理地把最高价值赋予了与学习分数和课程保持距离的知识和技术。这样，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大学中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他们毫不费力地就掌握了学校传递的知识，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涉猎远离本专业的课程，其他学院的课程以及学校教学之外的广阔文化领域。与之相反，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大学生对于学校教育具有更大的依附性，因此他们就在成就归因、教师角色认识以及知识涉猎等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三）教学机构预言与国家精英
在对才华型学科和努力型学科、自由文化和学校文化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布迪厄进一步揭示了学校在国家精英生产中的作用及其基本机制。布迪厄认为，看似客观、中立、公正的学校学业评判体系其实并未致力于消除人们在文化面前的最初不平等。事实上，学校往往加深了人们在文化面前的最初不平等。而看似中立化的学业分类形式实际上是根据品行等级建立起来的，通常属于被支配者（即“民众”）的品行是卑屈、粗俗、笨拙、迟钝、平庸等；属于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的是小器、狭隘、平凡、规矩、认真等，而属于优越阶层的品行则是真诚、广博、丰富、自信、善于解决问题、优雅、创造性、敏锐、聪明、有教养之类。学校所奉行的学业分类学将社会关系上霸权者所具有的社会品行当做杰岀的品行，并且不断“神化”他们的存在方式和他们的身份文化。
在法国的学校教学机构中，用于学业评判的常常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类别表：优异/平淡；优雅/笨拙；杰岀/一般；个性/平庸；独创性/普通性；学识渊博/囿于课本……这种二元对立的学业评判体系的依据于几乎无法掩盖社会偏见。“在学校引以为评判依据的所有对立当中，最有说服力的或许就是博学和才华之间的对立，博学总让人联想起勤奋索取，而与才华相关联的则是大文化的概念；这一对立面也是那些被认为是仅仅需要记忆的学科之所以威信扫地的根源，因为记忆是所有才能中最受轻视的。[5]“学业评判常常用带有“天赋”字眼的语言陈述出来，它能够产生和强化一种信念一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而这种信念对于确定'志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这种信念是实现教学机构预言的一种途径。[5]
布迪厄认为，由于在差异化社会中，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在布迪厄看来，精英学校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救世学校”，它不能推进社会公平，因为教学机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霸权形式，也是使霸权合法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为了正确感知教学机构的社会功能，必须抛弃“救世学校”的神话。事实上,正是看似公平的学校会通过隐蔽的途径将已有的文化资本差异加以合法化和扩大化，从而再生产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Bourdieu,P.The Forms of Capital[M]//J.G.Richard son(Ed.),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 wood Press,1986:241-258.
[4]P.布尔迪约，J.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The Study of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Theory:Some Thoughts from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XuRui GuoXing
Abstract:Cultural capital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Cul tural capital theory states that,compared with economic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the cultural capital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family has the best hidden way for capital inheritance；it is one of the most hidden and socially decisive education investment.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education are complementary,mu tually in fluenced and promoted.On the one hand,the academic benefit from educational behavior greatly depends on the family investment of accumulated cultural capital in advance.On the other hand,cultural capital is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form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 further widens the disparity in cultural capital between the social classes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of the hereditary trans mission of cultural capital,by which it significantly has promote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pre-existing so cial class and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cultural capital;education equity;cultural reproduction;types of displine
责任编辑：宋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