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形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出发，直击资本主义要害，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进行考察，为我们研究现实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在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下，劳动主体、劳动内涵、劳动分工、劳动生产率、劳动的社会功能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并通过生产系统载体变革，催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机遇。这种变化为技术革命中停滞过剩人口向“完整的人”过渡提供了条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兴行业将逐渐兴起，劳动由生存手段向发展手段转变越来越明显，教育与生产深度融合将是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方式—人的发展”这一哲学纽带的新模式。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劳动；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兴起并蔓延，各国相继抛出产业发展规划，如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中国制造：2025”、德国“工业4.0”、日本“工业价值链”等。人工智能技术是通过计算机程序和智能机器对人的智力进行模拟，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人的学习能力和问题处理能力的科学工程。它的应用有两个基础：一是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二是大数据作为“原料”支撑。纵观前三次工业革命（蒸汽技术，电力技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及空间技术），每一次生产力革新总会伴随有劳动力要素的一系列变化，并进一步地将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带入新境界，如蒸汽时代人类航行海上，电力时代人类穿梭工厂，网络时代人类游走虚拟。那么，人工智能时代人通过劳动而存在的状态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人的劳动又会表现出怎样的一般特征？它对“人的全面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着眼于马克思经济哲学中的相关劳动理论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理论逻辑
（一）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论证起点
人通过劳动而存在，并凭借劳动得以发展。马克思提出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只有从劳动和它决定的社会关系中去探求才能发现根源与本质。所以，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出发考察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即人的体力、智力，全面、和谐、充分地发展。为了论证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马克思同时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异化劳动是导致人走向片面发展的根源。所谓异化就是脱离本源的目的而形成规模性、趋势性、主导性的相异发展，且这种相异是违背初衷而形成不利的结果。劳动的异化是指人们的劳动不仅没有成为他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进而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反而成为削弱他的发展能力，限制他的发展权限，造成他片面和异化发展的手段，其一般表现就是重复、机械的工厂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和劳动产品是同劳动者相对立的，这样的生产机制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创立了一个同自身发展相背离的世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导致劳动滋生异化功能的根源是资本的逐利本性。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历史观中，劳动者天生好逸恶劳，殊不知劳动者并非“恶劳”，“恶”的是载负在劳动上的资本的异化特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它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化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者其他的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最终，异化劳动将人带入片面发展的存在境地。人只有在天然的劳动中才能得到精神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才能将身心与劳动契合而得到提升和发展。在物质世界尚不足以发达的社会中，人总是迫于生存、生活的需要而禁锢于被资本划分后的单调、枯燥劳动。分工“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工厂中分工的特点，使劳动在这里已经完全丧失专业性质。”[2]
马克思提出，为了破除私有对劳动产生的异化效应，唯一的途径是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向自身复归的社会基础，是人从物质私欲中觉醒并追求全面发展的起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明确宣布：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3]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需具备的两个条件
然而，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却是一个发展着的历史辩证过程，对其的态度和处理需从异化劳动的经济学意义分析入手。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辩证地分析异化问题，认为异化劳动在否定中包含着人类劳动的巨大历史成就，提出异化劳动是人走向“全面发展”的必经状态。“从根本上说，只有劳动机器成果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能消灭他们的异化性质”。那么这个高度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也就是说科技的进步、工业的发展是引导劳动机器成果发展到这样高度的载体，破除异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个生产力的载体发展到一定高度。这一方面说明了异化劳动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量变质变规律。一以贯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异化劳动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劳动哲学实质。
故此可以总结，人彻底解放成为“完整的人”，实现全面发展，有赖于两个条件：第一，通过历史发展的共产主义唯物辩证道路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第二，工业文明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这两个条件没有时间或者逻辑上的先后，但需同时具备。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第二个条件，即工业文明或技术进步中“劳动异化”问题的发展趋势，分析其对“人的全面发展”发挥哪些推动作用。尤其是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新和应用将会对劳动的全面性和异化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物质世界的进化中，它会为劳动者破除资本异化创造什么样的条件？
二、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下劳动的一般特征
技术经济范式的内容包括三个核心构件：关键要素、生产组织方式、基础设施，这三个构件可以用来详细、全面地说明技术革新条件下引起生产关系变动的微观生产力基础。三个核心构件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内生因子，它们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像触角一样深入到传统产业体系内部，慢慢地对已有制造方式、组织方式、经济关系进行改造、渗透和普及，最终形成新的生产体系和技术经济范式，进而改变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已有几十年时间，近年来随着数据环境的成熟而得到大规模应用和推广，其主导的经济范式也渐显端倪。[4][5]鉴于目前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构架已基本成型，为了更加凸出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我们将技术经济范式三要素——关键要素、生产组织方式、基础设施——稍做调整，变更为关键要素、制造范式、生产组织方式。
（一）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的一般表现
1.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
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及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关键要素”（Key factor）是引发变革并最终起支撑作用的核心部分。分析不同时期经济运行的主流通用技术可以发现，机械化初期的关键要素是棉花和生铁，蒸汽机械化时代的关键要素是铁和煤，电气化时代是钢铁、铜、合金等，交通、军民、摩托化时代是石油，IT时代是集成电路。在这些关键要素的支撑下，技术革新改造产业体系进而最终导致技术经济范式整体发生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是结合工业机器人、数字制造和添加制造（Additivemanufacturing）等技术基础上的智能目标实现。这些技术的共同特点是以“数据”为运行原料。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业应用主要集中在数据挖掘和智能决策，分布式人工智能通过与多智能主体系统、人工思维模型、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数据科学、自组织系统、遗传与演化计算等多知识领域交叉组合，使得新的工业制造系统具备自行决策、自行维护、自行学习甚至自行组织的能力。高效能运算、云计算和超级宽带等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更是使其应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4]再例如，工业机器人本质依旧是机器，但其借助智能控制系统的数据处理实现了只有人才具备的智能性，如视觉信息识别、自主移动、触觉和力觉感知、路径规划等，并朝着兼具多种感知能力和作业环境自适应能力的方向发展，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检测、调度、优化、管理和决策，使工业自动化水平发生质的突破。可见，人工智能技术下，“数据犹如新型石油”[6]一般，正是基于对数据资源的处理才塑造了工业制造系统的智能性和自动性，使机器有了对人类劳动进行完全替代的潜能，所以数据资源无疑是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要素”。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制定的一系列制造业规划共同强调的一点是加速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新型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ICT向制造业渗透，反映出各方对数据资源在现代制造体系中重要性的认知。数据是决定未来工业化水平的最稀缺资源[7]，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未来争夺的或将不再是直接的利润或市场份额，而是数据。[8]
2.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制造范式
制造范式是生产方式的核心。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现代智能机器需在马克思传统自动机器体系三大组成部分——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基础上加上“智能控制装置”变为四大组成部分。[9]鉴于数据要素的运行特点，智能机器体系强调生产过程的系统性和一体性，生产主体是智能机器而不是一般劳动者，每台智能机器是生产系统中的一个模块，所有的模块通过数字技术、添加制造等与材料传输共同构成整个生产系统。生产系统通过控制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同时实现产品生产和系统自身的控制、检测与调整。“在‘智能工厂’中，员工已从‘服务者’转换成了操纵者、协调者。未来的生产需要员工作为设计者和优化过程中的执行者。”[10]另一方面，随着市场需求变化日益频繁和复杂，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过去固定成本高、缺乏弹性的产能逐渐失去了经济合理性[4]，而人工智能制造系统基于数据处理技术的柔性特征，同一条生产线可以进行灵活调整和改进以匹配动态、多变的市场需求。这一特点改变了传统制造固定投入高、生产系统缺乏弹性的弱点，基本实现柔性和弹性制造，进而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全生命周期产品的生产。所以，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福音，以这一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生产力变革，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靠人决策、靠人操作、靠人劳动的传统生产逻辑，而且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弹性。
3.人工智能技术下的生产组织方式
伴随技术革命和劳动资料的变迁，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工厂制、技工承包制、泰勒制、福特制、丰田制等。不管是技工承包还是福特制抑或是丰田制，其共同点都是基于劳动力这一基本生产主体而进行的分工模式创新。在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鉴于信息处理的即时性和智能制造系统的独立性，智能生产范式会弱化对劳动分工的强调而突出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一体性特征。鉴于此，一方面，制造的战略功能将被重新定义。在传统的创新系统中，技术创新和制造是分开的，产品诞生的一般模式是“技术创新—产品开发—产品制造”的线性推进流程，创新在实验室完成，投产是独立于创新的应用环节。而随着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的成熟，“设计、开发和制造”将从传统的“线性推进”变为“一体化并行”，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现场像实验室一样成为创新场所，制造资产成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一部分[11]，“制造的价值创造能力从而其在产业链上的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12]另一方面，以前技术领先企业所采用的“产品创新+制造外包”的经典商业模式也将受到挑战，制造环节的就业带动效应会大大减弱。基于这种一体性，未来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将以制造生态系统的形式出现，国际间的竞争不再单纯是企业或者技术，而更多的是制造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二）人工智能技术经济范式中劳动的一般特点
1.劳动主体的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下劳动力结构将由操作型员工和技能型员工向知识型员工转变。生产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特征导致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人数减少，一体化的制造模式逐渐通过少量“现代知识型员工“实现对大量“传统简单劳动者”的替代。具体来看这一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新生工作岗位将逆向而生，既不是产业链上重复机械工作的简单劳动，也不单单是掌握机械工作原理和机械技巧的蓝领，而是具备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人员。第二，得益于智能技术和数据传输的即时性，这种新型劳动者必须具备洞悉市场需求、产品架构，并可以直接参与产品设计与生产的能力，以扣合制造体系“创新—开发—制造”的一体性，而这对劳动者的最基本要求是丰富的知识积累。这些复杂的劳动需要劳动者同时具备诸如社会学、统计学、数学、经济学、机械设计、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要多面发展才能适应生产。
从会计核算上看，知识型的劳动者不仅仅作为参与生产的要素而计入成本，同时更是制造系统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传统制造中劳动是成本，企业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如何节约成本，特别是降低人力成本。而在人工智能技术下相比降低人力成本，知识型员工的“系统性制造技能”将是企业更加关注的问题。新型劳动者会因“系统性制造技能”水平不同而成为制造系统、企业或者国家间竞争的核心资产。如马克思所预见的：“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将成为一种职业”。[13]
2.劳动内涵的变化
人工智能时代将是强调脑力劳动的时代，创造性劳动将逐渐盛行，智能生产系统或将成为开启全面劳动的媒介。大规模的体力劳动可以通过智能设计实现大规模机器替代。现实中的计算机、机器人、软件应用终端、搜索引擎等是对人类脑力劳动器官进行替代的“工具机”，数据是驱动这一工具机的动力机制。这种制造一体化趋势弱化了劳动分工并滋生全面劳动的需求，“知识型员工”本身显现出一定的全面劳动特征，核心劳动者在具备丰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需综合调研、感知、思考、挖掘、创新、设计、制造、调试、运行等多种劳动于一身才能启动这一先进的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这种全面性的劳动并不是马克思语境里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获得的使命（永远）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但却已经表现出为经济利益驱动人的脑力、体力全面发展的端倪。同时它还具有比以往所有先进生产力更强的活跃性和革命性。“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4]“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只有在这个革命性充分爆发出来，并重新建立更为先进的制度之后，人才可以实现真正全面自由的发展。“……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呼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5]
3.劳动分工的新取向
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力下，同一产业链上“产品研发+制造外包”的分工模式将向产业间智能生产系统“独立性大分工”转变，微笑曲线开始“收敛”。分工是依托现有生产资料而对生产力水平进行的直接反映，是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劳动表现形式。只要生产力出现大的变革，便首先会对劳动力分工产生直接影响。对于分工的研究，马克思强调应关注其在具体社会中所呈现的分工形态，因为分工既体现生产力的性质，也体现生产关系的性质。“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16]人工智能技术下，基于生产体系“设计、开发、制造”的一体化特征，原来产业链上上中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的高度分工形态将有所改变，“产品创新+制造外包”中制造外包环节的分工需求将大大降低。制造将改变建立在劳动力资源这一禀赋基础上的一贯分工形态，成为创新环节的一部分而随机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这时社会生产分工不再以同一产业链上的分工为主，而更多的是基于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种类之间的整体性划分。同时，分工的内容将更多体现在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是生产一体化、智能化后的“独立性大分工”，体现了劳动者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把控程度。这就意味着基于传统分工的劳动形式的消退趋势。随着柔性和弹性生产能力的增强，分工的广度和精细化程度都将得到极大提升。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分工依旧没有改变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事实，且分工依旧是固定、强制和不可自由选择的。
4.劳动生产力的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一般科学劳动将代替人的“直接劳动”，劳动生产效率趋向乘数级提升。科技创新与应用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在论述新技术、新知识如何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时提出有两个依托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人这一依托的具体标的又包括劳动工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物的依托标的具体包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新知识、新科技会造就素质更高的劳动工人、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为了适应新技术，就业工人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就业技能，政府与产业部门为了从根本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防止大规模失业，也会推出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服务。同时，新技术和新知识改造劳动资料中的工具机系统、动力系统、传输系统和信息系统，使之更为先进，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如此，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工人的素质不断提升，机器设备更加先进。经新技术锻造后，高素质的人的因素和高效能的物的因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人类支配自然的程度大大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脑力劳动将成为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其创造使用价值和社会财富的能力是以往科技条件下的具体劳动所无法企及的。由此导致的结果：科学逐渐以一般科学劳动代替人的“直接劳动”，人的直接劳动逐渐成为一个从属要素。社会财富的创造已经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而主要取决于“一般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5]
三、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的逻辑条件
（一）智能技术助推全面劳动的生产系统载体出现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分析了私有制废除之后，社会生产的运转与“人的全面发展”间的联系，“由整个社会共同和有计划地来经营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而“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理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于是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1]这一段文字其实为我们刻画了全面劳动的现实场景以及实现全面劳动应具备的条件。人工智能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者是洞悉市场需求、产品架构，并可以直接参与设计和生产的一体性劳动者，其实质恰恰就是恩格斯提到的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智能化的生产系统使得这种“通晓”成为可能。全面劳动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找到了可以成为现实的生产资料依托，也即在马克思传统机器的三大组成部分基础上加入“智能控制装置”成为点睛之笔，从而使生产的意义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1]
（二）教育与生产深度融合是“劳动方式—人的发展”新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犹如水落而石出一样凸显。不管是技术革命带来的过渡期间的生存困境，还是就单纯人类对新社会的身心适应，教育都显得尤其现实和紧迫。从生存技能教育方面，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边缘化。人工智能所替代的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所不能胜任的一定是需要高学历和经验堆积的工作，而所创造的新岗位也大
多以高学历、高技术为前提。所以单从物质世界的生产、生活需要来看，对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有着极高的创新要求。对于劳动者如何适应这样的生产力，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变革导致不同生产要素间质变不同步而产生的生产力内部矛盾时指出，“要解决这些任务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17]，因为这尤其关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18]，在这种情况下，发明要走向职业化。恩格斯则具体提出要想满足新技术对新型劳动主体的需求，则必须“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这既是未来教育的一般模式，也是未来生产活动的一般表现。教育与生产如影相随是“知识型”劳动力结构的日常，是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方式—人的发展”的哲学新纽带。
人工智能技术虽然会引发生存技能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尚有来自社会体制变革的解决之道。而从人自身的发展来看，人工智能引发的道德、精神、伦理、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则犹如社会的隐疾，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难以解决，人的全面发展此时有了来自现实的需要。类似这样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以教育的创新和变革为诉诸。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强调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均衡地发展，认为只有“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才能更好地履行公民的职责。文艺复兴时期，抑神扬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地位，标榜个性自由和解放，明确提出全才教育和个性教育，以与阻碍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封建神学相对抗。17世纪到19世纪，康德、黑格尔、席勒等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教育家将“人的全面发展”寄托于“周全的教育”即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上，提出教育必须全面而“和谐地发展个人的各种能力”[19]。空想社会主义第一次将“全面发展的人”和人类“理想社会”联系起来，并明确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这一理论为后面马克思“完整的人”、“人的全面发展”等人学思想体系的生成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铺垫。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提出三个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具体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20]但恩格斯并没有从经济现实出发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考察，只是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措施角度提出这一问题。虽然没有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初探，但已经明确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将再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推上历史大讨论之巅。与以前关于人的发展的大讨论不同的是，物质生产和文明的积淀已经为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有史以来的突破提供了坚实的铺垫。人类社会不仅有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物质、教育条件，而且伴随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变化，社会由于现实需要会创造出更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就业岗位、社会服务。而教育，尤其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更将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消灭社会桎梏、解决进步瓶颈、推动历史前进的长效动力。
（三）旧分工弱化，劳动的“发展手段”功能凸显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1]谋生手段是劳动的原始职能、发展手段以及生活的第一需要，才是劳动的最丰富内涵以及历史归宿，它是人类存在的历史和哲学凭仗，是一个有规律的动态概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958）》中，对人的三个发展阶段——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述中，提出人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必须要经过人对物的依赖阶段。[14]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
这是对人对物的依赖以及人的自由限制的最好诠释。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依旧属于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但却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和“跳板”特征，相较于以前的生产力革命，它的先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一般科学劳动大规模代替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成为社会的主要物质生产形式，二是推动人的创造性劳动成为日常。即使它依旧不能跳出物的依赖阶段的束缚而完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但从其物理与技术特性来说，它既能增加单个生产者的财富，又能扩大社会财富总量；既能缩短人的劳动时间、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又可以相应增加人的自由时间；既能增强人类驾驭自然力的能力，又可以提升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力。且一体化的智能生产系统弱化了一般产业链上的旧分工，强调产业之间的“独立性”大分工，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分工中的社会内部分工。虽然智能生产系统上的一般科学劳动可能将人从产业链上驱逐，但同时也意味着旧分工有了消除的技术条件。在全球一体化背景的牵制与带动下，人的历史存在状态只会前进而不会后退。当制度做出足够调整与革新时，劳动的全面发展功能属性必将渐渐显现并越来越明显。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958）》中预见到这样的未来：“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呼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4]人工智能技术潜藏的物质生产力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曙光。
（四）“停滞过剩人口”为向“完整的人”过渡积累变革力量
虽然一部分人凭借先进技术表现出全面劳动的端倪，但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就会由于这种他人的“全面劳动”而丧失原有的劳动机会。在与智能机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无业游民”，如果不接受教育，掌握更高的技术，就会成为停滞过剩人口。而即使这些劳动力愿意通过教育获得新技能，也会面临高昂的教育成本这一根本性的障碍。资本主义的教育是商业化运作，大学的教育学分以数千美元收费，完成一个硕士学位至少需要3万美元。让失业人口以3万美元来争取高技术下的再就业，且不说这一投入的不确定性风险，失业状态下的生存困境就已经基本否定这一选择。所以，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作保障，在智能革命中败下阵来的“无业游民”极易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技能—贫困”困境。这些从低端就业岗位被替换出来的劳动力，在人工智能技术面前，让资本失去了剥削的“兴趣”，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新技术下剩余价值的载负群体，就业市场也会将他们隔绝门外，相对过剩人口失去了流动的活性而即将成为“停滞过剩”。所以，技术的进化对于资本而言也意味着剥削方式和剥削领域的演化。
然而，消费是资本完成自我使命的最后一跳。如果消费规模不能与生产规模匹配，那么作为生产“彼岸”的消费必定与生产渐行渐远，导致资本终将逾越不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而半途夭折。此时，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消费更加萎缩。人工智能技术在迅速消灭低端就业岗位之后，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失业人口就有可能陷入可怕的“绝对贫困”而成为社会稳定的隐疾。这终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一阶段历史中，人类才能的这种发展靠的是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的阶段”，但正是基于此，“最终会克服这种反抗，而同每一个人的发展相一致。”[22]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23]先进的生产力同时带有对旧制度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倒逼落后的旧制度进行革新以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足够大的空间。这一改革过程如果不主动，就只能招致激烈的革命来推动。
而旧制度的废除、新制度的建立除了先进生产力之外，还有其他条件：“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的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24]陷入绝对贫困的失业工人，就是这样的革命群众。技术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不仅为工人的解放准备了生产力条件，同时也准备了工人觉醒的残酷现实——停滞过剩人口。“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2而当他们认识到这种绝境并非自己的“落后”而是先进生产力为资产阶级独有，停滞过剩人口就有了革命性。马克思说：“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25]，这个时间就是当生产力足够发达以让资本主义的劣性根足够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经验就是工人对生产力越发达自己越贫困的革命性认识。
（五）新生就业岗位向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兴行业转变
在机器人竞争中“败下阵来”的相对过剩人口，有两条再就业途径：一是，接受更高的教育，掌握更高的技术回到人工智能决定的产业世界中。但由于教育成本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对人的劳动机会的剥离，使得这一途径门槛高、通道窄，即使能够实现再就业的“回流”，比例也非常低。第二，另辟蹊径，根据社会的需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无疑是促进再就业的主要力量。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条件下新的就业方向可能会出现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往技术革命为社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集中在工业、制造业，那么基于智能技术对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并行替代而带来的人类自我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围绕人的需要，旨在推动新时期人的健康、全面发展的行业将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的重要新兴产业而崛起，比如，心理咨询、艺术、哲学、体育、极限运动等涉及身心塑造、人格发展的行业将快速流行。劳动在这个时候开始发挥它的休闲、娱乐、陶冶功能。加之各国势必会对新技术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进行干预，尤其对其产生的不良效应进行补救，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社会服务都将进行改革和调整，这将有助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出自心灵的沟通注定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取代的，服务于人、关心人、维护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业应时代发展需要，将迎来重大机遇。这也是除教育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应有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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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