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表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不仅可由唯物史观得以说明，也可以且有必要从科学发展观加以论证。符合自然根本法则的社会秩序结构基于底层起始的文化建构，以人为本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以个体文化过程作为社会建构的起始点，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以期涌现出和谐社会的秩序结构，这是教育应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自由人联合体；科学发展观；文化建构；教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面临的具体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做好基础建构，这在实质上就是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构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用“自由人的联合体”来表达，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思想被表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关于人的不自由状态，马克思指出了由分工和专业化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商品拜物教”所带来的物役。20世纪以来凸显的新问题，则是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滥觞而来的技术化蜕变和生命系统的萎缩。这些话语实质上涉及到人的解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解决的根本思路在于人类自身复杂性的增长、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内心世界的丰富，这是只有教育才能担当的历史使命。
一、向着自由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然
人的本质是追求自由，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走向自由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提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3]这个论断，揭示了人类向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自由人联合体”的合理性就深深地植根于这种科学的历史哲学之中。
人类社会向自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个体层次上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状态，是新形态发生的驱动力。独立性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不断确立和增强，生产能力越强，生存就得到更大保障，就越不需要依赖他人他物。自由意识的增长和自由度的扩大，都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决定着人对自身奴役状态的觉醒，而丰富性是随着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不断增长的，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在人的依赖阶段，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从事生产以获得生存资料的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中，单个人尚不存在像后来的分工与专业化所造成的那种片面发展问题，个体似乎显得比较全面，但那是由于他还没有太多的丰富性，那种原始的全面性是简单的和低层次的。能力发展的程度和全面性，是随着“人的依赖”转变为“物的依赖”的过程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个体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不断扩展，导致多方面的需要和联系的产生，并形成了全面的能力体系。但是由物的依赖带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在生产出个体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生产出否定自身的因素——“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马克思语）。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性的日益丰富、多方面发展的能力及需要，不仅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反而愈益使人感受到由片面发展、物役及技术化蜕变所带来的奴役状态。当代社会一切对立与冲突的根本解决方案，有赖于一种新的联合体的诞生，而这种新形态发生的根本条件，就是人性的彻底解放。
“自由”的概念自一开始体现的就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人与物）。自由不是外部赋予的，是在生存斗争中通过人的努力而逐步实现的。全面发展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随着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增长逐渐展开的，是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同时增长的。由简单而自发的共同体（人的依赖阶段）到充满丰富性而被组织的利益共同体（物的依赖阶段），两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形态最终要被整合到一个更高级的形式——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曾经批判过那种“冒充的集体”，在那样的集体中，自由只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他指出的通向自由之路的“真实的集体”迄今为止尚不存在。目前人们只是被组织在一种由物质利益构成的关系中，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特定的部门发展。企业、部门、单位、集团都在“物的关系”的主导作用下成为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的共同体与马克思批判的那种集体实质上是一样的。从形态发生意义上来说，“自由人”与“联合体”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共同创生的，“自由人”是社会大厦的基石，“联合体”使“自由”的概念以共同生活的原则为合理性的依据。这种新的“集体”所具有的结构与秩序，是从自由人的相互关系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
从人类走过的历史来看，越是往前追溯，人类从属并依赖于共同体的特征就越突出。随着从人的依赖（自发的群体）——物的依赖（利益共同体）——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解放亦即追求自由的历程似乎描述了一种由大到小、从集体落实到个体的轨迹，这使人联想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不断分化趋势。那么，在个体层次上的自由联合，何以会自发形成人类所期待的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呢？
二、基于科学原理的阐释
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本质上说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人类对理想的社会形态有过多种构想，但出自人手的创造物，总在人的设计之中而在自然过程之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描述的正义与公平的国家形态终不过存在于理念的世界，儒家宣扬的“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也未能成为后世的现实。社会的建构有太多难以预料的复杂性，面对无限的未来和全方位开放的时空，再高明的设计也显得蹩脚。世间出自人的设计并建造起来的最强大的控制系统莫过于国家机器，霍布斯将之比喻为“利维坦”。①它的结构与秩序是由上而下、从整体到局部地组织起来的，系统运作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控制与压力。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国家并不是最终的社会形态，它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最终消灭国家，就此意义上说国家只是工具和途径。当然，国家的消亡需要一个漫长的文明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工具的异化成为当今时代一种普遍的现象，手段演变为目的自身几乎是所有人造物中潜隐的趋势，“国家利益”这一类大片宣扬的就是国家至上的终极价值。“自由人联合体”在本质上不同于那种处于“被组织”状态的人造机器，这是一种基于底层自发建构的生命系统。合理社会的建构从底层起始，当然可以用“自由理性”、人本和人道的原则及历史必然性来解释，但除此之外，有没有科学的依据，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自由人联合体”的意义，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
为此，我们需要有能够统一地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有达到一定的深度，才会趋向一种统一性。这就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样的话语所蕴涵的哲理。认识的深度无限，在达到统一解释的地方，被分割的世界连为一体，就像大海的底部与世界整体相连。科学研究越处前沿，就在越深刻的层面揭示世界的整体关联。“自组织的宇宙观”[4]就是一种横跨多种学科，整体地、系统地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前沿理论。关于“自组织”的含义，哈肯将其定义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或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体系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体系的。[5]自组织理论用大量科学研究的证据说明了一个普遍的法则：整体所呈现出的结构与秩序，是从具有自主行为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是典型的混沌系统，从它自身生发出反混沌的秩序结构，是可以用自组织原理来解释的。生命诞生于混沌边缘，个体高度的自主性及发展的空间与自由度，正是处于边缘地带的要素的特征。就像根系与土壤、毛细血管与肌肉、河流源头与冰川的交接处，是物质、能量与信息转换的关口，新形态发生的起始点，个体的自主性及自由度是实现各种形态的转换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增加子系统的自主性”，亦即用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可以自主的“分离”结构取代以依赖和依附为主要特征的等级结构，是当今时代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它成为一切领域解决重大战略问题的通用策略。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是生命系统根本的存在方式，而生命性是系统发育的动力之源。歌德有句名言：“存在是永恒的，因为有许多法则保存了生命的宝藏，而生命从中汲取了美。”[6]大自然以“生生之德”维护着“生命”这个永恒的存在，生命的法则就是宇宙的根本法则。
大自然的生命法则能否成为人类文化价值取向的依据，历来是哲人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先哲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君子“与天地合其德”；西方的哲人康德在“仰望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之间探索意义的关联。这个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思辨主题，正在成为当今时代科学哲学的命题。马克思早已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7]当代的科学家们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识人性和认识自然界内的人类境况，是科学的一个中心课题。”[8]统一无疑是必然的，但人类社会的事物毕竟不同于自然事物，科学与人文，在什么样的认识深度上真正能够达到统一，这永远是最值得关注的话题。
将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统一起来的努力，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趋势。须要警惕的是，“用自组织的生物模型使基本民主和生态经济的政治思想合法化”[9]成为一种时髦，背后也隐藏着危机。正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然选择理论直接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将会为粗暴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依据那样，用简单化和决定论的思维范式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建构模型也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自然根本法则对人类文化过程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从自组织的宇宙观来看，人类本身是从自然中自发涌现出来的，只是“从社会生物进化到社会文化进化的转变把事情颠倒了过来，在个人的意识层次表征个体的自反映意识开始了对宏观世界的再创造”。[10]这是说，人类的精神意识活动参与到自然的过程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发挥作用。“自反映意识”有别于生物的机体意识，它反映内心世界重构的外部实在。对世界进行再创造是一个被称为“文化”的过程，马克思用“人化自然”来表达这个思想。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类意向性（价值、信仰等）的参与，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单纯生物进化有了区别，在人类个体身上形成了更高级和复杂的模式，从而涌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这是完全可以用自组织动力学来解释的，但用它来为社会文化工程建模则未必可取，因为那样做恰恰在本质上违背了自组织原理。
人类文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遵循着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法则，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演进。从形态发生学意义上来说，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生物过程与文化过程相互适应，生态互动，属于共进化的系统。人不仅在心灵和精神上，而且在身体上也都是“文化塑造”的。[11]能够被自然接纳的人类文化，遵循生命法则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自发形成更大的结构与秩序。从宏观来看，受特定价值观引导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更大的联合体。微观上，生物的个体依照自组织原理在文化的过程中生长为一个“类的存在物”（马克思语），整个文化系统秩序结构的基元，就是使生物过程和文化过程统一在一个整体系统中的个体。在人类，惟有个体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独立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形成受两种动力系统支配：一是生物的，二是文化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体，是自维生的耗散结构，具有自学习、自适应和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它不依赖它物也不是为它物而存在，自身是自身的目的，是自我决定的、自主行为的独立个体。由这种自主行为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涌现出不是出自某个中心的控制和预先设计的更大的秩序结构，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形成的有生命活力的结构。由此可见，和谐自由的民主社会建构可从自组织动力学找到依据：具有自主权力和能力发表不同意见的个体间的充分交流，会催生更符合自然秩序的社会文化联合体。因此可以说，“自由人联合体”必然是以人为本的，而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它是符合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
结构与秩序从个体间的相互适应性行为中涌现出来，关系在过程中展开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特征。按照这个原理，整体将要涌现的模式，永远超出作为其构成部分的个体的计划之外。如前所述，按照人预先设计好的模型来构造社会，不符合生命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出自人手的设计，往往基于已有的理性，从线性和简单化思维方式出发，将个体局部的有限知识普泛化，把社会文化的一定形态归结为某种或几种可分析的因素造成的结果，从而形成对社会的完形构造。但是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使这种人为的设计总是潜藏着难以预料的危机。曾几何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为人类引以为自豪的事业，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过度发展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人类面临的现实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遵循宇宙的根本法则，与自然保持和谐共生才是人类的终极关怀。这并不是指回到最初的野蛮状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形态发生，也有一个正、反、合的三段论：最初的人类根本上就是自然状态，后来人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并妄图把自然都变成人的世界，在有了很多教训之后，人们又开始提倡回归自然，按照自然的本质来化成人的世界，这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使人与自然达到本质的统一。就此来说，“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界”。[12]
人类的未来不是出自人的设计，不等于否定“创造未来”的价值引导作用。人类进化中的意向性始终参与着创造的过程，文化也始终是在一个总的自然过程的框架中进行的。依据科学的原理，必要做和可能做的事情，是通过文化过程塑造个体，由那些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来制定相互关系的原则，从他们的行为方式中涌现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结构与秩序，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总之，对于“自由人联合体”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工程，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是基础建构，向上的提升则依赖于一个自然的过程。出自人手的创造物能不能融入自然或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最终是要由大自然来裁决的。
三、人的解放与现实的困境
自然的演进是有序的，而“人是地球上升起的那个等级结构的一个微型构件，这个等级结构是自然损毁各处以构筑一处这种发展趋势造成的结果”。[13]从大自然中涌现出来的复杂性不断增长的结构，体现着一种永恒的秩序。符合生命法则的创造物才有可能纳入自然的秩序结构，而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的生命通道，经由它，有价值引导的人类活动才有可能融入自然。大自然所损毁的，必然是有悖于宇宙根本法则的事物。人类能超越其他动物提升到今天的地位，是生物过程与文化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然而今天在个体层次上，除了“物役”和“片面发展”为人带来的桎梏之外，又有了新的奴役状态。越来越多出自人手的创造物参与到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并逐渐生长为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技术就是这类创造物。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它以成倍增长的力量和加速度取得对人的支配地位。
意识不到人的奴役状态，就无从谈论人的解放。西方话语中的“自由”（liberty）与“解放”（liberation）是一个同源的词汇，这一概念长期以来指向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对统治者的反抗与斗争，意味着血与火的战斗，敌人在外部并且很明确。而今天，自由的敌人是谁？用什么来战胜它？马克思早已指出对物的依赖所造成的新桎梏，也曾预见到由分工和专业化对以自由为目的的全面发展所造成的危害，然而，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滥觞而来的技术化蜕变和生命系统的萎缩，则是20世纪以来凸显的新问题。依技术而化成的世界在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因而也是反文化的，它从内部窒息自由的意志从而也毁灭着人类与自然的生命通道。从个体来看，由于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往靠心智和体能来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的改变使进化过程终止，更重要的是自主价值的丧失。由“他主性”代替了“自主性”的个体充塞了各个部门，成为阻碍社会系统发展的“反生产力”。[14]失去自主价值的个体的共同特点是以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并具有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当人造的社会机器被同样缺乏活力和自主价值的个体充塞之后，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全面占领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人类的困境、经济与政治的危机、人文土壤的恶化、物欲横流价值贬值的生活现实等都肇自这个共同的渊薮。历经几百万年的文化过程塑造的人类个体，从肉体、心理到精神意识方面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技术所改造，技术正在造就着另一种人类。歌德说：“任何一个真正认识了的新事物，都能在我们身上开启一个新器官。”[15]那是生命系统在文化的进程中才能发生的，然而技术则不同，它是在重复一些熟练化的操作程序，任何一项新技术对生命进化的干预，都会造成一个被文化过程塑造的器官的关闭，譬如，“音乐的耳朵”（马克思语）和审美的眼睛，都会因“文化工业”的污染而退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可以成为毁灭的飓风，能摧毁一切生命系统。
教育的技术化退变已成为当今时代一种普遍现象，它蔓延扩展到教育世界的一切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个体的文化过程也被充斥一切领域的技术所操控。现代教育中，作为手段、路径与过程的专业化成为教育的目的，这就使教育退变为一种教学的技术。对技术过分依赖就导致手段变为目的的异化。技术只需要培训，不需要思想、个性和创造性。稍微有一点结构意识，就能发现教育中到处存在的技术结构：课程实施的过程与结果的检验都可以用技术的方式应对，譬如为了应付检查和评估，人们通常用“技术处理”的方式将问题遮蔽起来，从而顺利通过；通过技术化的培训，什么考试都变得简单易对付了，因为技术过程排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只要按照程序操作就可达到预定目标；不管数量与世界之间有什么本质联系，只要求运用公式进行运算，数学课程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样教授的。教育一旦演变为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培训，也就不再追求使人智慧和高尚的目标。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曾批判过“使人变愚蠢”的教育，[16]直到今天它还具有启蒙的意义。所谓“对智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指的就是技术化对人类智力进化过程的干预。技术正在使有机的大脑变成“傻瓜机”，它只要能够排除与生活世界的一切联系（好比是“归零”），就能有效地接受那些程序化地设计好的知识。相反，那些总是为课程与生活的意义关联问题而纠结的大脑，不可避免地被学校教育所淘汰。教育就是这样批量化地复制和再生产着失去自主价值的、头脑简单的工具性个体。忽略了智慧，人被培养成僵化的工具；忽略道德精神，人间变成魔鬼出没的世界。
思想界的先驱们，早已指出技术化可能带来的危机，然而却根本不能阻挡它的步伐。马克思有一种深刻的洞见：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无数按照特定法则自主行为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涌现出整体的结构与秩序，这个深刻的原理启示我们，要推动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须从改造社会的基元出发，将人类的解放落实于个体的文化建构。在面临诸如“世界末日”那样的大灾难时，社会的中央控制系统可能瘫痪，但是高素质的个体会自发地形成结构与秩序，这可拿海地与仙台大地震后的社会状态做比较。而福岛的核泄漏造成中国的“盐荒”这一事件，则给了我们另一种警示：一个无形的、没有中央控制系统的新型的“利维坦”正在形成并开始尝试操纵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生活，而社会文化尚未发展出应对的策略。这是现代技术塑造的一个巨型怪物，我们已经从它的行为方式感觉到它的存在。宏观事件绝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终端角落的阴谋。在一个互联的开放系统中，个体的基本素质，决定着它可以被何种力量所吸引并纳入该话语系统，从无数在文化心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知识素养等方面具有某种共同基础的个体的相互作用中，会涌现出无法预料的宏观事件。稍有一点敏感当能意识到，在人类的有机体之外，正在形成另一个巨型的大脑，它不受任何中心控制，从亿万个构成它的基元的相互作用中涌现的整体功能，就像真正的大脑一样。来自某个角落的念头，经由无数具有简单化和技术化特征的终端（个体）的相互作用，会放大为影响社会整体的巨大事件。这就是互联网的作用。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会像大风起于“青萍之末”②那样在顷刻之间形成狂飙。用什么样的质料和途径来建构社会的基元，成为当代人类文化工程必须面对的现实。由此，教育当能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
四、教育的使命是培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
“自由人联合体”在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而这个提法本身更具有感召力，不会像后者那样遭遇敌意的歪曲。自由是每一生命个体的本真追求。自由与全面发展存在着必然的关联性，所谓“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就是人性的彻底解放，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全面展开，这是一条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道路。“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需要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准备。由“物的依赖”带来的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恰恰是刺激物质生产的需要，成为导致物欲横流、价值沦丧的社会现实的原因。生产发展了，物质极大丰富了，人的需要和多方面能力的体系不断生长出来，但使劳动成为第一需要所必具的道德精神、每个人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必备的智慧资源却日益枯萎。忽略了个体的文化建构，发展将会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
人的解放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文化建构是必由之路。在帮助人们获得关于自由的知识、认清获得自由的条件、探索走向自由的合适路径问题上，用杜威的说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它可以创造条件使各种不同的价值、多元文化的信息对个体的文化过程实现平权化的输入，由个体来思考、观察、判断并做出选择，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并成长为有自主价值的一代新人。通向自由的教育是进步的教育，而进步的教育与革命的事业是同义语，它关注如何将人从奴役状态解放出来，是变“愚民”为“智民”、变“治民”为“民治”、变“主民”为“民主”的教育。
教育自身的使命感，也来自对自身奴役状态的觉醒。要想推动世界发生改变，首先要改变自身。缺乏自我意识的系统不可能成为自觉性的主体。教育之于社会，如果只是像一架进行复制和再生产的机器，一方面不断从社会吸聚资源和能量，另一方面被动地“适应”着社会的需要，社会前行它就“给力”，社会腐败它也为之增添负能量，这就谈不上自在自为，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工具而已。教育的真正使命在于引领社会，要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是“自参考”的，就是说，它从自身的经历获得对外关系的知识。教育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上升时期，而消极的维持作用总是发生在社会的颓败和没落时期。在精英时代，教育与自由密切关联，但自由是属于贵族和精英的，不属于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劳动的人们。所谓“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与大众无缘，与劳动不相干。中国古代的圣人提出“君子不器”，从事劳作的是“小人”。教育不过是维护和复制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器。当然，在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代，教育为人类社会最初的秩序结构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传递和积累了文明成果，促进了智慧的增长，为后来人类社会发展出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身的智慧奠定了知识基础。三大革命结束了贵族和精英统治的时代。教育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追问下，开始了同改变世界的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从而也使教育成为大众的第一需要。与先前那种贵族的、人文的、追求精神自由的教育相比，这种以科学和实用为价值导向的教育成为更为巨大的改变现实的力量。教育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今天的教育何以与“自由”逐渐失去内在联系？它的痼疾一开始就与工具理性密切关联。在“劳动”与“自由”之间重新架设意义连结的桥梁，意味着一种“否定的否定”，是对前此两个阶段进行整合。为一个即将到来的社会铺设道路或培养土壤，就意味着将物的依赖所排斥的、曾专属于贵族和精英的“自由教育”，施于每一个公民。
马克思主张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基础条件，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然而，全面发展也不是学校课程所能够教会的，它是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在文化过程之中的展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面发展是历史地形成的。全面发展在教育中的误读，就是以为它可以通过学习全面的知识而实现。它之所以易于流于空洞的口号也正因为此。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知识。那种以为学校、教师可以传授给人们应对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所需的全面知识和能力的想法早已行不通了。今天有必要超越斯宾塞重提“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以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和有限的智力资源条件面对一个无限开放的、瞬息万变的世界，教育不可能再固守僵化的模式。当今时代，技术发展的走向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再度引发我们对自由问题的深度反思。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人类有机体之外形成的另一种智慧，正在使“无人机”概念从天空延伸到陆地、海洋直至人类生产生活的一切领域，甚至具有超级存储和处理信息能力的芯片也可以植入大脑。数字技术为表达自由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会对人作为价值主体带来更严峻的挑战。以往要靠人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价值判断来处理的事情，还有应付各种复杂情况所需要的应变能力和适应性，都会因技术的运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的发展、主体的价值等问题不得不再次进入教育终极关怀的视界，教育的担当凸显出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得有高度的使命感，教育才能为实现全球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注释：
①“利维坦”出自《旧约圣经·约伯记》，本为水族之王，其身大无比，无物能伤，在西方作品中常用来比喻无法战胜的庞然大物。
②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溯滂，激陋嫖怒，耽耿雷声，迥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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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eople
NI Shengli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of research on basic educational theo-ries is that what kind of people should be cultivated and what kind of society will b-e constructed by these peopl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a term put forward by Marx to describe future society formation, is definitely the final goal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which can not only be explain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necessarily demonstrated by a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e social order that conforms to the rules of nature is based on found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The“people-oriented”view is bas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ission of education i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al order throug-h energetically cultivating free individuals wi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starting from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cultures.
Key words: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construction of culture;education
责任编辑：赖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