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时期之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教劳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新的历史时期，使教劳结合迈出新的步伐的关键在于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领会其精神实质，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指导实践行动。如何理解邓小平的教劳结合思想？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应该特别予以注意：一是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二是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教劳结合”）思想的产生渊源于16世纪。几百年来，历史变迁，时代变化，但它始终是世界教育的永恒主题。

新中国建立已45年，加上我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历史，总共有60多年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这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1994年6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特别强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足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仍然高度重视这个方针。江泽民再次重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们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5年来的经验，认为“建国后我们一直实行这一条，方向是对头的，虽然在贯彻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的是成功的，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事实证明，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参加劳动，不接触社会实践，不了解工人农民是怎样辛勤创造社会财富的，不培养劳动人民感情，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学生适当参加一些物质生产劳动，应成为一门必修课，不是可有可无，这一点务必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迈出新的步伐，进入新的阶段？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领会其深邃思想和精神实质，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指导实践行动。

如何理解邓小平的教劳结合思想？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应该特别予以注意：一是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二是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邓小平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列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从教劳结合思想发展的以下四个历史时期，便可有力地证明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具有新的里程碑的伟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形成以前的时期

教劳结合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便已存在。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就幻想人们“从小就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1]

17世纪约翰·贝勒斯主张从小教育儿童学习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凭自己的双手谋生。

18世纪卢梭持有以上同样观点，认为儿童必须学会劳动，学会一种职业。18至19世纪的瑞士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被称为“欧洲职业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提出要把学习知识和手工劳动放在一个统一的过程中结合起来的主张，他还创办了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的、学习与劳动结合的实验学校。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认为，人类在劳动中体力与脑力结合是“自然的价值标准”^[2]。他把劳动教育与建立新社会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他在被看作他的教育理论精华的《新道德世界书》中论述了通过教劳结合培养人的理性发展和获得新社会制度的观点。他举办了儿童教育专门机构，开办工业学校和农业学校，以实施自己的主张。

上述列举的资产阶级进步的经济学家、民主主义教育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教劳结合的思想、主张和实践，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社会制度的束缚，都未能成为现实和科学理论。但是其中的合理部分，特别是通过批判和改造的欧文的进步思想部分，为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所吸收。

（二）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形成时期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形成是在19世纪中叶。1847年，恩格斯把教劳结合思想写进了国际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写进《共产党宣言》。为我国教育工作者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中最著名的和最基本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以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形成时期，资本主义工业正在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加强，工人贫困化加剧，童工遭受越来越残酷的摧残和压迫，他们过早地参加生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起码权利；同时，又正处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以及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状况，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把教劳结合与争取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民主权利、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抵制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斗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斗争等紧密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的发展

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的第一位伟大代表人物，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西方一些进步教育思想，特别是裴斯泰洛齐的职业教育思想、教劳结合思想于18、19世纪随同西方文化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教育的影响较大。有很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曾经提出过教劳结合的主张，但也由于历史、社会制度等原因，无法付诸实施。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不乏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教劳结合方面发表过明确的观点和论述，以及从事过个人的局部的实践，但唯有毛泽东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整个时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内容十分丰富，它是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创造的理论和实践，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和改革以及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而且对指导我国当今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仍然是有极其深刻的伟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我国教育史上、也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劳结合提高到教育方针的高度，使它具有法律性质，保证其实施。毛泽东始终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放在教育同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宏观大背景下审视，推动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毛泽东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为争取工农劳动大众享有平等教育权利的重要手段，实现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以此来推进教育改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全面发展”这个词汇，但根据毛泽东一贯思想，全面发展的涵义主要指：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上述毛泽东教劳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也就是以推翻“三座大山”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当然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内。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过“左”倾错误，较长时间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也曾反映在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致使在执行教劳结合方针方面也发生过“左”的偏差和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严重歪曲了教劳结合方针，把劳动与学习对立起来，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把知识分子当作改造的对象与工人农民对立起来，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对此，我们要记取沉痛教训；但这不是教育方针本身的问题，而是贯彻执行中的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的新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使我国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获得了飞速发展。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冷战结束，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局面有了变化，国际政治呈现多元化局面，战后一些国家经济相继进入发展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某些经济改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特别关心和重视教育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包括他高瞻远瞩，在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上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著名论断。在邓小平教育思想指引下，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新发展，反映出许多时代的新特征。邓小平的教劳结合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成为一座新的里程碑。

二、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的时代特征

弄清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的时代特征，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说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结合起来分析，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具有以下一些时代特征。

（一）反映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推动教育经济发展一体化

邓小平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3]这三个论点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是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这是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的核心。应该看到，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经济的振兴和腾飞，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我国近几年来的经济飞速增长，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出现了一种现象，也就是现代社会的产品、商品中的文化含量（或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科技、文化、教育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文化需要通过教育获得，科技需要通过教育传播和创造知识、掌握技能并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因此教育是最基础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教育的趋势十分明显。所以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智力因素、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现代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教育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经济与教育发展的一体化。这里所谓的一体化，就是指小平同志上述三个论点指出的内容，也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包括要适应经济对教育超前的要求；经济与教育的发展必须形成良性循环。

小平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上述三个论点，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经济与教育发展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仅就这一点，小平同志把教劳结合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意义提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摆脱了只在教育圈子内论教劳结合的狭隘、封闭、保守的观念。

（二）注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强化教劳结合中的技术教育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论点。党的十四大把这个论点列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的五个主要论点之一。这个论点帮助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什么是现代生产力，什么是现代科学技术，什么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越来越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积累了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劳动力”。^[4]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着产业革命，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劳动结构的情况下，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因此，在对学生的劳动教育中加强技术教育成分，也就成为必然。

在最近十几年的教劳结合实践中，除国家教委明文规定要对学生进行劳动技术教育以外，许多地方和学校在把科学技术引进教劳结合中，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小学十年来坚持对小学生进行种植、金工、木工、电工、炊事、洗涤、手工、缝纫等八项劳动技术训练，为此建立了劳动室，配备了所需的设备、工具和劳动材料，收到了极好效果。天津市第十三中学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办好校办企业；同时，加强学生实习劳动车间，添建劳技教育楼，建立具有先进设备、工具的15间劳技教育专用教室。该校毕业生不仅具有全面的基础文化素质，而且能掌握多种劳动技能，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会开普通车床，看懂简单图纸，会使用简单的通用工具，能维修简单的机械和家用电器，会正规的英文打字和计算机操作，女生还会刺绣、缝纫、剪裁，男生还会装潢、工艺品制作。类似上述学校的例子举不胜举。

小平同志早在1955年就指出，青年“要用最顽强的精神去学习”，“成为识字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够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5]当今，从国家到地方到学校都非常自觉地在具体培养目标中增加了对学生掌握科学技术和劳动技能的要求。不少教育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践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学技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结合点。对此虽然教育界尚有异议，未形成共识，但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

（三）顺应市场经济发展，促进教育与产业结合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这样断言，市场经济对学校教育的真正本质的需求，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正像小平同志说的，“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6]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重视教育，一方面重视促进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产教结合），即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教育，注意对在岗人员的培训；另一方面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产结合），希望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就注意培养学生掌握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所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这种重视的结合，必然促进教育与产业的合作。脱离产业实际需要的教育和缺乏良好教育支持的产业，必然会在市场经济中被淘汰。发达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总是以教育与产业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教育与产业合作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教育与产业合作。例如学校办企业、企业办学校，这是存在的最广泛的形式，这种形式，学校和企业都处在各自相对独立和自主的状态。还有学校和企业互相参与的合作形式，如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企业投资并参与学校管理；或者学校接受企业委托培训任务，学校参与企业的决策咨询、技术改造和职工培训等。教育与产业的结合，可以促进教育的改革，使教育主动适应产业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培养一大批产业的有用人才；可以有力地促进产业职工整体素质的提高，增强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当然，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基础教育由于教育性质不同，与产业的密切程度不一样，合作的内容和方式也不一样，需要区别对待。

（四）依靠教育科学研究，推进教劳结合的科学化

小平同志直接了当地向全国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7]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广泛开展了教劳结合的研究。目前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之高、研究范围之广、研究队伍之大、研究成果之丰硕，应该说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研究范围已涉及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实验研究；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经验总结研究、文献资料研究、决策对策研究；国内研究、国际比较研究等各个方面。研究队伍从少数教育理论工作者扩大到以广大教师、劳技课教研人员为主体；更可喜的是许多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尤其是负责同志参与研究，能及时地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和措施，推动面上教劳结合工作的开展。许多研究项目均系建国以来首次。下面列举数例。

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凌同光负责的上海市劳技课实验研究颇有成效。通过研究，围绕劳技课的方方面面均已成龙配套：编写出版了一套颇具地方特色的共37册的中小学劳技课教材；拥有了一支数千名专兼职的劳技课教师队伍；建立了一批现代化实验室、劳技教室、劳技中心相互配合的劳技教育基地；组成了市、区（县）、校三级劳技课教研网络；制定了一套劳技教育的评价体系；确定了一套劳技教育的实施体系；为各校配备了劳技教育所需要的设备和学生实习配套材料。这项研究不仅使上海市中小学的劳动技术课落到实处，而且使劳动技术教育迈上制度化、科学化的道路。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心理研究室杨琦、富安利、张煜等同志进行劳动教育中的心理学研究，似为国内首例。他们运用心理学理论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研究劳技课的教学模式，二是研究学校、家庭、社会环境对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掌握劳动技能方面的影响。关于教学模式问题，他们认为，这是近三十年来当代教学心理学和教学理论注重研究的问题。60年代初，美国的认知心理学家格拉塞在他的《心理学与教学技巧》一书中提出了一般教学模式的结构。基本教学模式是在探讨心理学理论与教学目标、教学策略、课程设计和教材之间的交互影响，以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为教师应用心理学知识于教学过程中，形成最佳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富安利等同志根据我国中小学劳动课的特点，以技能心理学、教学心理学、学习心理学、教学理论和劳动教育卫生学的理论为基础，设计制定了“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教学常规”，作为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的通用教学模式。教师可以根据“常规”所展示的程序和步骤，为所要进行的教学任务或教学内容编写出教学方案，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教学，以避免教学的随意性和科学性差的弊端。富安利同志还与天津市十三中合作，运用“常规”于英文打字课教学中，获得成功，受到师生的欢迎。

劳动技术教育中的脑科学研究已开始起步。这项研究就是把已有的脑科学知识特别是把关于左右脑功能和左右脑协同发展的知识运用于劳动技术教育中。众所周知，已有的脑科学知识揭示出，左右脑功能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差异，简言之，左脑思维逻辑性强，右脑思维形象性、直观性强。传统教育强调对言语和逻辑分析训练的重要性，注重左脑开发，忽视对右脑的非言语化思维能力的训练。那种重视知识传授、忽视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重视智育，忽视德育、劳动教育、艺术教育和体育的教育，都是只重视左脑开发忽视右脑开发的典型表现。已有的脑科学知识还告知：只有左右脑同时开发，才能使人获得完整的发展。而劳动技术教育能使学生手脑并用，左右手同时操作，有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达到左右脑功能同时开发的效果。因此，从脑科学的角度，劳动技术教育也是促进青少年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种认为学生参加劳动将会降低教育质量的偏见，不仅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是违背科学的。

由此可见，通过教育科学研究，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教劳结合的理性认识，使人们获得客观规律性的知识，从而提高执行教劳结合方针的自觉性；同时能使教劳结合更为科学化、规范化。

（五）以教劳结合为突破口带动了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等一系列的改革

近十几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特别是农村的变化更大，很多地方确立了办教育要为当地建设服务的思想，出现了教育促经济、经济促教育的良性循环。许多国际朋友参加了1992年中国泰安国际农村教育会议后惊叹：中国“农村学校作为经济生产能力与社会进步的源泉，在中国创造了最了不起的奇迹!”

教育体制和办学模式的变化呈现出多样性趋势。农村实施“燎原计划”，创建了产（业）教（育）结合、企（业）校结合、社（会）教（育）结合的教育新体制；创建了“教学——生产——科研——经营——服务”五位一体的办学新模式；创造了上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横联（有关部门）、下幅射（乡、村、户）的教育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新形式。实施“燎原计划”，不仅培养了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品质，而且使他们掌握了劳动技能，增强了他们吸收、消化、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并且促使他们运用这些能力使科技这个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新一代的素质，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燎原计划”是教劳结合的产物，同时它又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教劳结合的理论和实践。高等学校的“产学研体制”也是教劳结合的产物，这种新体制有力地加强了学校与生产单位、与社会的密切联系。

教劳结合的实施，使许多教学体系新模式应运而生。沈阳农业大学在建立农学专业程序化实践教学体系新模式的实验研究中，把认识实习、技术训练、科学训练、综合训练四个阶段的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了学生热爱专业、热爱劳动的思想品德。东北大学纲铁冶金系在培养研究生工作中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取得成功。该系以鞍山纲铁公司为实验基地，吸收有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开办在职研究生班，由双方共同选派指导教师，统一授课，而且选择炼钢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为论文题目。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且也提高了办学效益。

（六）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培养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为根本目的

检验学校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小平同志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时，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十分强调人才的培养。他从开创21世纪大业的战略高度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根据之一就是我们有能力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他对青少年一代寄以厚望。他在1985年时讲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廿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8]邓小平同志对教劳结合的重视，也正是从这个战略角度考虑的。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认知方面的功能，它有助于学生获得生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有助于学生对劳务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熟悉，有助于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情感方面的功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有助于诸如责任心、坚韧性、纪律性、创造性等性格特征的培养；有助于使学生树立运用自己的双手为物质生产服务的精神；有助于他们热爱生活、热爱集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有助于他们了解国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助于培养他们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等等。

上述这些对于培养合格的人才都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教劳结合还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能。一位荷兰学者威姆·霍波斯认为，“教劳结合可以改变教育性质、教育结构、学习方法甚至教育目标，是有助于新型社会诞生的一个基础。”对此似可理解为，新型社会的诞生归根结底要靠培养出来的人来实现，而教劳结合能够培养出这种创造新型社会的人，因此说教劳结合是有助于新型社会诞生的一个基础。

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博大精深；学习邓小平的教劳结合思想，必须结合学习邓小平关于教育的其它论述，结合学习邓小平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甚至结合了解邓小平革命的一生，才能较好地理解和领会它的深刻涵义及其对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伟大深远的意义。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投入到学习研究邓小平教劳结合思想的活动中来，用实际行动把我国教劳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

注释：

[1][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60.

[2][英]欧文.欧文选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29.

[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4，105，85.

[5][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同志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8-9，104.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0-121.

责任编辑：刘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