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补短板”的重要环节。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面向民族地区最为开放、最为活跃、最为复杂的全息融合性教育类型，在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具有催生乡村产业兴旺的经济价值、负载乡土记忆传承的文化价值以及培育乡村技术人才的教育价值，精准对接了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脱耦、文化特色丢失以及技术人才匮乏的逻辑起点。要高质量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职业教育在行动上需要精准目标定位，满足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需求；观照过程统整，激活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部动力；供给效能保障，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乡村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1]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或是将来，乡村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从本质上看，解决乡村基本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发展，只要取得有效率的发展，乡村居民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2]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是要补齐中国社会发展的“乡村短板”，实现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当然，受历史、环境等的综合影响，我国乡村的区域差异性十分明显。民族地区的乡村基础设施、教育、产业等发展滞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是乡村振兴战略“补短板”的主阵地和攻坚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面向民族地区最为开放、最为活跃、最为复杂的全息融合性教育类型，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使其能够真正深度融入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需求、盘活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3]，成为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研究基本围绕“价值机理”“困境分析”以及“路径设计”的维度展开。就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机理研究而言，曾阳认为技术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振兴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技术赋能[4]；闫广芬等在对以往职业教育“为农”与“离农”等价值选择反思的基础上，认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应是动态的、多元的。[5]对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困境研究来讲，祁占勇等认为目前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主要存在功能发挥欠缺、发展后劲不足、培养目标发生偏移以及反应滞后等现实困顿[6]；也有研究指出，城乡“二元社会”“二元教育”等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此，也有研究就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乡村振兴进行“路径设计”，如石丹淅提出要通过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联合体，筑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闭合系统，以及促进农村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措施，更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8]；也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应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动态优化专业结构布局、深度开发课程教学资源、协同构建职业教育共同体。[9]已有研究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为何”“如何”以及“何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为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学理依据。然而，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既有一般地区乡村振兴的普遍共性，更具有其特殊的差异性。那么，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最欲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出发点是什么?其发挥何种价值?在实践中又遵从何种行动逻辑?基于此，本研究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层面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价值机理进行剖析，遵从起点与价值演绎的逻辑框架，继而落脚于观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向。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
问题是一切研究的逻辑起点。[10]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就必须精准把握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目前，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其中，产业“空心化”、文化“空心化”、人口“空心化”是最为重要的外在表征，已成为民族地区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难题。[11]本质上来看，乡村“空心化”是乡村建设主体“脱域”的社会现象。[12]具体到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可聚焦为在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出现主导产业发展脱耦、乡村特色文化凋敝、大量人口离土离乡等乡村样态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便形成了困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三大主要问题界域，即物质域、精神域和人才域，各界域内问题的具体表征遂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源点，其最为迫切的时代任务则是联动发挥产业、文化与人才等“三架马车”的协同驱动与翘板作用，继而实现区域内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与人才振兴。
（一）物质域：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脱耦
传统中国以农为主，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要素，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土地，但传统意义上把这种人地结合只是看作一种养活自己的手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人地结合的农业生产呈现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以及土地收益转化优势，如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化，但是，这种产业发展的模式与乡村地理区位等具有高度的耦合性。
中国民族地区地域广大，各区域之间发展十分不平衡，但总体来看，民族地区主要还是处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由此，民族地区的乡村便属于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的乡村。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本身的规模经营要求和集聚效应特征，以及绝大多数民族地区乡村缺乏区位条件与聚集效益，继而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缺少生发基础而黯淡失色，只有极少数区位条件相对较好的乡村发展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按照贺雪峰的观点，全国适宜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新业态的乡村比例不会超过全国乡村的5%。[13]综合来看，民族地区乡村的主导产业依然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然而，“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14]受民族地区乡村耕地资源相对不足、土地资源质量不高等因素的重叠制约，现代农业及产业的发展显得力不从心。以民族八省区为例，2017年八省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23.69%，且这些耕地位于高原丘陵地带，耕作难度大，土地生产力低[15]。这样一来，必然使得民族地区乡村处在“有人无田种”和“有田无法种”[16]的两难境地，乡村人为了追求生计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弃耕从工的比重增大。如截至2016年底，云南省农村流动人口占比为77.60%，82.58%的农村人口脱离农村低收益的农业生产，选择流向城市寻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17]也有调查表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2.5亩的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X乡主要以传统农业为生产生活方式，而在这个区域的少数民族外出务工意愿极强，且有84.2%的少数民族村民通过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收入。[18]同时，民族地区乡村的第三产业因同质化竞争与市场分散，加之受区位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处于少有问津的闲置状态，区域内产业发展总体呈现出“脱耦”现象。因此，就服务乡村振兴而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必然要承担振兴乡村产业的责任。
（二）精神域：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特色丢失
泰勒（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9]然而，这一复杂整体的存在又借助于一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精神环境，由此构筑为一个有序的文化生态整体系统。如果该系统的某一部分发生了变化，其他部分也会随之变化。民族地区乡村村落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精神环境综合作用下的文化整体系统中的有机成分，是农耕文明留下的基础遗产以及当代“乡愁”寄托的精神家园。[20]换句话说，村落文化是乡村生存与发展的“根文化”，民族地区乡村村落的特色越显著，其生命力与吸引力越强。
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农业结构等不同，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结构呈现出特殊的区域特征，村落表征出千姿百态的样态。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其村落的建设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模式。同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村落建设的“新”与“旧”，本质上即是对民族特色文化的取舍。“文化一直以来都被看做是代代相传的社会黏合剂，通过人类共有的过去将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一个时代创造出一种当时的文化。而现在，将文化视为一个实体而不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21]当下，一些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为了追求视角统整，竭力将传统村落“整齐划一”，把民族地区乡村特色文化基因的物理依附人为地渐进割裂，“同质化”的村落与当地村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文化习俗显得格格不入。当然，民族地区乡村的文化生态基础良好，是民族性、乡村性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内涵。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不是“新”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振兴也不是再创造出一种当下的文化，重要的是保护好民族地区乡村特色文化的底色，机械化、简单化的“千面一村”最终必然导致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特色的丢失，而且这种丢失在短期内很难重塑。为此，基于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实然样态，职业教育需要深度介入恢复、创新保护乡村特色文化的精神家园重塑活动。
（三）人才域：民族地区乡村技术人才匮乏
人力资本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最为关键的动能要素，尤其是当下乡村“空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越是资源禀赋条件差、人地关系紧张的民族地区乡村，乡村人越是更早更彻底地完成了“乡土逃离”。人口的“乡－城”流动的大势，不断冲击着“农本”的民族社会关系，亦使得潜在的人力资本随之外溢，突出体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人口捆绑式缺失，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由传统的依靠人口资源到人力资本的转变至关重要。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实施乡村振兴需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促使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与之相对的生存姿态，即乡村人的“乡土逃离”，这种“逃离”不仅是一种走出乡村社会的姿态，更是一种生命存在性价值的重新获得。民族地区的乡村大多处在深山大川之间，多为喀斯特式和高山峡谷式地貌，资源禀赋性条件差，耕地少且不易耕作，[23]人地关系紧张，农民与土地的结合难度大。如人地关系比较紧张的四川、贵州、云南等民族乡村地区，农村劳动力在早期城乡体制障碍突出的年代，早已背井离乡，加入到农民工队伍。近年来，加之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差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民族地区乡村“举家型”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式”的“乡土逃离”更是愈加突出。这样一来，伴随的最大后果便是产生了大量的“老年农业”“妇女农业”，而从实地访谈的结果来看，这部分留守农业的老年人、中年妇女对进行现代农业生产的理解力和接受度不高，甚至更倾向于传统的精耕细作。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受现代农业技术生产中经济成本因素的影响，但根本的问题应当归结于农业技术吸引力的显著作用仍然没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实际上，广大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也存在着强有力的“虹吸现象”，当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极大的张力扩散开来并发挥显性的技术生产力时，乡村个体的选择会以集聚规模向技术要素靠拢，民族地区乡村“人－地”紧张关系则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而这其中扮演“中坚”角色的一定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得出，民族地区乡村人口外溢的直接结果是乡村技术人才匮乏，由此牵引起乡村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缺失。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尤为重要的是为民族地区乡村进行“技术留才”与“专业育人”。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机理
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主要发挥着“催生产业功能”“涵养文化功能”以及“跨界育人功能”。其中，催生产业功能重在对接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脱耦问题，以技术为要素资本，弥合民族地区乡村“先天不足”的区位条件，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力；涵养文化功能侧重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特色丢失的实际，以系统性思维统整改变民族地区乡村村落“千面一村”的实然景象，实现乡土记忆的传承；而跨界育人功能则以“技术赋能”为取向，培养真正能够“留得下、留得住、留得起”的乡村振兴人才。可以看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三重功能精准回应了乡村主导产业兴旺、乡土记忆传承以及人才供给的现实需求，并且三大需求之间又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内在必然联系，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机理。
（一）经济价值：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催生乡村产业兴旺
长期以来，由于区位条件的制约，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生存难度较大，而区域内产业发展的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乡村主要劳动力的去留问题。这意味着，催生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兴旺，夯实乡村人的物质基础，是吸引乡村人留在“乡村厚土”的重要条件，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经济价值逻辑。
技术往往会催化自身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问题的掌握。[24]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而资本、技术和市场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相对较少。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会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掌握、拥有和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状况。[25]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直面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类型教育，能够基于其特有的技术要素融入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之中，推动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兴旺。具体而言，首先，职业教育能够根据区位状况，精准定位民族地区乡村适宜性主导产业，以技术运用介入产业生产过程。盘活乡村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要素，推动乡村构建起符合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的新的要素结构，提升乡村经济的效率和吸引力。[26]其次，职业教育能结合市场刚需，外显其与市场粘合的功能与属性，不断创新延长民族地区农业产业链，助推其由简单生产农业向农产品加工业延伸，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经济机会。总的来说，职业教育是“技术向度”的教育，当然，“技术不是辩证的，它不超越障碍，而是使障碍得以改变”[27]。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技术机理运行，以职业技术的“后天之力”精准回应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先天不足”，使其在将民族地区乡村某种自然障碍转变为一种手段中发挥作用，增强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发展的“自信心”与“自创力”；也能够走在“今日”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前面，走向“明日”的产业发展，先行引领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走向“明日兴旺”。
（二）文化价值：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负载乡土记忆传承
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兴旺表明乡村人具备乡村体面生存与高质量生活的物质基础，而要真正实现乡村“留人”与人口“回流”，还必须通过面向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统整乡村特色文化载体，负载乡土记忆传承，基于系统性思维，筑牢民族地区乡村特色文化的生存与生长根基，生成新时代乡村人心灵深处最强烈的精神依靠，以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空间承载来修复其精神家园。因此，负载民族地区乡土记忆传承体现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文化价值逻辑。文化生态系统与教育是相互适应的过程，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总是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性的教育类型，使得其具有特定文化空间的基因特质与“教育文化力”，是与界域内文化系统相互适应的跨界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因具有所属民族地区特定文化场域的“文化基因”与“教育文化力”，由此使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够负载民族地区乡土记忆传承。首先，文化为人类所特有，并且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的特殊性又使得文化一般只适用于某个地方或者某种社会。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能够散发其固有的文化气息，在独特乡村区域内对民族特色文化中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化因子进行挖掘与传承，促成传统文化物理载体的回归，使得民族地区特色的村落文化形态存留在只属于它所在的文化与社会场域，以“文化基因”涵养“乡土记忆”。其次，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内涵着农民历时性的社会记忆，是塑造村民共同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关键要素。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够充分体现其“公利性”与“公益性”价值，全面关照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实然样态，基于共生联结机制，“通过物质创造和精神引导等途径，对区域文化加以积淀、传承和创造”，培养能活态传承发扬民族地区特色饮食文化、工艺文化以及服饰文化等的创意性人才，形成教育对民族地区乡村特色文化的支持力，以及对乡土记忆的承载力，塑造村民对乡村的共同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
（三）教育价值：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培育乡村技术人才
除了催生乡村主导产业兴旺、负载乡土记忆传承之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尤为重要的是培育乡村技术人才。人才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决定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成效。[31]在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振兴人才培育有赖于技术获得，只有乡村人获得技术，才能生成个体的能力自觉，而新技术实现对人的赋能都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强力助推。[32]因此，通过职业教育培育乡村振兴人才供给，实现个体的能力自觉，体现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教育价值逻辑。
“教育作为一种人为和为人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不断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人需要它”[33]。人们之所以需要教育，最主要的是教育能够赋予人们需要它所应该赋予的某些能力，换句话说，教育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据言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最根本的是它能够满足乡村振兴人才供给的特定需要。首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够开发人力，秉持“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理念，通过学校职业教育向广大民族地区乡村社会输出各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支持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也可以面向民族地区农民开展职业培训服务，通过相应技术和技能的支撑，培养面向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职业人”，即“新型职业农民”，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源支撑，直接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其次，职业教育能够实现“技术成人”。人没有先天的本质，因而人没有自己固定的存在方式，这种缺失是人类技术的真正起源，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人存在的方式。[35]技术不仅深入整个社会的物质世界，也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职业教育通过技术与人的作用机理，助推广大民族地区农民能够快速地理解农业生产技术，科学规范地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以及自觉借助农业生产技术改善生存生活生产状况，拓展技术对人本体存在的影响力。由此，使得个体由“技术自知”走向“能力自觉”，进而促成“生命自为”，实现“职业人”与“生命人”的和谐统一，达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人才供给的价值进阶。
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观照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三重功能精准对接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最大实际，理应成为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目标定位不精准、过程设计不系统以及协同保障机制不健全，致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仍未达到“精细化”“品质化”以及“长效性”的应然目标。因此，为了高质量地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精准目标定位、观照过程统整以及供给效能保障，满足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需求，激活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部动力，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一）精准目标定位，满足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需求
精准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目标定位是高质量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前提。在中国乡村建设与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是在总结乡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新突破。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目标定位就是要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有理性”“有效率”“有精神”“有境界”“有效益”的现代化，继而对接国家整体现代化。基于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就是要面向现代化，满足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追寻。为此，职业教育需要遵从理性的需求逻辑，精准了解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技术需求，进而引领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技术需求，最后满足其技术需求，达到有效技术供给。
首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必须精准了解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技术需求。一是应该扎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综合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分析民族地区乡村群体的主导产业技术需求、特色文化空间拓展技术需求以及个体技术融合需求。二是深入了解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实然样态，主要以民族地区县域职教中心为龙头，在广大民族地区乡村创办“乡村产业技术指导中心”，将现代农业经济管理、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等专业的专任教师、学生通过“下派”的形式委派到该中心开展农业技术需求分析与管理工作，进一步了解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悄然变革，分析技术变革时代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技术短板，真正做到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心里有底”。
其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在了解技术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精准引领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技术需求。一方面，职业教育要以技术占有引领乡村社会产业的发展，向农民传授最新最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帮助农民实现产业的增产增值，提高人地结合性和依附性。另一方面，依据与政府、企业的衔接，向农民宣传“三农”政策以及区域内农业发展的趋势，与合作企业协同推介新型农业生产技术，以技术介入引领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的职业化。最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在了解和引领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精准满足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技术需求。其必须遵循“以需求为纲”的技术逻辑供给思维，即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技术就提供什么技术，而不是职业院校有什么技术就提供什么技术。学校职业教育应该从乡村发展的全局出发，修订适宜本区域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因地制宜地进行系统的课程改革，完善师资队伍建设等。同时，也可以建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网络数据库”，详细记录服务乡村振兴的方案设计、行动过程以及效果评价。再者，构建“校－村”联动的服务基地，指派涉农专业学生以及乡村建设急需类专业教师、学生到基地实习实训，开展“田坎式”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附之与合作企业的协同帮扶，向乡村引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具，以技术改变乡村产业发展的原始面貌。当然，针对原在地农民，需要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培训，使其成为有生产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
（二）观照过程统整，激活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部动力
不论是基于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衰落的思考，还是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特色丢失与人力匮乏的考量，其均是内部动力不足引起的。而要激活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部动力，则需观照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统整，以系统性的内容架构与全面性的成人成才，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人、技术、职业、教育、社会的跨界融合、和谐共生。
一是系统设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容架构，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教育与技术”“社会与教育”的共生。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主要是以“项目制”为主。当然，“项目制”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具有针对性，便于操作。但是，长期的“项目制”发展必然导致职业教育只关注追逐项目的短期效益，也影响无项目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并不利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应设计“区块化”的内容架构，把乡村振兴的系列目标分解为若干“子区块”，按区域内职业学校专业特色发展情况，人才培养与校企合作状况，合理设计区块对接模式，以“区块”要素带动乡村整体，激活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源。
二是把“专业成才”与“文化成人”融入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人与教育”“人与职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社会”的协同，促成人的全面振兴、全面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既具有“专业成才”的功利价值，
也彰显着“文化成人”的本体价值。因此，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定要指向乡村个体的“完整人生、幸福人生”，不要仅仅狭隘关注个体的“当下谋生、职业人生”。首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扮演好民族性人才培养的前端角色，以文化融入、价值塑造的手段，做到“以文养情，以情育技，以技促文”，深入挖掘乡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最终形成“民族性人才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良性循环。[39]其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发挥技术的功用性价值，主动发挥训育功能，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应于民族地区乡村主导产业发展的技术知识作为乡村“中坚农民”技术培育的内容供给，通过技术下乡等农村职业培训方式向民族地区乡村新型职业农民、“三产”生产与经营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技能培训，激发其知识潜能，提高其技术技能水平。最后，通过职业技术教育的统整介入，以系统思维彰显技术逻辑，培养超越现有务农能力、追求现代农业技术与精神的振兴乡村人才，以乡村人才振兴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进而共生乡村“五大振兴”。
（三）供给效能保障，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当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也存在“只顾眼前，不顾长远，饮鸩止渴式”的问题，进而使得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留在表层，缺失持续性的创生发展。因此，应注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执行力，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保障其效能。
一是建立由政、校、企、农、生等多元主体构成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共同缔造”机制，厘清各主体的服务边界。[40]其中，政府在宏观上统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以科学、生态、可持续的理念进行有“文化气息、民族特色、乡土基因”的乡村建设，转变财政政策投入方式，由直接财政投入转为多途径购买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特定模式；学校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直接性主体，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承担者”，应加大开设智慧农业、智慧林业、智能化养殖、木业智能装备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通过课程改革、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略，不断地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现代农业技术要素支持；也可以借鉴部分民族地区职业院校采取的干部驻村制度，借助职业院校的力量，找出乡村振兴的生长点，实现定点帮扶、精准发展；[41]企业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不可缺失的重要参与主体，要在整个服务过程中以最有效的方式向各主体传递最新的市场信息，以最快的市场反应应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信息不畅的问题，同时还要以校企合作共育“爱农强农”人才；农户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主人翁”，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农户要实时反馈自身的技术短板与发展需求，向政府、学校、企业传递最迫切和最准确的需求侧变化；学生则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机力量与生力军，一定程度上是连接各主体的桥梁和信息中枢，应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断积累乡土知识，夯实专业技能，养成乡土情结，以“技术自知”和“能力自觉”助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二是构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动态监测与效能评价机制，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性监测以及效果性评估。首先，建立动态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监测机制，明确“由谁监测、以何监测、何以监测”的重点问题，形成以县级政府牵头，企业、农户协同参与，运用现场与大数据监测平台开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动态监测机制，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制保障过程监测的有效性与真实性。其次，建立由第三方主导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效果评价机制。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学校、企业、农户等不能既做“运动员”，也做“裁判员”，这样势必影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质量与效能。因此，应引入第三方评价，从职业教育催生民族地区主导产业兴旺、负载民族地区乡土记忆传承以及培育乡村振兴人才供给等方面进行多维评价，及时向政府、学校、合作企业、农户反馈效果，推动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职业学校育人育才更加精准化，企业参与办学与服务乡村振兴更加动态化，农民生产生活更加现代化，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由追求“效果”转向注重“效率”，进而促成更侧重“效益”的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2]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朱德全，曾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向度[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6）．
[4]曾阳．乡村振兴战略下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2）．
[5]谢元海，闫广芬．乡村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生计、生活与生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9（1）．
[6]祁占勇，王志远．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实困顿与实践指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4）．
[7]梁宁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机遇与优化路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4）．
[8]石丹淅．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9（20）．
[9]李丽，杨如安．乡村振兴背景下边境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与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
[10]朱德全，吴虑，朱成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11]黄开腾．论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
[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12]万秀丽．精准扶贫视野下“空心化”农村治理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7（2）．
[13]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1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5]张琦，张涛，贺胜年．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
[16]贺雪峰．是“无人种田”，还是“无田可种”?[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9（4）．
[17]朱要龙，刘培培．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以云南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18]祖力亚提·司马义，陈稔源，陈艳平．新疆喀什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就业调查研究——以叶城县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8（3）．
[19]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0]杨浏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活态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21][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简明文化人类学：人类之镜[M]．熊茜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22]石献记，朱德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文化共生场域[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3）．
[23]邓磊．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24][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5]陆益龙．农民新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CGSS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评论，2014（6）．
[26]王长江．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应避免的若干“误区”——基于现代化视角的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27][法]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M]．董茂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8]张诗亚．西南民族教育文化溯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29]毛一敬，刘建平．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30]朱德全．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31]林克松，袁德梽．人才振兴：职业教育“1+N”融合行动模式探索[J]．民族教育研究，2020（3）．
[32]朱成晨，闫广芬．精神与逻辑：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与跨界思维[J]．教育研究，2020（7）．
[33]张旸．教育需要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34]朱德全．农村中学“三位一体”课程与教学模式创新的行动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35]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6]朱德全，熊晴．技术之器与技术之道：职业教育的价值逻辑[J]．教育研究，2020（12）．
[37]郭津佑，石白玉，萧洪恩．乡村振兴：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新成果[J]．贵州民族研究，2018（12）．
[38]朱德全，王志远．协同与融合：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39]杨磊，朱德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机制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40]王志远，朱德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政策的历史流变与时代趋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0）．
[41]杨磊，朱德全．“三域”并进与“链式”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行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
责任编辑：安庆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