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教育精准扶贫是推动民族地区脱贫的根本之策。在总结分析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作用机理、重点难点、实现路径、供给重点、运行管理、政策策略进行了探讨，并针对民族教育精准扶贫中所存在的区域之间政策协作不够、措施针对性不强、体制机制不健全、工作实效性不足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要从政策上统筹规划民族教育扶贫工作，谋求区域大协作等对策。
关键词：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精准投入；民族人才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取得了一定实效，但仍旧存在着区域协作不够、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足、长效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基于历史欠账多、基础薄弱，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特殊等多因素制约，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要依循教育精准扶贫的一般规律，坚持统筹规划区域协作，优化资源配置与利用，建立民族教育扶贫大数据，立足并发挥文化生态优势，建立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营造有利于民族教育扶贫的文化氛围，推动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本文在总结分析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作用机理、重点难点、实现路径、供给重点、运行管理、政策策略进行了探讨，并针对民族教育精准扶贫中所存在的区域之间政策协作不够、措施针对性不强、体制机制不健全、工作实效性不足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要从政策上统筹规划民族教育扶贫工作，谋求区域大协作等对策。
二、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学术回顾与反思
民族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具有极强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话题。2015年以来，学界紧紧围绕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政策、体制机制、具体方法及现实问题开展实地调查与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框架和学术逻辑进行回顾与反思，有利于深化对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认识，增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效性。
第一，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作用机理分析。李祥等认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内在机理体现在教育发展权利保障、教育权力运行规范性和有效性、教育资源获取和分配权三个教育治理问题上，机理分析和体制创新应围绕法律保障、资源配置以及协商治理而展开。[1]
实际上，正确理解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和作用机理，可以抓住民族教育治理的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从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有利于从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厘清思路，掌握主动，为探索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规律奠定基础。
第二，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难点研究。段会冬以黎族织锦专业发展为例，指出当前民族教育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被“窄化”现象，尤其表现在只关注对贫困对象的技能培训，却忽略了对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的培养。[2]李锋则认为，当前民族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教育扶贫力度的增加与贫困群体获得感的提升不相匹配，因此建议应紧紧结合民族贫困地区的区域特点和发展需求，不断强化贫困群体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性地位，最大限度地提升扶贫对象的教育获得感。[3]陈立群主要基于自己的支教经历，明确提出精神贫困则是新时期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难题。[4]
从上述研究者的例证和论述可以看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题中之义必然包括资金支持、政策倾斜、资源配置等“硬件”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应体现在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不甘人后的价值追求培养等“软件”上，目前，“精神脱贫”理应是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和难点。
第三，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探索。李华、刘宋强等认为，应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助推作用，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环境硬件建设和技术支持，让贫困学生享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5]石玉昌则主张借助互联网教育转型，深入挖掘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大力推进民族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扶贫。[6]
可以预见，由于民族地区交通仍相对闭塞、地理位置偏僻，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和课程教学资源的均等化，只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方可促成。让互联互通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技术高速运转，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度和利用率，将是当下及未来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必由路径。
第四，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供给重点选择。都永浩等以黑龙江省为例，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中具有独特优势，体现在其与民族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农民素质提升、技术人才培养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等彼此融合、互为支撑。[7]许锋华指出，应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精准扶贫理念，对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进行重新定位，并将建构定向模式培养本土人才、传承创新民族民间文化、开展“互联网＋职业教育”行动、完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体系等作为主要实践路径。[8]
本质上说，民族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教育层次，关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的教育体系。但由于职业教育可以与民族地区的自身特点和天然优势紧密结合，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立竿见影的实效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增强民族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与脱贫致富能力极为重要，应成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选项。
第五，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运行管理机制探讨。祝志芬主张，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需建立统一的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精准扶贫政策以及多元化的精准扶贫体系。[9]阿海曲洛认为，应建立一个适合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10]杨定玉建议，应塑造全方位的民族教育“精准扶贫”体系。[11]
目前来看，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运行管理机制尚处于“盲点”状态、初始阶段，政策出台密集、落实举措乏力，资源倾斜到位、使用实效不高，输血通道交叉、“血液”无法进入“毛细血管”的现象比比皆是，针对精准扶贫运行管理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学者们提出建立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实施绩效考核等意见和建议，很有见地又十分必要。
第六，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李俊杰、陈浩浩认为应根据民族教育的实际需求，加强教育内容和教育结构的现实性与实用性，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长远发展，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12]沈万根、马冀群主张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中，应促使民族高校积极发挥少数民族贫困学生教育、基层干部培养和科研支持等作用。[13]戴小明以武陵山片区为例，指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需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由中央和省级政府给予精准的制度安排与财政支持，并引导全社会的共同参与。[14]
事实上，民族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如果说精准扶贫是时代的要求，教育精准扶贫是尊重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而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则是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微创手术”，切忌大雨漫灌。它既要做到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又要做到遵循教育规律精准、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精准，还要精准对接国家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民族心理，因此，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研究需要倾注更多学者的心血。
可见，近年来，学界对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调查与研究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实践对策探讨，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研究仍有一定不足。（1）对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特殊性探讨不足。现有研究多是将精准扶贫的一般原则和规律套用到民族教育领域，没有厘清与辨明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区别于其他教育扶贫工作的内在特殊性。（2）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对策探索不够。现有研究多是从某单一视角或环节切入，所揭示的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问题及实施路径碎片化趋势非常明显。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中国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区域协作不够、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足、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旧存在，严重制约了扶贫攻坚效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及时系统总结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经验得失，有的放矢地推进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就显得十分紧迫而又极富现实价值。
三、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路径与主要措施
民族教育扶贫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必须从民族教育扶贫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定位、要求出发，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作为扶贫主体，以特色文化生态和教育资源为扶贫基础，以教育实际需求为切入点，增强民族教育扶贫措施的适切性，着力提升民族教育自我发展能力，助推民族教育的内生与可持续发展。在实践路径方面，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贫困地区扶贫现状，重点关注并解决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带有全局性、主体性、特色性、精准性、实效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其中“全局性问题”是指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如何协调内外关系的问题，“主体性问题”是指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如何发挥自身主体性的问题，“特色性问题”是指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的问题，“精准性问题”是指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如何确保科学有效管理问题，“实效性问题”是指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如何提高效率和效果的问题，“长远性问题”是指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如何着眼长远、防止贫困回弹的问题。这六个基本问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共同构建起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取向与路径。
基于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学术反思，根据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实际问题与困境，在实地调研基础上，笔者认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是一个长期而全面的系统工程，一定要遵循教育扶贫和民族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全方位、多举措全面系统推进。具体来说，推进民族教育精准扶贫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在政策制定层面，统筹规划民族教育扶贫工作，谋求区域扶贫大协作
推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要立足战略全局的高度，全面深刻理解民族教育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导性与基础性作用，充分认识到推进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统筹规划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谋求扶贫大协作，形成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大联动。（1）在宏观层面上，要根据国家教育精准扶贫的发展趋向和工作安排，结合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总规划，制定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专项方案。（2）在中观层面上，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教育发展实际，统筹推进教育扶贫与其他扶贫方式的有机融合，建立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跨区域协作机制。（3）在微观层面，要根据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特殊性，真正建立由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各方协作参与、权责分明的多层次教育扶贫体系。
（二）在资源配置层面，优化扶贫资源的配置利用，提升民族教育扶贫效能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减贫成本高，因而，优化扶贫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促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力是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实践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需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1）确保专用性。建立规范的扶贫资源分配机制，强化审计和监督，确保教育扶贫资源能够切实投入贫困人口的教育发展中。（2）强调差异性。教育扶贫资源的配置需要充分考虑不同贫困区域和贫困对象的教育需求，避免搞平均分配，应将“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分类资助，为有特殊需要的地区提供不同的分配方案，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聚焦到学生，体现精准投入”。[15]同时，探索建立贫困学校和贫困学生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实现扶贫资源的动态管理与使用。（3）追求增值性。一方面，要优化教育扶贫资源的利用，提高使用效能，就必须将其用在最突出、最紧要和最有益的事务上，实现教育资源的增值，减少教育资源的边际损耗和浪费；另一方面，要把区域内的公共扶贫和个体帮扶结合起来，既要考虑资源精准分散到户，更要考虑把资源有效集中以“办大事”。
个案1 重庆市黔江区：资源有效配置＋教育精准扶贫
作为重庆市首批脱贫摘帽的区县，黔江区在教育扶贫中的重要经验便是强调对教育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将个体帮扶、公共扶贫和重点照顾充分结合，多管齐下，实现教育扶贫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其主要措施有：首先，设立教育扶贫资助基金，并通过“泛海助学行动”等平台筹集社会资金，打造并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学段扶贫资助体系，精准帮扶到每个贫困学生，确保其不因贫失学。其次，设置专项工作经费，实施集团化办学，盘活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惠及贫困地区所有学生。另外，制定特殊政策，将扶贫资源更好地向留守儿童、随迁子女、“三残”儿童等特殊群体倾斜，重点解决好其入学难问题。这些措施的制定与执行，大大提升了教育扶贫的有效性和功能发挥。（重庆市黔江区教育委员会提供，2018年6月）
（三）在技术路径层面，建立民族教育扶贫数据库，确保决策科学精准
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必须转变传统的定向思维，要借助现代大数据技术与手段，通过将大数据技术与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有效衔接，不断提升教育扶贫工作的精准性。（1）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识别。在原有建档立卡的基础上，收集、录入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更多、更详细的相关信息，如家庭构成、区域环境、经济状况、教育经历及主要困难等，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系统和深层次的数据分析，发掘关键因素及内部关联，精确定位贫困对象、区分贫困程度、揭示致贫原因，精确识别与分类整理不同贫困对象的教育脱贫需求。（2）利用大数据技术确保精准管理。以大数据平台为媒介紧密连接扶贫主体与扶贫对象，建立动态监测体系，一方面对教育扶贫主体的组织安排、资源使用及工作成效等进行实时督导；另一方面对扶贫对象的贫困状况、脱贫进度进行连续追踪，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与配套的问责制度。（3）利用大数据技术助推精准推进。发挥大数据技术的反馈、探索与预测作用，建立有效的教育精准扶贫的预测与反馈模型。[16]一方面实时追踪贫困对象的教育脱贫需求，解决教育扶贫措施与贫困状况和脱贫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实现教育扶贫的“靶向治疗”，避免教育扶贫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对教育扶贫后的反馈数据进行再分析、预测，适时调整扶贫政策与措施，避免教育扶贫的重复性和无效性。
个案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大数据平台＋教育精准扶贫
南丹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首个脱贫摘帽县。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南丹县教育局充分利用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组织人员到校、进村、入户，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动态的教育扶贫数据库，构建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贫困学生的教育精准扶贫体系，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扶贫全覆盖活动，全面精准落实各项扶持与资助政策，做到“全面覆盖、全程覆盖、全员覆盖”，从而确保无任一学段学生因贫失学，为全县的扶贫攻坚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提供，2018年8月）
总体来说，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就是要“构建嵌入贫困数据、脱贫方针、扶贫措施、扶贫机构、脱贫判定标准的大数据综合平台”，[17]在纵向上建设教育精准扶贫的监测、执行、督导与追踪体系，在横向上构建跨区域、多方式的教育扶贫协作机制，确保民族教育扶贫工作的精准识别、精准管理与精准推进。
（四）在目标取向层面，立足并发挥文化生态优势，推动民族教育特色发展
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目的不仅是要补齐教育短板，而且还要促使民族教育形成特色，推动内源式发展。在民族教育扶贫开发过程中，需要纠正这样的误区：以经济的相对贫困来定性文化的贫困，将本土文化视为落后、需要摒弃或有待改良的文化，否定其文化生态的内在价值和优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虽然经济和教育基础薄弱，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形成了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些地域特色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动力。一方面，只有充分融入民族文化，教育扶贫工作才能为当地群众所接纳，得以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只有紧紧围绕民族文化来开展教育扶贫项目，才能更好地获得当地群众的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心，培育文化自觉，充分激发他们利用民族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来主动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和强烈愿望。
个案３ 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教育精准扶贫
岜沙苗寨是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的一个典型苗族村寨，旅游扶贫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扶贫方式，也为其带来可观的扶贫效果，但近些年来受村寨日渐浓厚商业文化的影响，“读书无用论”在当地甚为流行，当地小孩无心上学的现象极为普遍，教育贫困、文化贫困表现明显，导致当地脱贫攻坚的后劲不足。为扭转这一局势，村寨开始尝试将民族文化、民族教育与扶贫攻坚紧密结合。其中，岜沙小学于2014年开始推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学校将每周四被确定为“民族文化日”，当天全体学生必须穿民族传统服装进校。学校开设苗舞、苗歌和苗艺等三种校本课程，并邀请当地非遗传承人或具有一定声望的民间艺人执教。全体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自主选课，根据选课情况学生被混合编入相应的兴趣班。同时，从江县民宗局每学期固定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提供5000元专项资助，用于外聘教师劳务费和材料费（芦笙、针线、绣片等）支出。通过此类活动的开展，当地孩子的学习积极性明显增强，群众对子女教育的认同度和支持度也有明显提升，获得相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和认可。
可以认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思路，不是帮助民族教育效仿和追赶发达地区的教育模式，而是应深度发掘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功能与价值，立足与发掘本土文化特色和优势，形成能够适应、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教育。这意味着，在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持续提升教育扶贫工作的文化融入力度，不仅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在当前教育扶贫开发中的时代价值，认识到教育扶贫对于传承与繁荣民族文化的长远使命，还要在实践中探索教育扶贫工作与民族文化相融的新思路，探索在教育扶贫项目中融入、传承与更新民族文化的新方式、新手段和新途径。
（五）在实践操作层面，发展职业教育，因地制宜建立民族人才培养体系
民族职业教育作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排头兵”，发挥着直接性、发展性和补偿性扶贫的三重作用，[18]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对人力资本开发的帮助也最快捷、最有效。由于民族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和校际发展水平不均衡，从而导致人才培养特色不鲜明、实用性不强、有效性不高等问题，要推动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切实提升民族教育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就必须充分发挥民族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功能，大力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前来看，民族地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急需以职业教育为纽带和抓手，系统建立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首先，准确定位民族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民族教育在注重培养基础性人才、学术型人才的同时，要加大面向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力度，把培养更多本地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本土人才作为重要目标。由此，科学规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找到发展本区域民族职业教育的突破点，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与该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战略同步，职业院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地区产业布局协调，人才培养目标与岗位行业需求适应，应该成为定位本区域民族职业教育的核心路径。其次，转变民族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依据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理念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紧密对接民族教育人才培养与区域脱贫攻坚需求，紧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构建产教融合、校企互动、学做合一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个案４ 贵州省铜仁市：民族职业教育发展＋教育精准扶贫
铜仁是贵州省欠发达、欠开发程度最深的少数民族贫困区域，2010年全市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125个贫困乡镇，脱贫攻坚基础薄弱、任务繁重。但近几年来，铜仁市的脱贫攻坚工作依然取得较大成效，仅2018年就有碧江、万山、玉屏、江口4个区县实现脱贫摘帽，另有2个区县拟退出贫困县行列。其扶贫工作取得成效的一大关键，就是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的作用与影响，通过改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职教扶贫优势，服务区域脱贫攻坚大局。以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其围绕区域大扶贫战略，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高度耦合、全方位为农服务的专业体系，并通过牵头成立铜仁市职业教育集团学校，统筹各县人才培养重点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订单式培养当地急需人才，从而为区域精准扶贫蓄力、助力。（贵州省从江县芭莎小学提供，2018年8月）
最后，营造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典型示范、宣传动员、院坝会议、专题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职业教育理念，培育工匠精神，倡导创新创业光荣，破除陈旧人才观，改变社会大众对民族教育尤其是民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片面认知和误读，让贫困群众充分认识到民族职业教育之于脱贫致富的重要价值，提升通过民族职业教育来增强自我脱贫的愿望与实际能力。
（六）在文化生态层面，营造民族教育扶贫的文化氛围，激活扶贫内源动力
基于“读书无用论”思潮再次蔓延和学生主动辍学率再度上升的现实状况，为民族教育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形成有利于民族教育扶贫的社会氛围，就显得十分紧迫。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扶贫理念与政策的宣传力度，创新教育扶贫宣传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大众理解民族教育扶贫的根本追求、核心内容和主要举措，引导社会大众关注、关心和支持民族教育扶贫工作，更正民族教育扶贫的传统误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教育扶贫，为民族教育扶贫工作凝聚多方智慧和支持。
个案5 云南省宁洱县：宣传引导氛围营造＋教育精准扶贫
宁洱县是云南新近的脱贫摘帽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宁洱县将宣传全覆盖作为扶贫攻坚的突破口，在多个乡镇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的特色教育扶贫宣传活动，让学生成为宣讲员，与家长共同学习脱贫知识，了解教育扶贫政策，知晓各项教育惠民项目，既在社会中营造了浓厚的教育扶贫氛围，又切实提高了教育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助推了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教育局提供，2018年7月）
另一方面，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还应重视长效性与内动力，不仅仅关注民族教育扶贫资金投入、教育设施更新等显性成果和“短、平、快”效应，而且还应重视贫困人口教育心理、教育态度和教育行动的改变等隐性效能，提升社会民众对教育的实际获得感，激发贫困群众通过教育脱贫致富的自信心和自觉心。[19]因此，营造民族教育扶贫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激活民族教育发展的内源动力，助推民族教育的长期良性发展是民族教育精准扶贫取得实效的重要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1]李祥，曾瑜，宋璞.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内在机理与机制创新[J].广西社会学，2017（2）.
[2]段会冬.被“窄化”的教育扶贫[J].民族教育研究，2018（4）.
[3]李锋.“获得感”提升视角下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困境与出路[J].民族论坛，2017（3）.
[4]陈立群.教育扶贫，首先要扶的是精神[J].人民教育，2016（23）.
[5]李华，刘宋强，宣芳，等.教育信息化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7（12）.
[6]石玉昌.以互联网教育转型促进贵州连片贫困地区教育脱贫路径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8（3）.
[7]都永浩，丁岚峰，左岫仙.职业教育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1）.
[8]许锋华.精准扶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定位[J].高等教育研究，2016（11）.
[9]祝志芬.义务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基于湖北省恩施州的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18（6）.
[10]阿海曲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11]杨定玉.精准扶贫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之路[N].中国民族报，2016-01-29.
[12]李俊杰，陈浩浩.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制约因素与基本思路[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
[13]沈万根，马冀群.民族高校参与民族地区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J].民族教育研究，2018（3）.
[14]戴小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核心在教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15]张彩云，傅王倩.发达国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政策及对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6（6）.
[16]封青云，郭炯，郑晓俊．大数据支持的甘肃省教育精准扶贫科学决策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7（12）.
[17]石欣鹭，田晓膺.精准扶贫需用好大数据[J].人民论坛，2018（22）.
[18]李鹏，朱成晨，朱德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理与实践反思[J].教育与经济，2017（6）.
[19]司树杰，王文静，李兴洲.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Academic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thnic Education
Peng Shouqing Wang Lei
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thnic education is the funda mental policy to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area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practical path, supply focus, operation management, as well as policy and strategy concern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thnic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thnic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sever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cy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lack of focus in measures,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low effectiveness in work implementation.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making overall plan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thnic education, pursuing better regional cooperation, etc.
Key Words: ethnic educ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investment; ethnic talent
责任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