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世纪初德国古典大学兴起以来，科研日渐被普遍认为高水平大学的基本构件之一。中国在清末民初逐步引入了德国古典大学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但大学的科研系统直到1927年之后才初步成型并逐渐制度化。此后，中国高校科研迅速达到相当水平和规模，并成为中国学术创新系统的主体。在1949年后的大变革中，中国学术系统也因时而变，科研系统的重心逐步向中科院倾斜，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秩序日渐恢复正常，科研系统得以修复并重新回归高校系统。科研重心的反复流转和演化，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生态和结构的深刻变迁，反映出中国学术创新系统的结构转型，也浓缩着中国历史不断嬗变和中华民族不懈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苦求索。
关键词：制度变迁；学术中心；科研系统；主体性
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机构，并处于诸多社会领域的交汇点上。因此，大学当之无愧地成为观测现代社会智识生活和精神状况的绝佳视点。科研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大学水平往往体现在其科研质量上。然而，大学首先是作为人才培养机构而出现和存在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过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历程，而中国大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经历了极为复杂的纵深变革和历史性转型。大学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呈现怎样的脉络、有何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能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大学的变迁提供重要镜鉴。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迄今仍非常罕见；极个别相关研究，也局限于断代研究，未能跨越近代和当代的历史段限进行融贯的深度探究。本文拟突破现有研究图式，进行“长时段”（long-term history）的历史考察和“中距”（middle range）的结构解析，考辨二者之离合，挖掘历史的深层面向。
一、科研制度化与学术中心的生成
19世纪末，在移植西方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热潮中，中国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在早期，比较出色的高校有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南高师-东南大学及圣约翰大学等。在民国初期，北京大学一度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及最高教育机构，处于全国高校的中枢地位。蔡元培主导下的北大变革，主要借鉴德国柏林大学的模式，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郭秉文主政下的东南大学，基本对标美式研究型大学（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无形中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尽管时人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系统的深度研究，也缺乏国际水平的成果（主要还是知识引进和学科移植），没有形成正规的科研制度，甚至也没有很快营造出普遍的空气，但当时的努力确实形成了一种研究的意识，初步造成了一种自主研究的学术取向。
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北大引入的德国大学模式和东南大学所引入的美国大学模式，形成了中国大学的两种基本范型。北大贯彻学术分科、注重基础研究，而东南大学则注重学科的综合性、引入社会力量推动教学科研的可持续发展，这对推进中国大学的近代化和科研制度化都有重要意义。然而，科研系统的建成绝非朝夕之功。
严格来说，中国学术界真正形成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普遍的学术的风气，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的。总体而言，在1928年后，国立大学开始，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积极建立系统的科研体系，开展普遍的研究活动，并逐步组建科研团队、形成研究系列。至此，大学科研已正式启动制度化进程。大学内的科研工作得以制度化，正式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并内化为教师工作的基本要求。这意味着柏林大学经验在中国的真正确立，也意味着引入美国模式之际所追求的取向的初成。在此进程中，具有美国背景的中基会更是资助了一批中国顶级学者开展原创性研究，如翁文灏、庄长恭、李济等。这不仅形成了科研资助制度，也形成了良好的评价、奖励及推广制度。
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重重挑战和困境中，中国大学实现了长足进步，赢得了国际认可。1933年，有学者欣喜地宣称：“民国以来大学生的能力实已颇多进步。……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连前东南大学在内）及清华大学的……即使未曾出洋，也颇有人能在他们的专门工作中有实在的贡献，和良好的成绩。”[1]外国学者考察之后，也认为：“中国似乎已达到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果通常是高质量的”。抗战前夕开始，“在几个有相当标准的大学里，学生的平均程度，逐年提高，其中好的可以比外国大学同级的学生没有愧色”[2]。胡适日后也回忆道：“中日战争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3]蒋廷黻认为，在抗战前几年“清华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毫无疑问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4]。哥大校友、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在1936年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清华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就。在中国及世界的学术界上，已得了相当的地位”，已“跻入世界名大学之林”[5]，日后，他亦称：“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度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6]。
此后，尽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学术文教的发展进度，但中国学术仍有所进步，达到了举世瞩目的水平。抗战时期来华访问的李约瑟，对中国大学的水平和成就大为惊叹，1944-1947年间，李约瑟所在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介绍或推荐了各学科138篇论文给英、美等国的重要刊物或权威期刊并收到了各编辑部的反馈意见，其中评语包括“一项一流的研究”“对于在孤立之中工作的人这是一项卓越的研究”“一篇超凡的好论文”[7]，等等。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报告指出：“除了那些未定的以外，我们送的稿件有73篇被接受，12篇退回作者修改即被接受的占86％。鉴于在最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从事科学工作的异常困难，这些数字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科学高水平的明证。”[8]李约瑟对昆明学者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坚持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工作印象深刻，常对他的秘书黄兴宗说：就科学成就
而言，昆明这个地方常常使他想到剑桥。[9]1948年12月，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也不无自得地称：“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10]。
在各学科中，地学、生物学及物理学最为突出。其中地学方面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许多青年学子在早期就有着可喜的学术表现。当时中国学术界，除了传统渊深的中国学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在其他学科领域方面，同样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物理学方面的吴有训、王淦昌，化学方面的萨本铁，医科方面的林可胜，文科的陈达，在国际论文发表方面都极为出色。
这些学者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机构，而这些机构之间也互有交流，密切合作。从机构分布而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流学者都较为集中。此外，北平研究院以及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等，也都颇为突出。在各主要学科领域，其学术中心也大都在高校而不在科研院所。这就涉及到知识界的深层结构问题。
在民国时期的学术共同体中，地位重要的主要有高校系统和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系统。其中，二者各有归属，高校是教育学术机构，而中央研究院则是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实质性开展科研工作的中心是在高校系统，而中央研究院则是学术评议中心和组织协调机构。全国学术中心主要分布于若干顶尖国立名校，北方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主，南方以中央大学为核心。以致于1948年院士遴选过程中，清华的周培源、萨本栋致函校长梅贻琦说：“吾校素重研究，于国内学术向居领导地位”[11]。一些具体的学科领域，其中心也往往长期集中于相关名校，如法学领域的东吴大学、经济学／商学领域的南开大学、医学领域的协和医学院、农学方面的金陵大学等，都被公认为中心。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国家学术系统中，中国高校同样处于明显的主体地位，科研院所处于辅助地位或次中心地位。科研的体制化，首先表现为大学科研的制度化。对外而言，科研工作已成为上级部门及社会各界赋予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系统的发动机；对内而言，科研成为大学最核心的工作之一，科研也成为评价大学和教师的核心要件之一。这种制度安排，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持续猛进的坚实的制度基础，为当时的人才培养、工业化和国防建设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也为中国学术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二、知识转型与科研重心之游离
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的，还有深刻的文教转型。从1951年起，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逐步全面铺开，延续达数年之久。院系调整意在“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提高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业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大幅扩大招生。[12]
此次调整基本按照苏联高校的分类框架，将中国高校划分为综合大学、工业大学和专门学院三类。各类专业性院校归各部委领导的体制也被移植了过来，农业部、卫生部等各政府部委都有自己隶属的高校。1955-1956年度，中国共有高校194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42所、各类专业学院138所，许多老牌综合大学都被改造成了工业大学。[13]此外，俄语取代了英语的第一外语地位，大量苏联出版物引入中国。时任高教部部长马叙伦直言：“这次院系调整是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类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迭，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14]在调整中，高校无疑已主要被定位于人才培养的中心。而更早于此已然崛起的是另一个庞大的科学研究系统——中国科学院。1949年底，中国科学院成立，其影响日渐扩大，很快拥有五六百名高级研究人员及更多的初中级科研人员。其规模不仅远超过任一高校，也使许多高校、甚至高等教育行政部门都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这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结构，使中国的科研进展在一段时间内主要锚定于中国科学院的基石之上。
在此后几年中（特别是在院系调整中），大量知名学者从高校调入中科院。在全国科研人才紧缺的情况下，1956-1957年间，中科院和高教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科院从高等学校调集了一批最优秀的学者，引起高校强烈不满。[15]高校吁请中央进行干预。然而，国家高层对此自有擘画。1954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明确表示：“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批示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为科学工作所制定的重要“方针”。1955年6月学部成立大会召开之后，科学院更是被认定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和“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由此，中科院正式成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火车头”。同年10月，陈毅等向中央送呈《十二年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表示：“我国的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我们首先必须“使科学院逐步形成为一支坚强的科学核心队伍”。[16]1957年6月，聂荣臻副总理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指明：在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中，中科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统筹全国科研工作。在此大势之下，中国科学院在国家学术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言而喻，高校则显然处于辅助地位。
上述局面对长期以来高校系统的引领地位无疑是很大的触动。为了提升高校在科研系统中的地位，教育行政部门及各高校审时度势，进行了持续努力。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部长马叙伦指出：要加强高等学校与科学院各生产部门的联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整顿和加强现有高校内研究部和研究所的组织，使这些研究机构成为培养新中国高校师资的主要场所。[17]1951年5月，为实施《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等相关规定，有关文件明确：教学研究指导组“为高等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教研组的工作包括“制定研究工作的计划，进行研究工作”，“提高本组教师的政治与学术水平，并培养研究生”。[18]
从理论上说，这些思路具有可行性。但在当时条件下，也面临着诸多变数。1952年，在全面学苏热潮中掀起的院系调整，极大地强化了教学工作的地位，但也削弱了对科研工作的制度支持；初级教师迅猛增加，也明显降低了高级教师的占比和师资队伍水准。中国学习苏联设立了教研组，“教研组（室）是保证教学改革顺利进行的基层组织”，举凡教学、科研、思想政治工作乃至日常管理等各项工作，“都应通过教研组的集体工作来进行”。这种严格的基层教学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教学改革工作。[19]
但教研室取代院系的地位，弱化了科研基础，加剧了学科区隔，使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更为困难，由此也对高校科研工作的活力与创造性形成巨大挑战。如何维持高校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贡献，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难题。为此，诸多部门都进行了诸多努力和艰辛探索。高校系统更是积极贯彻中央精神，积极创造和利用一切有利机会推动高校科研事业的发展。
首先是清醒地研判形势、寻求对策，充实师资力量，持续加强科研。1953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中科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应认真进行培养青年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并建立制度加以保证。应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基础学科、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去做科学研究工作。[20]1953年9月，在高教部召开的全国综合大学会议上，马叙伦表示：综合大学是各种专科性高等学校和各种科学研究机构的基础。应取得科学院和其他有关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业务部门的帮助和合作，使得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开展。[21]高校应该接受科学院委托的研究任务。会议强调：“综合大学应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以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术水平，并与各研究机构和业务部门取得密切合作。”[22]马叙伦指出：“综合大学虽主要是高等教育机构，但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大学办的好坏，培养出来的干部质量如何，对各研究机构和全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综合大学是其他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是国家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23]会议提出，综合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据此，各综合大学开始筹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4]1954年7月，高教部在总结上述会议研讨内容的基础上，下发报告强调了教学改革的五项任务，其一就是高校的科研工作。报告指出：“科学研究不仅是认贯彻教学改革，全面实现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研究人才的中心环节，而且有助于国家建设。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大学如不开展科学研究，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25]在此，中国高校系统重新开启科研制度化的努力，尽管其实际成效仍受到诸多限制而未尽如意。此间，许多高校结合实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6]北京大学从1954-1955学年开始了有计划的教学研究工作，全校有270多位教师从事将近300个专题的研究。1955年5月，北大举行1954-1955年科学讨论会。校长马寅初表示：科学研究工作是高等学校，尤其是综合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27]北大的举措，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大批高校的探索。
此间，国家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有计划地持续推进重点大学建设，发挥示范带头作用。1954年，中央指定了6所大学为重点大学；60年代初，为加强高校的科学研究，国家又先后确定和建设64所重点高等学校。这些重点高校不仅在教学方面起着骨干带头作用，而且形成了一批代表着国家科技水平的研究基地。从1963年起，国家给高等学校专门拨发科研经费，增设专职科研人员编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科研工作的进展。[28]1960年2月，教育部在天津召开高等教育重点学校问题座谈会，讨论高等教育（自然科学部分）中重点学校的作用、任务及如何办好重点学校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性重点学校不但要在全国同类高等学校中起带头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作用，还应在3-8年内，力争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等学府。会议还对高校（特别是重点院校）的规模和专业设置、设置研究生院、协作进行科学研究和加强师资力量等进行了研讨[29]。1960年4月，教育部又召开直属23所重点高等学校党委书记、党员校院长会议，讨论并制定了这些院校的1960-1962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其主要精神是，围绕原子能和喷气技术两大中心，全面开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经济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基础理论的研究。稍后，中央文件又对部分高校提出了总任务：集中主要力量向尖端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基础理论三个方面进军；积极参加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按照“协作配套，各有特点相结合”的原则，将各校的教学、科学研究、生产组成“一条龙”。在若干主要方面，在三年内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并力争获得独创性的成果，为提前完成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作出贡献。[30]此间，国家还新建了一批高校。其中，1958年9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该校由中科院和教育部联合创办，是沟通高校与中科院两大“方面军”的桥梁。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探索。[31]
同时，高校还积极搞活体制机制，推动交流合作，特别是与科学院的合作及与国内外院校的交流。事实上，有关部门一直积极推动此类事宜，而高校也积极响应，抓住和创造各种机会与科学院积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了加强协作，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几项试行的合作办法的通知》，提出：一、可以共同采用和推广如下几种合作方式：开展合作研究；代培教师、研究生；委托进行科研工作等。二、鼓励科学家在双方兼职。三、制定科学研究的规划、计划，以及在大学里共建科研机构等[32]。高校与科学院之间的密切协作，取得了诸多成效。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指出：“高等学校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新生力量”[33]。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有关文件表示：科学院应“统一指导全国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科学院和业务部门新设的研究机构，尽可能同有关高校结合，设在一起，这样既便于高校教师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互相兼职，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也有利于节省经费。最好在初期就同高校相关教研相结合，利用高校教师的力量在高校内设置相关的科学研究室。这些研究室由高等学校领导。1957年1月，高教部发布《关于各校互派教师讲学的几项规定》，认为大力提倡各校之间互派教师做短期讲学，对于发挥中国专家的作用，培养和提高各校师资，促进科研发展都有重要意义。[34]1957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指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大力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同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两者必须结合。”“高等学校应创造条件，努力使自己在某几门或某一门科学的领域内，逐步成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或中心之一。高等学校也可以根据条件逐步成立独立的研究室和研究所”。[35]聂荣臻在总结讲话中还指出：“高等学校是一支重要的科学技术力量”，“把高等学校的科学力量比作‘游击队’的说法是不适当的”。[36]上述精神在高校得到了较好贯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到1957年上半年，高等学校和科学院合作建立了15个研究机构，和产业部门合作建立了31个研究机构。[37]此外，国家还鼓励高校与国外院校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38]。
此外，有关部门还加强研究生等后备人才的培养。1955年8月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39]后来，高教部又提出：“为了提高高等学校的科学水平，为国家建设事业和培养专家作出重大贡献，高等学校必须有一部分学术水平很高的教师来指导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培养大量博士、副博士研究生”[40]。1959年7月，有关部门指出：有计划地加强培养研究生工作，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63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等学校研究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修订关于研究所培养的相关文件。会议明确高校培养研究生是为国家培养攀登科学高峰的优秀后备军；建立和健全高校研究生培养制度，是我国培养较高水平的高校师资和科研人员的一项根本措施。会议讨论了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认为研究生必须又红又专。会议讨论通过了相关文件，教育部于4月29日、7月11日分别下发各校试行。[41]7月11日教育部发布的通知指出：在研究生培养中，“只有加强科学研究，才能突破科学技术尖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42]。1963年经国家科委同意，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设立了18个研究所、室。[43]
高校还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20世纪50年代，高校不仅积极参与国家工业化建设，还参与编制实施了“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并深度参与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及《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编制、实施工作[44]。为了鼓励教师进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教部还于1956年探索建立了对高校科研的奖励制度。1961年，中央在起草《科研工作十四条》和《高校六十条》前后，还于4月颁发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规定：高校在某些科学领域内，“有较强的学术指导力量、承担需要长期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任务，并需要较多的科学研究专职人员时，经过教育部批准，可以设置科学研究机构”[45]。许多高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颇为活跃。
经持续努力，高校科研系统初具规模，科研队伍和研究领域均有所扩大，取得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成果。[46]高校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技术准备，在自动化、半导体、电子学、喷气技术、计算机、原子能等新型学科专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高科技的发展。[47]1965年底，高教部举行直属高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展览会，共展出217项展品。比较突出的成果如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吉林大学的配位场理论研究，南京大学与中科院、地矿部合作的华南花岗岩的地质、地球化学及成矿规律的研究，清华大学的原子反应堆建造等，都在展览会上展出。各方普遍反映高校科研工作花钱不多，成效很大。邓小平总书记参观后说：“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很值得提倡。”[48]到1966年为止，高校建立的专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60个，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质量亦有提高，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社会科学研究队伍。[49]
三、学术中心的位移与扩散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重新关注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中国开始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换科技文献。[50]1965年，中国向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请求获得几篇大气物理方面的论文。[51]中国也举办过少数国际会议，如1964年的“北京科学论坛”和1966年的“夏季物理座谈会”。1966年5月至1970年5月，中国高校陷入停顿状态，不仅科研工作难以为继，连最基本的教学也被迫停顿，科研系统与国际科学界几乎脱节。SCI数据库的资料表明，1973年中国只发表了1篇SCI论文。[52]对此局面，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并进行了诸多努力。1972年6月，6位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访华，走访了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北京计算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单位。他们认为，中国在完全缺乏外界援助的情况下，在计算科学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人们也意识到：中国科技要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把科技发展摆在优先位置，并扩大与西方世界的互动。[53]
从1971年起，曾长期紧张的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继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从此中美交流合作迅速升温，而许多华人学者在其中走在前列。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提出希望“倡导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周恩来立即指示参加会见的北大负责人周培源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强调“要认真实施”，“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54]。这以后总理还多次指示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这一指示引起了高度关注。当时在清华大学主持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积极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开办了4个研究班，然而3个月后即被迫停办。[55]
1977年，在邓小平等人推动下，中国恢复高考，并逐步恢复高校正常办学秩序。70年代末以来，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进程相一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开启了改革之路。此间，中国一方面积极恢复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一方面重审苏联模式，开始持续的去苏联化改革，在诸多领域肃清苏联因素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学界开始深刻反思并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例如从强调专业化到拓展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从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到发展综合型高校、从教育与科研的分离到“两个中心”的建设等。
此间，中国学者开始系统反思苏联模式对中国科研、教育的影响。在不同层面、不同场合中都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要解决苏联模式已不适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1984年，教育部委托京、沪等地高教局召开了高等学校师资管理研究讨论会，参会代表们指出教研室制度是“50年代初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的产物”，目前已不能完全适应“把学校建设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之需，要做出改变。[56]人们曾以为“专业”是苏联优于西方的一大特色和中国必须借鉴的成功经验，而后来的实践帮助人们澄清了认识上的误区。1985年，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在全国部分高等工业院校教学改革座谈会上，肯定了学习苏联的合理性，但也认为苏联模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负担”[57]。清华大学教授侯世昌、吴佑寿则认为教育上全面照搬苏联带来了消极影响，“这样的教育体系是呆滞的、僵化的，难于发展和创新”[58]。这一时期，许多留苏出身的学者也在反思苏联教育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如早年留学莫斯科的教育专家周蕖也在1984年撰文表示：对解放初借鉴的苏联教育经验应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从远期后果来看，这种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如理工分家、有些专业设置过窄、外语教学单一化、对学生个性重视不够等。[59]在对苏联模式的反思热潮中，杨振宁、田长霖、钱致榕等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意见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中，在加州大学担任要职的田长霖多次受到邓小平等人接见。[60]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校乃至学术界发展进入新阶段。高校结构、功能和在国家学术体系中的定位也明显改变；自然，其与科学院的关系也因之改变。20世纪70年代，与中科院系统相比，高校科研体量甚小。1977年，国内发表的SCI论文中，中科院占比高达42.9％。[61]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分管教育和科技战线的工作后，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问题才渐获解决。[62]邓小平提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此后，有关各方围绕如何将高校办成“两个中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积极探索。
1978年1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并引用周恩来的话，“中国科学院应该侧重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各产业部门也要侧重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大专院校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63]。这一定位，显然比此前大为提高。2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文件，决定恢复和办好一批重点高校。3月，全国科学大会举行，邓小平出席大会并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方毅副总理指出：要采取果断措施，快出人才，多出人才；高校要努力扩大招生数量，大力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科院和高校要积极扩大研究生名额。[64]中央还于4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几个划时代的重要会议，迎来了科技的春天，教育的春天。”1979年1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和农林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把高等学校办成“两个中心”，并建议大力开展科研攻关，大力提高师资水平，学习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65]1980年2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我国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这是中国教育、科学事业中的一项重要立法。[66]1981年，教育部在有关文件中规定，凡可以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学校和学科，主要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一般高校培养师资，并在教学方面起示范作用，在科学研究方面真正成为“国家队”之一。[67]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为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68]经过这一系列持续努力，高校科研工作得到了空前重视和快速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中国高校改革的主题之一就是理顺大学与科研的关系，强化大学的科研功能、深化其与科研院所的联系。1984年，华裔科学家、时任伯克利大学副校长田长霖访华时指出，大学应该建设为教学和科研的中心，他提出：“科研与教育一定要配合，在高等教育系统里，这两个中心一定要配合。”[69]1985年，钱伟长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应该发展成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中心，而且不是两个中心，两支队伍，而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这是美国和西欧不少高等学校的做法……这也应该是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方向”[70]。1985年，第一届中美大学校长会议召开，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关系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在会上主张中科院和大学系统应“逐步从两家变成一家”[71]。清华大学高景德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把我们学校逐步发展成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学校，或者用一种说法，就叫‘研究型大学’”[72]。
1986年，田长霖撰文表示，他认为中国高校正在加强科研，这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正确做法。他说“这两年我回国，最令我高兴的是高等学校科研队伍已经建立起来。过去，苏联有一个非常坏的做法，把高教与科研完全分开。……高校的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是完全必要的。科研队伍一定要在高教系统中建立起来。”[73]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在美国模式的启发下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74]这两个研究基金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科研的发展。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审定批准资助项目3432个，高等学校获准项目占比达64.6％。[75]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唐敖庆谈及“高校的科研问题”时深切地指出，“高等学校的教师，特别是教授、副教授，一定要既搞教学，又搞科研，不能单打一……不搞科研是搞不好教学的。”为了改变科研与教学脱节的现状，他建议“应该教育和科研相结合，这就需要高校和科学院的人员互相兼职”[76]。1987年4月，国家教委科技司召开部分高校科研处长会议。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明显优势，因为高校学科比较齐全；高水平专家比较集中，又能补充新生力量；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有利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技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大学的原因。[77]经过一系列讨论和科技发展的触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必要性。2003年，钱伟长在一次校长论坛上直言：“高等学校必须是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78]。
在此环境下，从国家到高校都开始进一步提倡科研；绝大部分高校都积极开展科研活动，重点大学尤其突出。科研水平往往成为衡量大学的主要标准之一。而此后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中，科研水平成为关键遴选标准，入选者均为科研密集型大学；而入选之后的建设又进一步强化了科研的地位。90年代起，中国高校科研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研究型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提升，国际排名也日渐突出。此时，高校与科学院的合作也更为密切。科研系统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与此同时，有关各方也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表现在：第一，推进大学持续深化密切国际交流合作，深度融入主要国际学术体系。第二，改革大学的结构和体制机制，扩大办学自主权。持续新建了一系列高校，将大量专科院校升格为学院，并大幅提升了综合性大学比例，为科研工作拓宽了知识基础，也为交叉学科及新兴学科的持续涌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此过程中，也强化院系的实体地位，淡化专业和教研室的地位。三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强通识教育，为科研工作的永续发展奠定更宽厚的人才基础。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大量新建高校，高校数量由1977年的404所发展到1987年的1063所及1999年的3815所，其中头部高校均为科研密集型院校。至此，高校系统的体量已远远超过中科院系统。随着大学改革的深化及大学规模的日渐扩容，其综合实力日渐突出，在国际上渐获一席之地，在国内学术系统中更是形成了显著优势。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高校系统的科研实力和竞争优势大为增强。风水轮流转，及至20世纪90年代，大学与科学院的位势已基本逆转，顶尖高校的人才吸引力已明显超越中科院。从人才流动、资源集聚、社会影响和贡献等方面看，高校在学术研究的“几路大军”中都彰显出显著优势，成为知识创新体系开路先锋和社会的轴心机构。上述现象反映的不仅仅是二者实力对比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国家学术中心向高校的回归，并助推了国家学术体系的结构转型，也促成了中国知识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跃迁——至此，中国知识系统的位阶，已基本进入现代门槛，并加速向发达国家逼近。在某种意义上，学术体系以高校为中心，或是符合国际主流的制度设计，它更有利于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这兴许是一种更有效、更合理、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生产模式。
四、余论
以上对20世纪中国科研系统地位、归属及架构的爬梳，大致勾勒了近代至当代中国高校学术界的变迁历程。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高校系统一直处于学术界的主体地位，代表着中国的学术前沿；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学术体系的结构转型，高校在学术界的地位受到挑战，学术实力也明显削弱；国家科技发展重任更多地倾斜至中科院系统。高校被主要定位为“教学的中心”，在科研方面作为“科学研究的中心”——中国科学院的辅助力量而存在。尽管高校为此进行了诸多努力，但并未实现根本改观，终未恢复其传统地位。应当说，这与苏联模式的影响密不可分。尽管中苏关系渐趋破裂，但由于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当年借鉴苏联模式所建立的教育及科研体制，仍持续存在，并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结构和知识生产的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观念和形势的深刻转变，中国科研模式越来越多地回归到原初的格局，科研重心重新回归高校系统。高校既是“人才培养的中心”，也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两个中心重新聚合，极大地激发了学术创造活力和知识生产效能。上述历程生动地反映出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变迁。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学，尽管经过持续的规模扩张而成为巨型大学（“万人大学”自此开始涌现），但仍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多元大学。要成为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它还需要在教学功能之外使其他职能得到更好的升级。而这就需要日后的进一步演化。相比而言，90年代的中国大学在经历一系列深刻变迁后，更接近此范型。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高等教育的改革也日趋深入，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不仅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成效卓著，而且在社会服务、国际合作、高科技创业方面也引人注目。这些高校进行了诸多探索，取得了巨大进步，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大学企业集群和科技园。至少，就基本架构而言，这与国际公认的现代一流大学日趋接轨，亦使中国高校日渐深度融入国际主流学术界。从而，这也就推动了中国高校乃至科研系统的转型。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中国长期以来的尝试，乃是要探索最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学术发展的知识生产方式，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学术进步和国家战略。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挑战无处不在，挫折亦势必难免。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体系对科学院与高校关系的重新定位，蕴含着对苏联模式的拒斥，也意味着逐步确立中国教育自主性，挣脱他国影响和约束，实现真正的教育独立、精神自主。
相对于科学院而言，高校科研内隐着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这是其独特优势。当然，日后中科院系统本身也逐步扩充其教育职能，陆续创建了自己的教育系统，其在50年代与教育部共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后则重新建设了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较早地设立了研究生院，后来还招收本科生，形成了中国科学院大学。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逐步建成了自身的大学。在这一历程中，“大学科研化”与“科研机构大学化”两种趋势同时并存，曾经相对疏离的高校与科学院日渐相向演进。因此，从大方向来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融合也是大势所趋。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承相结合，有利于直接实现知识的育人功能和政策贡献。高校被重新置于中国知识系统的轴心位置，这无疑是与国家需求和世界潮流相适应的。这一时期，形成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部门等多主体的深度结合、密切互动的新生态。而在此进程中，资本更多地介入知识系统，知识生产的逻辑也随之发生变化，学术资本主义终于浮出水面，强有力地支配着整个知识生产体系。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科技和学术文化领域也实现纵深变革，处于中枢地位的高校首当其冲。至此，大量高校成为巨型大学，许多研究型大学还真正成为“多元巨型大学”，彰显着复杂的面向和职能。这种大学职能的变化和大学地位的变迁，反映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的变迁。科研系统与高校的离合，也反映着中国大学在范式、类型、道路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的探索。多元巨型大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嵌入，亦成为中国知识生产体系的一道独特景观。
大学与科研的关系如何协调？大学在知识体系中应如何定位？怎样的知识创新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这些都是新式知识体系引入中国以来，国人始终面临的难题。经过长期探索和某些挫折，科研系统与高校的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回归正轨并逐步成型。这正是对其早期探索的确认与回应。上述历程也表明，大学应该在知识系统中处于轴心地位，知识创新应该与知识传承（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始能发挥最大效应。这是20世纪中国大学发展史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初步回答；而进一步的解答，则需要由后续的不懈探索来完成。
注释：
①作者简介：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教育史、知识社会学及政治哲学；代玉，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工程教育、教育社会学.
②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建国初党中央创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智慧研究”（BOA18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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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Regression——On the Division and Coupling betwee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s
Liu Chao Dai Yu
Abstract:Since the rise of classical German universitie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scientific research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lemental components of high-level universitie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China gradually introduced the German classical university and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model,ye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of the university was not initially formed and gradually institutionalized until 1927.Since then,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rapidly reached a considerable quality and scale,and has become the axis of China’s academic innovation system.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fter 1949,the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has also shifted from time to time.The focus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has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which has brought on a series of profound impacts.By the 1980s,the order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as gradually returning to normal,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was repaired and returned to the university system.The repeated circulation and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ocus reflects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ecology and structure of China’s intellectual circles since modern times,reflect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cademic innovation system,and condenses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nation’s unremitting pursui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cademic center;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王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