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相互融合、彼此赋能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逻辑、基层使命与基层行动。“单向推动”的社区教育模式已然不能满足时代需求，新时代的社区教育问题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符合治理现代化理念且与当下社区居民需求相适应的社区教育治理模式。重新审思社区治理赋能社区教育是构建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的必要前提，并以此为据赋予新模式以新内涵。健全“区-街-居”三级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完善“决策-工作-保障-督导”社区教育运行机制，营造“乐学-善学-自学”社区教育学习氛围，能够为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的真实教育开辟一条双向融合、彼此互摄、共生共荣的行动路径。

关键词：社区教育；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双向互动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社区治理赋能社区教育，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使命、基层逻辑与基层行动。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了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治理创新”^[1]的行动目标；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新时代社区治理要“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网络，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2]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更是强调要“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工作机制和专业化支持体系，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3]随着社会发展和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兼具“社区性”和“教育性”的社区教育，不仅成为了社区居民实现自身社会化、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了政府与社区、社区与居民上下互动、多方协同的重要纽带。^[4]基于此，为了改变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关系中行政力量渐长而社群力量式微的现实状况，推动社区教育走向专业的社群治理，需要以行政性规划与居民需求的双向融合为逻辑起点，实现地方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双向互动，最终建立起一种行政体制与社群机制纵横联动、多元协商、协同共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

一、何以出现：构建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的时代诉求

作为一种在社区中、为了社区、关于社区的教育，社区教育是由区域内的主导机构通过协调居民、学校与社会等多元力量而形成的兼具社会性与育人性的组织体制，具有提高居民素质、建设社区文明、推进区域治理的内外职能。新时代的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初期的中小学校外德育补充到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再到走向综合性社区治理的时代转向。

（一）当前社区教育模式的类型与不足

所谓社区教育模式，是指“意在巩固城市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居民综合素质，加强社区整合力、向心力、自治力的社区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合、运作机制和工作方略”。^[5]根据社区教育的发展历史和不同载体，当前社区教育模式主要有“连动型”“活动型”“综合型”“自治型”等四种类型。^[6]它们的内涵和形式存异，但各具优势和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发展区域，对不同的教育主体产生了积极的育人效果。

一是以街道办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模式。在本模式中，街道办负责辖区内社区教育的组织、实施、监督和协调，其重点内容侧重于社区服务和社区文化。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行政管理色彩比较明显。这一模式可以较好地发挥街道办的主导作用，为社区居民调动社会资源，弊端在于街道日常事务性工作多，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社区教育供给流于形式。

二是以中小学校为主体的社区教育模式。活动型社区教育模式是从教育系统发展起来的。中小学校因具有办学资源等天然优势，是区域内社区教育开展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此模式具有学校主导、资源共享以及社会参与三者相结合的特点，能够充分利用中小学校丰富的办学资源开展规范的教育活动，缺点是中小学校资源动员能力比较薄弱，社区资源整合作用有限。

三是以社区学院为载体的社区教育模式。该模式以社区学院为区域性社区教育的龙头单位，融合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闲暇教育以及居民自治教育等内容，具有区域性、多层次、综合性和大众化等特点。这一模式能够有效地与区域内政府职能部门以及驻区单位进行业务沟通，容易在系统内进行资源重组，不足之处在于承载能力不足，覆盖居民的面较小。

四是以地域为界限的社区教育模式。它是由社区内各行各业较有影响且热爱社区教育的单位，或者由某一功能齐全的单位牵头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对本地域的社区教育进行总体协调和具体策划。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教育的自主意识较强，居民自治初见端倪，但问题是社区成员组织比较松散，很难持久有序地对社区教育供给。

（二）“单向推动”的社区教育模式已然不能满足时代需求

根据推动主体的不同，社区教育大体可概括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发展路向。高志敏认为，“所谓自上而下，即主要从一级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梯次下移，利用行政、管理力量以及各种资源、平台来层层推进创建行动；所谓自下而上，即其动力主要来自民间、基层，乃至各种各样的个人、社团或组织，并且可能对上一层面的创建理念与行动产生影响”。^[7]“自上而下”的社区教育模式，推动主体是政府，社区居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作的权威性决策，在社区教育开展过程中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自上而下”社区教育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宏观目标比较清晰，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政府能够调动、集中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效果容易显现。其主要问题则表现为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社区建设主体单一，社区教育供给质量整体不高，社区参与程度普遍偏低等。“自下而上”的社区教育模式，主要优势在于活动主体比较明确，目标相对清晰，能够从一开始就真正实现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地发挥主体作用，从而使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有持久而有力的学习动机支撑。该模式的主要弊端则是教育活动缺乏统筹规划，开展过程中存在随意性较大、人力物力保障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有研究者基于这两种路向模式的代表国家日本和丹麦，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梳理，发现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弊端对称互现（图标省略）。^[8]两个国家的社区教育模式尽管在开始阶段存在路向上的差异，但后来都实现了两种路向的对接和融通。

政府主导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这种带有强烈行政化色彩的管理方式在社区教育发展初期效果是十分明显的。进入新时代后，随着社区教育相关利益主体、功能、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日趋多元，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和择优意识日益增强，更加关注学习的自主性和获得感，开始从“基本生存需要”向“品质生活需要”转变，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合社区教育的发展需求。^[9]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行政体制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大包大揽的社区教育模式还是社区居民自下而上、自由生长的社区教育模式，这种“单向推动”主导下的社区教育模式在动力生成、资源整合、组织协调与辐射推广等方面存在现实的桎梏，已然无法满足新时代社区居民自我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我国社区教育应借鉴国外社区教育发展路向的相互融通经验，走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三）新时代的社区教育发展迫切需要“双向奔赴”的社区教育模式

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基层载体，社区教育也是一种社区公共服务形式，它通过提升居民的综合素养来促进社区治理水平提升和社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10]而社区治理作为一种“以城市、乡镇或邻里的社区为基本范围，以与社区公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治理对象，依靠社区内政府、企业组织和公民组织之间建立社会网络组织，通过社区公民直接的、广泛的参与而形成的基本治理模式”，^[11]是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基层和最基本的方式。社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区实现善治，即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2016年，教育部、民政部等九部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12]可见，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社区教育已经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直面原有社区教育模式中居民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较为薄弱、地方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以社区教育为切入点，把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广泛而深入地融合成一体，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发展的时与势。库伊曼（Jan Kooiman）曾提出三种现代治理模式，即自我治理、合作式治理以及层级节制治理。其中，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参与和共同付出等互动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式的治理形式，不只重视由上而下的政府作用和专家指导，更希望公民、民间组织等基层人员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借此形成与政府间的对话，从而达到凝聚共识的目的。^[13]社区教育兼具社区性和教育性两种属性。社区性决定了社区教育应是通过社区和为了社区的教育；教育性决定了其以培养人才为目标，通过这一活动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与能力，培养社区治理需要的社会组织。可见，地方政府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的模式逐渐成为未来社区教育发展的时代诉求。

社区教育是在社区内进行的一种社会教育形式，是一种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现代大教育形式，具有社区性、大教育性、开放性、民主性等本质属性。进入新时代后，随着国家简政放权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与传统社区治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权力体系的下移。在现代社区治理进程中，通过权力下移实现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转型，即政府与民众不再是简单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关系。从社区治理的权力运作方式来看，权力下移不再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模式，而是强调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权力互动，即双方围绕治理过程开展交流。基于此，发展社区教育，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要将社区教育放在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框架下来审视，这是因为“社区可以通过开展教育或治理从而培育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规范，让人们相互团结、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等”。^[14]因此，在地方政府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的社区教育模式中，需要更加关注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和互动性。

二、何以可能：基于社会治理理论的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

新时代的社区教育需要将“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思考范畴，在关系的建立、协调与创生中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共同诉求，重新审思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互动逻辑以及社区治理赋能社区教育的价值维度，基于互动合作、公平民主以及协商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探索构建双向互动的社区教育新模式。

（一）社会治理理论赋能社区教育

20世纪末，“社会治理”在“治理”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治理”在西方语境中的起始含义与“统治”同义，即控制或者操纵的意思。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西方学者基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背景对治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治理理论。美国学者罗西瑙（James N.Rosenau）在其所著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隐含或显现规则，这些规则更多地取决于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而不仅仅是官方颁布的宪法和宪章。”^[15]在他看来，治理是基于共同目标和规则支持的一种活动，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不需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库伊曼（Jan 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vliet）指出：“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治理作用的发挥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16]

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的多元、治理责任的模糊、主体间权力的依赖、治理网络的自主以及治理工具的现代性等五个方面对治理内容进行了丰富和拓展。^[17]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名为《我们的全球之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不同种类的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过程中所采用方法的总和，是在调和或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时使用联合行动的连续性过程。总的来看，治理有四个特征，即：治理强调过程，而非一套规则或一种活动；治理的过程是协调，而非控制；治理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还包括私营部门；治理是多元主体的持续性互动，而非正式的制度规定。^[18]这种解释清晰地阐释了治理的深层次意蕴。

国内学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末。毛寿龙将治理与统治、行政和管理进行了区分，认为治理一词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19]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既定的范围内使用公共权威去维持秩序，并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使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利益和满足公众需要。^[20]简言之，社会治理就是旨在“建立一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等多元主体协调互动的治理状态，是在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的指引下，强调各行为主体主动参与的社会发展过程。”^[21]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相比，社会治理理论强调要通过增加多种社会参与主体把政府从包揽一切的财政重负中解脱出来，切实增强私营部门、社会和公民等参与主体的活力和自主性，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公正。换言之，社会治理本质就是不同主体通过在共同处理复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协调相互关系，做到共同行动、结构耦合以及资源共享，从根本上弥补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单一主体在治理上的局限性。^[22]同理，运用社会治理理论来解决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需要各参与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围绕社区教育进行协商对话，并维持一种深层次的理解与互信，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协调，社区学院、居民、市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新格局。

（二）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的基本架构与主要特征

笔者尝试将社会治理理论引入社区教育，充分整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社区教育平台、社区居民、其他参与主体等多种要素，探索构建双向互动的社区教育模式，并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格局。所谓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是指区（县）一级“地方政府”和“城市社区居民”两个社区教育的上下推动主体，在一定制度框架下，围绕社区教育开展的各个环节，平等协商、共同决策、各司其职和共享成果，优质高效地实现既定社区教育目标。其中，“双向”指的是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推动和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的两条路径相向而行、融通发展；“互动”则强调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围绕社区教育开展的各个环节（如目标、内容、时间和方式等）进行平等协商和共同推进。

在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中，区（县）政府是当地社区教育开展的主体，负责制定社区教育发展规划，为社区教育开展提供必要的财政、师资、硬件等保障条件，倾听来自社区居民、社区教育平台等其他主体的意见或建议。社区教育平台是为居民提供社区教育服务的社区教育载体，如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学习中心等。社区教育平台处于互动模式的中心位置，是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各个主体互动协商的中心场域。纵向来看，社区教育平台向上接受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向下主动了解社区居民的发展需求，精准提供教育资源。横向来看，向外社区教育平台要调动其他社会力量（如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等）参与社区教育，从教育阵地、课程资源、师资力量、人员保障等方面增加社区教育的有效供给；向内要建立三级办学网络，丰富社区教育内涵，提升社区教育办学水平。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教育的服务对象，既向社区教育平台积极表达学习需求，又主动参与社区教育活动，与其他主体共同推进社区教育发展（图表略）。

与单向推动模式相比，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在发展理念、参与主体、运行方式、动力机制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坚持协同治理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23]这就要求政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赋权于民、还权于民和放权于民，让政府的公权真正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发展服务。政府通过社区教育活动搭建治理平台，为居民提供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不仅提高了居民的参与能力，还减少了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居民之间的矛盾，可以有效地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格局的形成。唯此，才能消饵发号施令惯性，形塑人性化和具有亲和力的政府形象。^[24]

二是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社区教育参与主体格局。在新模式中，政府要从传统管理中的“家长式”角色转变成现代治理中的“协调者”角色，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团队等其他主体在社区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比如，企事业单位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的教育内容，社会组织弥补“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志愿者团队为社区教育活动开展提供人员保障等。

三是采取重心下沉和需求导向的服务方式。社区教育平台从“需求驱动”出发，深入观察社情民意，广泛了解和科学分析社区居民的发展需求，把真正贴近社区居民实际生活、真实反映社区居民民生需求和关涉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内容全面纳入到社区教育中来，在互动协商中为居民提供精准化和精细化的服务，整体提升居民的综合素养。

四是充分激活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内生动力。治理的本质是多元参与，是利益相关者共同采取行动的过程，多元、民主、协商和成果共享是其核心要素。社区居民通过实质性参与和切身体验社区教育，社区主体地位和主人翁意识得到彰显，社区参与的自发性和自觉性逐步增强，开始从被动接受服务向主动参与治理转变，从而形成基层社区治理中的良性互动新局面。

三、何以可行：构建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的行动路径

新时代双向互动的社区教育模式能够在组织治理结构、资源整合运用、专业服务供给、现实需求满足等方面为社区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注入实质性力量，为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的真实教育开辟一条双向融合、彼此互摄、共生共荣的行动路径。

（一）健全“区-街-居”三级社区教育管理体制

作为一种制度的宏观体现和一种组织形态的现实安排，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是社区教育组织形态的一套制度安排，是与社区教育有关的组织体系、层级关系、权限划分、部门设置、人员配备、政策法规等根本性制度和体系的总和，^[25]在管理行为中体现为管理的层级关系，表现为权力的大小及权力发挥作用的有效范围，具体包括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制度框架和组织形态，^[26]是社区教育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和基础，与社区教育的开展效果紧密相关。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区（县）政府是我国社区教育开展的主体。我国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实行国家、省（市、自治区）、地级市、区（县）和街道（乡镇）五级管理，并在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了相关处室负责社区教育工作。根据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的终身学习发展机制的要求，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强调构建“社区教育机构-街道社区教育机构-社区教育领导小组”三级社区教育管理体制。通过建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领导小组、成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全面领导社区教育工作，形成“区-街-居”三级社区教育领导机构。其中，社区教育机构统筹领导全区（县）社区教育工作，主要负责社区教育政策制定，承担经费、人员、场所和设施等保障工作，指导和监控社区教育健康发展；街道社区教育机构负责对所辖街道所有社区的社区教育进行统筹、协商、监督和评估等；社区教育领导小组负责具体规划和开展本社区的相关社区教育工作。

（二）完善“决策-工作-保障-督导”社区教育运行机制

社区教育运行机制主要涉及管理过程中的具体制度和规律，是对社区教育管理组织的内部运作过程的描述和概括，主要作用在于引导和激励机制的相关要素发挥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实现既定的价值目标。双向互动社区教育模式的运行机制更加强调事务内部的运行状态，具体包括规划决策、工作推进、条件保障与督导评价等方面。

规划决策。社区教育委员会或终身教育委员会是区（县）社区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对发展目标、任务和步骤等做出决定性的选择。委员会主任由地方党政领导担任，各成员单位分管社区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担任副主任或者成员，并广泛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社区居民、社会贤达等不同群体的代表作为委员。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在准确把握国家社区教育发展方向及地方社区教育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广泛聆听来自一线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工作推进。社区教育平台是社区教育开展的执行主体，具体向居民提供社区教育服务。与“社区教育机构-街道社区教育机构-社区教育领导小组”三级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相呼应的是，建立以社区学院为龙头、以社区学校为骨干、以居民区学习中心为基础的纵向三级网络办学平台。社区学院主要负责支持、服务和指导辖区内的社区教育工作，激发和唤醒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及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使其自觉、自发、自愿地学习和参与社区治理。各街道社区教育学校以培育学习型团队、养护学习共同体和指导社区教育工作站为主要职能。各社区教育学习中心是服务居民的便捷学习点，负责具体的学习活动开展。

条件保障。一是经费保障。建立稳定的社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和多渠道的社区教育经费来源机制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先决条件。在保证财政预算和专项经费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力量多种渠道参与社区教育的投入制度和个人、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组织的无偿捐赠制度，逐步形成“政府-社会-企业-学生”四方资金来源保障体系。二是人员保障。建立以社区党委会为主体、社区工作人员为中坚力量、志愿者为活动实施重要抓手的人员保障机制。三是制度保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充分保障各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合理、科学地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27]建立资源动员、多元共治、利益分配等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常规管理制度，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满足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充分激发社区教育发展活力。

督导评价。监督评价有利于调动各主体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不断激发自身潜能，最终实现良好的协同治理效果。^[28]要进一步明确各参与主体在社区教育发展中的职能与责任，对参与社区教育的各个部门、机构的具体工作进行衡量、鉴定、监督、考核，提高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保障社区教育质量。^[29]此外，科学制订本辖区的社区教育评价标准，增加公众监督评价权重，定期开展社区居民满意度调查，探索建立第三方社会评价与反馈机制。

（三）营造“乐学-善学-自学”社区教育学习氛围

随着社区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的内涵也在逐步丰富，社区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空间逐渐演变成了居民的重要学习场所。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向全球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强调需要共同重新构想“为何学、怎样学、学什么、哪儿学和何时学”的未来图景，需要包括社区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在实践中予以具体解答。面对新形势，社区教育要立足新需求，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教育目标、课程资源、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出发，革新社区教育模式。

从培养客体向培养主体的社区教育目标转变。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社区教育要以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形成学习型社会为目标，要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在社区教育开展过程中，聚焦社区发展治理和社区居民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利用传统节日、重大庆祝活动和闲暇时段，组织社区居民参加诸如“社区夜话”“居民坝坝会”“邻居节”等专题活动，激发和唤醒社区居民终身学习及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使其自发、自觉、自主地进行学习和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真正成为社区学习和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教育，参与意识和个人能力得到提高，为其理性、有序地参与社区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从单一主题向多元并存的课程资源转变。利用新媒体平台、访谈座谈等方式建立社区教育资源供需对接网络平台，深入了解社区居民的发展诉求。按照年龄阶段、职业特征和学习习惯等因素进行整理分析，准确掌握社区居民的普遍性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在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打破传统以唱唱跳跳为主的单一课程样态，构建能够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居民发展需求的多元课程体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导向。比如，可以构建以文明素养、环境保护、职业技能、致富增收、就业创业等为主题的社区居民素养提升与多层次职业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以及以健康生活方式、家庭教育、体育健身、艺术修养、治理能力和社区建设等为主题的社区居民生活品质和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课程体系。此外，在网络平台及时公开发布党委、政府最新政策、工作举措以及社区工作计划、工作动态，尤其是社区教育平台和多元参与主体提供的社区教育资源等相关信息，让社区居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实现资源要素互动共享。

从被动接受向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转变。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社区内多元主体融合互动和共同参与学习的场域。瑞典教育家博耶尔（Ernest L.Boyer）在《基础学校：学习共同体》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学习共同体”这一概念。所谓学习共同体，是指所有成员因共同使命、共同愿景而自愿聚集到一起学习的组织，共同体中的人相互平等、共同分享学习的兴趣，共同寻找获得知识。^[30]在学习共同体理论指导下，社区居民根据个人兴趣和发展需求，自发组建学习型团队，如基层组织建设学习型团队、社区自治学习型团队、幸福生活学习型团队、创业就业学习型团队、数字化生活学习型团队、健康成长学习型团队等。学习型团队最重要的特征是成员靠阅读、交流和讨论进行自主学习，突破了传统教学中依赖专任教师开展教育活动的限制，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向自主学习的转变。

从外延性向实质性的评价方式转变。在传统的社区教育评价中，比较重视领导机构、管理人员、场地设施、教师头衔、课题数量和论文等外在指标。实质性社区教育评价更加强调“社区性”和“教育性”。在实质性评价中，更加强调对社区教育内涵的评价，如居民个人学习、社区组织学习情况、课程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学习型团队建设，促进和谐、包容和绿色社区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以及居民对社区教育内涵的认同率等。实质性评价以社区居民的需要和利益为尺度，并以此来评估、督导与引领社区教育的办学水平、管理能力、师资水平、教学质量等外延性评价指标，这是社区教育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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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New Model of Community Education with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angKaifu LiDong

Abstract:The mutual integr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e grass-roots logic ,grass-roots mission and grass-roots action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model of"one-way implementation"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problem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urgently needs a new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l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adapts to the current education needs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 Rethinking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empowers community education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of building a two-way interactive community education model,based on this,the new model is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 . Improving the"District Street residence"three-level community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improving the"decision-making work guarantee supervision"community educ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and creating a"happy learning good learning self-study"community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can open up a two-way integration,mutual interaction,symbiosis and common prosperity action path for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eal educ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Key words:community education;local government;community residents;two-way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赖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