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创新的高度启示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自身发展的小格局式的“追赶思维”向服务经济社会的大格局的“不可替代思维”转变，走一条以差异化发展、特殊化发展和特色化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长期以来，由于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高等教育布局的影响，东中西部高校在一流学科建设、国家级平台搭建和高层次人才引育方面的“长板”要素之间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拉大。西部高校原本的“长板”要素处于明显弱势地位，“长板”变成了相对意义的“短板”。面对西部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与转型发展、科技创新平台供给结构、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育秩序等方面的多重问题，破解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困境，亟待通过补齐短板树立发展信心，一体化构建推动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崛起的“一体两翼”。深入推进新一轮西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以分类发展支持学科建设，以特色发展提升学科质量，以集群发展提升服务能力，加强学科建设的顶层谋划、交叉融合、结构优化和社会职能，重构学科创新集群发展的新生态体系；通过顶层设计与底层联结形成具有系统化和整体性的“点、群、域”合纵连横的科技创新平台，构筑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石，形成“合纵连横”的战略平台新格局；注重“外引”和“内培”人才相结合，激发西部高等学校吸引人才的“聚集力”，激活西部高校人才驱动创新的“能动力”，为构建西部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提供人才支撑，造就一流自立自强人才方阵。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强国；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学科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与人才的集中联结点和重要交汇处，被赋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引领社会文明进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新使命。面对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新要求，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高等教育布局的影响，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在加剧，西部高等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中的短板。要切实发挥高等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就需要实现西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厘清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以底线思维破解制约其发展的内生困境，在特色化道路上积蓄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探索新使命引领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之路，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新的思想启示

在过去两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率先经过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引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式现代化从最初通过发动战争进行殖民掠夺到后来形成利益集团对非西方国家进行资本剥削，是非文明型现代化道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先在性和传统苏联模式的崩溃更加深了后发国家遵从西方现代化“最佳模式”的天真信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梦想就是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但鲜有成功者。布莱克指出：“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3]不同国家实际情况的特殊性、历史文化的多样性、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成功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为伟大复兴行动纲领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4]。

中国式现代化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创新的高度，为进一步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调整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思想启发。在方法论意义上，现代化不仅仅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植根于中国土壤，彰显中国制度特色、文化特点和价值特征。构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强国，既应具备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共性特征，也应立足中国特色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更应考虑到具有本土“基因”的高校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区域差异性，构建具有多样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认识论意义上，现代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后来者优势、换道超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缩小差距、领先突破和自立自强的高质量发展，并致力于解决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国家发展与大学变革是一组无法相互剥离的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统筹谋划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应有之义，理应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作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夯实发展基础、积蓄社会发展动能的战略抓手，从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变为主动服务服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逻辑。

（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走一条特色化发展道路

高等教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战略先导作用，是人才科技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没有西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就不能言说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短板，西部高等教育必须走出一条立足西部、扎根西部、服务西部的特色化发展之路。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在西部必须采取特殊的政策，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东西部差别”“校际差别”“群体差别”等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在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更要实现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整体现代化，尤其是在面向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以及面向乡村教育发展的西部高等教育要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相配合。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也要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优先重点扶持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形成同整个西部大开发、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相关的西部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国家先后出台的《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性文件，为切实提升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创造了良好条件，指明了发展方向。最近，教育部发布的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兰州倡议》，再一次明确提出将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重点，走特色化发展之路，以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补齐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短板。

二、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大短板”

为实现西部高等教育的差异化发展、特殊化发展和特色化发展，研究选取东中西部地区^①高校分别在一流学科建设、国家级平台搭建与高层次人才引育方面的“长板”要素，通过数据处理对比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发现东西部地区的“长板”要素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这使得西部高校原本的“长板”要素处于明显弱势，“长板”变成了相对意义的“短板”。

（一）学科建设之“短板”

推动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适应西部地区发展需求的学科建设。“一流学科”建设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判断西部高校是否为“双一流”高校的重要依据。虽然政府不断加大行政干预力度与范围，力图消解“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对西部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但实力较弱的西部高等教育在这场博弈之中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

1.“一流学科”建设数量较少

如表1所示（表1略），西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数量较少，既体现在两轮“双一流”评估中东西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数量差距的扩大，也表现为西部高校之间的内部不均衡，更体现在西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数量少和公开警示学科数量多。首先，西部“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少。两轮“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从2017年的140所增加至2022年的147所，几乎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的西部12省区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仅有28所。东西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量的差距体现在第二轮东部高校数量占比增至62.58%，唯独西部高校数量却没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西部12省份之间“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量也存在较大差距，四川、陕西各有8所“双一流”高校，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仅有一所“双一流”高校。其次，西部高校“一流学科”入选比例低。全国“一流学科”建设总数从2017年的465个增加至2022年的517个，西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数量从2017年的51个仅增至2022年的55个，占比从10.97%下降至10.64%；东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数量占比从2017年的71.18%增加至2022年的71.57%。两轮“一流学科”建设中，东部高校的一流学科建设数量分别是西部高校的6.49倍和6.72倍。在第二轮“双一流”新增建设学科中，西部高校仅陕西和重庆各有3个和1个新增学科，其他省份“零增长”。最后，公开警示学科数量相对较多。东中部各有1所高校的一个学科被撤销调整到同一学校的其他学科。因相比同类学科在整体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成长提升程度方面相对偏弱，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西藏共有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合计6门学科首轮建设成效未达到预期，面临撤销风险。新疆大学由于“一流学科”建设力度不够，两个“一流学科”被警示。被警示的高校需对相关学科加强整改，2023年接受再次评价，届时未通过的，将调出建设范围。这也警醒西部获得“一流学科”建设的高校要清醒地认识到所有高校均有可能获得“一流学科”建设的机会，但所有“一流学科”也可能在“双一流”建设中面临被“调整”或“撤销”的风险。

2.“一流学科”转型发展失利

西部高校“一流学科”特色化优势彰显不足，尚未在科学寻位和精准定位中实现差异化的分类发展。首先，西部高等教育自定学科比例高且转型发展失利。从“一流学科”建设的类别看，首轮“一流学科”建设类别包括非自定学科和自定学科。非自定学科是根据国际国内权威学科评估结果与大学学科评价结果遴选的，注重一级学科整体实力，排名在前2%。自定学科是基于国家宏观调控和相对优势的逻辑进行布局的，即将尚未达到一流学科建设标准的学科，经由具有一流学科建设资格的高校自己确定并报国家批准的。如表2所示（表2略），西部共计有14所高校以自定义形式入选“一流学科”建设，有18个自定学科，自定学科高校占比高达50%，占入选学科总量的35.29%，远高于东中部高校占比。最不能忽视的是，在第二轮“一流学科”评估中，西部地区6个公开警示学科均是自定学科。

其次，在精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振兴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中，西部高校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建设没有体现特色化和差异性。从“一流学科”新增学科类别看，第二轮“一流学科”建设进一步凸显精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基础学科建设，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第二轮新增加的52个建设学科中，基础学科中物理学增加3个、生物学增加2个、数学增加1个，应用型学科中临床医学增加4个、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各增加3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增加2个。西部高校新增的仅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和畜牧业“新农科”建设、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的“新工科”建设、西南大学教育学和西北大学考古学的“新文科”建设。最后，从原“985工程”高校全国第五轮和第四轮学科评估情况看^②，西部地区A类优势学科明显不占优势，增长率高，但总量偏低（见表3）（表3略）。尽管陕西、四川的高校A类学科总量较高，均为25个以上，但是甘肃和重庆的高校A类学科总量偏少，其他省份甚至没有。由此可见，西部高校在未来的学科转型发展中仍会面临同东部地区差异悬殊的强度竞争，更可能因特色化学科优势彰显不足而加剧学科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如何通过学科特色化发展和差异化转型破解其双重困境成为西部高校学科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

（二）科研平台建设之“短板”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已成为衡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更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标志性平台在国家重大科技规划战略中扮演着科技攻关的排头兵和领路者角色。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和行业战略需求，聚焦解决社会发展中“卡脖子”的技术问题，科技创新平台正面临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的重大调整或重组困境，平台功能有待提升。

1.科技创新平台供给不足

西部高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数量供给不足。如表4所示（表4略），从全国重点实验室看，国家重点实验室自2022年5月首批20个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到2023年6月至少已有151所高校成为依托单位或共建单位获批或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不同地区全国重点实验室分布情况为：东部27所大学获批或重组87个，是科研资源最集中的地区；西部12所大学仅有28个，占实验室总数的18.54%。从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看，2021年国家发改委分两批对349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开展了优化整合工作，对两者整合重构、合理归并，最终191个获准纳入新序列。其中高校牵头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共计52个，西部4所大学仅有5个，占比9.43%。从科技部批复成立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看，西部仅有12所高校牵头的1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占比也远低于中东部地区。上述3类国家级创新平台肩负着从科学与工程研究到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不同功能，西部高校平台供给不足反映了科技创新力量的相对薄弱。此外，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看，全国151个研究基地分别分布在66所高校中，有105个研究基地分布在东部地区38所高校中，占比达69.54%，集中在北京、上海，西部地区仅有16个研究基地分布在12所大学中，占比仅为10.5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东部地区高水平基础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强于西部地区。

2.平台布局结构差异大

西部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地域或大学布局中存在高度集聚化倾向，研究领域依托区位优势和特色优势的特征明显。如表5所示（表5略），科技创新平台在地域上集中分布在成都、西安、重庆和兰州的部分“双一流”高校，少数分布在西部其他省会城市的个别高校中。在研究领域上，科技创新平台主要依托在地资源优势、文化特征和国防科技战略发展等区位优势。如兰州大学的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等依托于所在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地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依托于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特征，空军工程大学的航空动力系统与等离子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以服务国防科技战略发展需求为主。同时，也有部分科技创新平台依托所在大学长期建设和发展的强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互促互建，云南农业大学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应用基础国家工程中心同农学类学科高度相关。

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布局结构，既受国家政策支持和建设需要的影响，更与平台建设是否服务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但其立足点依旧是以特色研究为主。这是西部高校相较于东部高校形成比较优势的原因。西部高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局部上都存在数量较少、布局优势尚待凸显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源于科技创新平台以学科发展为依托，具有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属性，其布局结构与“一流学科”分布情况高度相关；二是重组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优先关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能源安全、前沿特色等领域，而已有的科技创新平台缺乏学术生长点，研究方向需要拓展，特色发展需要加强，西部平台建设的竞争态势不断加剧；三是科技创新平台倾向于多单位协作或不同主体主导的多类型平台共同发展，其建设程度既与区域产业经济、企业科研能力相关，也受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影响。因此，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中，对于数量相对较少的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而言，在以多主体运行模式中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变革、以特色化建设实现国家和西部大发展的使命和任务、尖端科研设施建造、紧密结合国计民生的产学研创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人才队伍建设之“短板”

1.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亟待优化

如表6所示（表6略），首先，西部高校虽然承接东部地区人才逆向回流的溢出效应，但整体上仍面临“流入容易留住难，流出多流入少”的困境。人才逆向回流指从人才聚集优势地区向劣势地区流动。东部人才逆向回流并不意味着从较高平台向较低平台的流动，主要流向西部较高平台。但西部高校依旧没有改变人才流失的总趋势，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的“抢人大战”更加剧了西部高层次人才流失和人才队伍断层。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依旧如此。从博士就业区域差异来看，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博士人才流失相对更多；从博士就业地域分布趋势来看，1996—2020年西部地区博士人才流失趋势逐渐增强^[5]。其次，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质量低于东部地区。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由2012年的29.8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55.7万人，结构不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但西部地区研究生导师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21年高校专任教师的学历层次和教师职称来看，东部高校专任教师队伍的博士化率为56%，远高于西部的19%；西部地区正高级职称占比为22%，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高校高级职称教师总数与占比上，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是西部地区高校的2倍多。最后，西部高校教师队伍结构失衡。相较于东部地区的倒金字塔结构，西部高校教师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呈金字塔形状。即西部高校正高级教师比重依层级低于副高级及中级以下，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比重依层级低于硕士及以下学历教师。

2.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制约创新团队建设

西部高等教育面临高层次创新人才先天不足与后天劣势的双重困境，表征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乏力。一是相对于东部地区，高层次创新人才短缺。在全国两院全职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各领域高层次人才计划中，东部地区拔尖人才明显多于西部地区。以2022年各省份两院院士人数统计为例，全国共计2754人，其中东部地区1776人，中部地区711人，西部地区267人，仅占总人数的9.69%。两院院士人数最多的江苏高达500人，而整个西部地区仅有267人（四川96人、陕西60人、重庆38人、云南16人、甘肃15人、内蒙古13人、广西12人、贵州10人、新疆4人、宁夏2人、西藏1人，青海则没有两院院士）。二是西部高层次人才集聚在陕西、四川、重庆等西部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双一流高校或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中。如2021年陕西高校共有两院院士48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239人，国家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237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177人^[6]。西部高校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相对聚集，与一流学科建设和国家级平台搭建情况呈正相关。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反哺”人才培养^[7]。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离不开作为“关键少数”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发挥“领头羊”“排头雁”作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多以两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等为学术带头人组建科研创新团队，汇聚各领域国家级人才，整体具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基础。拥有一流学科和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的高校更容易形成以才育才的格局，有利于青年骨干人才、研究生的培养和创新团队的优化组建，但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的西部高校难以支撑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平台建设。因此，学科建设和平台搭建相对弱势的西部高校更容易陷入难以聚集和培养高端人才的恶性循环中。

三、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面对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应提倡从自身发展的小格局式的“追赶思维”向服务经济社会的“不可替代思维”的大格局转变，通过补齐特色化发展短板，走特色化振兴高等教育之路。学科建设、平台搭建和人才引育均要立足西部、扎根西部、服务西部，形成学科、平台、人才三者之间的“循环互促”和“融合联动”，以此支撑和引领现代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如图1）（图1略）。

（一）重构学科创新集群新生态体系

深入推进新一轮西部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兼顾“以量谋大”和“以质图强”，以分类发展支持学科建设，以特色发展提升学科质量，以集群发展提升服务能力，加强西部高校学科发展的顶层谋划、交叉融合和结构优化，形成“点、线、群”相结合的学科创新集群新生态体系。

1.以分类发展支持学科建设，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

高校的学科发展基础和类型差异决定了政策支持分类化和发展建设多样化。分类发展、分类建设是促进西部高校形成学科特色的前提，西部28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有50%的高校通过自定学科建设的方式获得支持。西部高校自定学科不仅是对以往重点建设学科身份的继承以及基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均衡布局考量^[8]，也是基于组织内部的学科历史、学科声誉、学科相对优势选定的特色学科。从顶层设计看，国家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点带面”激活西部高校学科建设活力。如培育具有发展潜力、服务西部的特色化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支持具有西部特色且实力较强的但还不符合一流学科标准的西部高校，使之能够尽早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要深入推进以分类发展为重心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建立分类支持、分类建设和分类评价的学科体系，引导西部高校将精力和重心聚焦到特色学科的优势方向、新兴学科的创新领域和交叉学科的实质突破上；鼓励和支持有建设基础的西部高校瞄准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优化特色学科布局，重点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中国家急需或重点领域学科专业；通过评估和服务等直接方式加强“一流学科”的建设，通过动态调整的方式替换没有发展建设潜力的其他学科，以强有力的支持与问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对各个环节展开监测，真正激发西部高校学科建设自主性、内生性动力，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

2.以特色发展提升学科质量，推动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制度理论认为，在组织生命周期的初期，组织形态会存在很大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的结构和实践会表现出惊人的同质性^[9]。当前，一些西部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出现了舍本逐末的倾向，忽略体现自身特色的学科建设，转而去追逐东部顶尖大学的优势学科。学科建设不是“新”即“好”，“全”即“强”，“大”即“特”。办好一个人无我有、你不擅长我擅长的学科，才是西部高校真正的出路。西部高校需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牵引，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优化，注重特色化发展，采取集团化发展方式，带动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学科的进步。具体而言，需要促进学科发展综合化，建好特色学科专业集群。这需进一步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重视基础学科创新发展和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找准学科特色化发展的生态位，将西部学科特色转化为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这意味着不能按照标准性质量观、目标性质量观等外在指标评估“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而应以“需求导向，聚焦服务贡献”的“增值性质量观”评价学科建设成效。

3.以集群发展提升服务能力，实现西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联结与协调是高等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10]大学社会服务的职能最直接地体现在大学学科以社会其他组织或机构为对象开展的人才培养工作和科学研究活动上。学科集群发展遵循内在学科发展规律和外部社会发展需求的双重逻辑，以人才培养工作和科学研究活动为核心，达成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与实现人的发展的多重目的。西部高校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应以跨学科知识集群式发展超越单一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且扩展学科应用的外在逻辑，将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知识创造价值接轨，“重点发展国家急需、与区域经济社会契合度高的学科和专业，新建一批体现西部特色的区域学科集群、国家实验室和学科创新基地”^[11]。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西部高校学科集群发展需以共治、善治为价值追求，政府—大学—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应共同围绕学科知识生产、传播、创新与应用等方面进行资源多维重组、统筹配置、互联共享，提升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贡献力和支撑度。如以区域产业需求为导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新农科建设为核心，助力西部乡村振兴；基于西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风土人情，陕西师范大学以新文科建设为核心，弘扬西部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文特色；基于西部地区地缘特征和自然资源，兰州大学以新工科和新农科建设为核心，加强化学、大气科学、生态学、草学等专业集群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形成“合纵连横”的战略平台新格局

高质量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部高等教育在特色化道路上积蓄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发展方式需从传统的“竞争性争夺”向“协同式发展”转变，通过顶层设计与底层联结形成具有系统化和整体性的“点、群、域”合纵连横的创新平台新格局。

1.建平台，突出质量提升的战略目标

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供给结构性失衡，东西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与质量问题日益凸显，亟须从公平和质量提升的角度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从顶层设计角度，国家应加大政策性扶持力度和制定补偿性倾斜措施。这种支持不是强调“一刀切”的平等性公平，也不是强调“配给”的差异性公平，而是在平等性公平与差异性公平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以全面支持、竞争支持和特色支持的方式促进创新平台的特色发展。这样既可以让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西部高校缩小与东部高校的差距，又能激发平台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底层联结角度，西部高校应突出特色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组的科技创新平台因其主体多元而成为具有多层面、非线性、自组织等特征的复杂系统，因而具备适应变化和驱动创新的能力。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应提倡坚持创新驱动和跨界融合的治理理念，通过立足西部、扎根西部、服务西部体现自组织的优越性。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创新平台的自我革新，从而形成促进教育、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支持跨学科、跨产业、跨主体融通的平台建设，实现各类创新资源的有效协同。如兰州大学草学不仅是一流学科，还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其进行建设，但放之全国，在学科建设和平台创新等方面与东部高校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在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高校建设草学，更适合联合在一起建设，如此才能在高校中打造较高的平台，进而形成其他高校都在追逐的“高峰”。

2.促集群，坚持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科研创新平台的集群发展有助于形成协同发展的战略新格局。平台集群化发展应超越“围墙”限制，打破高校间、区域间或高校与社会间的壁垒。一方面，西部高校以科研平台集群为基点，基于“聚散模式”增强东西部高校的“联动性”，缩小创新平台搭建的差距。鉴于西部高校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多集中于西安、兰州、成都、重庆等地，应依托区域内的集群相互借力、相互合作，引领和推进西北、西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如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云南等鲜有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服务能力相对薄弱，可以通过制度机制与政策性供给和支援合作的方式，实现智力资本的多点投资和多方共享。另一方面，西部高校应以“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为主的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12]为依托，构建具有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集群创新平台。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认为的那样，“高等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社会的一部分”^[13]，西部高校应协同多方力量建设科学与工程研究类、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科技创新体系，“开展基础性、原始性和应用性的科研创新活动，满足企业、用户和环境的技术创新需求”^[14]；建立新型产学研合作转化机制，注重成果的转化生成，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的壁垒；推动自身从功能相对单一和封闭保守的“象牙塔”转变为知识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共同体”，引领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和服务国家创新发展。

3.强协作，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策略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创新为主导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转型时期，西部高校应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自身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协作交流能力。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高校科研创新平台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企业合作层面的国际科研合作。西部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应立足西部地区，注重国家建设与专业发展前沿趋势，“以共同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共建科研团队和智库平台，促进技术与成果的转化，形成良好的学术共同体”^[15]，使自身从对外开放的“神经末梢”变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与教育双向赋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16]，人工智能创新虚拟链可以帮助西部高校摆脱地域和信息差劣势，通过网络互动和协作的方式，将科技创新平台的资源整合视角拓宽至全球。这意味着西部高校需进一步扩展平台合作网络，既要在国内纵横交错的平台布局中谋求协同发展和分类建设，更要在注重本土知识产权保护与网络安全的前提下，寻求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机会和国际高科技人才合作途径，建立覆盖多个区域的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和网络知识生态集群，实现不同国家、区域间创新平台的优势互补与深度合作，推动西部创新平台的专业化和特色化发展，不断提高教育对外开放的实际效益。

（三）打造一流自立自强人才新方阵

西部高等教育要实现人才引育秩序的良性循环，应注重“外引”和“内培”人才相结合，激发西部高校吸引人才的“聚集力”，激活西部高校人才创新的“能动力”，打造一流自立自强人才新方阵。

1.激发西部高校吸引人才的“聚集力”

人才有序流动是激发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的重要保障，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对西部高校来说，无论是解决人才稳定问题、看待人才流出现象还是设计人才引进政策，都应该确立和坚持市场化思维的决定性地位^[17]。为提高教师队伍建设质量、优化队伍结构，西部高校首先应激发吸引人才的“聚集力”，不仅要外以岗位晋升、工资福利和物质保障等“硬支撑”吸引人才，更应着眼“软实力”的全面升级，通过优势学科建设、顶尖平台打造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育提供支撑，在学科“高原”和平台“高地”的两翼带动下，形成“以才引才、以才育才”的人才引育新格局。这包含两种发展逻辑：外引高层次创新人才形成聚类效应和内育人才自我造血形成裂变效应。一方面，高层次创新人才形成聚类效应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产业集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中心等创新知识集群网络对创新型人才更具吸引力。为避免人才集聚的负效应，西部高校可差异化引进多学科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形成专业共同体，满足学科集群转型建设和搭建“合纵连横”的创新平台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西部高校应抢抓人才发展战略的机遇，在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国家高端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战略性布局，为西部“四新”学科建设和战略平台转型提供人才支撑。与此同时，“高校内部要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构建以能初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培养模式及能够匹配产教融合的组织模式；要打破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对封闭性，构建新型的人才培养供应链，营造新型产教研融合生态”^[18]，为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激活西部高校人才创新的“能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9]学科建设和平台搭建作为“一体两翼”的“两翼”，是“人才引育”的基础，而“两翼”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质则是人才驱动创新的“能动力”。因此，补齐西部高校特色化发展短板的“一体两翼”的根本，在于激发西部高校创新人才的活力和人才驱动创新的活力。要使西部高校人才产生集聚效应，首先要以教学学术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人才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教学学术能力是提升大学教育质量的核心竞争力。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反思性实践中提升教学学术能力，可以为大学教学深层变革和育人质量提升奠定基础。为促进教师教学学术创新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相融合，大学知识生产模式需要从传统的线性化创新模式向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颠覆式创新”模式转变。其次，加强“有组织科研”，增强内源性师资建设和外源性团队合作的动力。西部高校应鼓励科研创新团队从国家重大现实需求中凝练学科问题，开展原始创新研究。同时，要进一步打破学科和机制壁垒，探索更为灵活的跨平台、跨组织、跨领域资源配置；依托“一流学科—科创平台—人才集群—产业集群—创新驱动”等多种发展模式，促进教科研创、产学研创的协同创新；组建“科学家＋工程师”等多主体合作的科研创新团队，实现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与共享。最后，创新人才分类评价体系，打破“五唯”的评价导向对创新创造活力的阻碍，营造良好的人才驱动创新环境。创新人才评价不仅要把个性化分类评价和发展性动态评价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更要着重以“德育实践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的发展”为牵引构建人才分类评价体系，促进西部人才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进西部高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人才在解决国家和区域重大现实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而且是关乎国家能否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问题。探寻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之道，是一个历史性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既要向内寻求补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短板”，又要努力实现向外发展，发挥学科建设、平台搭建、人才引育等关键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激发整个西部高等教育的内在活力。总而言之，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从“追赶思维”转向“不可替代思维”，从硬指标的显著增加转向软实力的全面升级，从自身发展的小格局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转变，彰显自身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价值，全力肩负起共同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注释：

①东部为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为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按西部大开发计划既定以及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协调的范围，西部由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份及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构成。

②2022年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未向社会公布，本研究对照原“985工程”高校官网整理出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其他高校数据缺失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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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XieYuchen WangJian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is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er education country and the p 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lso enlighten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from the small pattern of “catch-up thinking” of its own development to the large pattern of “irreplaceable thinking” of serving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ake a modernization road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peci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ayou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gap between the “longboard” elements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academic discipl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latforms and the attrac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are further widening rather than narrowing. The original “long board” elements of western universities are in a clearly disadvantaged position, and the “longboard” has become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short-board”. In the face of multiple problems of the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supply structure, the order of attracting high-level innovative talents and so on,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t is urgent to build confi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by filling the gaps, and to build an integrated “one body and two wing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ri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To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ound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suppor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with classified development, improve discipline quality with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enhance service capabilities with cluster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op-level planning, cross integratio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 a new ecological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ary innovation clusters; by connecting the top-level design with the bottom layer, a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of points, groups, and domains is formed, and a strategic cornersto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constructed, forming a new strategic integration platform pattern; by emphasizing the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recruitment” and “internal training” of talents, the “gathering power” of attracting talents in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ll be stimulated, and the “initiative” of talent driven innovation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will be activated, providing effective tale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a first-class independent and self-strengthening talent form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leading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