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教育时间的运行逻辑立基于现代性时间技术、时间制度和时间伦理之上。相较于以往研究所偏重的时间技术和时间制度这两个向度，时间伦理对现代教育时间有着更为深刻也更为根本的塑造作用。因此，对现代教育时间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寻找一个基于教育时间伦理的问题分析向度十分必要。分析发现：“时间偏爱”与“现在”的消逝，“效率崇拜”与“成长”的加速以及“心智优先”与“生命”的割裂是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困境的基本表征。经济时间伦理的僭越，技术时间思维的宰制以及系统时间规范的缺失是导致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困境的深层根源。凸显教育时间伦理的独立品性，强化教育时间伦理的正义思维，以及完善教育时间伦理的规范体系，是超越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困境的可能出路。
关键词：现代教育时间；时间伦理；教育时间伦理困境；超越路向
一切生命活动或社会实践的开展都需要在时间中进行。在人类文明从原始时代逐渐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时间是衡量生命活动状态的一个天然尺度，也是引导和制约生命活动节律的一个规范系统，还是生命活动目的实现的工具或资源条件。教育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逐渐发展形成的一项专门的生命实践事业，时间在其中既体现为一种重要的衡量尺度、规范系统，也体现为重要的资源条件。正如胡森所言：“时间是教育王国的金钱。教育需要时间，它可能而且确实是发生在时间的任何一个瞬间的过程。”[1]也正因此，“教育中的人，无论是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受教育者，都必然要在时间的逻辑之下思考教育，在有限的时间里操心教和学”[2]。时间的逻辑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有着十分不同的表现。前现代时期，时间的逻辑遵循天地万物运行的节律，因而是一种自然的时间逻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钟表的发明，自然形态的时间被技术形态的时间所取代。在此基础上，传统农业时代的时间制度（历法）也被现代工业社会的时间制度所取代；关于时间的价值观念、规范尺度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现代教育的时间逻辑奠基于现代时间技术、时间制度和时间伦理的基础之上。近些年来，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都有关注教育时间议题的趋向。然而，相关的探索大多聚焦于现代教育的时间技术或时间制度，对于更深层次的时间伦理层面则被忽视了。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3]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时间既是重要的衡量尺度、秩序要求，也是重要的资源条件。很早以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发现了时间规范和尺度的意义。《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4]讲的就是华夏始祖之一的尧命人观察日月星辰运转，制定时间秩序来规范人间生活的故事。最开始的时间单位年、月、日等都是从天象观察而来，进而成为奠基社会生活时间秩序的基础。孔子曾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5]治理大国，要按照一定的时间法度来治理人民，也强调时间的规范意义。在《礼记》中，则有直接将“礼”这一重要的伦理范畴与时间相联系的观念，如“礼也者，合于天时……礼，时为大”[6]。古人不仅发现了时间作为一种秩序要求、规范尺度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而且还发现了时间与个人道德修养之间的重要关系。在《论语》一书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等等。《周易》中对于为人处世尤为强调顺时而为，如“终日乾乾，与时偕行”[7]；“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8]。《中庸》对君子之德这样讲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9]。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还是个人修身而言，时间作为一种秩序规范、道德要求乃至德性品质，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体现出明确的伦理属性，时间伦理一开始就是人类社会伦理系统的重要构成。
对于促进和引领人发展的教育实践，诸多先贤也明确提出了教育时间的伦理尺度和原则要求。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孟子反对“拔苗助长”，《学记》这篇最古老的教育文献中则既提出了教育过程的时间顺序问题，也提出了施教的时机问题。对于前者，《学记》中主张：“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对于后者，《学记》中主张：“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为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并指出“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此外，《学记》还将“学不躐等”视作“教之大伦”。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依托现代学校机构开展的教育事业，尽管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时间的重要性，然而对现代时间问题的致思和解决却缺乏一个明确的时间伦理向度。“面对来自技术、市场和资本等的冲击，现代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始终面临着不仅仅基本伦理观念层面的道德困惑与冲突，而且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内部，同样面临着基本伦理价值观念生态的恢复与重建的伦理使命。”[10]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育伦理向度，就是教育时间伦理。“从现实的角度说，对时间的伦理关怀，已经成为当代人生存现状的强烈诉求。”[11]对现实的教育生活而言，时间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家长，今天几乎所有与教育实践关系密切的主体都正强烈地体验着时间的匮乏以及由此造成的时间焦虑。我们越来越缺乏一种清晰稳定的时间观念和从容不迫的时间心态。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合理地分配和利用时间，教育时间的合理边界在哪里，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时间呈现或运行方式，才是正当的、善好的？这一切既是现代教育时间伦理正在遭遇困境的现实征兆，也是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失范的必然后果。因此，聚焦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困境并展开问题反思和批判，势在必行。
一、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困境的表征
“要想检视我们的生活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12]现代社会的教育生活奠基于现代时间模式之中，而现代时间伦理则构成现代时间模式的根本层面。现代时间伦理既是维护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规范，也是体现现代性文化精神的重要价值观念，而只有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社会出发，这种作为时间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时间伦理，才能获得最清晰的界定和描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要归功于新教伦理及其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节约和珍视时间的伦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节约时间、充分利用时间、注重速度和效率等现代时间伦理的基本内容和价值要求逐步形成。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重要构成的现代教育实践，其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吸纳和接受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伦理。于是，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伦理困境直接转换为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困境；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对独立的教育时间伦理的自觉，而使得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困境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一）“时间偏爱”与“现在”的消逝
斯宾塞在19世纪中叶提出：“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13]这一著名的“教育准备说”，不仅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经典的教育目的论，实际上也铺设了一条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即教育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是指向每个人的未来，而不是现在。20世纪初，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对斯宾塞的“教育准备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将教育作为生活的预备的思路调整为“教育即生活”，主张“生活就是生长，所以一个人在一个阶段的生活和在另一个阶段的生活，是同样真实、同样积极的，这两个阶段的生活，内部同样丰富，地位同样重要”[14]。然而，现实的教育生活本身并未跟着杜威的指引调整过来，反而对于未来的“时间偏爱”越来越严重。“我拿青春赌明天”“加油向未来”“为了明天”等等，这些现代教育生活中激励人心的口号及其年复一年的叫喊，正是现代教育“时间偏爱”伦理的明证。正是对未来的偏爱，使得今天的教育生活不再正视和关注学生当下生活的自在价值。“现在”只有作为未来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一段必须被牺牲掉自由和幸福体验的时间被设计和安排。“‘现在’，于是在学校中是一种消失之物，通过逝去而彰显自身价值。”[15]
接受对将来的“时间偏爱”而导致失去“现在”的教育生活，既不是一种真实的教育生活，也不是一种正义的教育生活。杜威曾说过：“众所周知，儿童生活在现在，这不仅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而且是一件好事。将来只是作为将来，它缺乏紧迫性和可见的形体。”[16]忽视“现在”的意义，实际上就忽视了儿童生活的真实性。现代教育实践因为对未来的“时间偏爱”，由此形成的“为预备将来而忽视现在可能性的教育制度……为防备后来所需要的一点知识被包上了糖衣，以便哄骗学生，使他们吃些本不想吃的东西”[17]，虚假的生活只可能造成虚假的教育。然而“儿童总是活在当下，因为他们带着惊奇。儿童懂得活在此时此地的艺术”“没有活在当下，也就没有了真实”。[18]“时间偏爱”的现代教育时间伦理，不仅造成教育生活的真实性缺失，其自身的正义品质也值得怀疑。20世纪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在其伦理学巨著《正义论》中，曾专门对此进行了阐释。罗尔斯认为：“在个人的情形中，纯粹的时间偏爱是不合理的：它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把所有时刻看成他生命的平等部分。在社会的情形中，纯粹时间偏爱是不正义的”[19]，“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一生看作一个整体，一个理性主体的活动贯穿于一生的全部时间之中……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当赋予我们生命的不同部分以同样的内在重要性”[20]。因此，“时间偏爱”作为一种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其正当性是存疑的。
（二）“效率崇拜”与“成长”的加速
“效率崇拜”是现代社会几乎遍及所有实践领域的价值追求。从源头来讲，对时间的节约和高效运用，本是与现代社会经济生产领域最为相关的一种新兴伦理观念和价值要求。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富兰克林的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名言，既是对新教时间伦理的经典概括和典型写照，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兴起的重要精神基础。新教时间伦理要求人们节约和充分利用时间，参加作为天职的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耀。而“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社交、闲聊、奢侈，甚至保证健康所需时间以外的睡眠，都应遭受无条件的道德谴责”[21]。时间的节约和高效运用最终为社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也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贸易的不断扩张，作为宗教伦理的时间节约和效率追求日益世俗化且不断野蛮生长，最终成为现代社会最为显要的一个伦理公式，影响和规约着越来越广泛的实践领域，推动和塑造了一个全面的加速社会。
正如德国当代思想家彼得·康纳德所言：“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22]英国学者科尔维尔也指出“我们的生活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节奏越来越快”，他甚至略带调侃地描述道：“曾经，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我们的祖辈闲庭信步，我们的父辈大步流星，如今，我们连跑带跳”。[23]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五代杰出代表哈特穆特·罗萨则将整个现代社会的核心逻辑集中在时间结构方面，并由此展开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建设思路，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过程和事件的加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24]。加速本来是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进而实现现代思想所追求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理想的必要途径或生活模式。然而，当整个世界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快，快到人自身都无法控制时，“加速的力量就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25]。
对于今天的教育实践而言，“效率崇拜”已经弥漫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渗透到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整个教育场域。如今，对时间节约及其高效运用的渴望和要求在教育实践领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丝毫不亚于经济生产领域。“效率崇拜”也因此同样在教育领域催生了“成长”过程的加速化。“不能输在起跑线”“超前超纲学习”“倒计时”“教育内卷”等现象和话语的流行，所揭示的正是“效率崇拜”背后被加速的“成长”过程。教育实践作为助力人的生命成长的事业，不同于经济实践等主要与物质生产和交换相关的事业，人的生命成长过程有其自身的节奏，外在强加的时间秩序要求如果不能与人自身的时间节律相和谐，必然导致对生命的控制和压抑，当今教育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的感受和体验正表明了这一点。当“成长”的过程缺失了个人性的、自组织的、健康平稳的时间条件，而完全沉浸在统一性的、被设定的、高度紧张的时间环境之中，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发展必然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可能催生越来越多的早熟的人、半成品的人。
（三）“心智优先”与“生命”的割裂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从时间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理解时间，他将时间定义为“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26]，也就是说，时间是运动的形式要素之一。这一解释影响深远，海德格尔认为“它基本规定了后世所有人对时间的看法”[27]。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说“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无论对于天体的运动还是世界中其他任何物体的运动，当然还包括生命本身的运动。自古以来，对生命的理解就有一种“身心二元论”取向——要么从感性的身体运动出发来理解生命运动，要么从理性的心智运动出发来理解生命运动。由此，对于理解人的生命时间，就必然被划分为外显的感性的身体运动时间和内隐的理性的心智运动时间。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开启的西方教育哲学，就将教育与人的理性的心智生命活动相联系，作为理论生活的心智沉思相较于作为实践生活的身体技艺操作具有绝对的优越性。由此导致教育时间实际上就被规定为指导心智运动的时间，身体运动所应分享和占用的时间要么被规定为极其有限，要么就根本不具备自在的价值。这种心智运动时间优先的古典传统，在近代以来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运动所逐步确立的以心智（思维）及其运动为根基的人的主体性发展思路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围绕人的主体性及其发展的现代教育事业，因为主体性本身被囿于一个心智主体的狭隘范畴之内，结果就导致教育逐渐变成特别注重丰富和引导人的心智或思维运动的一项活动。有两种现象足以说明：一是“智育第一”“分数为王”的观念的广泛流行；二是在教育时间的配置上，艺术教育、体育、道德教育等与人的身体和非理智层面的发展相关的课程和教育安排不受重视。由此，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就被割裂了。现代教育的先进理念主张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由于教育时间配置方面所强烈表现出来的“心智优先”原则，终究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一种背叛。
二、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困境的根源
要超越现代教育时间的伦理困境，就需要深入挖掘和剖析现存困境根源。奠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时间伦理在教育实践领域的僭越，技术化的现代时间思维对教育实践活动的宰制以及独立和系统性的教育时间伦理规范的缺失正是其中的三个重要方面。
（一）经济时间伦理的僭越
德国当代教育学家底特利希·本纳将人类总体实践划分为六大范畴，即经济的、伦理的、教育的、政治的、美学的和宗教的实践。[28]而这六大实践“并不处在非等级和平等地相互尊重的关系中”[29]，“例如有的宗教体系把一种宗教提升为人类行动一切问题的唯一裁决机构，有的经济体系完全用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来衡量现有的伦理习俗、信仰和教育行动”[30]。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经济实践的优先地位是十分明显的，教育实践相对于经济实践处在一种不平等的甚至依附性的关系之中。这尤其表现在现代社会经济实践的诸多价值逻辑同构或奠基了现代教育实践的价值基础。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现代教育实践的普遍价值规定，经济实践中的很多行动原则也深刻影响了现代教育的实践逻辑。其中就包括经济实践中的时间伦理对教育实践中时间伦理的全面影响甚至替代。现代经济时间伦理要求节约时间、高效利用时间，它主要是围绕物质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来规定时间运行的价值取向和规范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按照分工的要求各自作为某项专门工作的参与者，服务于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这种追求高效率和加速度的物质生产与交换活动和围绕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教育实践之间显然有着明显区别，某种程度上来说，前者主要围绕物的发展，而后者围绕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发展。然而，现代教育实践似乎忘记了人的生命发展的独特性，过分吸纳了现代经济时间伦理某些规范主张和价值要求。现代教育事业像经济事业一样，追求规模、速度和效率，后者的时间尺度范导了前者的时间伦理。这就是现代经济时间伦理的僭越，它过分影响甚至替代了原本应具有独立和自在品性的现代教育时间伦理。
（二）技术时间思维的宰制
技术思维是现代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思维模式，广泛体现在经济、政治与教育等重要的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现代时间本质上就是一种技术时间，正如芒福德说：“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31]。随着钟表的发明，现代社会生活的时间模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钟表时间本身的精确性、客观性和单向线性的品质特征逐渐塑造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标准化、精细化、统一化、程序化的思维。现代教育生活同样深受这些源于钟表时间的技术思维的影响，学校中的时间表就是技术时间思维的直接对应物。技术时间思维对时间运作的标准化、精细化、统一化和程序化的要求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已构成极具影响的规范性力量，几乎导致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无法出场。它为现代教育实践确立的十分稳定和牢固的时间秩序，以至于我们习以为常，日渐忽视了这种时间秩序背后的技术时间思维的巨大局限性。这种技术时间思维及其所带来的时间秩序，无视教育生活中具体的、独特的人，无视生命成长和发展的个人性、自由与偶然性、非连续性等，无视教育生活本身应有的差异与多元。
（三）独立和系统性教育时间伦理规范的缺失
尽管现代教育中的学校教育具有完整的、强有力的时间规范，但每个人的教育生活并非仅仅发生于学校之内，学校教育时间只是涉及人的成长的教育时间的一部分。今天之所以广泛存在学生、教师和家长等各主要教育主体或参与者的时间焦虑，很大程度上与教育生活本身缺乏系统、清晰和稳定的时间规范有关。具体表现包括：首先，教育时间的边界不清晰，缺乏相关规范。尤其是在学校之外的生活中，教育时间与休息、娱乐等其他必要的生活时间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这导致教育时间和非教育时间之间始终存在相互侵袭的可能。现实情况更多表现为教育时间的不断扩张，以至于严重挤压和侵占了儿童的休息、运动和娱乐时间。其次，教育时间内部分配缺乏合理规范。人的全面发展各个方面所拥有的时间占比存在很大差异，然而，现实当中理智发展相关的课程分配的时间要远远高于人的身体、情感发展等方面课程，而且前者还经常挤占后者极其有限的时间。
三、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困境的超越
卢梭曾将时间法则视为“最重要的和最有用的教育法则”，他说：“这个法则就是：不仅不应当争取时间，而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32]。他还曾告诫教育者：“你说你了解时间的价值，所以不愿意有分秒的损失。可是你没有看到，由于错用时间带来的损失，比在那段时间中一事不做的损失还大。”[33]在现代教育实践中，人们正因为不了解时间的价值，盲目地争取时间，误置时间规范，于是导致“现在”的消逝，“成长”的加速和“生命”的割裂等重大的教育损失，由此构成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大阻碍，也威胁着幸福和完整的教育生活的有效展开。这些由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表明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有失妥当。因此，要改进现代教育并不断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探求对现代社会教育时间伦理困境的超越路向。
（一）凸显教育时间伦理的独立品性
经济时间伦理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渗透和僭越，既是现代社会经济实践优先性的体现，也是教育实践独立性欠缺的表征。然而，正如本纳所指出的：“在各个别实践之一要求凌驾于其他实践的优先地位的时候，它们会互相伤害”[34]。现代教育实践对经济时间伦理的接受，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最终必然给教育实践本身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经济实践的时间伦理是围绕物的生产和交换过程获得其规定性的，而“教育应以人的生命发展为第一价值，教育是点化人之生命发展的重要实践。”[35]因此，教育实践过程应聚焦人的生命发展来凸显和建立具有自在和独立品性的伦理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秩序。
首先，“教育要遵循生命的时间打开方式，不夺时”[36]。生命的成长和发展有其自然的节奏，教育实践应充分尊重生命的自然时间秩序。拒绝“超前”“加速”“效率就是生命”等现代经济时间伦理的主张和要求，要从人的教育成长的角度来看待时间，这样很多看似“被浪费的时间”也许才是真正的教育时间，正如卢梭所言：“在童年时期牺牲一些时间，到长大的时候会加倍地收回来的。”[37]其次，生命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遵循某些因果必然性的规律，也存有很多自由和偶然性的空间，既有着明显的连续性的节律，也有着很多非连续性的变化，既存在众人相近相通的统一性的普遍性特征，也存在个人之间差异性的多元化表现。因此，教育实践的时间伦理应充分考虑生命发展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某种程度上正是教育实践的特殊和独立品性的来源。正如康德所言：“能够对人提出的最大、最难的问题就是教育”[38]。在生命发展的社会性、必然性、连续性和类的统一性之外，充分考虑和尊重生命发展的自然性、偶然性、非连续性、差异性和多元性，关注生命本身的各个方面而非片面聚焦于心智层面，是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凸显和建立其独立品性的关键。
（二）强化教育时间伦理的正义思维
现代教育实践的时间安排所表征和彰显的主要是一种技术时间的思维取向。标准化、精细化、统一化和程序化是技术时间思维的典型取向和现实表现。这些思维取向的流行，一方面是现代教育实践接受技术时间安排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来自现代经济实践追求效率至上的价值原则的推动。技术时间思维深刻影响了现代教育的时间模式，构成了现代教育时间的技术性规范，这种规范过于强势，以至于形成了对教育时间伦理规范的替代。尤其在今天，“当技术时间被加速时代的进步逻辑和效率标准所把控，所有教育时间表的设计和运用就都变成一种强大的让人无法拒绝和掌握的力量，一种独立和异在的力量”[39]。当技术思维所奠基的现代教育时间规范通过课表等教育时间表普遍通行于学校教育乃至其他教育场域之中时，教育生活的自由和多元可能性就被遮蔽了，这也意味着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自由和多元可能性被遮蔽了。
教育作为服务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生命事业，并不同于物质发展的事业，后者更适用于各种技术规范，也更强调技术合理性，而前者则首先更需要强调的是伦理合理性，更需要一种伦理正义思维的参与。技术思维和技术规范更加强调有效性，而伦理思维和伦理规范更加强调正当性。缺乏正当性的教育即使再高效，也是可疑的。因此，反思和批判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就应该强化一种伦理正义思维以抵抗技术合理性思维的宰制，进而为现代教育实践的正当性追求奠定基础。
（三）完善教育时间伦理的规范体系
对现代教育时间伦理的反思与批判，终究是要服务于教育实践场域内合正义的伦理秩序的建设。强化现代教育时间伦理的正义思维，对于教育时间秩序的建立更多是一种伦理精神或原则的指引和要求。然而，仅仅有伦理精神的指引是不够的，没有针对教育实践活动中具体时间安排和时间利用的系统规范，现代教育时间的伦理秩序是无法落地的。首先，需要建立教育时间的边界规范，比如区分教育时间与休息、娱乐等非教育时间的边界，对于学校教师或家长单方面随意延长学生的教育时间、将学生的课后时间和节假日时间不加区分地、强制地或诱导性地改变为教育时间等行为应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规范予以指导。其次，对于学校教育时间应围绕课程设立明确的时间分配和利用规范。比如对于体育、艺术教育、德育和劳动教育等时间占比较少的课程应制定相应的规范保证其不被随意压缩或替代，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社团活动等相关时间也应制定相应的规范保障其得到切实利用。再次，对于学校和家庭中一切超前教育的时间计划、诸如倒计时之类的时间压缩或加速的举措等，应制定相应的规范予以禁止。最后，应探索并建立基于家校合作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相互之间的教育时间运行规范。既不能随意将教师教的时间转换为学生学的时间，尤其在当今这个崇尚以学习为中心的时代；也不能随意将教师教的时间转移为家长参与辅导的时间，这势必导致家长的教育负担过重。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技术文明时代，也生活在一个经济利益至上的时代，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确控制与对经济效益的强烈追求共同形塑着这个时代的实践逻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技术尤其是现代时间技术更为根本，因为经济效益只有在某种时间技术的衡量下才能得到明确说明，更何况没有现代时间技术的规范和控制，现代经济生产和交换过程就无法有序追求所谓利益最大化。而且，从日常生活来看，现代时间技术在现代生活中也更加无处不在且难以让人摆脱。正如泰勒所言：“现在，工具性姿态和时间的彻底世俗化并肩而行……精准的时钟指针量度塑造着我们的生活，若没有了时钟指针，我们会手足无措。”[40]正是现代时间技术及其广泛运用，深刻影响了包括现代教育实践在内的人类社会几乎所有实践领域。“一方面，它使得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安排越来越有效率，成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然而，另一方面，时间技术对社会的深层控制，也越来越遮蔽人的本真存在，妨碍了人的自由发展。”[41]现代教育实践的理念所追求的正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然而由于现代时间技术以及现代经济实践背后的技术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的相关要求，使得这一现代教育理念及其现实化正遭遇巨大挑战。因此，必须基于教育正当性的伦理追求，深入反思和批判现代教育内在的技术思维和经济伦理，而这尤其体现在片面追求教育有效性的技术化时间思维和经济化时间伦理方面。换句话说，当下对教育正当性的探讨，应该有一个教育时间伦理的问题分析向度，通过对现代教育时间伦理进行批判，为现代教育实践在技术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之外，确立起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伦理合理性基石，使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及其全面发展不再被忽视和被伤害。
参考文献：
[1]胡森，波斯特尔斯维特.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学（上）[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405.
[2][36]谭维智.互联网时代教育的时间逻辑[J].教育研究，2017（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4]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7.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4.
[6]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443-445.
[7][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5，384.
[9]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49.
[10]董辉.“美好生活”本位的现代教育伦理信念及合理性辨析[J].伦理学研究，2015（05）.
[11]缪成长，李军.时间伦理：一个亟待建立的伦理维度[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04）.
[12][25]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110.
[13]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1997：58.
[14][16][17]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60，63，64.
[15]白倩，于伟.看不见“现在”的学校——重审时间的教育意义[J].教育学报，2021（3）.
[18]夏青.技术时代下儿童时间的教育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18（04）.
[19][20]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32，332.
[2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07.
[22][24]罗萨.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9，序言11.
[23]科尔维尔.大加速：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M].张佩，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前言3-4.
[26]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37.
[2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1.
[28][29][30][34]底特利希·本纳.普通教育学[M].彭正梅，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28，29-30，33.
[31]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5.
[32][33][37]卢梭.卢梭全集（第6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9，145，121.
[35]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15.
[38]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7.
[39]夏剑.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教育学刊，2023（12）.
[40]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M].张容南，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612.
[41]郭洪水.“存在-时间”、“技术-时间”与时间技术的现代演变[J].哲学研究，2015（07）.
The Predica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Modern Education Time Ethics
Xia Jian
Abstract: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is based on modern time technology, time system and time ethics. In fact, compared to the two dimensions of time technology and time system which have been emphasized in past studies, time ethics has a more profound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shaping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Therefore, a problem analysis dimension based on time ethics is very necessary for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que of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ime preference”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present”, “efficiency worship”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growth”, and the separation of “mind priority” and “life” 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ethics; the transgression of economic time ethics, the dom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time thinking and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time norms are the deep roots of the dilemma of modern educational time ethics. “highlighting the independent character of education time ethics, strengthening the just thinking of education time ethics and improving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education time ethics” are possible ways to transcend the dilemma of modern education time ethics.
Key words: modern education time; time ethics; the dilemma of education time ethics; the way to transcend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