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进科技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是传统研究型大学自诞生以来的重要办学使命。传统研究型大学在贡献了巨大力量的同时，也由于其相对封闭的院系结构和单一的常规科学范式，而愈发不适应晚近新兴科学所呈现的交叉、融合、渗透的特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尽管为走出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困境做出了实践探索，但仍有较大的优化和创新空间。从构造新型研究型大学理想的战略空间上看，它们应在围绕21世纪科技发展趋势、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以及应对全球现代风险等方面确立办学使命，整体型构交叉融合创新范式，同步推进新兴科技重大创新突破和防范由此带来的创新风险。为适应这种转变，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从外部引入复杂治理模式，从内部引入简约治理模式，以架构其办学治理体系，把先人后事、战略协奏、求同与存异作为追求卓越办学的重要路线。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战略空间；科技创新；治理模式
自17世纪科学革命点燃科技的火种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助推着各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型大学的庇护下，从事着世界重要基础知识发现、应用研究研发以及培养精英领袖人才的使命。但考察历史过程也可以发现，学者们似乎总是习惯于局限在自己的学科视野范畴，由此使得科技与科技、科技与人文间隙渐远。这既不符合新兴科技在日益渗透中不断取得重大创新突破的机理，也不利于化解风险社会日益增多的科技隐患。那么，新兴科技的发展趋势，使得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治理体系最有利于创新？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又该追求怎样的创新？如果说已有的研究型大学或者说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多少还是有些力所不逮的话，而各国兴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①，目前的做法在某些重要方面似乎也阙如。这种现象，与研究型大学战略空间的构造密切关联。战略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主要根据人们需求的变化而被定义与塑造。战略空间具有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的特征。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战略空间是推进战略思维和战略意图以及组织战略资源和战略实施的场域。战略空间的形成和构造，可以选取把影响研究型大学战略发展的不同规制要件作为分析维度，其中每一个要件的选择就构成了一个战略空间点，数个要件选择的集合便确立其发展的战略空间。长期以来，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空间逐渐在历史的沉淀中构造成型和相对固化。它们在面对当今时代的重大难题时，很难进行畅通的自我调节和矫正，需要突破诸多障碍方能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智慧结晶的产物，原本可以在摆脱传统研究型大学痼疾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应对时代之变的战略空间赢得后发优势。但察看这类高等学校办学实践，它们在战略空间的探索上仍需进一步创新发展。基于此，笔者尝试从构造新型研究型大学理想的战略空间上，描绘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图景，以期对高等学校的未来发展有所助益。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中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筹建全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现象。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类新兴组织，如何赢得生存、成长以及崛起的后发优势，需要着重对其进行理性观照。经济领域内存在的大量后发企业，它们在战略空间抉择上的成功理路，可以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参照。后发企业大多为新建的中小企业，它们无力与大企业在同质性的产品或服务领域进行角逐。但为了赢得生存崛起空间，它们会主动选择在大企业力量薄弱或盈利甚微的小块地带寻求发展，从而免受竞争与挑战。后发企业对战略空间的选择是聚焦特定市场，即市场细分下形成的顾客有独特需求且这种需求尚没有得到令人满意服务的小规模市场。[1]为了给这类市场中的顾客提供具体的、独特的以及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它们通常会集中全部战略竞争资源，在“组织战略发展重点以及组织结构、运营、资源、技术、人才、合作与创新等方面打造出具有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2]，由此成为在某些特殊的产品、技术或服务上的领衔者。
萨尔米（Salmi，J.）等学者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指向利基高等学校（a niche institution）或者拥有利基计划（niche programs）的阐释，与后发企业的崛起思路颇为相似。他们立足历史实践层面，通过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作为试图创造卓越的新兴高等学校，它们普遍在科学和工程等少数精选专业上致力于成为世界的领头羊；大多选择了符合本国发展议程并与当地经济直接相关的卓越教学和科研领域；在课程、科研的重点以及组织结构安排上大都没有遵循传统院系设置，已经把“跨学科”作为其院校基因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3]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以“利基”这个关键词来表征新型研究型大学，其实是借用了“利基”内涵在经济学领域的拓展性应用。“利基”原本指壁龛，适当的位置或恰当的处所。它表示存在一个位置空缺，该位置空缺必须由特定物件来占据。[4]在经济学领域，“利基”的延伸内涵通常取后发企业如何博取战略发展空间之意。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战略空间的探索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笔者的论述，与萨尔米等学者的阐释有较大的不同。这些学者的相关表述主要来源于实践层面的结论，并没有从理论上作进一步关联、延展和揭示。笔者则是在考察国内外实践尤其是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其次，笔者立论的宏观背景是站在人类社会今后应如何发展、如何共处的立场之上。倘若以此观照目前国内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实践，可能有些做法还需驳论。尤其是在面对科技滋生的风险问题上，它们仍然和传统研究型大学一样，关注度不够或者没有把它提升为重要议程、放在重要位置。这种举动，需要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再建构。再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有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并没有走其所宣称的变革之道，而是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有趋同化迹象。这种现象，也有待从理论上予以澄清和阐释。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阿特巴赫（Altbach，P.）等认为，这类大学是在卓越领导的引领之下，依赖理念与资源共筑学术卓越，助力国家（乃至国际）具体目标的达成。[5]国内也有研究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种全新的提法。作为一种学术话语，新型研究型大学承载了中国本土研究型大学模式创新的重任，应当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具体方略，重塑基础研究的新模式以及多元一体的大学形态。[6]在对筹建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何重要意义的阐释上，有研究指出，这类大学增加了高等教育全貌的多样性，为全球大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7]从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被寄予的期望来看，人们希望它们能够促进国民经济领域的科技发展，推动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鼓励与当地产业界进行知识交换，以及助力本国社会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功转型。[8]就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特征来看，有研究认为，它们普遍把高起点、高定位、小而精、国际化、研究型等作为自身的办学定位，[9]在吸引人才、创造卓越、经费支持和规范治理上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特点[10]。
此外，有学者结合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现状，从其诞生、新理念导航、新教师队伍等方面，对其特征进行简要阐释。[11]新型研究型大学尽管办学时间不长，但这些大学均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概念和想法一跃成为现实中的国际知名大学。[12]关于其成功经验，有研究认为，它们在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应对知识生产上更有优势和灵活性。[13]也有研究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打破传统学术壁垒、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作项目以及选择理想的地理位置（办学环境）等方面探索出了全新路径。[14]它们在专业知识、项目设计、资金、监管框架、大学治理、大学领导者遴选、建立良好声誉和政府支持等方面，积累了成功办学经验。[15]
以上研究为理解和把握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层次和视角。但整体看，现有的研究在内容上多呈现经验总结多、理论构建少，论点论断多、学理分析少等特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禁锢。上述研究普遍具有历史方法的痕迹，这在《从初创到一流：新兴研究型大学崛起之路》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历史方法一般建立在案例分析基础之上，[16]旨在通过回到历史客观现实并运用归纳推理的思维方法，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17]。采用历史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让人们从时间向度上厘清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历史沿革、演变历程。但这种方法下所形成的结论和认识，更多的是过去经验现实的摹写、复制与复原，容易只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18]由于历史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事物客观真实过程的再现与回放，这就决定了它不太可能从价值层面考察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图景与方向。因此，对于那些想追问这类高等学校应该是什么、什么是合理的、应该怎么办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人，历史方法似乎难以给出满意的答复。基于此，本文希望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层面，对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进行探析。换言之，也就是如何从战略空间上构建这类高等学校的理论身份。笔者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只有拥有相对清晰的理论框架，才有利于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办学赛道，同时也有可能在学术上建构属于自身的问题域，吸引更多的学者积极关注。
运用理想类型方法论进行探索，可以看作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进行创新的有益尝试。理想类型（ideal type）作为一种方法论，最早由韦伯（Weber，M.）提出。在他看来，理想类型是一种理想图像或思想图像，由基于经验所给定的生活事实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理想类型的获取方式，是通过强化一种或几种观点；或把一种充满混乱和分散的、此处多彼处少而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的个别现象，结合在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理想图像之中。[19]由此可见，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是在人类社会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强调、突出和撷取社会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和特征的那些因素来作为对整个事物进行分析的框架和方法”[20]。由此，理想类型方法与历史方法研究相比，它不是现实的摹写，而是高于现实，是现实的抽象和升华。运用理想类型方法论可以构造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空间。
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具有时代诉求的旨趣。理想类型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示的一种时代兴趣，体现着某个时代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逻辑和规则。[21]它契合并卓越地表达了时代的精神意向和精神气质。[22]由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尽管仍是研究型大学，但它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在理论身份上已经产生了明显差异。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旨趣，应以是否有利于解决当今时代的重要发展议题为衡量准则，审视和批判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思维发展模式和组织架构，进而再构相应的运作机理和匹配相应的组织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被看作研究型大学在“自我迭代”[23]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新的时代理论符号。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具备理论认识的功能。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或组织，如果尚未经过抽象化、理论化、概念化的科学认识处理，对于认识者来说，识别到的通常只是一个可引发无限多的联系或联想的混沌世界。人们如果要获得对它的清楚认识，就必须确定所要清楚地认识的范围，描述它的特征，识别它的价值意义。[24]之所以提出理想类型的目的，就是要把它运用到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上，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学认识功能。[25]发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认识功能，关键是要构建一个能够着重处理好理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要能把新型研究型大学内外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和事件有选择地整合起来，使之既能揭示其本质与特征，又有利于分析现象、理解现实。笔者认为，选取办学使命、办学任务、治理方略与卓越路线四个变量作为阐释对象，能够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构造相对独特的战略空间，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合理的分析轮廓。
再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具备实践指引的意义。韦伯指出，理想类型可能——而这甚至是相当常见的事——在同时代人的心中呈现为实际追求的理想或者呈现为调节某些社会关系的准则。[26]由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想类型可以通过与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实践进行衡量与比较，以确定它们的差异或同一性。此外，理想类型原则的运用，不能像自然主义引导的那样推动社会历史发展，[27]而是由一些具有文化意义和价值阐释的建构准则推动。[28]为此，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实践的完善，所起作用的不是像牛顿定律那样的自然界的规律或法则，而是特定的文化意义和价值理解引领下所形成的一系列准则、原则或举措。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使命与任务
办学使命与任务对于战略空间而言，可以视作对战略空间方位的建构。其中，办学使命是新型研究型大学面向外部构造战略空间的规制要件。办学使命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承担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它从定位层面约制了其战略空间应该面向外部哪些领域进行构造；而办学任务由于是在办学使命的基础上生成，是组织围绕着办学使命的达成应该在其内部怎么做的安排。由此，办学任务则可以看作是由办学使命约制的战略空间在组织内部的延展，是构成新型研究型大学战略空间的内部规制要件。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使命
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创新和发展潜力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在这种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新型研究型大学选择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气质的办学使命，应着重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聚焦21世纪的科技发展主题。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物联网、传感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存储与计算、区块链、新材料、生物科技、新能源等新科技加速创新，并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面前，新型研究型大学不能再像传统研究型大学过去那样，抱着“大而全”的办学格局，社会需要什么就举办什么。它们的重点应是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且不论是对任何类型的研究型大学来说都是一个尚待突破的领域上凝聚。为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应紧密围绕21世纪的新兴科技领域布局学科专业。“特别是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的潜能远大于蒸汽机和电报，而且不会只用来生产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21世纪的主要产品将会是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29]事实上，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学院从2011年成立以来，就选择信息技术、能源、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量子科学、先进材料和制造、空间科学等作为特定的创新领域和特色，旨在打造一所独一无二的俄罗斯高等学校；[30]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则致力于打造不同于以综合性大学见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它主要聚焦信息系统技术与设计、工程系统与设计等领域，以设计为主轴充分彰显大设计理念与跨学科特色。[31]
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领域。各国推进现代化，“由于其社会历史条件、政治主导力量的不同，决定了现代化建设并没有统一的道路选择”[32]。为此，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结合各国国情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并根据世界现代化发展变化的时代条件，聚焦和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就中国而言，长期以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注重学习引进知识来维持，这使得包含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内的知识生产机构，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基础理论研究上重视不够，许多关键技术仍然成为“卡脖子”的瓶颈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国家开始走后发内源性现代化建设道路。这种道路要求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理论的原创性重大突破上实现自立自强。尽管我国传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并试图进行引领，但仍须冲破长期发展的路径依赖方能有所作为。而新型研究型大学由于各方面尚未固化、各领域尚未定型，显然能够以灵活优势脱域于这些层面的太多羁绊。因而它们应锚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需求，为解决重大难题作出贡献。从目前来看，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经主动选择走异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之路。这些高等学校注重强化基础学科建设，大力聚焦“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把体制机制等领域的改革创新作为关键之举，努力尝试开辟新赛道。
强化全球现代风险应对。现代风险也称人造风险、科技风险、文明风险。它是“伴随生产力进步和高度发展的科技并作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积聚起来的”[33]。现代风险主要存在于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之内并由专业话语来建构，因此很难被人们用感官直接感知或轻易捕获。[34]这些风险通常由包括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内的众多实验室研发应用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后所形成，并在谙熟社会政治制度和资本市场操作的各类知识精英的推动下进一步泛滥。这种情形所造成的后果，仅从晚近的迹象就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一方面，随着诸如核能技术、基因技术、纳米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端科技成果逐渐涉入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它的异化给生态环境、人体健康、社会安全以及文化伦理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或挑战，使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的未知、不确定以及“未预期后果”[35]。另一方面，人才教化（思维方式）的异化，致使全球经济中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以及政治上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风险因素始终挥之不去。为此，如何超越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培养塑造不同发展思维观念的人，从而为应对人造风险提供更多的可借鉴性经验，也应纳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使命。目前尽管有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在关于其办学使命的阐释中，特别关注食物、水资源、能源和环境四大具有全球性社会福利意义的领域。[36]但遗憾的是，更多的这类高等学校仍是着重强调国家使命、区域使命，而对防范创新风险这项事关人类未来发展的全球使命的重视还不够。笔者认为，研究型大学作为形塑现代文明形象的重要创新源头，不论是它产出的科技成果，还是其教化的各类精英人才，在发挥作用时不但要以创新推进人类社会进步，同时还要善于从源头上化解创新风险以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发展。为此，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人类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设想的新型机构，应走出传统研究型大学那种只注重创新而弱化创新风险防范这种不协调发展之路，率先为这项使命作出最大可能的示范性探索。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任务
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把整体型构“交叉融合创新范式”作为核心办学任务。从这类高等学校所承载的科技创新使命看，它们着重在21世纪新兴科技发展主题上寻求重大创新突破，约制了它必须探索出有效的科技创新范式加以应对。当前，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新兴科技的创新实践中，重大创新突破已经呈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特征。比如，21世纪以来诺贝尔奖中，学科交叉成果的获奖比例达到40％以上。[37]未来，随着生物、信息、材料等技术的一步步深度融合，技术交叉融合领域或将持续孕育诞生颠覆性技术突破。[38]而对由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创新，则更是越来越强调学生知识结构的自主建构，越来越强调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越来越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转移与方法转移。[39]在这种趋势下，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整体学科专业布局和院系设置仍然沿用传统研究型大学通常所遵循的常规科学范式，势必难以奏效。在库恩（Kuhn，T.S.）看来，常规科学范式主要是指单一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观、技术手段的总和。[40]随着常规科学逐渐取得成功，在其内部从事的科技解谜活动，实质上已经演化为一项高度累积性的事业。它的目的在于稳定地扩展科学知识的广度和精度，而不在于事实或理论的新颖性和新发现，更不是为了直接追求发明新理论。[41]
为走出常规科学范式的窠臼，进而推进21世纪新兴科技的重大创新突破，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在遵循吉本斯（Gibbons，M.）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基础上，整体型构“交叉融合创新范式”。为此，它们需要重构科技创新模式。一方面，应立足学科专业基础充分发挥权威人物的作用，展现一流学者由于在本学科内具有较高学术能力和声誉而形成的个人非凡魅力。之所以重视这类权威人物的作用，是由于“在学科交叉当中，本学科是最重要的基础，交叉需要依靠本学科里做得最好的学者，或者在本学科里有‘一招鲜’技术的学者”[42]。另一方面，还需要打造群体交叉融合互动的基本格局。群体互动对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至关重要。被称为科学社会学创始人的弗莱克（Fleck，L.）甚至认为，“科学进步的动力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群体；科学的核心不在于特定的方法，而在于群体的多种互动。”[43]当然，群体互动并不是进行随意组合和拼凑之后形成的“乌合之众”，而是基于学科专业交叉中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等形成的交换理性的对话性过程。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需要整体推进育人模式变革，要敢于打破常规科学范式内的育人格局，转而强调学生多学科知识建构的重要性。毕竟，推进科技创新尤其是基础学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不只是有不同学科共同体进行互动的一种方式，个人同时拥有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和具备宽学科的视野与兴趣也同样重要。
据统计，在1985-2014年210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中，约52%的获奖者强调根据自己的兴趣、偏好进行跨专业、跨学校学习。[44]当前，在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中，有些已经在整体型构“交叉融合创新范式”上做得颇具特色与彻底。例如，阿联酋的马斯达尔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等四大院系均采用跨学科方法。[45]我国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则不再设置传统院系，在跨越融合学科上以四大枢纽和多个学域取代传统的院系设置。[46]以着重培养未来工程创新人才的美国奥林工程学院，则既不设置学科院系，也不设置终身教职制度，整个课程体系充分贯穿在项目化中。[47]
新型研究型大学整体型构“交叉融合创新范式”，是防范科技风险办学使命的必然要求。整体型构这种范式，目的不仅在于以新兴科技创新力量推进人类社会进步，同时还要激活科技向善的一面。应该说，科技的内在价值取向唯有朝着“善”与“力量”的完美结合方向持续塑造，才有可能指引科技工作者在创新过程中始终不忘以什么样的创新是有意义的追问自觉规约自身行为。长期以来，科学家群体在常规科学范式的主导下，以其持有的经典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把科学研究与应用截然分开。他们认为研究是面向现象实在进行的一种“纯粹客观化”的科学精神追求，而应用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伦理规范。科学家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一方面确实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以领导者和实施者的角色为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同时带着对科技创新的无限崇拜在行动上无止境地追求所谓的“纯粹的科研”。受这种思维和行动的支配，由他们以及他们所教化与规训的人才还进一步地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对此，普特南（Putnam，H.）对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论调从理论上予以了有力驳斥。他指出，自休谟（Hume，D.）以来，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广泛流行，影响深远，但这种分法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科学探究是以我们认真地对待包括所有种类的价值主张为前提的，无论是在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探究中，我们都应当放弃客观性的概念。[48]而吉登斯（Giddens，A.）则把由事实与价值二分论调宰制下的世界称为“失控的世界”。他指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49]为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履行应对和化解现代风险的办学使命，需要从哲学价值层面经常思考到底要发展什么样的科技和培养什么样的科技人才，以及怎样发展科技和怎样培养科技人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而在创新源头上对其所塑造的人才或产出的科技成果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现代化后果予以充分观照。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21世纪由基础科学和新兴科技类学科专业为主构成的机构，虽然有的可以不培养文科类学生，但不能没有充裕的人文社科类尤其是人文类的优秀学者。毕竟这类学者能够“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使人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世界发展的形势和矛盾，能够辨别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50]。新型研究型大学唯有以拥有人文社科类优秀学者为前提，才有可能通过整体型构“交叉融合创新范式”，让科学家始终在大学校园里与掌握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资源的机构或人员进行严肃认真的对话。[51]要通过这种对话，推动科学家群体实现“不仅是对特定科学问题思考的转变，也是对意义、价值观、优先事项、抱负，甚至是科学家自我认知的转变”[52]，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他们把“解释、创新和影响现代社会的方式建立在对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对专门知识的片面理解之上”[53]。对于科技类学生的人文教化来说，主要依靠人文师资的课程输送所彰显的效果是有限的，更能触动和影响学生的是在课堂、实验室等场合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科技类师资的言行。为此，提升科技类学生的人文素养，也应该让科学家接受人文洗礼，在此基础上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再共同一道塑造学生的人文情怀。这样更有利于打破科技类人才培养的单向度结构。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方略与卓越路线
大学作为由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学术组织，由此衍生的权力运作、资源配置等涵摄大学内外层面的治理，可以看作一个重要规制要件或者战略空间点，嵌入新型研究型大学战略空间构成。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使命和办学任务已经分别对其战略空间的塑造起到了定向定型约制。由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在选择治理模式中，需要与这种定向定型相匹配，以此激活办学活力，提升办学效能。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后发新兴组织，目前杰出人才资源仍然相对匮缺，办学结构也尚不成熟。为此，什么样的卓越路线有助于开辟符合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愿景的战略空间，为其赢得迅速崛起的后发优势，也应作为一个重要规制要件予以探讨。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方略
当前，“以共治求善治”[54]是关于何为好的大学治理的普遍共识。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为完成其办学使命与任务，同样需要寻求好的大学治理。为此，在它的内、外治理体系中可以引入以下两种治理模式。
1.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外部治理中引入复杂治理模式
复杂治理本质上是对复杂思维、复杂理论的折射和体现。复杂理论反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强调总体是在个体加总的过程中出现的，而非个体加总本身。换言之，个体的加总不等于总体，总体也不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个体与个体间是有关系的，关系会形成复杂网络结构或系统，复杂治理就是要把这个网络系统找回来。[55]把复杂治理模式带入新型研究型大学外部治理层面，与传统研究型大学一样，缘于各主体之间在价值取向、利益关系与博弈以及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格局。这种格局，使得其外部治理明显呈现非线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复杂特征。从国内外传统研究型大学治理经验的流变历程来看，并没有充分彰显复杂治理理论的思想资源，更多还是沿着还原论或者这种思想变种的方式行进。比如，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使命与任务，在学术治理模式下多呈现为教授群体的个体化诉求，在科层治理模式下则变为各方诉求的加总或拼凑，在理性选择理论下又沦为利益相关者的算计、博弈与妥让等。
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外部治理放在复杂治理的视域下来审视，要注重协同建设。所谓协同是系统中诸多差异要素间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和集体行为。[56]国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朝着外部复杂治理方向上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事实上，这些大学在建校时也大多由政府带头发起、捍卫和注入资金来源。但在推进外部治理上，为了防范与大学管理者之间产生严重的紧张关系，建校发起者并没有进行过多参与。发起者通常把重点放在建校愿景上，同时建立指导和监督机制并为学校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大学管理者则将重点放在初始愿景的实施上。为确保按照建校愿景和计划顺利推进，这些大学除了筹建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外，通常还与外界建立筹资机制、赢得政治支持、开展广泛合作并接受外部监督等。[57]
在我国，构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外部复杂治理体系，需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政府、产业界、基金会、知名大学或重要捐资人等建校发起者，要承认新型研究型大学整体办学使命任务是基于各方共同价值观的利益，是被各主体普遍认可的集团愿景。在执行办学愿景的过程不应掺杂功利主义心态，尤其是不应为了追求短时间内的执政政绩、集体或个人荣誉而把这类高等学校打造成一张能够快速成名的功利标签。这样的心态，很容易诱使新型研究型大学为追求排名的快速提升，而追随有既定经验可循的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轨迹。其带来的结果尽管可能使新型研究型大学比较快地挤入高水平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序列，但却是以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为代价。
其次，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进完成办学使命任务创造有利于改革创新、大胆探索、包容失败的友好环境。这类高等学校选择走异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之路并努力开辟新赛道，最大的资本和优势就在于改革，但改革是存在风险的；然而越是这样，就越需要给予宽容的改革氛围和大力支持，以此在为高等学校管理者松绑羁绊的同时，充分激发他们把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再次，以政府的各级教育管理部门为主导，继续大力推行“破五唯”政策。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来说，政府等各类外部主体评判它们的办学成效，不能再把它们与体制内其他传统高等学校放在同一赛道上做各类指标的统计工作，以此进行量化比较并赋予相应资源、符号或标签。这类高等学校获取相应资源或荣誉的依据应是在参照它们办学愿景的基础上，察看其在推进办学使命任务的过程中，能够多大程度上作出实质性改革，在改革中能够释放出多少创新活力和实质性的贡献力。
2.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中引入简约治理模式
在寻求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上，很难找出适用于各国的一般形态的普适模式，解决的根本还是需要寻找能够与各国的体制相兼容且具体的特定形态模式。当前，就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治理而言，尽管持续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但效果似乎仍不尽理想。比如，掌握高深学问的基层学术组织或主体的活力仍未得到充分释放，其完成办学使命任务的统筹权、自主权和灵活性依然不足等。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条可能还是在寻求适合国情的有效内部治理模式上探索不够。基于此，笔者尝试把简约治理模式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内部。简约治理主要是在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源于乡村基层实践形成的有效治理理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基层组织能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治理事务的特征，灵活地调整组织结构、治理资源以及治理方式和治理时机；第二，乡村基层组织能依据治理事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进行全盘考虑和统筹兼顾；第三，基层组织人员能够充分运用乡土社会中的人情、面子和“关系”等“行动伦理”，获得共识与合作，最终赢得“民心”。[58]把简约治理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治理内部，源于简约治理对人的高度重视和尊重，以及在处理事务上的自主性、灵活性和整体主义特征。这些可以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做好人才工作，激发基层组织或主体的活力，并为赋予他们拥有更多的统筹权、话语权等提供思想资源。此外，把简约治理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内部，还在于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新兴组织尚未定型和固化，这有利于接纳、吸收和实施其他领域的成功治理模式。
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内部推行简约治理，需要增强基层院系的统合能力。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相比，新型研究型大学整体打造“交叉融合范式”，内部各类人员之间尤其是广大师生经常需要穿越边界并呈现出强烈的动态性、灵活性、临时性、突发性等特征。由此可能会在频繁流动过程中引发动力不足、形式主义、疲于应付等相关问题。简约治理提倡“通过增强基层组织的统合能力来解决基层治理资源的分割性和稀释性”[59]的思路，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借鉴。对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赋予基层院系在组织、凝聚和调配治理资源上有更多的自主权。通过设置更加合理的内部评价体系，让人员摆脱学院、学科、专业等“户口”编制的羁绊，使他们在面对综合性和边界模糊的交叉与跨界事务上，可以重构组织资源，统筹协调人力资本，节约组织间的协调和交易成本，使治理具有灵活性和弹性。
强化以多元共治求善治的效用。简约治理同样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通过优势互补、效能借用实现基层善治。[60]简约治理提倡激活社会力量和民间治理网络，构建一种依靠属地化知识、属地化关系解决基层治理复杂性问题的有效机制。[61]对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为其内部的党政、学术、民主等各类权力机构立“良法”，根据治理事务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灵活地设置相应组织机构，对其属性和繁简进行归类。以此权衡它们应该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承担什么角色、完成什么任务等，做到分工合作，发挥相应的功用，确保通过“良法”避免某些权力机构的功能被弱化乃至置换。另外，在治理方式和运行机理上，还应着力构建平等、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等治理机制。
坚持以人才为根本，增强在情理社会的非正式规范运用。简约治理在“一个熟人社会，一个讲究人伦关系的情理社会” ①中，做人、做事及其作判断不是单从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和条文制度规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从具体的、情境的和个别性来考虑问题[63]，以此简约治理在乡村社会建立了以民为本或者以人为本的治理价值取向。把在情理社会中使用非正式规范的原则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对于人才而言，要求不能仅停留在满足于他们所需的薪酬体系、提供研究的机会和平台以及生源质量如何等一般的物化层面；同时，还应从精神领域嵌入，“通过运用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通情达理、情理交融以及于情于理等非正式规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人理顺身心关系，处于愉悦状态” ①，以达到更好吸引人才、赢得人才并用好人才的效果。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卓越路线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明确办学使命和任务以及治理方略后，还需要始终依靠卓越式办学进一步增强后发优势。在其卓越路线的选择上，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把“先人后事”作为追求卓越办学的起点
长期以来，传统研究型大学追求卓越的路向大多是先设定战略方向、愿景与举措，然后再匹配相应人才完成战略使命；但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这并不是追求组织卓越的一种最优解。其缘由在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不具备传统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传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长期积淀的人才等卓越办学资源。为此，新型研究型大学追求卓越的起点应是优先确立“先人后事”的原则。对于新兴高等学校来说，通常已经很难适应当今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不确定性世界。如果只有远见卓识，而没有卓越人才，那也无济于事。确立“先人后事”的原则，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处理“先人后事”（优先招募人才的策略）和“先事后人”（优先作出规划的策略）关系上，倘若在实践层面能够出现逻辑自洽的理想态（理想的人和规划的事在同一时空共存），当可同步行进。当二者发生矛盾或不同步兼容时，那就需要把怎样作为“关于卓越的愿景、战略、战术等问题的决策，放在拥有哪些领域的杰出人才基础之上”[65]。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典范的如我国香港科技大学，该校校长吴家玮为录取全球最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在招聘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式，即必须从上层开始，唯有一流人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我国香港科技大学正是依靠这种人才发展策略并始终作为其指导原则，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66]
2.把战略协奏“求同与存异”作为追求卓越办学的推进策略
新兴机构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交叉的核心悖论“求同还是存异”[67]的问题。这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一方面，在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评价方面，需要与同行保持一定的相似度，以获得外部性资源和制度等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还需要围绕自身承担的组织使命，寻求更加有效的组织创新策略或优势，从而在服务需求和解决问题中脱颖而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怎样处理“求同还是存异”悖论，使其始终能够以最优的平衡状态服务于卓越组织形态的形塑？笔者认为，这需要把新型研究型大学推向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混沌边缘是指系统既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稳定存在，又有足够的创造性使自己发生创新和演化的一种状态，是稳定性与创造性共存的边界。[68]对于处在混沌边缘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关键要把握其变革的阈值。根据混沌理论的解释，社会系统的内生复杂性存在阈值（自组织临界），低于这个阈值时，社会的稳定性较强，系统活力及创新不足；当高于该阈值，社会的内生复杂性和相互作用过大，社会变得脆弱，稳定性降低，小的扰动就可能会引发不可预期的后果。[69]
为在阈值可允许的范围内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变革，需要根据最优区分理论提出的补偿协奏（compensatory orchestration）和整合协奏（integrative orchestration）两种不同战略协奏机制加以解决。所谓补偿协奏机制，意指组织经常被从多个战略维度进行评价，在一个维度上的偏离能被另一个维度上获得的合法性所弥补，而整合协奏机制则指组织在重要的行为上保持连贯，并以协调配置方式保证整体上的独特。[70]这两种机制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理想的运用方式是分阶段渐进式进行。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初始变革阶段，应采取补偿协奏机制。这个阶段不乏拥有一定程度的办学资源和推动组织变革的外部制度供给，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因而需要在不危及合理办学资源获取的情形下，以组织局部性革新为主导设计，从不同组织层面采用差异化的散点变革塑造卓越组织形态。随着运用补偿协奏机制逐渐形成组织变革的累积效应，新型研究型大学将进入组织整体变革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采取整合协奏机制推动其在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以及治理体系等领域全面建立能够对接其组织使命并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新型卓越形态。
以上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构造战略空间的探讨，是站在人类社会今后如何发展、如何共处的观测点和立场上，以推进21世纪新兴科技创新为主线，通过反思传统研究型大学和辩证看待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实践而作出的初步思考。这些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在21世纪如何变革研究型大学的期许和诉求，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以此进行战略布局进而赢得后发优势。事实上，研究型大学从源头上作为推动区域、国家和全球发展的主要创新机构，不但要为人类社会依赖创新取得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而且还应该为确保人类共存共在进行风险解构、隐患消解。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致力于发展21世纪新兴科技而诞生的专业性强的科学、工程机构，更应该如此。它们既要着力推进新兴科技的重大创新，又要注重防范由此带来的风险。由此，我们期望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理想类型能够为研究型大学办学实践更好地发展探索出一些新的出路和方向。
注释：
①对于这类高等学校，国外学者通常把它们命名为“新兴研究型大学”（accelerated research universities），而国内学者则普遍称之为“新型研究型大学”（new research university）。本文沿用国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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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Space of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XuRihua YueChuanyong
Abstract: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mission for tradi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since their birth. Despite their great contributions, they increasingly fail to meet the needs for rec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featuring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integration, and permeation, owing to their relatively closed faculty structures and single conventional scientific paradigms. With the rise of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ey have made practical explorations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ies, but they still have space for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an ideal strategic space,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need to establish the missions of university-operation by following the tre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serving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addressing modern global risks, build an overall paradigm of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promot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prevent risks in innov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need to introduce complex external governance models and simple internal governance models to establish their governance systems, and take significant approaches to pursuing excellence, including recruiting talents before making plans, carrying out strategic cooperation, seeking common points, and respecting differences.
Key words: new research university; strategic spa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model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