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人类历史上，知识载体的变化往往衍生出文化和文明的革命性变革。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数字替代文字的新时代来临，而数码虚拟时空则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社会生活交往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现今人类恐怕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也是第一代“数码人”。和文字时代相似，数字时代的哲学本质同样在其“强字之曰……”式的命名，而非“数数”式的计算或算计。“文字”与“数字”乃人类自身文明演化过程中不同的“命名”方式。澄清这些不同命名方式的混淆所产生的困扰，以及理解和探究这些方式的本质及界限，就成为数字新时代哲学批判和思维的根本任务。为求达成这个任务，人们需要回到哲学和科学的初衷和本色：“自知己无知”。
关键词：文字时代；数字时代；哲学思维；数的本质；得一
我们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上，一个从文字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折点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恐怕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也是第一代“数码人”。在人类历史上，知识载体的变化往往衍生出文化和文明的革命性变革。电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替代文字，虚拟数码时空作为历史文化载体和社会生活平台的时代来临了。相应于文字时代，数字时代的哲学本质究竟何在？数字计算思维究竟是人类文化迈向新的更高发展台阶的跳板，还是导向人类文明最后终结的命运？这些问题都是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非常关注也应当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文字时代与数字时代
究竟什么是文字时代？什么是数字时代？如果说我们正在从文字时代走向数字时代，那么，数字时代有别于文字时代的标记在哪里呢？一般说来，任何高级的文化或文明，都从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开始，我们读书人读书学习也要从识字开始。我们首先从文字载体的历史变迁，来看文字时代与数字时代的分别。
人类最早的文字应该是苏美尔文化的楔形文字，大约已有6000-7000年的历史；然后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矗立在巴黎协和广场上的埃及方尖碑上就刻有这种文字；接着是中国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这些都是铭刻在龟板、大型动物肩胛骨上或者铭铸在青铜礼器和器皿上的文字。随后就是写在竹简、木牍、帛书、莎草纸、贝叶以及羊皮纸上的古代文献。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上古文字的载体基本都从自然取材而成，而这些自然材料的限制，导致文字的数量有限，所载文字和文献难以保存或流传，所容纳的信息量也大受限制。例如著名的西周毛公鼎，一共才有铭文32行，大约500字。老子的《道德经》也就五千言。纸张的发明和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本质性的飞跃，这是文字载体的第二个阶段。先是东汉蔡伦的造纸术，唐朝的雕版图书，然后是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这些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为文字时代知识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物质载体的基础。与先前的自然载体不同，纸张、书籍基本是人工载体。尤其当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与西方拼音字母的特点相契合，再和欧洲已有的机械技术相结合，现代印刷书籍就产生了，这就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整个欧洲传统思想文化的巨大革新和推动了人性的自由解放。由于印刷书籍的出现，文字载体的变化，我们获得的信息、获得的知识量呈几何级数增加。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今天，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和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藏书已经是天文数字。书籍代表我们过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宝藏，书籍的世界就是我们自称为读书人的“世界”，是我们这个“文字时代”辉煌的象征，也成为古往今来所有读书人的骄傲。所以，所谓“文字时代”，说的就是以文字书写与阅读为主要手段，命名、阐发、展现、传播和传承我们历史文化生活的人类文明时代。
当今文字载体的变化越来越取决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而现代计算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计算科学之父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他不仅和牛顿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也是我们今天计算机科学二进制的发明人。计算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下半叶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的IBM的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还不如今天任何一部小小的手机，但却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时过境迁，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比尔·盖茨的“微软视窗”，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Google搜索，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乔布斯的苹果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以及作为其硬件基础的芯片技术的突飞猛进，再加上今天的“云”技术、大数据、深度学习、元宇宙、“脑机接口”，计算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快，影响之广，效益之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可以看到，现今世界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是由伴随着技术进步而来的信息载体的变化表现出来的，而且它是一种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和变化。所以，从传统的信息载体的历史变迁，例如从岩石、龟甲、大型动物的骨头、青铜器皿，到竹简、帛书，然后到纸张、书籍，主要还是在现实时空中存在的不同的物质载体之间的变化。而当今正在发生的变化，则是从信息的物质载体转向以虚拟数码时空为其主要特征和运行区域的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当今时代正在发生着的巨变。这个巨变，是整个人类文化和历史从“崇文”向“尚数”的转变，也是笔者称之为从文字时代（the age of letters）向数字时代（the digital age）的巨变。
这一巨变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上一代人曾经经历过的变化。如果时光倒流100年，我们的祖辈甚至父辈大多还被隔绝在“文字时代”之外，属于文盲或者不识字的“睁眼瞎”。其中一些人，后来有机会参加“扫盲”、上夜校，才慢慢地学会识一些字，读一点书，看一会儿报，从而跨入了“文字时代”的门槛。那时候社会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写字先生”。贫困潦倒的底层读书人，在街头巷尾支一个小摊子卖文，替不识字的民众读信、写信、写状子，赚取一点生活费用，聊以糊口。当然在今天的街头已完全看不到这般景象了。不过，今天的老年人使用电脑时，也会常常出现或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手足无措，应该有类似当年文盲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我们也许本质上就是“数字时代的文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以及未来的年轻人则是在数字新时代里生长起来的新人，数码时代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般自然，他们在其中通行无碍，如鱼得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我们恐怕已是最后一代“读书人”，当然，同时也会是新一代的“数码人”。
那么，对人类思维而言，数字技术的本质究竟何在？这恰恰正是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哲学思维要探究的问题。在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区分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搜索”，英文叫“search”。当今的互联网技术就是从“搜索引擎”开始的。许多互联网公司，像雅虎、谷歌、亚马逊一开始都以搜索业务为主业，中国的搜狐、新浪、百度就更不用说了，“阿里巴巴”也是以“中国黄页”起家的。微信、脸书的本质也是通过即时通讯和沟通互动的方式来进行“搜索”。所以，“搜索”是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主要特点是大数据信息的搜寻、传播、整理、储存和互换等。对于互联网技术而言，这是基础性的。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对周遭世界产生影响，立即就会在互联网上反映出来。大量的相关事实、信息、数据以数码的形式在虚拟的时空中被存储，供人们分享、互动、分析、整理，得出判断，做出决定，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和思维的特征。
相形于“搜索”的概念，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叫“再搜索”。“再搜索”就是“研究”，英文词为“research”，其语词词根本义就是“重新搜索”。为什么重新搜索，仅仅是简单的重复吗？非也。这涉及人类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如果我们采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设计一些不同的测量或者调查参数，改变一些不同的实施条件，或者将之置入与先前不同的背景系统，搜索的结果可能就会很不一样，就会出现新的样态、新的情境和产生新的问题。这样的“再搜索”就是我们目前思维最常见的方式，也是我们的科学或知识研究工作的核心。例如，钱穆的成名作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诸子百家的年代、生平、著述以及思想师承关系，逐一进行历史考证和整理，给出了一个大致时间的系年排序。当然，钱穆的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在前辈学者工作基础上的“研究”和“再搜索”，但它的意义就在于较为系统地建立了一种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方式、规范和角度，让后人得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继续“搜索”和进行研究。比如，和钱穆不同，李零研究的不是“先秦诸子系年”，而是“先秦诸子分域”，这就是一个新的角度。由此可见，对基本相同的研究对象，李零选取的坐标不再像前辈学者那样，从时间延续传承的角度，而是从空间地域分布的角度来研究，来进行“重新搜索”，这就是一种思维的创新。
二、哲学探究的缺失与数字时代的困扰
哲学做基础探究的工作，英文叫groundwork，或者换用康德的话说，去探究一门真理性知识的研究“如何可能”。与英文中的“search”和“research”之间的语义关联相应，在德文里，搜寻叫“suchen”，研究或者探究就叫“Untersuchung”。“Suchung”是“suchen”的动名词形式，加上前缀“unter”，这个前缀的构词意思为“在下面”。所以，“研究”或“探究”的德文词义就是“在下面寻找”，这和英文的“research”（重新寻找）有点区别，而和“groundwork”（基础工作）有几分相似。所以，从哲学角度来说，哲学家所关注的更多的应该是这般的Untersuchung（在下面寻找）、groundwork（基础工作）或者奠基性工作。[1]
如此说来，哲学思维的最根本任务并不在于“搜索”，甚至不在于“重新搜索”（研究），而在于“在下面寻索”（探究）。所以，当我们讨论数字时代的哲学思维时，我们要讲的是对这个以“搜索”与“重新搜索”为特征的新时代的“数字”或“计算性”基础进行思考和重新的思考。换句话说，哲学探究所要“在下面寻索”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本身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各个知识学科本身赖以为基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合法性问题，例如关于数的概念、时空的概念、科学的概念、历史的概念，还有像民主、自由、正义、理性、社会，等等。这些概念的基础我们通常都不会去问，去从根基上追究和探究，但哲学的研究则要发问这些概念本身的合法性。这样的基础发问和探究，笛卡尔曾经称为“怀疑”或“沉思”，例如“关于第一哲学的沉思”；康德称为“批判”，例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胡塞尔称为“还原”，例如“超越论还原”“本质还原”等。这样的发问和不停地“在下面”探究就要求我们对最基本的问题，对当今生活的基础进行重新思考。我们知道，这些重新思考积聚起来，一方面推动了知识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所谓的“基础概念的危机”。当危机愈演愈烈，思想、知识与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临了。
人类进入数字时代，肯认这一事实必然会召唤哲学思维对数字的本质进行基础性的思考和探究，而这一基础性思考的缺乏或者不足，则常常就会导致我们在面对这个正在到来的全新数字时代时，产生各式各样的“困扰”。
我们关注的是哲学乃至全部人文思维与数字时代的关系。首先要说的是，不仅在科学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思维和研究中，人类在数字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新近的例子是不久前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封面论文。[2]这篇研究论文是威尼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与Deep Mind合作的结果。Deep Mind是谷歌公司旗下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曾经开发出Alpha Go，打败过诸多国际围棋世界冠军。这次是其与历史学家合作，共同开发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系统——“伊萨卡”（Ithaca）。历史学家用它来复原受损的古代铭文。文章指出，当它被单独用来复原受损铭文时，准确率可以达到62%，而参与此项研究的历史学家单独预测时，准确率仅为25%。在“伊萨卡”被用来与历史学家合作以后，准确率又可以提升至72%。此外，“伊萨卡”还能以71%的准确度判断这些铭文的原始位置。所以，不难看出，在古文字学或古文献学和考古学这样高度依赖传统古代铭文复原和还原的人文学科中，数字时代的最新技术可能给我们人类思维提供的帮助将会是巨大的。
数字时代带来的知识增长和与之相应的科技成就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在不少研究者看来，这些问题尤其表现在基础性探究和创新性思维的缺乏和不足上。例如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主编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曾专门谈过这些问题。[3]我们现在都讲数字时代带来知识革命，但阿伯特认为当今没有真正的知识革命发生。为什么没有如一般人以为的那样，数字时代带来知识革命的发生呢？阿伯特认为，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技术进步异常迅速，但基础科学的发展则步履蹒跚。我们依然依靠过去的基础科学过活，而几乎所有基础理论的突破都可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今天出版业的爆炸式繁荣大多只是表面文章，没有实质性意义。通过计算图书出版的数量、文章写作的数量、引用率以及网上对话的数量等数据，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指数性的统计证据，但我们今天出版的书比我们老师的书更少被人阅读。学术生产的大量增长只是表面上的。比起过去，我们只是变得更加焦虑，更加浮躁，我们写了更多的书和文章，但产生新观念的速度，尤其是基础探究的步伐并没有比过去更快。不仅我们如此，我们下一代的情形更令人担忧。我们的下一代认为致知过程具有很强的算法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算法的本质，而是因为他们是靠着使用计算器和存贮器，而非记忆和消化基本原理及基础公式长大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伴随着大量算法和记忆辅助的商品，而不是靠自己和思考长大的一代。今天的人们虔诚地相信，当我们需要时，我们可以找到任何东西。当然，今天的人类并非不学无术，什么都不知道。恰恰相反，我们利用几乎所有的时间上网浏览，脑子里充满昙花一现的海量信息，我们刷新页面的同时迅速抹除先前记忆的痕迹，我们为此感到骄傲，觉得自己见多识广、无所不能。阿伯特将当今时代的这种新的致知方式称之为“算法性致知”或“数字性思维”，并将之形象地概括为“知识即搜寻”和“论证如列表”。
在阿伯特看来，这种“算法性致知”具体有下面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搜寻计算”，即知识产生过程日益由以手艺人独自工作为特征的创造性致知方式，转向基于计算的致知过程，它典型的强项是搜索和模拟，同时强调通过算法的例行程序代替思考。第二个特点是“科学还原”，即趋向“一招通用”的科学还原主义的致知模式。第三个特点是“大数据＋索引”，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获得与创造向着索引和搜索的模式发展，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拥有天文数字级别的数据材料和弱得多的索引。第四个特点是“即时工具”的大量使用和流行。知识的获得与创造逐渐远离经过精心构思和文字编辑的复杂性和深层书写话语思维，转向以口述和视觉再现为主要形式的即时工具，例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微信（WeChat）以及抖音（TikTok）等。在回溯研究了241个学科9000万篇论文的18亿次引用数据之后，研究者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自然科学标杆性进展的全面放缓”。[4]按照这一研究，大规模的论文发表非但不会导致某个领域的中心思想更替，相反倒可能增强已有研究和思维模式的僵化。
那么，问题的要害究竟在哪里？阿伯特认为，今天的人们混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形式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形式，人文学者转向数字人文的研究，是对原则上不属于科学的知识形式采取了科学的方法，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一种知识方式，它就是属于现代科学的知识方式，即上面所说的“数字思维”。但是，文字思维和数字思维真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吗？阿伯特表示同意，并且对将两者混淆的做法提出批评。但现在的问题是，数字思维不也是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吗？如果是这样，那两者应该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但倘若如此，那它们在本质上相同和相通的地方会在哪里？
为了帮助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来区分下面两个概念：一个是“问题”，一个是“疑难”，在英文中，前者叫question，后者叫problem或者problematic。这个区分和前面提到的“搜索”（search）与“研究”/“再搜索”（research）以及“寻找”（suchen）与“探究”/“在下面寻找”（Untersuchung）的区别是相关的。设想课堂上老师问学生一个问题，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要求学生回答。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一般说这个问题已经有答案，或者即便没有答案，几乎所有人，包括老师都会相信有答案只是暂时没“寻到”而已。对于这样的难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和不断地努力，将来我们，或者某一天出现了一位天才，就一定会将难题解开。对于这一类难题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一般来说在此我们不会对问题本身发问，因为问题已经提出了，问题提出就意味着问题解决的开始，甚至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这是问题（question）的层面，但当我们试图进到疑难（problem）的层面时，情况就变得不同了。在这个层面，问题不仅没有被提出，更为关键的是，问题无法提出，或者说发问者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有意义地提出问题。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试图发问存在的形而上学疑难问题时向我们所展示的“困扰”。我们不仅没有“词汇”，没有“语法”，没有“逻辑”，我们甚至连如何发问都不知道。[5]
三、数的“字”之本质
我们试图思考文字时代与数字时代的区别，发问这个区别引导我们去思考数字思维的本质，也就是去发问和思考数字的本质，发问什么是“数”。在我们这个被数字统治的时代，发问“数”的本质或基础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哲学思考，成为“基础搜索”或“探究”的思想任务。
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和语言经验中关于数的使用说起。一般说来，当我们在日常使用“数”时，大致可分为三种基本情况，这也构成了“数”的三个基本含义。第一是“基数”（cardinal number），这是用来数数和计算的数。自然数数列1、2、3、4、5、6、7……就是由这些数构成。第二是“序数”（ordinal number），这是用来排序和排位的数，例如第1、第2、第3、第4……凡事总有个排序，竞技比赛有排名，长幼尊卑有排序，这就是序数的用途。第三是“号数”（nominal number），这是用来命名的数。比如我们买彩票，每人得到一个随机的号码，这个号码的作用在于命名。它用来说明，你购得的是那份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那个在万一中奖后可以用来兑现的权益。再如大家熟悉的阿根廷足球巨星马拉多纳，他的球衣号码是10号，这个号码就是“号数”，它首先并不代表10这个数量，而是指向作为“唯一”和“独一”的“一”，即“这一个”，而“这一个”“10号”在此指向马拉多纳这个球员。
基数、序数、号数都是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究竟哪个才是最基本的数？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它来理解数的本质？或者说其他的“数”的性质是否都可以通过它来解释？一般说来，人们都会认为这是“基数”，因为这是用来定义量的大小的数，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数数、计数的基础。无论英文词中“cardinal”还是中文译名中的“基”都反映出这一点。但是，倘若我们往更深处发问，从哲学的根基处发问，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基数”成为“基数”，使得“数数”“计数”这样的行为成为数学和计算的本质性行为的呢？
大多数学家可能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似乎“数数”“计数”作为数的本质一目了然，天经地义，但哲学可能会从这个基础处开始发问。例如，1、2、3这样的数数和1+2=3这样的计数为什么可能？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小学生都可以回答，有这样的数数和计数是因为1+1=2，而1+2=3，所以，就是1+（1+1）=1+1+1。按照这个解释，2由2个1来解释，3由3个1来解释，1、2、3的数数与1+2=3的计数都由1得到解释。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1究竟是什么？不错，2是2个1，3是3个1，但这两个1或者3个1怎么就是同一个1?因为只有它们是同一个1，之间相加的数数和计数才成为可能？但同一个1是什么意思？是命名，这里涉及的是哲学上的“同一性”问题，即是在抽离掉所有实质性内容之后的，量之命名基础上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但是，量的命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命名方式。如果我们将“1”的确定视为一种特定的命名，而且唯有这种特定命名方式才使“1+1+1……”的自然数列以及数数成为可能，那么，在基数、序数和号数三者中，数的本质与其说在于“基数”，倒不如说更在于“号数”。号数才是最最根本的，是真正的“基本数”。所以，数的第一要义是命名，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号数而非基数，因为只有先有了1的命名，确定了这一量之命名的性质，然后才能够数数，即才能够“数大小”，才能够进行比较、计算、排序。然后，加减乘除以及所有其他复杂的算法才成为可能。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起命名作用的“号数”中而不是在起“计量”“计算”作用的“基数”中，隐含着全部数和数字的最初秘密。
“数”的本质在于“命名”而不是数数和计数。这一说法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倘若我们真正认识其意义，那么就可以说，数字数字，应该从“字”的角度来理解“数”，而不是从“数”的角度来理解“字”。在中国语言文字和哲学思想的传统里，“字”从一开始就被解释和理解为“命名”。数字和文字都是命名方式，而且是不同的命名方式。如果从“数”（数数）来解释“字”（命名），那么数量就成了首要的和唯一的命名方式，而如果从“字”（命名）来解释和理解“数”（数数），那么，数的命名方式就会作为众多命名方式中的一种特定方式发挥作用。所以，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将数字思维首先和首要地理解和解释为计算式思维，并将这种方式的思维理解推行为占统治方式的“命名”，而非将之视为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众多命名方式中的一种，这一方面固然导致人类在当今取得巨大成功和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是造成我们今天在这个数字时代中生活和行动失衡，以及遭到困扰的根本思想原因。
既然“数字”首先是一种“数”的命名方式，“文字”是一种“文”的命名方式，那么，这两种命名方式，或者“字”的方式之间的关联和区别在何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传统中的典型的命名方式，即我们每个人的“起名字”和“称号”的过程或者命名的方式，这种方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展开一个新的视角，更好地理解“数字”和“文字”的本质。一般说来，中国人的“名字”和“称号”中不仅有“姓”有“名”，很多人还有“字”有“号”，甚至“籍贯”和“出生地”也包括在内。“姓”是与生俱来的，指明我们的家族的渊源，从哪里来，这牵涉已逝的祖宗先人，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有周遭族群的血缘联系。“名”是由祖辈或长辈赋予。无论是取名的过程还是所赋之“名”的含义，其中都包含象征过去的传承、当下的辈分关联，同时也包含长辈对新生儿未来的期待和期望。相应于“姓”与“名”是祖先传下来和长辈赋予，“字”和“号”则是每个人长大成人后自我“命名”的。“字”一般是我们对“名”的理解和解释，而“号”则是对自己的称谓，乃较为正式的别名，用来言意托志。古代士大夫还流行以自己的居处或书斋之号为名号。在古代中国文化甚至整个东亚文化传统中，一般说来，直呼旁人之名是无礼的，唯长辈方可直呼其名。平辈之间以字相称。例如我们熟悉的三国人物张飞，姓张，名飞，字翼德。再如唐宋八大家中的苏东坡。苏东坡并非他的名字，他叫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通过对中国传统中的个人命名方式的简单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取名的“名字”和“文字”“数字”一样，其根本性的要害都在于“同一性认同”（identity）的问题，在于如何去认定和表达在世界上和生活中的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千姿百态而又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存在者或存在物。当然，关于在实际生活中的“这一个”的命名，我们不仅有“苏东坡”“张大千”的方式，也有“苏三”“武大”“扈三娘”“阿庆嫂”的方式。“同一性认同”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中，可以说是和“闻道”“道说”和“得一”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当“一”得以道说、发生、开始，才会有后续的“二”和“三”，乃至宇宙“万物”的连续、顺序和秩序。所以，我们会在《老子》二十五章那里读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6]这里的“字之曰道”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道说”，是“强为之名”，因为《老子》开宗明义就宣称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7]本来不可道不可名的状况，硬要使强，给出命名，“字之曰……”，而这就是万物自然和宇宙生成的过程，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8]所以，不同的“同一性认同”过程，在我们的面前，就会展现出不同的宇宙连续和因果秩序的世界图景。
将“字”的过程视为“道说”的过程，而且是“强字之曰……”，那么，无论“文字”还是“数字”，从哲学思考的角度看，就都只是“命名”“道说”的不同方式而已。每种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有着各自的特色并发挥不同的功能。
四、芝诺悖论与“得一”的疑难
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命名”或者“得一”有很多争论。物理学史上有所谓“四大神兽”的说法，实质上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得一”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一统”或“统一”的问题。其中的第一个“芝诺的乌龟”就和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的“芝诺悖论”有关。[9]大家知道，“芝诺悖论”的第一悖论叫“二分法悖论”，第二悖论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古希腊传说中最勇猛的勇士，他居然追不上乌龟。为什么追不上乌龟呢？首先他会遇到“二分法悖论”，当他要跑出一段路程之际，首先要跑其1/2，要跑其1/2首先要跑1/4、1/8、1/16、1/32……这会无穷无尽，没完没了。这样一直下去，这个运动就永远无法开始。第二个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讲几乎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假设乌龟位置在阿基里斯之前，乌龟爬得慢，勇士跑得快。但为什么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呢？芝诺的推论是这样的：当阿基里斯跑到乌龟原先所在的地方，乌龟也往前爬了一段距离，当阿基里斯再跑到第二个地点，乌龟又往前爬了一段，尽管爬得慢，但总有一段间距，所以，一直下去，乌龟永远会在阿基里斯的前面。和第一个悖论揭示的不可能有“起点”不同，第二个悖论说的是永远不可能有“终点”，而如果没有终点，那比赛和比较就无从谈起。所以，严格地说不是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而是我们根本不可以说他跑得过还是跑不过，因为根本没办法开始和终结，没办法得到作为“起点”和“尺规”或“判准”的那个“一”或者“初一”。
实际上“芝诺悖论”在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解法。那么从哲学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它最后涉及的是什么问题呢？在笔者看来，这是关于能否确定“这一”，或者说这涉及的是“得一”的疑难。这就是“命名”的疑难，这个疑难就难在我们在根本上不可能知道。如何确立一个“初一”或者标准，而没有这个“一”，任何“存有”就无“时间性”的展开，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且，我们后面的思和行也因此无可能开始和“延续”，当然，“计算”“比较”也就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在哲学史上，一般说大概有三种基本的思路来试图化解这个根本性的疑难。第一是数学的思路，数学的思路把“芝诺悖论”变成一个极限问题。随着极限概念的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只是被绕过去了，因为如果不承认极限概念，就会出现1同时等于且不等于1的悖论困窘。第二是物理学的思路，也是现实性的思路，这是亚里士多德首先给出和大多后来哲学家遵循的思路。在现实生活中，阿基里斯一定跑得过乌龟，我们的世界是可以而且必须有开端和终结的，也是必须要有标准和判准的，否则，宇宙何来秩序？天下岂不大乱？有些后来的哲学家甚至用站起来走一走这样的行为，来反驳芝诺悖论的理论荒谬。[10]按照这个思路，运动和时间的起始和比较所依据的，不再是数学的抽象点和抽象的线段，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先在后”的物理位置。换句话说，这个位置的本质虽然也是数，但它不再是通过抽象规定和纯粹计算得到的“一”，而是通过经验在现实的世界中确立起的“这一”，这其中就涉及“数数”的行为。第三是超越论的形而上学思路，这个思路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地上和人世间的“这一个”决定的运动必然是不完善的，圆满运动是神圣天体或天球的运动，现实世界的“一”由理想世界的“一”决定，而那个“天上的一”唯有通过纯粹的数学才可以逼近和接近。
芝诺悖论告诉我们，作为现实存在的运动与时间之开端和基础的“这一个”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日常生活在其中的物理世界的经验又告诉我们这样的“这一个”又是必须和必要的，“得一”和“如何得一”的问题势必成为让哲学家殚精竭虑而又不得而知的疑难。[11]在东方，《老子》三十九章的玄言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线索。“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为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
芝诺、柏拉图和老子的玄言也许让我们费解，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时时发生的现实随时提醒我们这个“得一”或者“尺规”的重要性。例如我们现在开学术会议，大多都有一个会议照相的安排。常常是大伙到了拍照的地点，都相互谦让，不肯就座。参加宴会也常遇到相似的情形，其结果就导致作为拍照或者宴会的事件无从开始。什么叫“无从开始”？就是没有“初一”。无序和混乱是原始的境况，直到有一位地位最高，或者年龄最长者安然坐下，这就是“初一”的形成，众人随后才会一一就位或就座，我们把它叫做“叙爵”或者“叙齿”。随着“初一”的形成，混乱的局面即刻就被秩序及其延续所替代，而拍照或者宴会这样的“事件”就得以就此开始和完成。即使我们不想遵循常见的“叙爵”或者“叙齿”的社会规范和秩序，也会有自然的“秩序”出现来保证事件的进行，例如在拍照这一事件中，自然的秩序往往通过女先男后、前矮后高来安排或自动进行。
数学及以数学为核心和时尚的当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在寻找“初一”，并由此历时性和同时性地展开其他作为“部分”或者“分子”的“众一”。但这一个个作为构成成分的“一”却都是面目不清、微不足道的“一”，只是用来“数数”的“一”而已，它们只是那些个“众一”，而不是具有“唯一”“独一”特质的“这一”。这个区别，在笔者看来，恰恰显现出文字时代与数字时代“强字之曰……”的本质性差异。[12]另一方面，和数字时代不同，文字时代最核心或者最突出的命名方式叫诗歌，那是带有神性光辉的诗人的命名。德国浪漫派诗哲荷尔德林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他曾经发问并且宣示，“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13]诗人的“一”或者“得一”讲的是“独一”，独特的“一”，独一无二的“一”。
结语：数字时代人类思维的处境和哲学的本色
众所周知，计算机是数字时代的典型表征。计算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实质上在发问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界限”，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发问的问题，而且更是哲学家发问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当代计算机技术将要全面发展和腾飞的前夕，赫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德莱弗斯不仅是20世纪下半叶英美分析哲学的巨擘奎因的学生，而且也是北美研究当代欧陆哲学思想的领军人物。1972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4]那个时候人工智能技术，甚至现代计算机技术也才刚刚开始，他就开始在哲学根基上发问和批判。整整20年之后的1992年，德莱弗斯又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只多加了一个字，叫《计算机仍不能做什么？》。[15]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被更多的人，以更尖锐的方式提出来。我们今天也许会问，“计算机永远不能和不该做什么？”（What computer can and should never do？）换句话说，我们要发问，究竟能不能找到和该不该去找这样一个“一”，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去开始计算，或者去算计，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涉及我们对计算、对数字本质的理解。
被誉为当代人工智能之父之一的司马贺（Herbert A. Simon）是当年德莱弗斯的对话对象。和德莱弗斯不同，司马贺试图从更积极的方面来发问这个问题，即“计算机能做什么”与“计算机下一步还能做什么”。司马贺将认知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相结合，创建了信息处理语言，并开辟了从信息处理角度研究人类思维的新方向。通过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把人脑看成一个智能行为过程，是一个用来实现信息处理目的的物理符号系统。这后来成为传统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独特认知系统模型、组块理论以及学习模型为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活动提供了具体的帮助，同时，他还对经济组织内的管理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建立起决策理论，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司马贺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刚柔微彰”四个字誉为全世界管理科学的金科玉律。为什么呢？从哲学的观点看，管理学的核心就是要在微和彰之间、柔和刚之间“求一”和“得一”，因为只有寻得和守住这样的一个“一”，一个组织、一个公司才可以真正开始运作，才可能发展壮大。这个“一”既不可以太死板，导致“单一”、固化，也不可以太松散，导致失序与混乱。所以，“求一”和“得一”，讲的不仅是一种哲学理论，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在“微”和“彰”、“刚”和“柔”之间的“管理”艺术。按照司马贺的认知系统模型的方向，未来不能仅是一套纯粹的物理符号或者数学数字系统，而且还应包含有情感和情境认知等人类思维特有的影响因素在其中。和德莱弗斯不同的地方在于，司马贺认为这些理性之外的影响因素，是可以在以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数字思维的“求一”和“得一”进程和发展中，得到妥当的处理和安置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包含在“刚柔微彰”之中的阴阳氤氲相荡，天人交相合一的“得一”就不是我们讲的单纯数字化的计数、计算的“众一”，当然也不能单纯是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那里的“独一”，而应是在两者“之间”。
当我们发问文字思维和数字思维以及与它们相应时代的本质的时候，归根结底我们是在发问一个终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人，什么叫思。思的本质不能或者不应被归结为仅仅是一种计算或算计，哲学家将之称为“规定性判断力”（determinant judgment）或“计算性思维”（calculative thinking），而必须同时是而且首先是一种“反思性判断力”（reflective judgment）和“反思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我们知道，欧洲从17世纪、18世纪开始，法国哲学就开始提出一个命题，叫“人是机器”。中文关于computer的翻译，有叫做“计算机”，也有叫做“电脑”，这两个不同的译名实际上表达了我们今天对computer之本质、对数字思维之本质的不同理解。
什么叫思想？这是哲学家海德格尔60-70年前写的一本书的书名。[16]书的德文标题是：Was Heisst Denken？这个“叫”（heissen）在德文中就是问叫什么名字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思的名字叫什么”。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文字”和“数字”的“强字之曰……”联系上了，因而这个词又有了“召唤”的含义。所以，这本书的英文译名为What Is Called Thinking?思就是应召而呼唤出来的“命名”，是在“命名”的过程中与“道”、与那超出我们人类的生存和语言界限之外东西的碰撞的“惊奇”“诧异”中产生的反响、反应和呼应，这种“思”的应召和响应，可以是“数字”，也可能是“文字”，或者其他什么“字”，但如果仅仅是“数字”，而且将“数字”的本质仅仅解释为“计算”，那就会遭遇“计算式思维”和随之而来的“算计行为”和“算计生活”的危险。
不仅是人类思维在当今数字时代有落入计算式思维的危险，这个危险在文字时代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只是在我们这个以数字思维为基本特征的时代里，这个危险变得更加突出罢了。当然，危险与机会共存，文字时代是这样，数字时代也是一样，这大概就是人类和人类思想的宿命。例如在中国古代，古人曾创作出“仓颉作书”的神话故事来说明这种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与机遇共存的境况。“仓颉作书”的神话传说在战国时就已广泛流传，据说仓颉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仿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创造出文字，所以被后人供奉为文祖。在公元前2世纪编纂的《淮南子·本经》一书中，我们读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为什么“天雨粟，鬼夜哭”呢？后世解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大致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解释。一个解释来自东汉的高诱，他认为“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17]上天知道人发明了文字，人类的灾荒、灾难就要随之而来了，所以“天雨粟，鬼夜哭”。另外一个解释来自唐朝的张彦远，这是一个乐观的解释，“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18]我们人是天地万物之灵长，智慧非凡，文字的创造让我们从此得以一窥天机，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所以“天雨粟，鬼夜哭”。今天我们站在数字时代的起点，也许我们对“数字”会说相似的话语，既有对未来新时代的期待祝福，又有对命运的恐惧担忧。
身处文字时代与数字时代的交界处，机遇与危险共存，我们既感眼花缭乱，又觉扑朔迷离，但越是如此，越要守住哲学和科学的本色，这让我们回到希腊，回到苏格拉底对哲学初衷的坚持。苏格拉底曾经发问和回答什么是哲学。我们知道，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但什么叫爱智慧？苏格拉底说他和其他自诩智慧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他“自知己无知”，而且他仍然在这种“自知无知”的情形下不断地去发问、求知、突破。当然，这里的苏格拉底是一个象征，他代表着我们作为“爱智者”的人类。苏格拉底说自己无知并非是说他，或者我们人类真的一无所知，说自己或人类有谦虚的品格，而是说“爱智慧”不同于“有智慧”，爱知识不等于有知识。在这里，“无知”揭示的是人类会死和有限的本性。无论我们人类有多少知识，和知识本身相比几乎都等于零，这就像一个分母无限大的分式，无论作为有限数的分子有多大，其终极值依然近乎于零。所以我们要牢记，人在知识本身面前永远是无知的，这是一切人类智慧和认知活动的起点，也是哲学批判性、反思性思考的起点。苏格拉底的“爱智慧”隐含着的另一个关于人类本质和人类思维本质的理解是说，尽管“无知”是我们人类智慧的最终命运，但“自知己无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自甘于无知，而是要一直在无声的呼唤召唤中，去突破而且不断地突破无知的束缚，这也是人类本性所要求的，我们要不断地去“道说”或者“强字之曰……”，无论是以“文字”的方式还是以“数字”的方式，这种对自身界限的突破和不断突破的欲求就是希腊文“爱智慧”中“爱”的意涵，也是哲学作为“爱智慧”的本色之所在。
注释：
[1]过去100年，世界哲学有两个大的流派，一是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现象学哲学运动，另一个是在英美世界流行的分析哲学运动。巧合的是，这两个大的哲学流派的开山鼻祖，埃德蒙德·胡塞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都是从德语世界出来的哲学家。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哲学家的最著名著作，一本叫《逻辑研究》，一本叫《哲学研究》，书名中都有“研究”（Untersuchung）或者“探究”这个词。
[2]参见Yannis Assael et al.，“Restoring and Attributing Ancient Texts Using Deep Neutral Networks,” Nature, vol. 603, 2022, pp. 280-283.
[3]Andrew Abbott,“The Future of Expert Knowledge，” Lecture delivered on November30, 2017 in Germany at a meeting of the DFG research network“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可参见安德鲁·阿伯特：《专业知识的未来》，刘文楠、周忆粟译，《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6-68页。
[4]参见Johan S. G. Chu and James Ａ. Evans，“Slowed Canonical Progress in Large Fields of Science，”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 vol.118，no.41, 2021, pp.1-5.
[5]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5页。
[6]王弼注：《老子道德经》，《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4页。傅奕本《老子》读为“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7]《马王堆帛书老子》此句为：“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
[8]亦可句读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9]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7-58页。
[10]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2页。
[11]芝诺在哲学史上以悖论闻名，流传下来最著名的悖论有四个。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1）“两分法”，（2）“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还有（3）“飞矢不动”和（4）“运动场”。如果我们从哲学“得一”的角度去看，那么这四个悖论说的都是关于“一”的疑难。“两分法”说的是“这一”的问题，因为无法开始，就谈不上是“这一”。“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说的是两个运动之间的比较，这是“另一”的问题。没有“另一”，就谈不上比较和比赛。“飞矢不动”涉及的是“同一”的问题，即我们根据什么以及如何来判定在这一时刻和下一时刻飞着的箭矢是“同一支”箭矢？最后一个悖论，即“运动场”悖论讲的则是“统一”或“同时性”的问题，即在不同时空中运动着的事物，如何是同时和统一的运动。“这一”“另一”“同一”“统一”实际上讲的都是如何“得一”的问题，是“数学的一”“物理的一”，还是“玄学的一”？而“得一”的问题核心则在于命名或者“强字之曰……”，即我们最初讨论“文字时代”与“数字时代”中的那个“字”，而且在于要将这个“字”首先读解为“动词”。章太炎曾说，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12]笔者注意到，在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中，还有一种“得一”的方式，叫“挂一”，这一方式我们应该可以在易传/系辞演示“卦算”之“大衍之数”的过程中明显见到。这个传统也许可以与荷尔德林在西方思想中所力求显现的“诗”的命名传统在本质上相互映照和呼应。但限于篇幅和本文重点，这个方向需另文探究，具体可参考《易传/系辞上》中关于“大衍之数”的说法及其研究。
[13]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4]参见Hubert Dreyfus, What Computer Can't Do: The Limi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Harper& Row, 1972.
[14]参见Hubert Dreyfus, What Computer Still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15]参见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6]高诱注：《淮南子·本经训》，《诸子集成》，第116页。
[1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校笺》，《叙画之源流》卷1，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00页。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the Age of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Digital Age
Wang Qingji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changes in knowledge media have often led to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he emergence of computer and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ies marked the replacement of written texts by their digital forms: the digitally constructed virtual world has become the main medi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a platform for our social life. This is a new era. In this sense, we probably belong to the last generation of “literati”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digital age.” Like the age of letters,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the digital age, I would claim, still consists in “naming,” or “forcing words to speak of…,” rather than merely “counting” or “calculation. “Wording” and “counting” are different stages of “naming” in the long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Clarifying the limits and confusion caused by these different ways of naming,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their nature and boundaries, have becom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in the new digital era.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nee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i. e., “to know that one knows nothing!”
初审：刘佳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