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成为摆在教育理论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十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学科的地位日益凸显;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在历史回顾和总结反思中得到发展;重大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注入了强大活力;教育史、家庭教育学等“冷门学科”得到深化研究,一批新兴学科崭露头角。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尚未实现学科自立,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主体性原创性不足,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缺乏“大教育”视野,学科体系构建的内外部逻辑关系有待理顺,交叉学科发展缓慢、回应现实关切不够。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未来发展正呈现出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想引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总体布局的实践导向、在学科分类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学科间的融通与融合的“大学科”意识、培树一批教育领域的战略型研究人才的学科队伍建设、加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维水平深化等态势。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教育学学科体系
教育学学科体系是教育领域知识的结构化组织,是由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教育学分支学科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学科整体。它以学科门类、学科归属和学科设置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等为核心问题,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在继承与创新、优化与超越的螺旋上升中运行。
在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当中,学科体系居于基础地位,也是教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指向。把握中国时代发展特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取得的进展
新时代以来,教育领域按照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要求,立足中国教育实际,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潮头,通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古今变化,阐发教育学学科的“中国声音”,不断推进教育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贡献“教育力量”。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首要在于指导思想上的“特色”。没有科学思想的引领,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中,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领会其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战略、新理念、新要求,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课题、进论文、进专著、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自觉把这一重要思想贯穿到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各环节,推出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批研究课题紧紧围绕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展开,取得了初步成果;①许多论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围绕学科构建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②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着眼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机遇挑战、发展态势等问题进行对话交流③。所有这些成果,都反映出教育工作者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体现出教育工作者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识、政治敏锐性、政治领悟力,大大深化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为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未来构建打下坚实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学科的地位日益凸显
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考察,比如,可以将学科体系分成基础学科与主干学科、核心学科与支撑学科等。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特色”可以从不同哲学立场来分析,比如,是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学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是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显著标志,是体现“中国”地域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特色的基础学科。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几乎“销声匿迹”,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研究的人员很少,报纸杂志鲜有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思想的文章,高等院校在教育学学科本科生、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很少开设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专门课程,《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列宁论教育》、《毛泽东论教育》、《邓小平论教育》等著作在一些图书馆“束之高阁”。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理论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基干学科,重新思考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等一系列重要课题,历史地考察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教育学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教育论述——进行了深刻阐释,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学科内容,推进了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为基础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2]研究者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重要内容。其针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如“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观、“九个坚持”的教育规律观、“重要先手棋”的教育战略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观、“让每个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的教育公平观、“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的教育改革观、“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教育治理观、“破五唯”的教育评价观以及“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的协同育人观。这些论述,大大深化了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核心内容。
(三)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在历史回顾和总结反思中得到发展
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回溯历史,厘清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脉络,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学学科体系的不同特点,把握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与其他国家的异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教育理论研究者对教育学学科构建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总结,出版了一批研究论著。④在70年或100年的历史考察中,研究者既对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又对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探讨;既有对教育学各学科“借鉴”、“沿用”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洞察,也有对教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化”、“本土化”发展道路上所做探索的评价。这些兼具学术性、实践性、时代性的成果,相信会在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史上留下痕迹。有研究者在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对当下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分类,认为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由四类学科组成:第一类是教育学自身分化、发展所形成的学科,即教育学专门学科,如教育学原理、教学论、课程论和德育原理等;第二类是根据教育实践的发展,对教育实践中的某个专门问题或领域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学科,如学前教育学、基础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等;第三类是以教育学立场与其他学科立场对话交流为基础,通过方法、理论等层面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称为教育学交叉学科,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第四类是对教育学自身发展研究所形成的学科,称为教育学元学科,如教育史学、元教育学等。[3]应该说,类似对教育学学科分类的研究,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不无启迪。
(四)直面新时代重大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注入强大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系列重大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摆在教育理论研究者面前: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本、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深化课程改革、“双减”、劳动教育等。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教育理论研究者坚持从政治上看教育,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运用教育学术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诠释、探索,为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学理上的支撑与说明。而且,在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时代之问”过程中,一方面,使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获得了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也为教育学学科知识提供了新的“养料”,大大丰富了教育学相关学科知识的内容。比如,教育学原理中,围绕教育目的重在探讨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教育管理学中,围绕学校管理重在探讨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德育原理中,围绕立德树人重在探讨提高思想政治课针对性有效性、“五育”融合问题;教育政治学中,围绕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重在探讨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教育治理中的地位作用问题等。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互动、学术与学科的双向滋养,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输入了新鲜血液,凸显了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中国特征。
(五)中国教育史、家庭教育学等“冷门学科”得到深化研究,教师教育学、社区教育学、终身教育学等新兴学科崭露头角
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有一些学科属于关注程度高、实践影响大、专门研究者多的热门学科,如课程论、教学论等,但也有一些学科属于平时关注程度不太高、影响力不是很大、专门研究者较少的冷门学科。在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大家族”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科间的冷热不均虽属正常,但如果差异悬殊、差距越拉越大,也会影响这些学科的发展进而影响学科体系的整体构建。毕竟,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没有其他学科的完善和提高,某一两门学科的“一枝独秀”、“光彩艳丽”也走不长远、不会持久。教育史学异军突起。近年来,对历史的回望与反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推进了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借助于一系列高质量论著的出版、发表,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进入“高光时刻”⑤。与此相关,一门平时不太引人注目的学科——教育史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门学科以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各历史时期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进程与特征,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客观规律,为解决当下教育问题提供启示借鉴。[4]其他一些学科,如家庭教育学、教育信息学等也随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起较多关注。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大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学校不能承担教育的全部使命,今天的学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受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人生的扣子从第一粒不能扣偏;这种家庭教育理念的确立以及“双减”等教育政策的推进,使得研究家庭教育问题的家庭教育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到来,智能化、信息化、大数据、元宇宙等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元宇宙+教育等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教育领域数据的采集、整理、传输、存储、安全、分析、呈现和应用等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技术区分度越来越大,教育信息学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教师教育学得到较大发展。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高质量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教师队伍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教师教育大踏步向专业发展体系迈进。[5]随着教师教育专业在一些师范院校的设立和教师教育学院的成立,以研究如何培养合格乃至优秀的教师并促进其专业发展为己任的教师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大家重视。⑥社区教育学、终身教育学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努力建设“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实践经验的总结及相关理论的拓展深化,催生了两门新的学科——社区教育学和终身教育学。这两门学科的诞生,弥补了原有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不足,使教育学学科体系框架更加完善。[6]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取得了长足进步,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但是,与构建中国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使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教育学术之林的总体要求相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对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新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围绕“两个结合”尚需开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尚未实现学科自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7]中国自主的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不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简单延续,不是其他国家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转换迁移,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具体到教育领域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教育原理同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展示理论阐释力、形成话语说服力的关键。一方面,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教育原理为指导,回应实践需求,探索新时代教育问题、应对新时代教育挑战、阐发新时代教育理念,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教育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教育学学科体系的融合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学科自立,进一步彰显教育学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就“两个结合”而言,当下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一是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如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在来看,在阐释、深化研究上还有比较大的空间。二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重大命题的研究。比如,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背景下,理解认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涵义,理解认识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理解认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等等。三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结合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开枝散叶,成为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相贯通相契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逻辑力量。这方面的研究与论述还相对匮乏。
(二)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主体性原创性不足,与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主体性原创性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关键,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9]。教育学学科体系能不能形成中国特色,能不能影响世界,至关重要的是要看在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中有没有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和卓越的原创能力。
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主体性突出表现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上。“不忘本来”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构建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以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教育智慧和教育思想为根基构建具有独特风格和表达方式的知识体系,形成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独特优势;“吸收外来”意味着,坚持教育学学科体系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吸收借鉴世界上所有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优秀成果,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与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有机融合在一起,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走向世界的主体自觉;“面向未来”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断赋予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新的活力,提供新的更坚实的理论支撑,推进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走向世界。总体来看,在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不忘本来”上,需要进一步深刻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思想并结合当今时代教育实际加以转化和创新;“吸收外来”上,需要进一步加大批判继承的力度,彻底改变“言必称希腊”的教育学学科建设现象;“面向未来”上,需要进一步站在中国教育乃至人类教育未来的角度观察分析学科体系建构问题。
原创能力是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核心竞争力。任何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教育现实问题;反过来,任何重大的教育现实问题也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便是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这样的学理性很强的问题,也绝非纯粹思辨的产物。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如何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将评价改革的各项政策要求落到实处?如何建立核心素养与课程、教学的内在联系,充分发挥各学科课程、教学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的独特育人价值?如何做到既面向全体又注重个体差异,既做到因材施教又保障每一个人公平的受教育权?如何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学术、学理、学科的角度对诸如此类问题进行回答,并在解答问题基础上凝练创新,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原创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把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经验总结好,就越有可能为解决世界教育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也就越有可能加大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在世界的分量、增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在世界的发言权。原创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是今后我们努力的重要方向。
(三)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缺乏“大教育”视野,研究领域有待拓展
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是涵盖各分支学科、各类型教育、各阶段教育的,以教育问题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学科有机组合。它是学科间以结构的形式构建起来的整体。在其体系构建中,任何学科的“缺席”和“失位”、任何学科存在明显“短板”和“弱项”,都会影响整体体系的建构与运行。
从我国现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情况看,各学科发展差异较大,各级各类教育问题的关注程度差异较大,学术积累和影响力差异较大。在各教育阶段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较受关注,研究成果丰硕,与此相关联的学科发展较快,而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关注度较低,论著发表、出版的平台不多,研究生学位点也较少。在年龄对象上,青少年教育研究较多,积累的研究成果甚是丰富,而对老年人的教育关注不够、研究不多。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活到老学到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探讨,相应的学科也需要建立。[10]在教育形式上,学校教育是研究重点。教育学很大程度上是学校教育学,教育管理学主要是围绕学校管理学展开,对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研究需要加强,真正的家庭教育学、社区教育学学科还没有完成建立任务。在教育形态上,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教育或者说国民教育研究较多,而军事教育、干部教育等鲜有研究者问及,尤其是干部教育具有浓郁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大“秘钥”,是解释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的重要依据。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从事专门研究,干部教育学或者领导教育学也没有真正确立。[12]在区域教育上,研究的重点在城市教育,很多教育理论和教育论断是围绕城市教育建立起来的,存在对农村地区教育或多或少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在教育方法上,研究线下教育较多也较集中,对线上教育研究不多,对线上线下教育如何实现融合也缺乏有深刻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在教育外部关系上,研究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关系的论述较多,但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如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研究不多。
研究视野的拓展,是构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如果研究者在实践中对相关教育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没有形成相关的概念范畴、基本命题、基本原理,相对应的学科就无法建立,学科体系的构建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从真实问题出发,着眼于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需求,通过理论探讨和学理研究解答实践疑难、回应实践关切、诠释政策要求,进而建立和完善对应的教育学科,是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研究视野拓展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各学科研究问题的统合,以重大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为牵引,把各学科研究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教育学学科体系整体的诠释力,体现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的“教育学立场”。
(四)教育学学科同质化特征明显,学科体系构建的内外部逻辑关系有待理顺
从理论上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应该是边界清晰、各有侧重、相互协同的学科间的结构联系,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各学科的自立和充分发展。近年来,教育理论研究者中出现的一种趋向,对这样的学科体系构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即,各学科研究者“不约而同”关心关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对这些实践问题进行探讨评析,形成教育问题“聚焦研究”的虹吸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作出回答,学科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描述教育现象、解释教育问题、预测教育未来,对热点问题的研究能彰显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立场和存在价值;但对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来说,带来了一系列隐含或显在的危害:各学科研究领域趋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弱化、模糊;属于本学科研究范围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学科代表人物本学科的身份特征不明显;学科自身的成长发展受限,学科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差异性、个性化地位下降,等等。聚焦教育实践本无可厚非,关键是体现学科立场、发出学科声音、彰显学科价值,发其他学科之所未发,见其他学科之所未见,在学科与实践问题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学科的发展,使学科傲立于教育学学科体系之林。
与学科同质化相关联的,是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中的内外部逻辑关系问题。教育学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从单一化向专门化、多科化进而系统综合化发展的转变,其学科类别可以作多个不同角度的划分。比如,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可分为基础学科、主干学科、支撑学科、交叉学科,或称为重点学科、特色学科、新兴学科和相关学科;从学科门类的角度,可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从学科层次的角度,可对教育学科门类下各学科进行再次分级,如一级学科:教学论、二级学科:学科教学论、三级学科:小学XX学科教学论和中学XX学科教学论,等等。呈现出多层次的梳状结构。现有的教育学学科众多,但相互之间的关系还远未理顺,学科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尚不明确。如,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哪些属于基础学科、哪些属于主干学科、哪些属于支撑学科或交叉学科,迄今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属于基础学科,哪些属于应用学科,也不甚了了。再如,教育学原理与教育基本理论有哪些异同?[13]能否相互独立?课程论与教学论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能否各自独立?[14]德育原理与教育伦理学是何关系?教育人类学与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是何关系?教师教育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如能的话,它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居何地位?类似问题,在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外部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理顺,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也是有生力量。它的成长发展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吸取营养,既遵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一般规律,又体现自身学科的鲜明特征。因此,教育学学科体系与哲学学科体系、政治学学科体系、社会学学科体系、心理学学科体系等相互之间的互动、共生、协同等关系,需要进一步澄清。
(五)教育学学科体系中交叉学科发展缓慢,回应现实关切不够
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由若干学科组成,在教育学“家族”中,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瞿葆奎先生曾沿着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深刻考察教育学学科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对我国教育学学科构成作了深入分析。他以研究对象为标准,首先把教育学学科区分为两大类:以教育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和以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前者如元教育学、教育学史。后者由三类组成。一是把被运用学科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的,其中分为三种情况:分析教育中的形而上问题,如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分析教育中的社会现象,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人类学;分析教育中个体的“人”,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生理学。二是采用被运用学科的方法,其中分为两种情况:运用方法直接分析教育活动,如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研究如何运用方法来分析教育活动,如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三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解决教育的实际行动问题,其中分为两种情况:分析与其他领域共有的实际问题,如教育管理学、教育技术学;分析教育领域独有的实际问题,如课程论、教学论。[15]这一对教育学学科的分类,把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在一起,全面系统把握了教育学学科整体。从其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交叉学科占了很大比重,甚至从学科数量上远高于教育学自身分化出来的学科。无论是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伦理学,还是教育管理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都是教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在高度融合基础上交叉形成的学科。这些学科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水平。从近年来的研究情况上看,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交叉学科发展较为缓慢。虽然各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搭建了许多新的研究平台,培养了不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但学科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贡献度、显示度似不太高,由学科出发经由对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概括而成的概念、命题不太多。
同时,本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由教育研究的介入而滋生的新的交叉学科也未受到应有重视。比如,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教育与政治的联结已越来越紧,坚持从政治角度看教育,从政党、政府治理的立场分析教育问题,也已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但教育政治学或者教育政策学还没有能够实现自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生态文明建设已走向深入,但教育生态学似少有人问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也给学校管理和师生生活带来很大挑战,师生身体健康、校园防疫安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大家关注,但是教育卫生学的构建也并未提到议事日程。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路向
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需要方方面面付出长期努力。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建设教育学学科体系,既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尤其是学科建设管理部门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破解制约学科体系构建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也需要广大教育理论研究者把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作为集体攻关的重要课题,打破理论屏障、创新研究范式,以问题为导向,建立起学科间的逻辑联系,形成严谨、新颖的学科体系。
(一)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提供思想引领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16]马克思主义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根本指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提供价值引领,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学科自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学科创建。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积累和学术成果,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之中;围绕教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教育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与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相联系,实现“史论结合”。
(二)扎根中国教育现代化实际,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总体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伟大实践,在这一伟大实践活动中,教育居于重要的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地位。按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步,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17]这也意味着,到2035年,教育等领域要比其他领域提早15年实现“强国”目标,达到“现代化”标准。此外,即使在六个率先实现现代化⑦的领域中,“教育”也是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没有教育的发展,无法想象科技发展、人才辈出,难以实现文化繁荣,体育健康无从谈起。教育先行现代化,是社会其他各领域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保证。以教育现代化为龙头,带动方方面面现代化的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亮色。伟大的实践变革,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引,同样也会催生新理论、新学科的诞生。马克思(Marx,K.)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18]围绕时代的“教育之问”,把教育研究的触角伸展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深处,以教育理论特有的方式切中和穿透教育现代化中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提升把握教育时代问题的理论洞察力、理论解释力,形成具有新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教育学概念和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教育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是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必由之路。
《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按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要求,促进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9]具体到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来讲,离这一要求还有一定距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征程中,提炼概括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在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性之间找到教育学学科建构的结合点,是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前提和关键。一方面,从教育学学科体系总体格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理论研究,加大顶层设计力度,对学科体系整体予以更加科学的把握。另一方面,从不同的学科类别上,也需要根据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知识创新的实际等作出调整和变革。比如,基础学科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切实增强理论诠释力;重点学科需要进一步彰显优势、突出特色,代表教育学科“发声”,体现教育学科特征;交叉学科需要进一步加大“交叉”力度,真正做到融合发展、创新发展;新兴学科需要有一系列支持鼓励措施,促使其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脱颖而出;冷门学科需要做到发展有平台,学术有后人,成果有影响,与其他学科携手成长、共同发展。
(三)树立“大学科”意识,在学科分类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学科间的融通与融合
在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中,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领与依托。无论是“新文科”建设对教育学学科体系完善的外在推动,还是教育学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对学科体系调整的内在需求,都推动着教育学学科体系向着类型齐全、体系完备的方向综合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学科分类发展基础上的融通、融合问题。
学科是人类思维局限性的产物:事物本来是作为整体存在着的,由于人类认识的限制,无法从整体上进行总体把握,因而产生从学科上的认识划分。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Plank,M.K.E.L.)在《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它被分为不同的领域,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20]出于认知上的便利,人类将整体性事物通过分析划分为不同的方面,再借助于这些方面的学术积累形成不同学科。教育学也是如此。教育上的任何问题都是以整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更是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在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中,我们既要有分类思维,运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细分对教育学各学科进行区分,也要有综合思维,打破学科的壁垒,以“大学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促进学科融通。通过学科间的对话交流,形成对教育改革发展时代问题的总体把握。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教育学学科体系在建构中的融合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新时代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守正创新,既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也要借鉴吸收外来先进知识经验,在融合中找到中国特色与普遍性之间的交汇点。类型齐全、体系完备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只有在行进中既融通中国教育价值观念、中国教育传统,又融合现代教育研究共同方法手段、他者教育理论参照,才能使“中国特色”走到实处,走向深远。
(四)培树一批教育领域的战略型研究人才,推动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21]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一项要求高、任务重、责任大的系统工程,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完成。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教育学领域的战略研究人才。战略研究人才不仅是教育科学研究队伍中的“佼佼者”,还应该是“战略家”,是有高尚的家国情怀和高超的管理才能的关键人才。他们能够从教育学学科体系国家发展的高度,深刻理解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规律,深刻理解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体互动关系;具有强烈促使教育学学科体系自立于哲学社会科学之林、世界教育学学科体系之林的觉悟、责任和信心,对于教育学学科体系发展有高度的国家责任感。这样的战略型研究人才对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来说至关重要,毕竟,无论是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是学科体系,都是由人来构建的。战略型研究人才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关键人物,发挥着把握方向、宏观规划、统筹协调、协同攻关、团队建设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这样的“帅才”,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五)加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教育研究者的理论思维水平
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架构,各分支学科按一定的结构组合在一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越是规模宏大的组织体系,越需要打牢基础、筑牢基石。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有一门学科现在一般用教育学原理来指称,即教育基本理论。这门学科在教育学学科目录中虽然不再出现,但其研究旨趣却是当下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中需要进一步强化的。按照卢曼(Luhman,N.)的观点,学科是在一定规范指引下,由诸环节和层面构成的相对自主的体系,这一体系最内核的部分,就是对该学科存在和运行的理论预设的自我理解,它要求回答: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独立的研究方法论为何?它要处理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否形成了成熟稳定的概念和术语体系?等等。只有这些问题获得了深刻阐明,各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才可获得可靠的根基。[22]放大来看,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也是如此,需要研究者在不断的反思和重构中推动学科体系构建的深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思和重构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项需持续进行的理论任务,它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教育学学科体系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
恩格斯(Engels,F.)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所谓的“辩证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23]对于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来说,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可以说,理论思维的水平决定着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水平。研究者捕捉把握教育时代性问题的洞察力、分析提炼教育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回答解决教育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既是教育学研究的目标,也是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体现。近年来,出现一个颇应引起大家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围绕新时代重大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的研究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成果繁多,但缺乏概念、范畴的提炼;命题的确立、原理的总结,缺乏与既有学科有机融合,导致已有学科仍沿用原有的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个中缘由,与研究者缺乏理论概括的敏锐性、理论提炼的思辨力等有着密切关系。理论思维一般包括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两方面,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就哲学思维而言,它以辩证、批判、超验为特点,用发展的、联系的、对立统一的观点看待问题,对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中的各层面、各环节问题进行抽象把握,同时又注重从整体上考察各要素、各方面在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联系。
注释:
①比如,顾明远先生的《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个着力点》,等等。参见:顾明远.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个着力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8.
②比如,《教育研究》杂志社2022年第1-12期和2023年第1期连续登载了一系列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文章。
③比如,2019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在河南大学召开2019年度学术年会暨新中国70年教育学发展与反思研讨会。会议总结教育学在宏观研究、教育学教材建设、教育学分支学科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提出要积极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2020年11月,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组织召开全球教育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暨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21年7月,由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第四届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等;不少院校结合一流学科建设,组织召开了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④比如,周洪宇等的《新中国70年教育回顾与展望》一文。参见:周洪宇,李忠.新中国70年教育学回顾与展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2-26.侯怀银教授领衔编撰《共和国教育学70年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发行。《丛书》共12卷,包括:总论卷(上、下)、教育哲学卷、课程与教学论卷等,贯通了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各学段,横贯普通教育、成人教育。靳玉乐等的《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百年探索的文化品格》一文。参见:靳玉乐,赵瑞雪.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百年探索的文化品格[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2(2).
⑤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著作。比如,孙培青、杜成宪的《中国教育史》、任时先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下册)》、杜成宪的《共和国教育70年》。其中,《共和国教育70年》将共和国教育史划分为四大阶段,即1949-1966年、1966-1976年、1976-1992年、1992-2019年,依次列为四卷,名之《筚路蓝缕》、《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乘风破浪》,展现了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生动画卷。参见:李宜江,吉祥佩.近二十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考察——以《教育研究》等三种教育学术期刊论文为例[J].教育史研究,2020(2).
⑥有研究认为,“教师教育学”是“一门有关教师教育活动和教师教学工作的基本原理或是方法论的学问”。参见:陈永明,王健.“教师教育学”学科建立之思考[J].教育研究,2009(1).有研究强调,“教师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重在探究当代教师培养与成长的特殊性规律”。参见:王健.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中的立场与视野[J].中国教育学刊,2011(7).还有学科概念本身研究。参见:杨跃.“教师教育学”刍议[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⑦六个率先实现现代化,即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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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Zheng Jinzhou
Abstract: Si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for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er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is work has made the following progres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llow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Marxist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a basic discipline in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have gaine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os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has achieved development through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self-reflections; the research into major issues on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 has injected strong vitalit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such “unpopular disciplines” as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have been further studied, and a number of new disciplines have emerg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For example, Marxist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have not yet become a self-reliant disciplin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lacks subjectivity, originality, and a “big vision of educati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s need to be straightened out,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s slow, and the response to practical concerns is insufficient.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will tend to guide ideology by deepening the research into Marxist theories of education, improve the practice-oriented overall layout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ster an awareness of “big disciplines”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based on classifie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cultivate a contingent of strategic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deepen thinking by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into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Key words:new era;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dagogy;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for pedagogy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