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苏区教育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创建，处于一个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中央苏区开展的以学校为主要阵地的各级各类教育实践，为苏维埃政权培养了各种人才，开创了人民教育的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一系列教育理念和具体实践，推动中央苏区教育成功运转并取得斐然成绩。不仅实现了革命任务与教育工作的统一，其体现出的鲜明政治性、广泛群众性、深入实践性、充分协调性和突出创造性，是这一次成功的伟大实践探索中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对当代教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教育建设；实践探索；经验特点
教育历来都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时代发展的进步，其地位不断得到强化与提升。面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单独作为一个部分，也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教育实践的探索，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在艰难的环境中建设和发展，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教育事业的先河。
中央苏区由赣西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期间创建和发展的，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中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在这片土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展轰轰烈烈的军事斗争和革命建设，成为当时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和榜样。中央苏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为当前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
一、中央苏区教育创建的时代背景
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中央苏区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境内地势险要、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其中又有低落山势作为交通隘口。尤其是赣南山区，既有九连山和武夷山作为屏障，又毗邻闽西、粤北的广大腹地，远离城市。这样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各军阀统治的边缘薄弱环节，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场所，也为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分可能性。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时全面分析了革命形势：“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1]他提出建议，在各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但是，偏僻的边界山区既存在经济基础的缺陷，又有思想文化更守旧、教育基础更薄弱、治理更困难的挑战。在1930年的走访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寻乌县不识字者达60%，“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2]，当地吸食鸦片和女人缠脚的恶习积重，民间疾病瘟疫流行。1931年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占有江西省瑞金、宁都、广昌、石城、黎川、于都、兴国、会昌、寻乌、安远、信丰，福建省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建宁、泰宁，共21个县城，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3]。短短两年后，中央苏区面积已扩展为8.4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53万[4]。面对日益扩大的行政管理范围，如何切实改造落后的教育情况、破除封建思想，是中央苏区扎根地区、扩建根据地和动员群众的重点难题。同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反复“围剿”，广大军民处于频繁作战的环境里。因战局不断变化，中央苏区时期的边境也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进行教育工作的条件十分困难。
二、中央苏区教育的理念创新
中央苏区教育工作经历了由“破”到“立”的过程，这背后离不开教育思想的指引。1931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产生了工农民主教育思想的萌芽，在异常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在根据地创建中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对革命事业的作用，并依据斗争形势和人文特色进行中央苏区教育的理论研究、道路实践和规范创新。一些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毛泽东结合早期在教育实践和根据地创建中的收获，探索苏区教育发展道路。毛泽东认为，教育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否则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任务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作了深入分析，并告诫大家：“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5]，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苏维埃教育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6]，还指出苏维埃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7]。在中央苏区的教育实践中，他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并得到了较好的运用。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思想是立足中央苏区实际，基于服务革命斗争的定位，把一切关乎群众实际生活作为出发点，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作为原则，用理论联系实际，以动员群众、实际解困、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确立能造就文明幸福之人的中央苏区教育宗旨。
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徐特立入党之后，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探索不断地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鲜明主张，而他强调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典、显、浅”的教学原则和身体力行的精神底色在苏区教育建设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针对根据地群众思想封建、普遍文盲的情况，徐特立发起识字运动，分四个环节推进：小组编制、组长训练、读写比赛和编印教材[8]。同时，徐特立采用深入乡民、设立字牌、耐心说教、互教互学的方式，总结出“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群众扫盲教育方法。针对根据地战事频繁、师资紧张的问题，徐特立结合游击战争的特点，提出“教育跟着战争跑”的策略，发动各地兴办列宁小学，他还创办教师培训班和列宁师范学校，亲自授课，以解决文教工作者和教师资源紧缺、战时教育连续性受阻等问题。针对根据地经济拮据、物资匮乏的情况，徐特立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办学形式。在教学环境上，提出不拘泥于形式，如创办红军学校时，校址曾先后设在瑞金城东谢氏祠堂、瑞金城外两山相夹的大坪地；在课程设置上，通常就地取材，如红军大学的第一堂“木工工程”课，让学生自己修建校舍、宿舍、礼堂等设施；在学习时间上，多为短期，一般半年，少则二三个月，以速成的方式培养战时急需人才；在教学形式上，从各地实际出发，设置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等。此外，徐特立在管理教育行政时，崇尚贴近群众，反对形式主义。他拟定《识字运动》《识字运动办法》等文件，行文通俗易懂，置于课本卷首，使教员和学员都能在几行字内理解要义和做法。这是他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独到管理方法。他在督查教育建设时，注重讲真话、办实事，反对弄虚作假。如，当时汀州市教育科科长和两个科员假意推行苏区教育，实则维护封建教育，他们私自起草办学条例、蒙混督查人员检查、拒不执行管理要求等行迹被徐特立公开披露在《红色中华》报上[9]。徐特立主持教育工作时，身兼校长、教师，深入乡民家庭做思想动员，和师生同甘共苦、修缮校舍，还编写《共产儿童读本》《竞争游戏》《国语教学法》等多种教材。他在对待工作人员、教师与学生时，以身作则、宽厚待人。他对待爱学习、想看书的人，总是会告诉对方怎样看这本书、重点领会什么问题。当瞿秋白提出创办中央苏区图书馆时，爱书成癖的徐特立马上“捐献”十几本好书[10]。徐特立用革命的精神、革命的办法、革命的行动，创办为工农和苏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新教育，极大促进了苏区教育工作，为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瞿秋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主持教育工作，对苏区教育作出了有益努力。第一，抓紧抓实了苏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他先后主持修订苏区教育法规，颁发有关教育工作章程条例，使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在办学方针、教学原则、课程设置、师资建设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有规可依、有章可循。第二，促进苏区革命文艺运动和艺术教育发展。他到瑞金不久，便提议将工农剧社附设的蓝衫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选拔优秀青年进行培养，举行盛大会演，组织巡回下乡，开展了一系列大众文艺活动。第三，结合地方特色创新教育新形式。他把江西、福建一带的民歌、山歌做了改造，来丰富曲调或更换歌词，并发展了舞剧等教育新形式，用大众化的红色歌曲进行革命宣传，鼓舞了群众参军革命的斗志。瞿秋白本着满腔热血创作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苏区文艺事业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成为中央苏区文艺工作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三、中央苏区教育发展的实践探索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一教育方针和中心任务经历了一段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的过程，在中央苏区教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儿童教育
中央苏区的普通教育主要是儿童教育，这也是为苏维埃政府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为保障适龄儿童入学受教育，中央苏区在招生、学校建设、教学方法和师资、教材、经费等各方面都做出具体要求。1930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具体讨论了小学教育问题，决定编写《教学法》一书。此书对闽西苏区各级劳动小学改良教授方法、运用新的教学方法提出指导，对提升教学质量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从1931年11月开始，苏区政府颁发法令和条例，宣布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规定课程和教则，提出在小学教学中注意方法的运用。1932年《苏维埃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普遍的设立列宁小学，实施免费教育，凡在七岁至十四岁的男女儿童得强迫其入学”[11]。1933年《小学教育制度草案》《小学课程与教则草案》中明确要求“乡村每人口五百人甚至不满五百人设立一所小学校。城市及大村庄，须集中开办大规模的模范小学校”[12]。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再一次强调“小学教育的目的，要对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分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依据革命根据地建设实际，中央苏区在教育经费上实行地方教育经费自给，通过群众、师生的生产劳动和节俭办学等办法来筹集办学经费，同时对于学校教育教师的培训、岗位管理、考核、待遇等方面也有一套完整体系，保障教师队伍和教学质量的稳定。经过努力，中央苏区共建立3199所列宁小学，收纳学生约10万人。并且创建了补习学校4562所，识字组2.3万多个，俱乐部1900多个[13]。学校的设置基本满足了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需要，普及儿童教育取得显著的成绩。
（二）干部教育
随着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革命队伍中干部数量缺乏，素质也亟待提高。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造就大批军事干部和建设人才，就成为中央苏区教育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围绕提高干部自身的思想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央苏区干部教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的干部教育和培训体系。干部教育的培养目标尤为注重政治理论水平和实际的工作能力，强调培养能够“掌握政权的干部、掌握武装的干部、领导群众斗争的干部、掌握技术的干部”。红军士兵教育和红军干部教育是苏区教育建设中最先着手进行的，由最初随军性质的教导队或训练班，发展到一系列稳固正规的红军大学、红军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红色医务学校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更加广泛的干部学校相继建立，革命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思想政治过硬、业务水平扎实的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1932年《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问题的决议案》规定“政府的委员，城苏、乡苏的全体代表及工作人员之不识字者，必须全体都加入识字班”[14]。1933年3月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正式建立，7月中央教育部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创建，8月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创办，9月苏维埃大学正式招收学员。同时，苏区还成立了中央农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专业学校。为应对残酷革命斗争下的干部学习需要，中央苏区除兴办各种干部学校外，还普遍开设各类短期培训班，教学内容精炼，教学形式灵活，并配套完善的干部教育机构和系统的教育培训制度。在明确的目标、多样的形式、规范严格的制度下，中央苏区的干部提高了自身政治水平和党性修养。经过干部教育，中央苏区干部的质量明显提高，队伍得到壮大，一大批党政干部迅速成长，成为苏维埃运动的骨干力量。
（三）师范教育
办教育关键在师资，中央苏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基础极为薄弱，因此必须在尽可能利用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工农群众自己的红色教员。1930年7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创办列宁师范学校；1932年2月，徐特立创办闽瑞师范学校；1932年10月，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建校；1934年后，中央教育部把培养师资和教育行政管理人才的学校统一规划为小学教员训练班、短期师范、初级师范、高级师范等4种类型。苏区的师范教育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形成了以列宁师范学校为代表的苏区师范教育模式，为各级各类学校输送了一批教师，缓解了当时教育发展需要与师资力量短缺的矛盾。
（四）职业教育
围绕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生产生活而开展的职业教育，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确保了革命斗争的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需求。中央苏区职业教育主要以女子职业学校和短期职业中学为主，学习内容涉及无线电通信技术、伤病护理、缝纫、染织、编物等。短期职业中学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为了适应反“围剿”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而开设。同时，上述干部教育和师范教育建设过程中开始的普通师范学校、干部学校和红军学校也设有相应的职业教育课程。此外，为了培养有关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业务人员，苏区开办有银行专修班、税务训练班、商业学校等职业学校，苏维埃政府直属企业、税务、商业也对职工开展职业培训，开办学校或训练班。这些都成为当时职业教育的有利补充，培养人员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走向了工作岗位和战争前线。
（五）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革命根据地教育人民大众、巩固革命基础的重要途径。中央苏区建立各种机构，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多种渠道开展社会教育。1933年颁布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规定，在省、市、县等成立社会教育科，主要负责管理俱乐部工作、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革命博物馆及巡回演讲等。1934年苏维埃政府又在中央教育委员部下设社会教育局，将社会教育交由社会教育局和艺术局协同管理。为了与领导机构相配套，中央苏区又出台了相应政策，用以指导社会教育的开展。如，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消灭文盲决议案》《夜校办法大纲》《夜校及半日学校办法》《业余补习学校的办法》《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一系列政令法规。在领导机构和相应政策的指导下，中央苏区借助具体的实施机构发起各类社会教育活动，如苏区扫盲运动和各类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中央苏区充分运用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的教育方法，以识字班、识字牌、识字站、俱乐部、戏剧、报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让群众的文化水平获得提升。
四、中央苏区教育的经验特点
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在艰难的环境中建设和发展，实现了革命任务与教育工作的统一，其体现出的鲜明政治性、广泛群众性、深入实践性、充分协调性和突出创造性，是这一次成功的实践探索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一）鲜明的政治性
中央苏区教育重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把握正确的建设方向。这种重视体现在中央苏区对教育问题研究讨论的次数多、领导人对教育工作投入关注的精力多等方面[15]。在短短几年的创建发展过程中，党内有人也一度出现过忽视教育、取消教育的错误倾向，但正是因为对于教育工作方向的科学把握和充分研究，使得中国共产党力排困难与错误思想，保证了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同时，始终强调思想政治的教育，筑牢革命建设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中央苏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依靠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通过教育唤醒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凝聚和激励工农群众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动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央苏区民众的心中发芽，有效巩固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央苏区在各级各类教育开展过程中，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信念培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为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有效提高了军民革命觉悟和革命热情，使得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二）广泛的群众性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发展，也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第一，依靠群众不断完善办学基础。中央苏区地域偏远、人口分散、物质匮乏、文化基础差，在这样的条件下办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教育也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民群众通过集体开荒、运输、打柴和募捐筹集来解决办学经费，通过劳动互助组帮助教师代耕或通过小商业营生解决教师生活费；师生自建校舍，自造文具与教学用具，通过参与生产劳动和勤工俭学解决学习生活开支。第二，依靠群众灵活解决师资问题。一方面，积极改造旧知识分子，号召引导他们为中央苏区教育服务；另一方面，通过群众推荐，选拔生产生活中的专业能手为师，利用“小先生制”等教学理念，形成先生教学生、学生教学生、学生教先生的互相学习方式。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根据地师资不足和短期内师资培养需求压力大的问题，使得中央苏区各级各类教育和扫盲运动蓬勃发展。第三，师资来源于群众，教学内容来源于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央苏区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编订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和根据地革命斗争与建设的需要。
（三）深入的实践性
毛泽东和徐特立都曾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思想符合根据地发展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教育教学形式和内容也在加紧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面对植棉问题时，由于当地农民没有植棉经验、教师不懂植棉，也没有植棉的书籍，甚至连同样品种的棉籽都没有，徐特立为此编写了《农业常识》，并组织人员针对植棉的旱涝、品种、施肥、播种等问题开展试验，取得了丰富的植棉经验。同时，在群众集体劳动的场所宣传教育政策，各校教师利用集合和休息时间为群众读报刊、讲时事、介绍生产情况和模范事例，组织群众在滩地上练习写字和做计算等。中央苏区教育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充分的协调性
中央苏区革命建设过程中，教育发挥着革命战争时期的职能和作用，尤其需要重视教育对经济、政治、军事发展等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协调促进。毛泽东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里明确提出了教育要为革命战争与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服务，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对苏区教育建设的科学指导。为了支持革命斗争，苏区先后建立大量的军事院校，不断对军队干部士兵进行在职教育，培养了大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高级政治和军事领导干部，也让许多官兵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为后期革命斗争储备了革命人才。为了支持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充分考虑根据地不同情况的群众教育需求，发展儿童教育、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社会教育等，迅速提升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能力，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扩大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作了充分准备。
（五）突出的创造性
中央苏区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建设的早期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面向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群众办教育，这样的教育实践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而与之配套的教育建设，要求与工农革命的发展相适应，这就需要对中央苏区教育工作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因此，这样一次成功的教育实践还呈现了突出的创造性。无论是中央苏区的教育领导和管理制度，还是办学形式、教学学制、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都是在领导干部、人民群众、教师及学生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推进的。教育不拘泥于常规形式，根据局势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就办什么样的教育，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针对性地调整和改变。中央苏区教育建设过程中，以因陋就简、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教育事业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五、结语
中央苏区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严峻的矛盾斗争中，一方面是“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是中央苏区关于文化教育“建设”与“取消”、教育实施者受“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进退两难”，由于缺乏经验，使得苏区教育呈“波浪式”“阶段性”的发展特点。根据“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及“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总方针，苏区群众扫盲活动和儿童教育等蓬勃开展，干部教育更是发展迅速。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学校、戏剧学校等先后在江西瑞金建立，并配有自编教材。如， 1931年创建的红军大学，作为红军最高军事学府，培养了大批骨干，其大批学员在红军北上抗日时填补了各军团的缺额。截止到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2932个乡中，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达94517人，有识字组（不含福建）32388个，组员有155371人[16]。同时，为了补充师资，中央苏区创办了教员训练班、列宁师范学校、干部学校和各类职业学校，保障了苏区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后，日趋稳定的中央苏区教育走向规范化，修订颁布苏区教育法规和有关教育工作的各类章程条例，同时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丰富和创新了中央苏区教育的宣传形式和内容。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央苏区教育从初期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发展到长征前夕的小有规模、独具特色，实属不易。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培育形成的苏区精神。以毛泽东、徐特立、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重视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身体力行的精神本色、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之后进一步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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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Chinese Soviet Areas
Fan Jing
Abstract: The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Chinese Soviet Areas was founded in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and was in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ts educational practices at all levels and of various types in the Central Chinese Soviet areas, with schools as the main front, cultivated talents for the Chinese Soviet regime, created a precedent for people’s education, and contributed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ideas and concrete practices of the early communists promoted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Chinese Soviet areas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t not only realized the unity of the revolution and education, but also reflecte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political, broad masses, in-depth practical, fully coordinated, and outstandingly creative. It is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experience drawn from this great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s;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ence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