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对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也让民众满怀期待，毕竟当下的教育有诸多矛盾。教育人工智能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用未来技术解决当下教育问题”这一错位的思路之上。现阶段教育的根本矛盾是价值选择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非技术所能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越来越多的代替人类劳动，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教育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劳动，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不应该以效率为目的，而应该志在改善人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育矛盾；索洛悖论；教育人工智能发展
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事。有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比较乐观，认为人工智能对当下的教育具有破局之功，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全面理性地分析。
历史上，先进技术应用于教育成为Edtec（教育科技），其中有太多一闪而过且让人失望的事件；早期的幻灯、电影、电视；中期的多媒体、网络课程、电子白板；近期方兴未艾的智慧教育、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但凡一项新技术出现，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人们总是会尽力将其引入教育，甚是有时候会声称教育要“革命了”。然而，教育的现实和历史表明，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并不是革命性的。教育技术的发展是客观必然的，失望与怀疑之后，继而又是希冀与期待。我们应该学会平静地面对、理性地思考、慎重地应用。面对智能时代的到来，希望教育人工智能切实发挥出技术的优势，不再是一场喧吵过后变成历史碎片。
一、美好的幻影：用未来技术解决当下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教育需求，更多的是期待能够接受灵活的、优质的、个性化的、终生的教育，而目前的教育服务的主要方式，更多的是基于学校的、标准化的、班级的、供给驱动的服务方式”[1]。这一断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各类非学校教育形式和资源存在的价值提供了话语支持。但是，从当下的我国教育现实来看，教育实际上依然发挥社会分层的作用，获得稀缺的教育资源，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占有优质社会资源。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教育的首要问题依然是，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渴望与教育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现阶段，尽管中等职业教育有不错的发展，但是，广大民众仍然非常希望孩子能通过普通高中进入高等教育系统，毕竟二者未来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不同；其次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问题，此“优质”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表征。对于基础教育而言，优质意味着高的升学率；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优质意味着该校师生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力。对于民众而言，关心更多的是前者，毕竟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分筛器，考试文凭作为职场进阶的通行证，是社会现实状况。
在诸多社会性活动中，在校学习给个体带来的苦难最为漫长、刻骨铭心。上大学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很多人做过与考场相关的梦。除了少数天赋异禀之人，多数人都体验过学习之苦。知识获取不同于物质财富的积累，知识无法作为遗产过继给自己的下一代，无论谁家的孩子，都必须从头开始新一轮的竞争。家长们自己吃过的苦，看着孩子再经历一遍，万般无奈之中寄希望于先进技术，也在情理之中。
越来越多的技术渗透于社会生活生产，每一个人都受益于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影视作品、各领域学者和商人们把人工智能描述成可以战胜人类的存在。在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现在的许多教育问题都有被解决的可能。比如，给学生造成苦难的知识记忆问题，将来微型芯片无创伤植入人脑，或者穿戴设备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人脑的神经信号的解析与编码，从而免去人们诵读记忆之苦；可以避开各种困难知识的学习，人们无须再去进行繁杂的理解、计算、推理，这类事情交由人工智能完成。
事实上，这些良好的愿望都是建立在“用未来技术解决当下问题”的假设之上。人工智能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也许，人工智能终究不过是一场梦而己[2]。人工智能的幽灵正徘徊在中国学界的上空，为了在道理上化解这个幽灵带来的恐惧，学者扮演起驱魔人的角色，然而，驱魔的圣水所掷向的大多是人工智能的智性潜能[3]。即便人工智能可以强大到人们所想象的水平，但是到那个时候，当下的教育问题早已不复存在。这是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现象：许多问题的解决并非有了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消失了①。
教育问题的产生，本质上是价值世界存在危机。教育问题的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寻找新的价值方向的过程[4]。价值属于关系范畴，表征的是世界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匹配度，而主体需要是由生存本能衍生出来的社会性缺失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时过境迁，人们的价值观就会发生改变，相应的教育问题也会发生转移。试想，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高级阶段[5]，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迫切地去考取大学么？客观地说，现代人读大学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倘若未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就可以很好地活着，那么，现代的各类教育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至少是会转移为其它问题。原始人靠投掷石块打仗的时候，或许想象过有一辆自动行走的车辆用来运输石头，但是当这样的车（坦克）真的出现时，再也没有投掷石块的战争了。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靠不住的，只要打开早些年的报纸、期刊和札记，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未来的描述是靠得住的。尽管这是早已被人们证实的事实，依然有人热衷于游走在听天由命和乌托邦之间，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技术已形成一个近乎整体的环境，海德格尔称之为“座驾”，个人在这种环境中自我确认和追求意义，他们不可能获得成为能动的公民所需要的教育和性格条件[6]。技术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7]。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当人无力抗争时，只能选择顺从。人工智能大潮中，人们亦是如此。
二、路灯下找钥匙：技术之于教育的尴尬
近代教育发展史上，不断出现把先进技术引入教育的事件。1940年电影被认为教育领域中“最具革命性的工具”，1957年电视用于教学被誉为“教育的革命”，1962年的程序教学，1967年的计算机辅助教育同样被看好。现时代，教育被诟病之处依然很多，人们仍相信引进先进技术是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取得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与教育融合也非常全面，客观地说，其对教育的作用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革命性结果。不禁让人想到一则寓言故事：
一天晚上，警察见一个醉汉在路灯下转来转去找东西，警察问他在做什么，他说钥匙丢了，正在找钥匙。警察帮他一起寻找，但在周围来回搜索了几遍都没找到。警察就问：“你的钥匙是在这块儿丢的吗”，这个人回答说：“不是”。警察大怒说到：“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寻找”，醉汉振振有辞地说：“因为这儿比别处亮啊”[8]。
此寓言非常贴切地表达了技术之于教育的尴尬，钥匙是指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路灯照亮的地方隐喻的是技术所能发挥作用的场域。
教育技术学领域，周期性地出现用新技术变革教育的冲动，在教育基金允许的时候，学校总是乐意把先进技术与教育关联起来，藉由设备经销商以资鼓励，建设成充满科技感的未来教室，出现了“未来教育”这样的研究方向和专业论坛[9]。质言之，这些武装到天花板的教室，其存在的意义不在教育，而在于商家凭借名校光环的照耀去推销产品。本可以通过看书和与师生简短交流即可达到学习水平，弄到所谓的智能平台上，发帖、回帖，进行所谓联通；三四十人的课堂，开着扩音器，多块大液晶屏；本可面对面完成的教学任务，让学生上网探索、组织汇报、讨论、反思、远程协同……总有些为了用技术而用技术的嫌疑。
几乎每一次“两会”都有关于教育问题的提案，差不多每五年就有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但是，民众关心的教育问题依然存在，这不是因为国人缺乏教育智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究其根本，教育问题不是社会矛盾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本质上是价值寻求、抉择与竞争。深层次的教育问题很难在教育系统内部解决，用技术的手段所能解决的亦不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技术是治疗民众的教育焦虑症的安慰剂。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10]。我们指望科技能照顾我们的未来，我们寄希望于技术，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些我们不太信任的东西上了[11]。教育技术不正是如此吗？
三、围困：教育中的技术冗余
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保障重要机器系统的安全性，人们在正常系统运行所需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部件加上备份，一旦部件发生故障立刻启用备份，这类“冗余技术”极大地增加了技术的安全性。
然而在教育管理上，讲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有类似技术系统的冗余机制。相反，随着信息技术的涌入，教育系统渐渐地出现了“技术冗余”现象，即多余的、长时间不发挥作用的教育用具。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学校教室配备了闭路电视和录像系统，这些设备因为缺少相应的配套教学软件，也由于不能适应教育现实的需要而被搁置沦为摆设。客观地说，在学校教学中最实用的技术装备当数投影系统，其它众多高精尖技术只是探索性的，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和学业成绩之间有直接关系。不少所谓的智慧教室，四周墙上挂多个大屏幕、音响，天花板吊着拾音器，各角落安装着摄像头，电动窗帘，自动灯光照明，甚至每个学生座位上配有话筒，进门处安装面部识别的点名系统，扫码入课，手势表情身姿跟踪记录。从教育学意义去考察，这些耗费大量教育经费的东西，实实在在地“围困”着教学，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人们所期待的价值。
不失奢华的智慧教室，其存在意义并不在于教学效果。财产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借此可以证明其所有者比同一社会中其他人处于优势地位[12]。能拉到经费是管理者能力的重要体现，能将经费显性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筑及其奢华的装修。这种做法等效于原始时期的掠夺活动，战利品的多少与博得尊重、赞扬和钦服相关，可以增加进一步博得权利的筹码。内涵式发展会成就团体内部其他的成员，冒出自己的竞争对手，产生价值引导者无法企及的价值域，这并不是所有管理者都乐意接受的。人们欣赏赞叹维多利亚式建筑、艺术，至于维多利亚王为当时的民众做了哪些福利或盘剥之事，后人已不在意、不计较。教育中宁可技术冗余，作为有证可循的发展之明证，至于成本效益比是不在历史的记忆之内的。
如果技术应用停留在物质性设备层次，我们对技术冗余大可不必担心，充其量只是一个教育经费分配的问题。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在于，人工智能作为人类高度理性的产物，较多地携带有他者的意志，借助师生的主体性活动而散发着欲望的气息。传统的技术，虽然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但是仍在人们可控的范围之内，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却准备改造或重新定义人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类主体正在变成客体[13]。
近年来，流行“赋能”话语式，出现了一系列充满技术浪漫情怀的文章。有论者认为，智能技术能实现学生学习的个性化，通过检测学生的知识差距、诊断学习步骤并预测未来发展、为学生选择行动、纠正学生的行为[14]。人工智能成为信息技术主导形态之后，有学者认为，元宇宙将大写地载入人类文明史册，提出自己的教育梦想是让孩子在家就可以进入一个全息投影世界，跟着AI虚拟人学习[15]。且不论人工智能是否能做到这些，我们首先要问问，这样的教育理想是打算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为了高分胜出，还是为了让孩子活在别人构造的世界里？
2021年教育部治理各类拍照搜题APP，指出这类软件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属于不良学习方法，要求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方可予以备案。从教育学的角度，这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措施。教育是培养和规训人的活动，题目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借助技术手段获得答案。
四、人工智能可否自发消解教育中的矛盾
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教育问题本质上是价值抉择问题。人们在群体中生存，必然要竞争生存资源，这种竞争映射到教育上，表现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出现了择校、星级学校、捐资建校费、学区房这类现象；考试是最显性化的竞争形式，学校于是出现了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的现象。教育部屡屡推出减负、双减之类的举措，旨在遏制恶性竞争，是非常必要的举措。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或者能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显然这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看到的，但是，即便如此仍无法改变整体竞争的格局，结果可能是一部分人受惠，造成新的不公平。历史表明，技术的进化和应用不可能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同时发挥积极效应[16]，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成功”。在竞争的格局中，技术不但不能普惠每个人，只会让结果更糟糕，武器的进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对于教育矛盾的消解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把教育活动视为一般的社会劳动，情况又如何呢？劳动概念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技术与劳动形态之间是相互建构和塑造的。技术与劳动形态是一种对应关系。锤子对应着工人挥臂敲击，液压机对应着工人踩踏按钮。这种建构与塑造是对劳动过程中矛盾的消解。反过来，人们追求省力、省时的劳动形态，促使着锤子往液压机方向进化。这一原理是否适用于作为劳动的教育呢？以信息呈现与传播为主要功能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活动，确实符合上述原理。从黑板发展成投影，教师的劳动形态也相应的从板书转变为演示文档的制作与翻页；笔墨纸砚发展成字处理软件，教师的劳动形态从书写转变成击键。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教师的劳动形态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不影响师生关系，也不会影响教学的本质，即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双边活动[17]。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教师的劳动形态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所消解的是教育劳动过程中的矛盾，而不是教育矛盾。
人工智能，不同于一般的信息技术，核心功能不在于呈现与传播，而在于通过他者意志的介入对人们现有活动的调控，这种调控包括：替代、提醒、修正、强制阻断或执行。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动机可以保证是良好的，但无法保证其作用结果是好的，这是人工智能最让人不放心的地方，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幻电影，几乎都表达出这样的担忧。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良好的愿望[18]。对于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以上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毕竟教育活动与一般劳动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学说，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育活动的劳动对象是学生，学生作为劳动对象，是能动的、潜藏各种可能性的存在，既具有极大的容错性特征，又具有“有错即罪”的蝴蝶效应特征。所谓错，本质上是“不一致”，其中包括人与人认知上的不一致。相较于人类而言，机器犯错的可能性更小，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就一定是好的，学校是一个允许学生犯错的场域[19]，学生的错，需要由教师的“错”与之和谐，而这恰恰是不会犯错的人工智能技术所无法企及的。试想，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新生儿交给机器人养育，即可领会到这一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到，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机器，而是来源于使用机器的劳动力[20]。充分说明，人是劳动过程的重要存在，这对于我们审视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会物化在劳动产品中，如学者写作时，劳动物化成一本著作，变成客观的东西，独立存在于人体之外，这就是对象化劳动[21]。在教育学意义上，原本是无法用马克思的劳动学说解释教育活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对象的特殊性；二是教育劳动并没有剩余价值之说；三是劳动学说成立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探讨教育人工智能问题，之所以援引马克思的劳动学说的基本原理，是因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显性化的作用，即“代替”老师，非常类似马克思所说“机器代替劳动力”。人工智能，理论上在几乎全部领域都可以代替人类劳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人工智能对人类工种的代替，会更广泛、更彻底。这种越来越像人的机器，能否突破马克思的劳动学说，而成为异化劳动的肇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毕竟教育的核心是人，人类的尊严和伦理底线无论如何是不能失守的。“异化劳动，是指工人的劳动产品最终成为与工人自身相对立并反过来支配工人的力量”[22]。即便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异化劳动也是在所难免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注意一个问题，代替劳动和代替思考的区别。前者，人类因此得以摆脱艰苦的劳动，显然是好事；后者，则难以判断这样深刻的存在升级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23]。由此看来，人工智能在教育劳动中运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应用问题。
首先，作为劳动产品的教育人工智能，在对象化劳动过程中，凝结了教师的意志和力量，日趋成为与教师相对立反过来成为支配教师的力量，这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对使用者而言，他者意志的介入，是对作为使用者的教师主体性的褫夺[24]；其次，人工智能作为教师，即代替教师，其劳动对象是学生，其不犯错的特征在教育意义上意味着没有创新，物种之所以进化是因为遗传物质复制中的错误，教育作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和进化方式[25]，必须允许学生犯错，产生支配人工智能的力量，这类异化是有益的；再次，教师的劳动也会在学生身上打上烙印，人工智能也会在学生身上留下影响，这种重影效果可能会彼此加强，也可相互抵牾。马克思指出，劳动不仅是人实现目的的手段，还是目的本身。人工智能的运行不能算作劳动，仍需要坚定不移地将其视为工具。与机器生产的本质是一样的，人工智能会影响劳动要素，如劳动强度、劳动时间，人工智能让劳动过程变得更为隐蔽，剩余价值形态和性质更难以被界定和识别[26]。剔除掉资本话语，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学说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普适性。人工智能时代，生活已经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工厂，其中的雇佣关系扩散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延伸到工人再生产劳动力的活动之中[27]，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再产生的劳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并不能自发消解教育中的根本矛盾，相反会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此外，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围绕着教育衍生出多个专业领域，如教育管理、教育评价、班级管理、课程、教育环境建设、教育资源开发等，每一类劳动都包含特定的矛盾，不加限制地说“人工智能对教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类的断言是欠严谨的。此说并不是否定人工智能的作用，相反，正因为人工智能的作用非同寻常，不期待它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的同时，还要警惕它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新矛盾。在引入教育人工智能的过程中，需要系统化研究，不仅评估其显性的效用，更要注意那些隐性的副作用。
五、索洛悖论与教育人工智能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有一句名言：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这一有悖于人们直觉的认识被称为“索洛悖论”或“生产率悖论”。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力图去证实或证伪这一说法，然而结论却是：技术远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神奇，信息技术革命给人一种轰轰烈烈的印象，但是其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经济学家们找不到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证据[28]。在最近的文献中出现“人工智能等革命性新技术的发展，没有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样的结论[29]。中国是目前世界上IT大国，并且正在大力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期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这种背景下，对索洛悖论的研究，不能止步于证实或证伪层面，更应该关注信息技术效应的测评方法和范式上的改进与突破。显然，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我们所关心的是，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志在学习效率还是志在生命质量？
索洛悖论是1987年提出的，悖论中提到的“计算机”和今天的“信息技术”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在技术快速更迭的时代，要求30多年前的认识在今天依然有效，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信息技术日趋从专有技术转变为基础性技术，成为无差别性的大众商品，战略重要性大大降低[30]。信息技术的社会作用发生转移，信息技术产业增势强劲并带动其它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转型，这一经济潜力日趋式微。信息技术产业在超度扩张过程中，导致自身生产力过剩，一度只能依靠炮制新概念营造繁荣、彰显活力，来维持数字帝国的荣耀，比特币、人工智能、元宇宙就是其例。
教育有自己的规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产活动。信息技术之于学习，如同烹饪技术之于进食，食物的加工技术，对食物的形态和餐饮方式有影响，但是，食物总是通过消化系统的加工、吸收方才成为营养。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不知疲倦地、精准地工作，这一点对于学生的学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可以为知识的呈现形态提供各种可能的支持，这一点被元宇宙的热衷者充分利用，创建了斯坦福大学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的杰里米·贝伦森教授，坚定地认为，教育在可见的未来将是元宇宙的杀手级应用[31]。我们无意去否定这一可能性，煤气灶代替了柴火灶，所改变的只是食物加工方式，但是并不影响食物转化成营养的过程。且不论元宇宙到底什么模样，把原子内部的结构，用元宇宙理念呈现出来，让学生遨游于其中，本质上和动画片是一样的，娱乐性代替了教育性，对儿童发展而言，很难说是灾难还是幸运。
发展的本质是不断寻求报酬递增机制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效率，相同的投入更多的产出，或者相同的产出更少的投入；二是扩大规模，包括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增加。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会在扩大教育规模方面发挥作用，在替代的意义是没有发展可能的。中国高考可能是人类发展史上影响面最广泛的事件，在“扩大内需、延缓就业压力、拉动经济增长”经济价值取向的高考政策导引下[32]，学生的学习潜力已经发挥到极致，在现有的教育形势下，学习效率提升的空间非常有限，至少高中生是如此。教育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教育的发力点在于学习者的知识构建与能力养成，而非缩短学习年限，更注重教学培养的效果而不是效率[33]。
通过以上分析会发现，从“用未来技术解决当下教育问题”的角度讨论人工智能发展是行不通的。索洛悖论移植到教育领域，比在经济领域更为适切，“学习效率悖论”几乎不需要证实，计算机进化到人工智能也不行。客观地说，不是所有的个体都适合当下的“学校教育”，只是迫于生存的需要，每一个个体必须接受学校教育，在中考、高考、考研的“非上岸”之后，黯然沉沦于社会各行业，尽管社会一再重申劳动光荣、职业无贵贱之分，但是，在人们深层意识结构中不同的行业还是有等级之分的。这种格局下，所比拼的是学生自身遗传因素与“上岸”所需素质的匹配度以及个体吃苦耐劳的程度，人工智能亦或其它任何技术都是无能为力的。
伴随着物质的丰富，人口结构和数量的变化，民众逐渐摆脱工具主义的教育理念，高考政策会转向注重教育发展人的本体价值，充分发展个体的天赋才华，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34]。人的本体价值主要体现为个体认知需要的满足，以及在群体生活中自我灵魂的觉醒之后的追求。文明社会，个体有权拒斥一切社会习俗，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真实价值和虚假价值的区别是唯一有意义的区别，其他一切区别都不值一提[35]。第欧根尼面对压力山大的造访，说“请不要挡住我的光线”，这句既是比喻也是实意的话，可能是有史以来个体对世俗价值观最意味深长的蔑视。这里的“光线”隐喻的是真实价值，亚历山大所能给予的名利是世俗价值。无论当下的民众是否接受犬儒主义，多大程度上接受和包容多元价值的存在终究是文明社会重要标志。我们相信，人类社会在走向更高阶文明，更相信，教育终将超越工具主义，赋予个体更丰满的生命意义。
彼时，教育人工智能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技术存在的意义不再为了提升效率，生产性让位于娱乐性，索洛悖论自然消解。人工智能作为学伴、玩伴、导师或者书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生命内涵。
六、展望
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实，技术的运用对学生的思维品质有何种影响。技术对学习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过是人们的直觉判断。技术赋能教育是人们良好的愿望，当然，力图阻止技术进入教育的想法也是徒劳的。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绝没有技术乐观主义者所期待的那么大，正如武器的升级并没有让世界更和平。也没有技术悲观主义所担忧的那么可怕，赫拉利在《未来简史》提到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必定导致大量失业[36]，这种担忧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自我调节能力，燃油机的出现确实导致了马车夫的失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教育应用前景，笔者仍持乐观的态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言，源于以下的逻辑：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一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与现代人类相差无几，完全是由于所谓文明，主要包括火烧而食、筑屋以居、结绳为衣，造成了现代人和智人的差别。假如晚期智人像今天的技术悲观主义者一样的思考问题，定然会呼吁警惕文明之后出现的不平等、畸形审美、本能退化、进化停滞等等，文明是对智人主体性的侵犯。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担心的问题全部都出现了：个体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以服饰而不是以皮毛论美、本能弱于任何其它物种、繁衍不再受自然选择率的干预。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下的文明当中，还是遗憾当时的智人们没有选择留在丛林里。我们期待人工智能代替更多的人类劳动，让民众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技术只会让教育越来越忙。
注释：
①维特根斯坦认为，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只不过是缺少分析活动罢了。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解决一个哲学问题在于找到放弃这个问题的理由，而找到这种理由首先必须停止使用各种偏见进行想当然的解释，我们的错误就是，在我们应该观察那种“原始现象”，并在原始现象发生的地方去寻找解释。后人把这种看待世界方式称为“维特根斯坦式的”。通俗的说，问题之所以得以解决，不是因为有了答案，而是在分析中各种条件自然显象，问题自然也就消解了。他的哲学被称为分析哲学，他说“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消除哲学问题的分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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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or Siege: Educational Reflec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 Ziyun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made breakthrough progress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its impact on education has also made the public full of expectations. After all,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ions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Most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based on the misplaced idea of "using future technology to solve current education problems".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education at this stage is the problem of value choice, which cannot be solved by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It is increasingly replacing human labor and giving people more free tim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re different from general productive lab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ducation should not aim at efficiency, but at improving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radiction in education; Solow paradox;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