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ChatGPT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将促进教育变革与创新，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作为内容生成式产品，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创造力，增强了学生的认知主动性，加强了学生选择的自主权，促进了减负增效，但也面临人工智能依赖下思考力丧失的主体伦理问题、师生交往异化与情感缺失的关系伦理问题、知识盲区与信息茧房的算法伦理问题，以及教育不公与权责不清的资源伦理问题。为此，需要推进教育理念变革以巩固学生的主体地位，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增强师生心灵沟通的力量，构建算法伦理全过程监管体系以及ChatGPT教育应用的风险治理体系，推进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ChatGPT；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技术风险
近年来，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大型语言模型使开放式理解与生成连贯文本成为可能，理论算法开始走向实际应用，推动了聊天机器人系统的迭代升级，ChatGPT应运而生。ChatGPT是美国OpenAI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撰稿和聊天工具，自2022年11月首次发布以来，迅速风靡全球，活跃用户在2个月内超过1亿，成为人类科技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应用程序。当前，ChatGPT尚未对我国用户完全开放，但在互联网领域引发了鲶鱼效应，百度、华为、360与科大讯飞等公司也在加快同类产品的技术储备和产品研发。ChatGPT及其类产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建立内容生成式规则，通过大量文本数据的预训练后，具备强大的语言处理和生成能力，用户可以输入各种复杂的问题，以产生与人类相似的答案和反应。这种超强的信息检索能力、文本生成能力和自然语言能力使人机关系性质发生了迭代升级——人工智能的角色不只是工具，
也成为人类的对话伙伴。ChatGPT在实现个性化教学，为教育教学赋能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技术“盲区”及引发的人工智能伦理边界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科学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是全球性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用过去的经验来消除。”[1]在全球风险时代，ChatGPT技术引发的伦理风险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给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预见的后果。为促进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健康发展，本文将其置于伦理层面予以诠释，厘清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与潜在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一、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
从技术逻辑来看，ChatGPT采用了“大数据+大算力+大算法=智能模型”的逻辑，应用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训练方式，通过扫描大量网络内容，生成模仿人类语言模式的回应，是一种语言模型的迭代。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交互对话为主的AI类产品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表现出以下几方面共同特征：
1.从半封闭到开放：万物互联提升了学生实践的创造力
ChatGPT背后是强大的算法支撑，具有万物互联的开放特征，可以用于创建各类教育资源，在扩展学生的认识范围和加深学生的直观感受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其一，ChatGPT提供了一种万物互联的开放环境，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在真实生活中，各种问题的答案难以穷尽，但由于人工智能的开放性，数据的存储与读取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使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成果成为可以便捷获取的资源。ChatGPT的语料库中存储了海量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学生的大部分疑问都能够在此得到详尽解答。学生可以通过ChatGPT得到丰富的学习资源，了解不同的信息和观点，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对自己的知识体系查漏补缺，对自我的偏见进行质疑和思考，形成富有洞见的独到见解。这种开放、自由、包容、安全的人工智能学习环境，将促使学生进行新的尝试和新的探索，并推动学生逆向思维、求异思维等创造性思维的生成。其二，ChatGPT与其他互联网资源、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共同加深了学生的直观感受。在常规的教学中，对于那些无法真正“看到”的事物，学生往往只能依靠抽象的文字和机械的背诵进行理解记忆，难以获得对这些对象更为深入而有效的认识。而ChatGPT能够以文本的形式富有创意地帮助用户解答问题，并且在与其他互联网资源组合使用的时候，不仅可以生成文字，而且可以生成图片、视频、演示文稿、代码、网站，或者实现其他更加复杂的功能。当学生分析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策略时，ChatGPT不仅可以通过使用算法推断出相应的结论是否正确，还可以使用虚拟条件来模拟和评估这些方案和策略，以此帮助学生验证问题解决的可行性。这些多元化的呈现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不同事物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地分析问题，激发其想象力与创造力。
2.从单向到双向：人机交互增强了学生认识的能动性
ChatGPT的话语基于其训练数据库和模型结构的自动生成，它能够在持续读取文本数据的过程中完成大量复杂的学习任务，并基于此进行深度学习，实现词汇理解与语义关系的理解。这种技术特征为理解用户的交互意图奠定了基础，使ChatGPT拓宽了人机交互的通道，有助于增强学生认识的能动性。在解答方式上，ChatGPT通过全新的人机交互模式，使学生的学习从搜索式学习转向对话式学习。该系统能够通过主体发出的信号，读取用户的需要，并且以用户可感知的方式进行“类人”的致意性回应，并且能够生成多轮次的、有内在关联的问答。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往单向度的“刺激—反应”式的交互模式，打破传统人机关系的“主—客”二元对立框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形态，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个体社交互动中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感。在解答时间上，ChatGPT实现了即时性的人机交互，有助于实现认知学习过程中的即时反馈。美国学者梅耶认为，“即时反馈”原则是有效开展练习的实证原则之一。[2]ChatGPT可以创建自动化学习评估系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或问题情境中根据学生的认知变化作出即时反应，及时检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情况，为学生提供即时的学习反馈和建议，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即时性的对话教育超越了传统的课堂讲授，为泛在学习的实现提供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学生深度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
3.从模糊到精准：个性化定制强化了学生选择的自主性
ChatGPT可以根据学生需求为其定制相应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帮助。在基础模型的迭代升级中，ChatGPT能够持续关注用户的特征，既努力追求响应速度，也不断追求响应品质，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用户的行为偏好。根据每个学习者提出的不同问题，ChatGPT实现对学习状况的精准分析、学习需求的个性化诊断、学习活动的精准适配，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服务，帮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从而更好地理解吸收知识，提升学习效率。同时，ChatGPT还可以帮助用户写作诗歌、绘画、创作音乐、生成演示、开发网站、编写代码，这些原本对智力要求较高的任务，通过ChatGPT可以很容易实现。学生在ChatGPT提供的多元化的学习方案中进行筛选匹配，在对自我学习进行调整的同时，能够优化智能服务的数据与算法模型。通过学习者行为与智能媒介海量存储之间的交互，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实现得以成为可能。
4.从低效到高效：大数据促进减负增效
在教学层面，ChatGPT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学的质量与效益。ChatGPT可以支持教师创建课堂计划，搜集教学资源并发表教学评论。通过人工智能赋能，部分传统业务将实现自动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师日常的工作压力，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例如，在教案设计中，教师可以让ChatGPT制作一份基本的教学计划，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步骤与教学评价等。教师也可以要求系统增加课外的拓展资料和可资借鉴的教学资料。在研究层面，ChatGPT能够有效提升研究者的科研效率。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通过查阅文献或与同行交流等获得启发，厘清研究思路，而现在可先与ChatGPT进行初步讨论得到启发。它作为一个多功能集成的研究工具，能够帮助研究者快速读取相关文献的核心信息，进行全方位对比分析，呈现可视化的分析结果，推荐高影响力文献，让研究者全面并迅速地掌握研究现状。在ChatGPT的加持下，研究者得以有了更多时间投入到如提出新研究理念等创造性劳动上，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进程将显著提速。
二、ChatGPT在教育领域面临的潜在风险
正如马尔库塞所提出的，科学技术并非价值中立，“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3]基于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基本向度的划分，可从主体、关系、算法与资源角度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表征形式予以解读。
1.主体伦理向度：智能依赖下的浅层思考
技术的逻辑有可能偏离原有的轨道，甚至会挣脱主体的掌控，对个体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ChatGPT可能导致学生产生“智能”依赖，消弭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学生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而对于人工智能的过分依赖可能导致学生丧失这种自我教育的意识。ChatGPT拥有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可以为学生提供精准答案，推送学习资源，通过简单的问答步骤，就可以让学生轻松完成学习任务。然而，它在给学生提供便捷的同时，也使学生直接参与思考的机会变少。长期“投喂式”的信息获取模式在无形中可能侵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好奇心，导致学生技术成瘾，容易满足于现成答案，助长求知的惰性。国外相关的调查发现，有89%的美国大学生使用ChatGPT完成家庭作业，53%的学生使用它来撰写论文，48%的学生依赖它完成考试。倘若教师难以发现此类行为，学生极有可能对ChatGPT产生更强的依赖，更习惯于被动接受，逐渐放弃自主的探索、思考、求证、总结。
其次，在对ChatGPT的智能依赖下学生的知识建构可能会遭受损害，丧失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在知识建构的过程，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需要不断处理信息，这一过程能够帮助大脑发育，而随手可得的答案将迎合大脑的“走捷径”特征，贪恋多巴胺，最终阻碍发育。使用ChatGPT生成论文或报告的学生可能不能对其所写作的内容完全理解，也无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逐渐丧失分辨能力与思维能力，导致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丧失。此外，倘若学生长期依赖ChatGPT的智能推荐，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方式容易导致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的窄化，学生难以接收更全面、更丰富的信息，可能丧失对系统知识的通盘掌握。
再次，ChatGPT等数字化技术可能减弱学生的具身化经验。生活经验往往是通过身体在社会实践的参与中直接获得的，人们通过过滤、整合信息和拼接事件来完成认识的整体性构成。而学生在与ChatGPT的互动中获得的计算机经验是经过处理的二次材料，实践部分由技术代劳，可能导致身体以及生活经验的隐退。学生在对ChatGPT的长期依赖下，日常生活被安置于技术的量化中，失去了与客观世界和外部事物直接接触的机会。人的身体可能被技术支配，从社会场景中抽离，认知和实践面临断裂风险。
2.关系伦理向度：师生交往异化风险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主体之间存在交互的过程。师生在享受ChatGPT的“智能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伦理风险。
ChatGPT的广泛运用使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不断被消解，教学异化为单向度的知识传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知识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传播将变得更容易。然而，相较于知识习得的结果而言，习得知识的过程更重要。杜威认为：“学习中求知识的真正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学得制造知识以应需求的方法。”[4]教学是一种生成性的活动，不可能完全被预设，教师具备的教学机智与教学艺术才是教学的魅力所在。[5]知识形态应是具身的，如果远离行动，知识就成了冷冰冰的信息，不能灵活运用的知识反而会扼杀人的思维能力。在技术理性的规训下，原本蕴含着丰富的师生互动交往的教学过程只剩下知识传授，而缺乏教师全面引导，创造性的意识活动被技术逻辑取代。
由于教师权威与师生交往互动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有所弱化，这也使师生之间情感交流缺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教育活动承载的精神相遇与人格碰撞。尽管ChatGPT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可以凭借仿真技术，对人类情感的自然反馈进行模拟，它所具备的交互功能是智能算法、逻辑模型与程序代码运行的结果，依然属于数据归纳统计的一般规律，无法生成自我意识、主体意向、动机欲望，不能囊括人类社会各种复杂的情况。并且，ChatGPT缺乏真正的语言理解和推理能力，无法真正理解文本背后的含义和逻辑关系，也无法进行逻辑推理和判断。虽然ChatGPT能够接收学生发出的信号并产生一定的类情感信息，但智能媒介无法真正与个体进行心灵共情，并给予个体恰当合理的情感反馈。人机交互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人际交往的精髓，如思想碰撞、情感理解、心灵共通等饱含人类生命特征的交往要领，本该拥有的价值与意义被过滤，思维、价值观的碰撞被简化为程序化、单一化的算法运行，原本充满智慧、富有温度的人际关系变为冰冷、机械的信息符号交互过程，这必然会导致个体共情能力下降以及体验感的降低。
3.算法伦理向度：知识盲区与信息茧房
在算法伦理向度，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可能导致算法黑箱与知识盲区。ChatGPT给出回答的过程就像是某种“技术黑箱”，具有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具体而言，人们只知道ChatGPT给出的某种确定回答，但对其思考过程、运作过程、获取过程难以进一步了解，甚至ChatGPT也无法作出解释。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设计了某个算法模型，但不会告知某个参数的具体权重，也不会告知某个结果何以得出，使用户难以判断结论的真假。此外，ChatGPT的学习数据来源主要基于已有的网络文本数据，存在时效性不足与信息不准确的风险。尤其是涉及某些前沿领域和高深知识，如果训练数据不足或质量较差，则很可能会导致ChatGPT生成的文本内容存在事实性错误、知识盲区、概念误用甚至捏造信息等问题，部分复制的文献没有来源，甚至存在现编、查找无效的现象。但它会持续产生其认为的客观答案，生成虚假的学术文本，算法主导下的精准推送又让这些错误答案更具欺骗性，若未经筛选，不加甄别，则会对学生和研究者产生诱导和误导。
此外，与其他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系统一样，算法歧视与信息茧房也是ChatGPT的常见问题。算法已经被证明容易带有潜在的歧视与偏见，[6]算法歧视放大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分裂情绪，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作为西方话语体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分身，ChatGPT会生成具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信息。例如，当ChatGPT被问及最近的新闻事件时，它表示用户可以参看CNN和BBC等所谓的“权威”媒体，ChatGPT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不断巩固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信息茧房”。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场多方的利益博弈，资本的逐利本质让技术开发者更容易放任ChatGPT侵犯用户的权益，诱导用户自愿扩大上网时间，成为自由的数字劳工，进而落入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陷阱。“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利润的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利益的技术的内在特征和追求分散的性质形成了内在的相互协议，甚至可以说是参与。”[7]随着资本权力的愈加强势，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会受到挑战，甚至会出现“失声”的现象。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影响人们想象力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出现和吸引注意力的方式。如果我必须说什么，我会说它们需要集中精力才能形成一个令人惊讶和引人注目的图像。掌握一门影响大众想象力的艺术，也意味着掌握支配它的艺术。”[8]ChatGPT可能存在技术“算法”控制教育过程的风险，它将网络文本数据中海量内容筛选后精准“投喂”给用户，用户无法接触到被过滤掉的信息，这为人工智能利用从众心理，实施潜移默化的规训提供了空间。语言的长期改变会渗透其情感认知、伦理行为和整体行为的走向，对学生的价值信仰、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4.资源伦理向度：教育不公与权责不清
ChatGPT的使用还可能导致抄袭、剽窃等行为的出现，引发关于评估公平性的伦理问题，对教育及学术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当ChatGPT被学生用来完成作业的时候，ChatGPT的帮助可能会让作业的内容更丰富、资料更翔实，这些学生因此容易比没有使用ChatGPT的学生获得更高的分数。然而，这种作业形态无法准确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并且使部分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作业的学生较其他学生拥有不公平性优势，不利于平等的竞争环境的构建。目前，美国部分大学生使用ChatGPT写作业和论文，由此导致严重的知识产权和学术诚信问题，纽约大学部分课程指引中明确指出，这种行为属于学术欺骗行为。
数字鸿沟关乎社会公平问题，实质是对不同群体对于信息占有程度不平等而造成的数字差距。虽然教育信息化为每一个地区的受教育者带来学习的可能，但数字教育的师资力量、实践基础、数字化程度在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学生接受数字教育的起点和实践并不一致。这种数字鸿沟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之间也明显存在，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截至目前，OpenAI还限制40多个国家的用户访问，这显然与其开放性的说法截然相反。事实上，在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过程中，ChatGPT在一定程度上在个人、组织、企业、国家之中造成了数字鸿沟。
与此同时，ChatGPT创作的内容所有权归使用者所有，但其所引用的图片或文字可能未经授权，使用ChatGPT进行写作辅助，研究者可能在无意中作出剽窃或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容易引发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和作品是否被视为真正的知识产品？谁以及如何对相关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何种情形将被视为抄袭？如何查重？此外，在隐私保护方面，目前尚不清楚ChatGPT如何存储和处理其与用户的互动信息，这一数据“黑箱”会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及伦理问题的担忧。ChatGPT会在与使用者交互的过程中自动收集信息，可能会因为数据挖掘、不法攻击等不可控因素导致教育信息泄露、教育数据遭挪用等一系列安全问题。发展如此迅猛的ChatGPT及其他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使传统的数字鸿沟、版权保护、学术道德、隐私保护等技术伦理问题显得愈发突出和紧迫。
三、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风险治理路径
对ChatGPT的伦理风险的化解，关乎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趋势。建立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沟通”秩序，从技术控制转向人机共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
1.推进教育理念变革以巩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在“人工智能+教育”场域下回归关于育人本质的探讨。一方面，学校应促进教学模式的转变，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习和执行创造性任务，与人工智能共同协作，将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学校应培养学生的数字化生存技能，帮助他们习得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方法，同时，使学生养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这将大大提升学校教育在科技发达环境中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学校教育的重心和重点应放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性学习。教师需要深刻认识未来智能技术高度发达阶段社会产业升级的复杂性，通过科学的育人范式帮助学生更好地驭技成人。另一方面，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教育者要更加关注人性、人格及人的尊严，让人的生命的在场性得到充分体现，彰显人的主体性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创造力、责任感和社会性变得愈发重要，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应创建和提供多种模式的教学活动，改变作业和学习任务的形式，加速现行评价体系的改革，逐步从知识测评转向“知识+素养”测评。应让学习者更多地以探索、体验和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和应用知识，激发其跨学科多元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与合作精神。
2.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增强师生心灵沟通的力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通过主体间的文化交往建构精神契合的活动。“所谓教育，无非是人与人（尤其是老一辈到年轻一代）精神和肉体交流的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递、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自我行为规范，以及通过文化传播的功能，将文化遗产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自由地生产和启迪自己的本性。”[9]情感关怀是教育活力的重要体现，面对人工智能情感关怀的缺失，学校要推动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提高师生共情能力，形成智能与人文关怀相融的文化愿景。
技术对人类具有“替代补偿”作用，而技术就像人类存在的本质和方式一样，[10]是对人类起源性缺陷的替代补偿。教师是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和评估者，而人工智能技术是教学活动的工具，教师要善于驾驭人工智能工具，使之成为教师的“代具”。教师应从“人技分离”转变为“人技合一”的智慧型教师，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学科教学知识体系，通过人机协作推动教学改革。同时，教师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那些人工智能无法或不能替代的领域，更专注于学生的必备品格、情感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塑造。
教师所从事的不是简单的技术技能型工作，而是一种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创造性、情感型和价值型的高级劳动。教师要善于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和个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情感干预，成为学生学习与人格发展的“引路人”。教师要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建立具身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实际参与和主动感知，让学生在脑、体、环境的有机统一中实现知识的建构，打破学生认知层面的身心二元性，并及时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对师生互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3.构建算法伦理风险全过程监管体系
智能算法是支持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发展的关键，人工智能算法的监控和风险化解是保证算法模型有序运行的核心。算法的结果似乎是自动化的，但实质遵循了一系列人工编译的法则，蕴含了编译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ChatGPT及其前身的基础训练集尚未公布，科技公司可以隐藏对话式AI的工作原理。为了克服这种模糊性，必须优先考虑开源、透明和民主控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实施，公开其算法逻辑和生成逻辑，通过加强算法研究和技术创新提高人工智能工具的精度和可靠性。
问责制对于防止人类过度依赖自动化系统的重要性将愈加凸显。应当完善政府监管职责与法律规制，将法律的价值整合到算法程序中，将算法权力视为智能社会的一部分。组织跨学科的专家对智能技术算法进行事实核查，及时对智能教育技术的数据搜集方式和算法逻辑中存在的偏误进行纠正，确保其遵循教育伦理规范。此外，推出检测AI生成作品的工具，以发现ChatGPT使用过程中潜在的偏见、不准确和不适当的信息来源。
在规范和控制算法方面，除了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完善相关规章制度、限制算法的力量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用户对算法的感知，降低算法的消极影响。要增进学生对算法的理解，帮助他们对算法的内涵、偏见以及对算法推荐形成更深层次的认知，引导学生以合乎道德规范的方式去使用ChatGPT。
4.构建ChatGPT教育应用的风险防范体系
在教学评估方面，针对学生使用智能学习资源的“过度自由”倾向，应加强教师对ChatGPT系统使用的全过程监督。如果单纯依靠算法推荐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源，会导致学生偏离学习目标，陷入对碎片化学习的盲目依赖。因此，教师应进一步加强对学生智能资源运用的监管和引导，不仅要对人工智能推荐的内容进行筛选和确认，还要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进行资源创新设计。面对ChatGPT技术运用中可能出现的学术诚信和科技伦理问题，应通过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学生学习和考核评价的各类教学规范与标准，学校与教师应摈弃现有考核评价中侧重知识记忆的传统，引入多维度的考核评价标准，注重考查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也能够有效增强考核方式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在社会监管方面，对使用ChatGPT生产内容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合法性检查、纠纷协调和解决、技术防弊以及持续的监管等措施，将是未来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采取的重要措施。政府相关部门应牵头开展工作，分级分类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配套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标准规范体系。科研团体和出版商应设法以诚信、透明和诚实的方式使用ChatGPT，例如，在论文中的贡献和确认声明中应说明作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ChatGPT等AI技术，避免教育人工智能实践中产生“权责不清”的问题。同时，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应尽快开发出安全可控、适合师生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确保隐私保护及数据安全。
ChatGPT的出现与初步应用表明，自然语言的大型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运用已是大势所趋。新技术的运用给教育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课程设计、教学模式、师生关系、考核评价乃至教学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都可能出现重大变革，需要警惕在教育关系中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役物”的方式去“役人”，导致人的物化。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总是复杂多面的，其结果取决于我们如何选择并使用，是否能够驱动技术向善。纵观历史，教育教学的进步、创新人才的培养正是受益于新技术和新工具的运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才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保持敏锐的目光和理性的态度，密切跟踪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发展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探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同时，要引导学生、教师与研究者以合乎道德规范和富有成效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红利，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动力，为国家培养数字时代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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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赖冬梅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