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的“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需要转变任务并重新进行角色定位。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针对性与全面性、“涉经性”与“两维性”、外促性与内生性差异，也含有目标的同一递进性、内容的发展延续性、行动路径的螺旋上升式关联。对此，职业教育作用场域从“经济场域”走向“教育场域”，服务对象从“针对性”转向“普遍性”，目标指向从“工具性”走向“主体性”，作用方式从“补给式”走向“培优式”。乡村振兴时代职业教育应重新进行角色定位，战略目标应从“产业扶贫”转向“全面服务”，教育对象从“贫困人口”及其带头人向“乡村整体”转变，教育方式从帮扶为主的外促到以引导为主的内生，教育内容从技能培育向“扶智”引领的全面帮扶迁移。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任务转变；角色定位

当前中国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转型期，全面进入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的“后扶贫时代”。“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五个一批”重大战略部署之一，在扶贫时代高素质扶贫干部选派、贫困者扶志扶智教育、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支撑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贫困扶助对象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贫困扶助路径由依赖物质资本向利用“三维资本”转变^[1]，教育扶贫急需适应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帮扶的扶贫理念转变，继续发挥好治贫疗困的药方作用。职业教育是教育扶贫的重要生力军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真切理解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差异与关联，如何厘清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转变时自身的任务变化，如何重新进行乡村振兴“后扶贫时代”的角色定位，决定着其药方疗效。

一、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差异与关联

（一）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差异

1.精准扶贫的针对性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性

2013年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建立，是党和国家为消除绝对贫困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面向绝对贫困个体和贫困县、贫困村等特殊区域的针对性。精准扶贫“主要实施目的在于解决不同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是一种精确化的识别、帮扶、管理”^[2]。精准识别贫困户和贫困村民个人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精准帮扶的重点是保障贫困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的增长，解决贫困人口生存问题；管理实行的是建档立卡式的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确化管理；目的是保障“不落下一人”的精准脱贫。“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3]以精准扶贫成果为基础，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注重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也要平衡整体乡村发展问题，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4]这意味着，相比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已从“扶贫”的针对性转向“振兴”的全面性：一是聚焦的对象更全，从针对性的贫困个体转向乡村整体人口，从贫困村转向广大农村地区；二是参与的主体更全，政府、企业、学校、市民、农户等多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三是面临的任务更多，从摆脱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从单一的解决生存性问题转向全面振兴的发展性问题。

2.精准扶贫的“涉经性”与乡村振兴的“两维性”

精准扶贫的“贫”更多体现为对单维度物质生活困难的关注，精准扶贫工作本质上体现出“涉经性”：一是扶贫目的表现为解决贫困群体“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改善贫困群体的经济状况；二是扶贫手段表现为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做好贫困群体的就业帮扶等经济扶助；三是扶贫成效表现为绝对贫困人口在经济上的脱贫。从“涉经性”来说，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5]。乡村振兴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将“贫”的外延进一步拓展，“贫困的概念与内涵已经从单维度的物质生活困难发展到多维度的能力贫困，反贫困策略越来越强调贫困主体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溢贫带贫作用”^[6]。这决定了乡村振兴有别于精准扶贫单一的“涉经性”，必然体现出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两维性”：一是物质层面的“涉经性”仍是重点，乡村振兴要加大产业振兴力度，加快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式发展，使脱贫群体获得持续经济增收；二是从精神层面高度重视脱贫群体内生动力的激发，使脱贫群体有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和掌握知识文化和职业技能的主动意识与学习能力。

3.精准扶贫的外促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性

“精准扶贫对标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对标的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7]从时间维度看，两者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的递进，对标目标实现时，两者呈现出“外促”与“内生”的不同特点。从2013年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正式建立，到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短短几年时间，精准扶贫工作之所以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与政府强劲的“外促”有关。“精准扶贫赋予了政治权威在贫困地区开展各项事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8]政府的强力介入，人、财、物、事的大力扶持，一定程度上快速补齐了扶贫工作人才、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短板，有力地推动了精准扶贫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后扶贫时代，中国扶贫工作的重心从关注外因、从外因发力，转向关注内因、挖掘内生动力。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在于，如何化单向的政府资金与政策扶持为双向甚至多向的良性互动，如何开发和利用好本土资源，激励和发挥好贫困群众自身的主体作用，走内源性发展道路，从而实现“构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就是要建设有为政府、建立有效市场、培育有志农民，并使三者有机结合、相互统一”^[9]。

（二）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关联

1.从目标来看，两者呈现同一递进性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人类需求包含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级需要，也叫缺失需要，当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可能直接危及生命；其他需要是高级需要，也叫生长需要，不是维持个体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但是满足这种需要能使人健康、长寿、精力旺盛^[10]。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多层次的，有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低层次生理安全需要，也有推动“五个振兴”的高层次生长需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都蕴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目标，呈现出同一递进性关联。从目标对象看，面向的都是“三农”问题，具有同一性。精准扶贫主要面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保障问题，重点解决吃穿住行等低层次缺失需要；而乡村振兴除了面向贫困人口的物质需求外，还试图解决他们尊重、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高层次生长性需要。从目标方向看，还呈现出递进性。马斯洛提出，人的高级需要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不一定是全部满足但至少应是部分满足。所以精准扶贫在物质层面的帮扶减困必然是乡村振兴多维度发展的基础前提，乡村振兴的全方位发展也必然成为精准扶贫成果的巩固和提升。

2.从内容来看，两者呈现发展延续性

“贫困问题具有‘恶性循环’规律，贫困在家庭中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要走出“治标不治本”的桎梏。精准扶贫着眼于绝对贫困问题，大力提高贫困群体人均收入，通过“五个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措施推进实施。历史已经证明，大量特惠性政策的输入已经取得了显性成效。但扶贫过程稍有不慎也会陷入“数字化扶贫陷阱、军令状扶贫陷阱、扶贫机会成本陷阱以及扶贫返贫四大传统扶贫治理陷阱”^[11]。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解决相对贫困，在特惠性政策的基础上强调普惠性理念和政策导向，关注的对象范畴从部分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特定贫困问题转向广大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全方位发展，从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考虑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整体性推进，两者在内容上是发展连续的。

3.从行动路径来看，两者呈现为螺旋上升式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某一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并不是呈一条直线，而是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这就使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形式。在行动路径上，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可能需要经历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生态扶贫向生态振兴、文化扶贫向文化振兴、党建扶贫向组织振兴、人才扶贫向人才振兴五个层面和关键领域不断地探索尝试，甚至改造升级。比如，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如果不注重产业特色挖掘、推动科技创新，就很容易因为同质化竞争而难以振兴产业，甚至可能退回产业扶贫状态，但如果能适时整合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布局、系统开发，产业扶贫也可能稳步走向产业振兴。不管如何，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应运而生的两大战略，从行动最终走向来说，其将推动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实现含贫困群体在内的乡村居民自由全面发展以及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来说，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无论过程是一路凯歌前进，还是曲折前行，其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其前景是一片光明的，就像“小麦的发展过程——麦粒、麦芽、麦苗、麦秆，最后虽然还是麦粒，但经过一代又一代精心培育，品质已然提升”。

二、职业教育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任务转变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我国职业教育通过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一直在服务“三农”贫困治理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但因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关联与差异，其任务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一）职业教育作用场域变化：从“经济场域”走向“教育场域”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化分为一个个场域。^[12]场域又与资本紧密相连，资本包含经济、文化、社会、符号四种不同类型，其中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的资本，文化资本亦可被称作信息资本，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只有在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13]因此，“场域”与“经济资本”结合生成“经济场域”，“场域”与“文化资本”结合生成“教育场域”。职业教育在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时，均在充分发挥自身在知识储备、人才科技及学科专业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输出知识、物资和人才资源，但在精准扶贫时期其作用场域更偏向“经济场域”。不管是招生计划向贫困学生倾斜，还是针对困难群体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对标解决的都是贫困群体“两不愁三保障”的低层次生理和安全需要，是以钱袋子“由扁到鼓”为指标衡量的。步入全面乡村振兴时期后，扶贫工作的焦点转为如何防止钱袋子“由扁到鼓再到扁”的返贫情况出现，如何加大扶志、扶智力度，激发民众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职业教育作出的应变之一是，其作用场域从“经济场域”适时向“教育场域”转移，“教育场域系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14]。这表现为，职业教育面向“三农”问题，更加关注乡村振兴中“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比如，专业设置更加关注农村管理人才培育，2021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调整原有专业，增设现代农业经济管理、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等专业；课程设计中更为重视乡土性、农业性等元素的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更注重贫困群体持续内在发展动能的激发。

（二）职业教育服务对象变化：从“针对性”转向“普遍性”

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建立，有效地将过往粗放型扶贫的做法，转变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贫方式。职业教育作为助推精准扶贫的主力之一，在此过程中其服务对象的“针对性”也积极回应了“精准”要义，如通过建档立卡针对性对接帮扶对象，尤其是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带头脱贫群体；通过自身人才、科技及资源优势针对性对接周边贫困区域扶贫短板，如扩招指标优先照顾贫困地区学生、选派支教教师驻村、支援学生返乡创业等。但“后扶贫时代高等教育扶贫工作面临贫困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支撑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贫困扶助对象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挑战”^[15]，职业教育服务对象也正在经历“针对性”向“普遍性”的转向，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把焦点从精准扶贫时期的贫困区域、贫困人口的经济贫困问题，转向乡村振兴时期的整个乡村社会的农业农村高水平发展，积极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维度开展工作，并把落脚点集聚到职业教育“育人”本性，如通过文化教育积极培养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需要的产业技术人员、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治理人才；通过“送教入村”，引导思想品德好、专业技术过关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组建专业性强的涉农专家团队，开展多方面的农业技术指导等。

（三）职业教育目标指向变化：从“工具性”走向“主体性”

毫无疑问，贫困群体是职业教育的对象之一，通过普通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产生教育成效。但是，“职业教育有其主体和历史的具体性。每一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所建构的职业教育都有其特殊之处，甚至是大不相同的”^[16]。职业教育面向怎样的贫困群体、如何作用于贫困群体，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不同战略时期其使命是不同的。面对精准扶贫“精准是要义”^[17]的突出特点，职业教育与生产领域的紧密关联性被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工具性”：一方面，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表现出对精准扶贫工作高度回应的工具性和应景性，通过开展普通文化教育与实践培育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专门人才或吸纳贫困学生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一方面，与精准扶贫的“针对性、涉经性、外促性”相呼应，在政府扶持下，给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技术技能教育和培训机会，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摆脱贫困，走出生存困境。但当前已步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期，乡村振兴的“全面性、两维性、内生性”促使职业教育要更为关注自身的现代性。“职业教育的现代性也首先表现为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方面。”^[18]这意味着，乡村振兴使命时期，职业教育要更积极有为地在“主体性”方面发力才行，一是加强“有为才有位”的理念引导，推动政府、企业、贫困群体等多元主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二是强化“有位可有为”的教育扶持，优化普通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对精准扶贫时期以追求短期效益的、符合贫困群体就业需求的、技能为主的培养内容进行改善，补充优化关注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性发展的可迁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内容，推进扶志、扶智教育深入。

（四）职业教育作用方式变化：从“补给式”走向“培优式”

由上可知，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工作“谁来扶”主体之一，主要是从人、财、物等方面来应对“扶持谁”“怎么扶”这两个关键问题，其作用方式体现了“缺什么补什么”的“补给式”特点。贫困群体是面临生存性困难的群体，急需获取经济增生能力，改善经济贫困状况。职业教育既把需提升文化素质、技术技能贫困群体引入校，通过经济扶持减轻贫困群体学习后顾之忧，通过针对性文化输入快速提升贫困群体就业创业能力，通过贫困群体内促实现精准脱贫；又把职业素质高、技术技能强的高端文化群体送下乡，通过文化技术人才直接输送，快速加强情感联系和经济引领示范作用，通过科技文化和技术助推产业发展。全面乡村振兴时期，单方面经济绝对贫困的困局已经破解，相对贫困的“相对”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缺，但也什么都不优的“培优式”发展需求，职业教育作用方式也相应从“补给式”转向“培优式”。一是优化人才培养目标。聚焦“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和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二是优化人才培养内容。面向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招生与人才培养方案等。三是优化人才培养路径。加大扶志、扶智教育和乡村文明建设，加强本土人才乡村建设能力培养等。

三、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定位

“现代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和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变革的性质，决定了对人才素质及水平的要求不断变化和提高。同时，现代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决定了个性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这一切决定了现代教育的目标、内容、结构和形式的不断变革。”^[19]从精准扶贫走向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政策交汇必然引发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的变革，职业教育如何在前期基础上，主动作用于两大战略平稳衔接过渡，与自身能否进行科学角色定位紧密相关。

（一）战略目标定位：从“产业扶贫”到“全面服务”

基于“乡村全面振兴”，职业教育的战略目标从解决“产业扶贫”转向提供“全面服务”。实现“产业扶贫”主要立足“经济场域”，关注“涉经性”，采取“产—教”单向输出模式解决，职业教育的贡献是与产业结合，通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促进产业结构更新和产品创新来实现经济增值。面向精准扶贫时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是合适的、效果显著的。乡村振兴时期，职业教育需要回归“教育场域”，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两维性”和不同时期目标的同一递进性，需要采取“产—教—产”双向融合发展模式。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关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短板，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方面服务乡村发展，尤其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人才短板，正好是职业教育大有作为之处，职业教育可充分利用人才培育优势，参与乡村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优化乡村产业人力资源结构；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积极适应乡村变化的产业发展诉求，在职业学校课程开发、师资支持、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方面适时调整，为产业振兴提供更好的人才、智力和资源支持。“职业教育作为融合的中介和纽带，需要主动建构与乡村产业系统之间的空间互嵌、结构互嵌、要素互嵌与功能互嵌关系，从而使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实现共生发展。”^[20]

（二）教育对象定位：从“贫困人口”及其带头人到“乡村整体”

“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教育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职工教育，日益成为培养各种合格劳动力的机构。”^[21]在精准扶贫时期，职业教育面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之下的绝对贫困群体，通过教育扶贫支持“贫困人口”改善自身生存状况，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发展一批，带动一批”的思路，本土贫困群体中具有教育发展能力、产业提升能力的带头人成为职业教育重点关注对象，通过“送教上门”或“引人入校”方式提升其技术技能，增强经济创收能力。职业教育也关注贫困群体代际传递问题，通过扩招政策、经济补助等方式向贫困群体，尤其是青年一代贫困群体倾斜，提升他们内生发展能力，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2020年以后，贫困群体由绝对转为相对，这类群体致贫的原因不再是单纯的“愁吃愁穿”等显性经济问题，而可能是产业结构调整下被动的致贫群体，可能是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引发的致贫群体，致贫原因更复杂，也更隐蔽。这意味着职业教育面向的对象从“贫困人口”及其带头人转向“乡村整体”，在兼顾贫困村、贫困户、乡村发展带头人的同时，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乡风文明、乡村生态环境改善都应纳入职业教育对象范畴，真正协助乡村走向全面发展。

（三）教育方式定位：从以帮扶为主的外促到

以引导为主的内生“我国农村产业兴旺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农村产业形态、技术进步、组织方式、生产体系等多个方面，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因素，即乡村产业从业者的素质、能力和人力资本含量。”^[22]职业教育关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时期“人”的“有为性”，并积极从这个角度开展工作。但精准扶贫时期，主要是从“扶资、扶业”进入到“扶心、扶志、扶智”，教育方式更偏向帮扶为主的外力，注重通过训练获取“经世技能”，如职业教育通过整合资源，集聚经费，校企深度合作，聚焦产业与市场，增强育人针对性与实效性；通过“送教下乡”，开展贫困人口技术技能培训；通过订单式培养，培育年轻一代就业创业能力。帮扶为主的外促快速带来显性的经济成效，文化素养和技术技能的提升使贫困群体摆脱经济困境，原本思想观念中的“城市化倾向”慢慢转化为“农村也挺好”的“返农村化倾向”，这一阶段的成效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展开奠定了重要人力资源基础。乡村振兴时期，职业教育需要转为“扶心、扶志、扶智”，助推“扶资、扶业”。“到农村去”“农村大有可为”的思想意识如今在广大乡民和青年一代心中已经萌芽，且在茁壮发展，职业教育要做的是进一步发展其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自立自强的能力，如推动职业学校根据产业发展调整专业设置、加强课程体系中“工匠精神”思政元素的融入、增加反映乡村特色的职业教育素材、培育青年一代“爱劳动、会劳动、能劳动”的劳动习惯和能力等。当参与乡村振兴的群体有积极脱贫致富的志趣、有“回归乡村”的真心、有“懂技术、善经营”的能力，自然就能真正扎根乡村，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中。

（四）教育内容定位：从技能培育到“扶智”引领的全面帮扶

精准扶贫时期，职业教育面向的是农村贫困人口单一主体，其共性特征是“积贫、积弱”。“补给式”的工作方式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教育内容以技能培育为主，如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过去依靠人力、畜力发展生产的传统低效农业生产模式，走向依靠现代机器、科技创新成果、现代信息资讯等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快速提高农作物生产产量、培育和栽植适应本地自然环境的农作物品种、掌握现代养殖技术、采用机械化耕作方式、形成现代农产品加工和信息化营销模式等。乡村振兴时期，职业教育发挥育人能力，服务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的呼声更高，“培优式”的教育目标也决定着其教育内容应尽快转变到“扶智”引领的全面帮扶。如对精准扶贫阶段涌现出来的乡村管理、创新创业、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本土化人才，针对性开设培训计划，既以“扶智”为基础性、浅层性目标，系统化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提升发展产业的能力；又以“扶志”为根本性、深层次目标，通过爱国荣家、“工匠精神”等思想信念引导，通过创新交流互动、鼓励建言献策等方式，提高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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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ask Transformation and Rol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eng Feixia

Abstract: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wh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urn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change its task and reposition its role. The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argeted and comprehensive, "economy related" and "two-dimensional", external promotion and endogenous differences. It also contains the same progressive goal, the development continuity of content and the spiral connection of action path. In this regard, the scop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changed from "economic field " to "educational field", the service object has changed from "pertinence"to "universality", the goal has changed from "instrumentality" to "subjectivity", and the mode of action has changed from "supplying" to "excellence training". In the era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reposition its role. The strategic goal should shift from "industrial poverty "to "comprehensive service". The educational object should change from "poor people "and their leaders to "rural whole", the educational mode should change from external promotion dominated by assistance to endogenous guidance, and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should shift from skill cultivation to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led by "wisdo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task transformation; role orientation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