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施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教劳结合”，在表述方式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其现实关注点也有所不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统一于“教劳结合”之中，由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教劳结合”，它不仅是教育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律，而且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新时代要真正实践好“教劳结合”，就必须按照新时代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需要来培养人才。
关键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规律本质；现实关注点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教劳结合”）的思想无疑是我们实施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点，然而，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教劳结合”的具体语境、理论逻辑内涵和劳动教育的实践步履，就会发现对它的解读仍有局限。主要体现为人们往往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思想，而未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它。要在新时代真正实施好劳动教育，有必要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本质进行探讨。
一、“教劳结合”的现实关注点探源
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教劳结合”思想，不仅表述方式带有时代特征，而且其现实关注点也有不同，这是准确理解“教劳结合”的原点。
（一）马克思阐述“教劳结合”的最初关注点是劳动与谋生
马克思阐述“教劳结合”的最初关注点并不是教育，而是劳动与谋生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也必须服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法则，即“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1]。也因此，他强烈反对全面禁止童工，“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2]。显然，以马克思所处时代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其子女不可能停下工来去接受全日制的教育，只能在不影响他们劳动谋生的情况下接受教育。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提出“教劳结合”时，所关注的要点不是教育，而是当时工人阶级的生存及其子女通过劳动来谋生的问题。
但是，马克思又反对让工人阶级的子女单纯地、机械地做工，强调在做工的同时，还要“结合”着接受教育。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出“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3]。这里的教育是提高工人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意识与知识水平的教育，而不是“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4]。又说，“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5]。可以看出，马克思又将“教劳结合”看作是一种“抗毒素”，一种防止单纯、机械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手段，以抵制资本家把工人及其子女仅仅当作资本积累的简单工具。
句式结构分析是研究语句意义的重要方法，分析上面所引相关表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显然是对“劳动”提出了要求—与“教育”相结合，而不是相反，在句式结构上是“劳动”在先而“教育”在后。按这种分析，“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包含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是着力于生产劳动并对其提出要求—与教育相结合，一个是着力于教育并对其提出要求—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着力点的不同，反映着特殊的时代语境。
（二）早期共产党人倡导“教劳结合”探寻民主革命的道路，并意在改造旧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影响下，20世纪20、30年代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猛烈抨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倡导知识分子自食其力，躬身劳动。他们主张教育机会人人均等，主张工人、农民要受教育，要有知识。倡导知识分子走向田间、进入车间，与工农打成一片，参加劳动。革命先驱李大钊（1888—1927）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倡导“教劳结合”的目的，在于探寻在中国实现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希望借此改造旧知识分子身上轻视、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封建思想，这是当时极其进步的革命思想。
“教劳结合”的这种意在改造知识分子的意味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期间它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或明或暗的意识指导下，知识分子被作为改造的对象，当然不属于劳动人民，也不属于工人阶级，甚至大批知识分子还一度被打成“牛鬼蛇神”，被下放劳动，接受改造。1968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被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校学生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教劳结合”的改造意味才逐渐消退。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教劳结合”旨在保障生计和发展经济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明确提出“教劳结合”，可追溯到1934年中央苏区所提出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当时的提法是“教育与生产取得联系”。1942年，鉴于根据地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7]。这与当时的斗争形势是分不开的。1943年，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的指示，[8]在根据地开展了包括机关学校在内的大生产运动。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首流传很广很久的歌曲《军民大生产》。
1958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开始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运动，这一年，正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时的经济气氛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跃进，这是当时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同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显然，前一句是说教育的政治功能，而后一句则显然是基于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被看作是服务生产劳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两句话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强调了教育的两大基本现实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很明显，1958年提出“教劳结合”，与当时经济大跃进的整个社会氛围和价值导向是分不开的，也是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而提出的。“事实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涵既不在于思想意识的教育，也不在于教学方法的改革，它的基本指向是经济问题，是从发展振兴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规范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9]。
但是，这一时期的“教劳结合”显然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关于1958—1959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的通知》中明显加强了“劳动教育”。高中各年级规定了每周2课时的“生产劳动”，包括农业实习和工业实习，另外还专门设立了“体力劳动”科目，规定高中各年级每学年要参加14—28天的体力劳动，其主要内容仍是生产劳动。在1963年制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还对生产劳动作了这样的阐述:“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主要目的是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劳动观点，向工农群众学习，克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观点；同时，在劳动过程中学习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扩大知识领域。”[10]
追溯“教劳结合”的渊源，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别样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其本质内涵及其对学校劳动教育的影响。
二、“教劳结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关于“教劳结合”的表述，既有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洞察，也有他们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在学习与理解“教劳结合”时，必须将其当时的现实内涵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区别开来。
（一）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与“教劳结合”的统一性
马克思从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入手，深入考察了当时的英国工厂制度，发现资本家不仅把工人看成是资本积累的简单工具，而且也由此造成了工人自身的畸形发展。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看到了这些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基础。“工场手工业人为地加速了劳动者的片面技巧的发展，牺牲了生产者的全部素质和本能，从而使劳动者畸形化，把他变成某种怪物”[11]，“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劳动者对专一职业的依附，他的能力和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坏，就可以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要因素”[12]。由此，要想恢复被工场手工业破坏的“能力和职业的原有多面性”，就必须改变社会生产的基础，改造社会。
大工业生产的出现以及生产技术基础的持续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技术革新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也会产生另一种灾难，即大批工人失业。对此，马克思有其独特的深刻认识，“大工业所产生的灾难本身必然要求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劳动者尽可能多方面发展能力是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使各种情况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的职能”[13]。为此，就必须将工人从单纯的机械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从而使“劳动者尽可能多方面发展能力”以适应大工业生产的要求。这样，“教劳结合”不仅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也促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14]。由此，社会变革、人的发展与“教劳结合”是统一的，统一的结点就是人的发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5]。
（二）“教劳结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教劳结合”时经常是站在“未来社会”的高度。考察马列主义经典，不难理解，“未来社会”显然就是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概念是被混同使用的，只是后来列宁才将社会主义定位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未来社会”，既可以体现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也可以体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甚至认为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首先向社会主义过渡。
实际上，前面引述的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尽可能多方面发展能力是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表明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大工业生产方式产生以后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当社会生产方式达到大工业生产水平时，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教劳结合”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通过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因而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在以之作为手段实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之后，便客观上革新了社会形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
反过来，当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时，“教劳结合”就是必然的。不然就会破坏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和谐共进关系，或者根本进入不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从终极的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生产方式将发生根本的变革，对人的要求也会同时发生变化，教育与生产劳动将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促进社会发展，这是一条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6]。
由此，我们发现，“教劳结合”实际上是表述“未来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形式、一个视角。换言之，“教劳结合”实际就是“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教劳结合”也是发展中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社会主义既可体现为制度，也可体现为意识形态，但更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既把握理想社会主义，也关注现实社会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则更关注发展中社会主义。那么，“教劳结合”是发展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吗？回答是肯定的。
教育与生产劳动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本质的、必然的、客观的、稳定的。教育的目标、内容、教学都受到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甚至教育的质量最终也是由它对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所能发挥的作用来评判；而生产方式的改进、生产效率与质量的提高、劳动关系的改善，都与工人受教育的水平紧密相关。教育世界与劳动世界通过教育所培养的工人的发展状况而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就像我国的封建社会以及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时期，结果只能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停滞不前和人的发展的异化，这显然是不和谐社会才会有的现象。但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仔细分析贵族阶级子女的教育和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包括日常生活和劳动中的教育），就能发现各阶层所经受的教育与相应阶层特定的生产劳动，仍然存在稳定的、本质性的紧密联系。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理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迈进的过程中，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肯定不行，但“结合”到分不清你我的程度，也是违背这一规律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的初级或初始阶段，“教劳结合”在主观上可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而客观上它依然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中的必然规律。
三、新时代“教劳结合”的境界升华
时代不同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教育与劳动早已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故，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的经典理论虽然依然是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要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有效地实践它，还必须把握其境界升华。
（一）“劳动”概念的时代内涵
有学者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中有关“教劳结合”的论断，发现其中使用过“劳动”“体力劳动”“生产劳动”“工厂劳动”等概念，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经典理论中的“劳动”是指“以机器大工业为前提的、以体力（手工）劳动为内容的物质生产劳动”[17]。这里，显然是将劳动看作是以工农业生产为背景的、基于体力消耗的物质生产实践。
“劳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既包括简单劳动，也包括复杂劳动。对此，马克思也有清楚的认识，他指出“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18]。于是，他给出了“更贴切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19]。但令人遗憾的是，受社会发展过程的局限，这个定义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今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标志的科技因素，为劳动注入了崭新的内涵，而且，劳动的形式也早已不限于基于体力消耗的物质生产劳动范畴。比如，我们该怎样理解篮球明星姚明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呢？为此，我们既要看到物质生产劳动，还要看到各种非物质生产劳动；不仅看到生产劳动，还要看到义务、责任、自立意义上的非生产劳动等。更不用说，即使在经典理论中，劳动的涵义，除了指体力劳动、生产劳动外，还包括列宁主张的公益性义务劳动。
（二）“教劳结合”的境界升华
新时代教育的功能属性早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我国新时代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的新功能、新属性。由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突破传统认识，去达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时代境界，即新时代、新教育与新劳动、新创造进行新的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同时提出要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这是新时代关于“教劳结合”的新思想，其中蕴含的关于劳动、劳动价值、劳动与幸福、劳动与发展等丰富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代表了新时代有关“教劳结合”的新境界，蕴含着理论和思想的升华。新时代“教劳结合”不是出于经济意义上的利益获取，不是出于单纯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出于技术技能的训练，甚至也不是出于简单的理论联系实际等的考虑，而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系统实践。
新时代要做好“教劳结合”，就要按社会生产方式调整教育结构，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视；按社会生产方式调整专业设置，学校特别是大学就要按社会的需要来确定人才培养类型及质量规格，按社会需要设置、合并或撤销专业；按社会生产方式调整学校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结构、专业与课程设置的调整，所体现的正是教育对社会发展要求的呼应，它所追求的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转向，即按照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需要来培养人才，这显然就是对“教劳结合”规律的真正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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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as Society Development Law in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ur
Ma Kaijian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ur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implement labour education, which not only has different express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but also has different real is tic concerns. The development of man and society can be unifi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labour. Thus, we should'nt understand it only by the view of education. It is actually the universal law in society development since the mass 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and it is not accuracy to think it as the basic law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o practice it in the new era effectively, we must cultivate talents according to needs of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mode.
Key words: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ur; natureas law in society development; realistic concern
初审：赖冬梅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