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并非线性的单维演进，而是在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往复循环、前后交织、多维推进且相对独立、螺旋层叠的辩证过程。贯穿其中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寻找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探索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围绕着这条逻辑主线，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社会上层到底层、从抽象到具体、从表层到本质的曲折运演的逻辑行程。除此之外，始终存在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之中的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逻辑线索，即人的自由和解放。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从源头上厘清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多维进路，才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才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思想；内在逻辑；多维进路

长期以来，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刻板化和模式化的倾向，即把马克思思想形成简单地划化为单维演进和不断超越的几个阶段，而忽略了其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和多维性。因此，突破这种习以为常的传统分析框架，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进行重新解读，对于还原马克思思想形成期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是毋庸置疑的，否定了这种阶段性就等于否定了其规律性和可知性。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阶段性以及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一般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其一，1835年10月至1837年4月，理想主义阶段。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在1837年11月10日致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到，当年4月马克思因病到柏林附近的斯特拉劳休养期间是其思想转变的一个“界标”。他写道：“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1]这种理想主义的特点是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开始认识到“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2]在这一阶段，其对现实的批判和理论思考，包括“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3]以及“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4]这促使马克思离开“纯理想主义”，毅然投入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哲学的怀抱，企图从通过这种转向“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5]

其二，1837年4月至1842年2月，青年黑格尔阶段。在斯特拉劳休养期间，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6]同时由于和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成员的接触并受其思想的影响，其思想开始转向他从前并不喜欢的黑格尔哲学，并成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然而，青年马克思既不是正统的黑格尔派，也不是正统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哲学观和政治观上，他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思想见解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

其三，1842年2月至1843年3月，《莱茵报》阶段。1842年年初，马克思开始为一家新兴的资产阶级报纸《莱茵报》撰稿，并于同年10月成为该报的主编。在《莱茵报》上，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性的文章，揭露普鲁士专制国家腐朽和反动的本质，同情和维护贫苦大众的切身利益。从马克思发表的这些文章来看，其所使用的批判武器仍然是黑格尔所谓的理性原则和理性精神，因而他诉诸哲学，诉诸国家。但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7]这促使他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开始走向社会主义。

其四，1843年3月至1844年2月，实现“两个转变”阶段，即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阶段。1843年年初，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声明退出编辑部，重新回到书房进行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在费尔巴哈思想的启发下，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迈出了走向唯物主义的第一步。恩格斯后来在谈到马克思这一阶段思想的变化时曾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8]同年秋，马克思奔赴巴黎，与卢格共同创办《德法年鉴》。在该刊上，马克思发表了三封书信和《论犹太人问题》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些著作表明马克思终于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其五，1844年2月至1848年2月，创立“新唯物主义”阶段。在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迫切感到，需要将他们的新的原则“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9]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以合著或独著的形式，写下了包括《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著作。正是通过这些著作特别是后四部较为成熟的著作，其新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得到了阐明和创立。

那么，上述五个阶段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流行的观点是：这五个阶段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依此递进，后一阶段普遍高于前一阶段；以1844年2月为界，前面属唯心主义时期，后面属于唯物主义时期；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以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界，前三部属于不甚成熟之作，后四部属于成熟之作。归根溯源，这种阶段性的划分及其观点皆源于苏联和东欧一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传记学家的著述。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有诸多值得反思和重释之处。

实际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并非一个线性的进化过程。因为不仅一个人的思想，甚至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绝非表现为一个简单的直线向前推进的过程。深入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演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复杂的辩证图景：其中每一个阶段的思想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形成一个自我运行的圆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圆圈至少有五个甚至更多；但这些圆圈又不是相互分离，而是首尾衔接，组成一个曲折向前演进的线路。

马克思早期主要着力于哲学的研究，因而其思想的演进主要表现为哲学世界观的形成。综观马克思早期思想，它基本上以压缩的形式反映了人类哲学史的进程。黑格尔指出，“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10]而“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11]因此，整个哲学史必然要通过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的思想显现出来。而且，还要进一步看到，“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12]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辩证观点来看待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的话，那么就不能机械地认定：这五个阶段是一条不断递进的直线，其中一个取代一个，一个埋葬一个，前面错误，中间不成熟，后面完全正确。而客观的思想的过程绝非如此。马克思思想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断拓展和开放的过程，其中既有思想的深化、前后的连贯，也有角度的转换、问题的变化，整个过程是发散的、波动的、立体的、多维的，并不可能局限在一个似乎先天就已规定好了的狭隘的“通路”中。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很难用对和错这样简单的算术公式来判定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由于我们人为地硬性地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截，致使我们长期忽略对1844年前的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这是导致马克思早期研究难以深化的一个深层原因。

我们提出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一转变是存在的和不容否定的。但是，这种转变却不能以简单的对错来划分，也不能把它机械地分割成两截，将其绝对对立起来。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的，“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13]唯心主义也有其合理和深刻之处。而且，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前期和后期，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也是相互渗透的，无所谓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例如，即便马克思于1836年年底刚刚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时，其坚定的无神论思想，对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统一关系的认识，对物质利益关系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肯定等，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当马克思于1844年年初完成了“两个转变”之后，其中一些著作仍然残留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思想的余渣。即使在公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代表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也还处在探索中，并未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在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往复循环、前后交织、多维推进且各自圆融、相对独立、螺旋层叠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将其模式化和简单化的做法都会背离其本来面目和客观进程。

二、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主线

纵观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在其开放的立体多维的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逻辑主线，这就是关于寻找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探索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在理论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或这条主线而展开的。这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沿着这条主线，马克思早期思想呈现出如下的逻辑演进历程：现有和应有—现实与理性—哲学和世界(自我意识与存在)—物质原则和理性原则—市民社会和国家—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

马克思初登理论舞台时，其思想是“纯理想主义”的。这集中表现他对“现有”和“应有”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此时他是以“应有”为根本原则和尺度去批判现实和建构未来。但这里的“应有”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并从现实抽象出来的，而是从头脑里构想出来的；“现有”则不过是一堆供“应有”改造和整理的外在材料而已，而且处于极度的混乱无序状态。这就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脱离了任何实际”的“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感兴趣的原因。

1837年年底，在经历了内心的激动和斗争之后，青年马克思毅然对自己这一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已认识到，跟随费希特，必然陷入主观主义的空想之中。他决意与以往告别，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新的探索。

马克思由思考“现有”和“应有”的关系转向了黑格尔。黑格尔从他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出发，认为“应有”不是主观的意志和想象，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内在的理性精神，正是它在支配着人类历史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和发展；而“现有”并不是种种偶然事件的堆积，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合乎必然性的存在；正是在理性必然性的基础上，“现有”和“应有”之间相互建构并相互转化。黑格尔对“现有”和“应有”的深刻论证，给了正在思考和探索中的马克思一个新的“支点”。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黑格尔哲学，成了一名青年黑格尔派。但是，他已开始觉察到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和现象世界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因而极力想把这种对立重新融合起来。他认为，哲学应该深入到实际世界之中，向实践学习，同时积极干预现实生活，在世界舞台上直接扮演一个角色。他说：“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14]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5]并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在他看来，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的发展，它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种结合、分离、再结合、再分离的不断的波动之中。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哲学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16]使自由的理性精神转变为实践力量，从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这是哲学和世界对立斗争的时期。在哲学和世界结合的这一过程中，哲学不断克服自己的错误，消除自身的缺陷，在哲学世界化的同时使世界哲学化，从而使哲学和世界重新进入协调发展的阶段。而在哲学和世界的结合之中，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因为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17]也就是说，哲学在反对现象世界的同时，也在反对自身的错误，在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把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哲学的实践方面。他指出，一个本身自由的理性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性精神之外的世俗世界，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这一时期的博士论文集中地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大学毕业时的哲学思想。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是在自我意识和存在、哲学和世界以特有方式相互对立、相互作用中，通过批判、实践改变世界而走向自由，生动地体现了青年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和辩证思想的特色，突出地表明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独创性。正是这种独创性，使马克思开始大大超出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这是他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起点。

在《莱茵报》期间，由于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马克思开始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原则和黑格尔的理性原则的矛盾。特别是“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18]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恩格斯后来指出，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9]

退出《莱茵报》之后，马克思在1843年于克罗茨纳赫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这部著作集中探讨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上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而且站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上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0]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剖析了黑格尔抽象思辨的逻辑方法，提出了“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21]的崭新方法。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宗教神学观的批判，论证了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宗教神学和世俗生活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22]正是根据这种对宗教的唯物主义看法，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宗教的批判终究要归结为对政治的批判，宗教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前导。“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3]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反宗教斗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成为一切批判的前提，并为宗教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开辟了道路。“政治解放”只是使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24]只有消灭现存的制度，实现了人类解放，才能使宗教消亡。

对于人类历史奥秘的探寻，关键是要找到历史的发源地，这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与青年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一向重视社会实践的作用。但从历史观上探讨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开始的。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探讨，论证了劳动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他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5]这段论述并不是偶然的思想闪光，而是贯穿于《手稿》中的一个基本思想。《神圣家族》是第一部从历史观的基地上论述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不是观念决定人们的历史，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决定人们的历史。据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并得出了著名的论断：“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6]系统阐述社会实践观的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只是一份匆匆写成的纲要，但它却集中地论述了社会实践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诸多领域的基础作用，并将其作为“新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提纲》鲜明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本性，从根本上讲，“新唯物主义”就是“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新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两个名称不加区别地予以混用的原因。《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了系统全面的阐释。它主要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本质规律，从而在历史领域实现了一次思想的变革。马克思后来所写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不过是这种新历史观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应用。

综上可知，历史观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探讨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破解历史发展的深层奥秘，是贯通其全过程的一条逻辑主线。围绕着这条逻辑主线，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社会的上层到底层、由抽象到具体、由表层到本质的曲折运演的逻辑过程，而推动其思想逻辑演进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实践斗争。这种实践斗争在理论上表现为对现存世界的无情批判，在现实中表现为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斗争相结合。在逻辑运行上，这一过程又表现为理论逻辑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揭示和解决，由此促使其思想逻辑按照其自身所固有的内在逻辑向前演展。

三、客观还原马克思早期思想生成的多维进路

在总体上，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是贯穿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条逻辑主线。但是，主线不是单线、孤线，主线是相对于其他非主线而言的，离开了其他非主线，也就无所谓主线。因此，客观还原马克思早期思想生成的多维、多线的逻辑进路，显得十分重要。除主线之外，一以贯之地存在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之中的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逻辑线索，这就是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问题。

早在大学期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就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的肯定，从哲学上高度颂扬了人的自由理性精神。他指出，承认原子直线式下落和由诸多原子相互排斥所引起的相互冲击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所共同的，不同的是后者同时又承认原子还有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伊壁鸠鲁的偏斜理论是其对德谟克利特原子学说的重大改造。由于伊壁鸠鲁在原子论中把抽象个别性(原子和自我意识)加以观念化，因此它就克服了先前那种被动的物质形式，并从直接存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充分发挥了黑格尔派的思辨精神，将精神性的概念贯注到原子论中，据此把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规定为原子概念的自我否定，并通过这种自我否定打破抽象的个别性，从而获得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于是，在原子的世界中，每个原子作为自我意识存在，就像神灵世界摆脱了现实世界一样，不为尘世的事情操心，而在现实世界之外自由自在。可以说，自由的意识和理性精神是贯穿于这篇博士论文中的中心思想。

在《莱茵报》所发表的系列论文，更是直截了当地把自由确定为精神的本质。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指出，精神本身是自由的，其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对于真理的探讨，不能强制性地要求其只有一种风格。他大声地责问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27]因此，马克思提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28]让精神的自由回归人类自身。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的命题。但是，即使在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仍然是分裂的。国家虽然在政治领域把人变成了抽象的“类存在物”，但在现实的市民生活中，人却破碎化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而与“类”相对立。于是，人们过着双重的生活，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29]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在这种世俗生活中人成了失去了真实本质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国家中，人是类存在物，人至少在想象中获得了虚拟的社会本质的存在。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这种世俗的分裂，造成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要消除这种分裂，就必须实行“人类解放”，使人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现实的市民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从而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把人的解放区分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认为前者将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分离开来，并赋予了每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这种“政治解放”却使人陷入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个体与类的双重分裂之中；而后者则要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消除社会和人自身的分裂，把个人的活动直接变成类的活动，使现实的人同时成为抽象的公民，将个人组织成为社会的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社会不再只是狭隘的政治共同体而是真正的社会代表，人类解放就能得以实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大声疾呼德国要从宗教的批判转向现实政治的批判，而政治批判的最高目的就是人自身的解放。他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0]他还断定：“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1]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实质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从根本上讲，“人类解放”就是人自身的解放，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不同，他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人的说教上，而是将其与消灭私有财产和一切奴役制的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结合在一起，并且认为只有实行这种结合，人类自身的解放才有现实的可能。

《手稿》集中地论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具体地考察了人的异化的四个规定，深刻地分析了造成这种异化的本质根源，提出了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性全面复归的现实路径。《手稿》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从现实层面而且从人的本体论上揭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异化问题，阐明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物质解放而是人自身的解放这一本质的意蕴。

《手稿》之后，马克思虽然把理论研究的重心由人的问题转到了社会历史观问题，但是，关于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仍然是与历史观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它有时隐含在历史观之中，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问题而存在。^[3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分工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悖反和异化的分析；《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都证明人的自由和解放始终是一条或隐或现的重要逻辑线索。

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的逻辑线路是多维、多线的，从总体上讲，存在着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路。其二，从哲学上讲，至少存在着历史观和人本论两条逻辑线路，前者是主线，后者是副线；前者呈显性，后者呈隐性。但这是由时代所赋予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所决定的，并不表明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处在一个次要地位。实际上，马克思探讨社会历史观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其三，人类历史发展属于社会认识论的范畴，人的自由和解放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但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苏联的官方理论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人为地把人的问题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驱逐出去，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变质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和经济历史观。因此，只有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源头上厘清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多维进路，才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也才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

参考文献：

[1][2][3][4][5][6][14][15][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10，9-10，10，15，16，136，258，135，25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0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

[10][11][12][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5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7.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46.

[20][21][22][23][24][27][28][29][30][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251，359，425，453，442，7，31，428，460-461，469.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32]杨兴圆，袁银传.马克思劳动人本思想的生成进路与双重内涵[J].学习与实践，2020，(11).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