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力量办学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隐藏在社会力量背后的资本日益膨胀，在教育中不断扩张，既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时尚，也创生了大量无意义的甚至有害的教育服务与教育需求，带来了诸多困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问题。教育中的资本扩张显性表现为民办教育机构和在线教育市场的规模急剧扩大，教育广告和营销的费用急速增加，民办教育机构不断上市并以集团模式扩张；隐性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教育理念的席卷。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得学生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度、学校教学秩序、社会的教育价值观以及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危害。为了正本清源，恢复教育的公益性本质，保证教育公平，我国需要完善教育中的资本治理体系，即在严格遵守已有法律法规基础之上，进一步修订有关法律，限制资本在教育中的活动范围；夯实和拓展学校功能，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水平；提升公立中小学教师待遇，切实保障教师权益，稳定教师队伍，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关键词：中小学减负；校外培训；资本扩展；教育治理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此后，各种社会力量进入了教育领域，我国也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和大体量的民办教育体系[1]。社会力量办学一方面缓解了政府办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但是，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隐藏在社会力量办学背后的资本在教育中的无序扩张却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学生和家长的教育压力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焦虑，政府颁布的诸多减负政策皆难以见成效。教育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大力整治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事实上，校外培训机构只是表象，多年减负难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背后的资本扩张，甚至是民办学校也在资本加持下急速扩张。那么，资本在中国教育中的扩张有着哪些表现？这些扩张给中国教育带来了哪些危害？在我国当前一系列法律的基础上，应如何进一步完善针对教育中资本扩张的治理？
一、教育中资本扩张的表现
教育中资本扩张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显性表现为民办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各种教育广告和营销的盛行，更突出的是许多民办教育机构积极上市；隐性表现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公众教育理念的影响。
（一）民办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
众所周知，教育具有受众广和需求高的特点。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投资者选择对教育进行投资，大量资金的涌入造成了民办教育机构数量的急速增加，其中包括了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学校两个方面。就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增长而言，当前中国K-12教育培训行业已发展出以校外培训机构为主体的万亿级市场，总数量超过了百万家[2]，已经高于同期义务教育学校总数量（2019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26万所）[3]。换言之，校外培训机构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建立起了自己的“教育帝国”，其影响力遍布全国各地。天眼查发布的《2020年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十年来我国教育相关企业的总数从78万家上升到了412万家。截至2020年10月，年内净增教育相关企业34万家，同比上涨了22.5%[4]。诚然，这一增长趋势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着密切联系，但也暴露出我国教育事业存在的巨大隐患：资本披着教育培训的外衣正在教育中进行着大肆扩张。迅速增长的校外培训机构成为了资本攫取利益的得力工具，特别是在激烈考试竞争影响下的K-12教育领域，市场规模空间巨大。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年中国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乱象热点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课后辅导市场规模达到了4380亿元，群体规模预计达到了16973万人[5]。
此外，受资本扩张的影响，我国民办中小学学校的数量也处于明显增长阶段。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了从小学到高中民办学校数量、招生人数和在校生数量的增长情况。可以发现，随着年级的增加，民办学校数量以及招生和在校生数量增长的比例就越高。
（二）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扩大
5G等新兴信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资本的加持下，我国K－12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发展势不可挡。资本瞄准了在线教育这块大蛋糕，竞相开展融资竞赛，争夺在线教育市场。2010年至今是教育培训行业在线教育的发展潮，MobData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图表略），近年来在线教育正处于资本的风口，大批在线教育企业融资火热。
诚然，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政策福利。2019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在线教育的发展，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在线教育[6]。此外，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对在线教育的成熟发挥了关键的催化剂作用。然而，2020年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超过500亿元，超过了行业前10年的融资总和[7]，这一数字背后所呈现出的资本扩张不容小觑。
（三）教育广告和营销费用的增长
随着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也给资本提供了便捷的传播渠道。为了争夺市场规模，校外培训机构将大量资金用于广告投放，从其教育广告的投放程度可见一斑。2020年前9个月，猿辅导、作业帮、学而思网校三家企业在广告和销售方面的投放总额约为55亿元，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在线教育已成为继电商、游戏之后主流平台的第三大广告主[8]。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培训类广告就像无尽的苍蝇，遍布于综艺电视节目的插播、公交站牌、楼房的广告牌、商场电梯间以及各类短视频和公众号推送等渠道。同时，众多商业平台为了盈利，不负责任地采取各种扶持措施鼓励教育广告的投放，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虚假夸张广告。
此外，为了突出自身的竞争力，教育企业不断地扩大营销手段和提升营销费用。众多教育企业都采取商业化的营销模式，例如做广告、拼低价、将学费做投资，甚至有机构采用“白条”“教育贷”等金融手段来吸引客户[9]。为了增强企业竞争力，增加或维持因产品或服务销售等过程中的费用在企业营收中的投入占比成为了教育企业的核心手段之一。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上市的教育企业、中美股企业、中沪深和港股企业都整体表现出维持或者提升销售费用率[10]。
（四）民办教育机构上市和集团化办学趋势明显
资本操纵民办教育机构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办教育机构的积极上市。2010年中国产生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上市潮”，安博教育集团、环球雅思、学而思国际教育集团等一批教育机构相继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市场交易所上市[11]。通过采取上市的手段，民办教育机构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谋取更大的利益。截至2013年12月，八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民办教育机构的市值合计75.59亿美元，比2012年12月的54.93亿美元增加了37.6%[12]。
此外，随着我国对教育事业的扶持，全国各地掀起了集团化办学的潮流，民办教育集团化发展也成为了我国民办学校发展的重要趋势[13]。教育集团是从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移植而来的教育规模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其主要以“盈利”来促进自身的发展，经济合理性成为了教育集团学校管理的基本价值。尽管教育集团规模化使得教育投资的效益扩大，但教育集团的“经济化”却使得教育领域中的理念和行为发生了改变[14]。一些大型教育集团凭借着品牌效应吸引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形成教育垄断，在造成教育集团与普通学校之间差距变大的同时还使得教育同质化现象变得突出。
（五）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教育理念的席卷
事实上，资本在教育中的扩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几十年前就已埋下伏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资本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使政府和公众一步步陷入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观念漩涡之中。
资本在通过各种手段制造新社会需求的同时贩卖解决方案，强调遵循市场逻辑的“效能”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向大众灌输一整套的特定话语和思维[15]。其中，最有效的手段是资本打造自己的“知识工业集团”，通过专家团体创造出自己的话语体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即权力”，资本通过自己创造的话语获得了影响公众思维和实践的权力。帮助拥有者获利的信息被视为一种资本，信息资本影响了信息拥有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6]。当前，短视频和直播成为了教育营销的重要突破口，是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在2020年国内最火的短视频平台上，在教育领域企业短视频内容营销的主播群体中，该平台聘请的专家达人比例高达70.3%，剩下的明星艺人、平台头部达人和官方蓝V的比例分别为18.9%、18.9%和8.1%[17]。专家达人进行直播带货的比例遥遥领先，因为通过专业认证的专家达人更容易获取大众的信任，从而实现资本的快速转化。由资本打造的“知识工业集团”不断地向大众抛售各种教育新需求和解决方案，从而影响受教育者方面的决策。
总体而言，在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绩效主义”价值理念的影响下[18]，问责制的传播以及全球测量文化的兴盛使得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内到学校外，到处都重点关注教育的产出和结果，忽视了教育过程。教育逐渐从公共产品转变为了以效率为主的商品。换言之，资本以“效能”之名介入了民生领域，教育这项公共的民生事业逐渐成为了资本攫取利益的领地。
二、资本扩张对教育的危害
随着不断扩张，教育中的资本给教育活动中各个主体所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
（一）对学生和家庭的危害
1.学生学业负担增加，身心健康受损
一方面，资本通过间接增加学生学习时间的方式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家庭作业时间过长。在2018年PISA测试结果中，我国四省市学生的学习时长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第4位。单项学习时间方面，我国四省市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上的平均学习时间分别为4．6小时/周、5.0小时/周、5.5小时/周，在参测国家（地区）中分别排第7位、第8位和第3位[19]。2018年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四年级学生数学、语文单科平均每天作业时间在30分钟以上的比例分别为33.6%、40.4%，在60分钟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4.7%、21.5%，在2小时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4%、8.7%；八年级学生数学、语文单科平均每天作业时间在30分钟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0.2%、45.5%，在60分钟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9.2%、15.1%，在2小时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6%、3.4%[20]。这些仅是学生耗费在数学和语文两门学科上的学习时间，除此之外，学生还要耗费大量的休息娱乐时间去完成校外培训机构的学习任务，学生自然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资本在教育中的扩张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心理的伤害表现为青少年抑郁，身体伤害则突出表现为视力受损。由于学生耗费在学习上的时间增加，学业负担加重，再加上当前中小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脆弱，其身心健康很容易受到影响。2021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随着年级的增长，抑郁检出率为上升趋势，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0.9%-12.5%[21]。此外，长时间参加在线辅导班课程使孩子的视力直线下降，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生率逐渐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2018年我国青少年儿童整体近视率为53.6%，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36.0%，初中生为76%，高中生为81.0%[22]，青少年近视低龄化成为了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2.家庭经济压力增加，生活幸福度下降
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金钱和精力的支持，家长会竭尽所能地为孩子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近几年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不断提高。2020年11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2019）》显示，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在小学阶段，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占家庭校外支出的86.9%，初中阶段占81.3%，普高阶段占87.3%[23]。还有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国家庭教育支出高于家庭收入的20%。在年收入超过50万的家庭中，接近70%的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超过20%，其中47.6%的家庭超过了30%，在年收入低于8万的家庭中有30.9%的家庭超过了30%[24]。多种培训科目、多个类别的校外培训使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增加，并且校外培训项目收费过高、大规模预收学费、培训机构卷钱跑路现象屡见不鲜，高昂的培训费用直接加剧了家庭经济压力。此外，学生参加各类校外培训活动还会消耗家长的陪读和接送的时间，层层时间的叠加导致家长自然心力交瘁，毫无幸福可言。
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多种原因。一方面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家庭支付能力提升，孩子的教育得到家长全力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社会和家庭都以“教育至上”，为了孩子教育投资再多也不足为奇。此外，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学历贬值的现象越发严重，众多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家长们根本无法遏制教育焦虑，资本只需稍微煽风点火就能达成目的。
（二）对学校的危害
1.教学秩序被干扰
一方面，资本通过高薪的方式恶意聘请公立学校的优质师资，导致了公立学校人才流失严重。教师对薪酬待遇的满意度对教师流失率的影响极为显著[25]，而校外培训机构靠着资本加持，通过高薪“挖走”公立学校教学名师的新闻屡见不鲜，这对公立学校的教学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首先，优质教师的流失会拉低公立学校教师的整体水平，不利于我国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其次，优质教师流失还会对学校组织产生影响，最突出的就是降低学校教学质量、影响留任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以及破坏学校长期形成的集体凝聚力；此外，学校重新组织招聘、雇佣和培训新教师还会耗费学校大量的经费，使得原本应该用于改善教学等方面的经费被用来填补教师流失的经费缺口[26]。
另一方面，校外培训采取超前和超纲的教学方式严重干扰了公立学校的教学秩序，加大了公立学校正常开展教学活动的难度。校外培训机构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利用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批量地开设一些不符合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课程，例如一些“奥赛班”和“培优班”，打着“提高”的名号经常超前超纲教学，参加这些课程的学生并不一定真正能够学会超出自己生理年龄特征的知识。并且，由于校外超前超纲教学，导致公立学校中的教学难度加大，教师不得不面对具有更大多样性的学生群体；经常出现同一个班级里有学生提前在校外学过某个知识点，而有些学生没有学过的教学困境。一些缺乏基本素养的教师看到班上有学生掌握了这个知识点后，很可能就会快速地教完，忽视了班级里没有学过这个知识点的学生。那些被忽视的学生只能在课后去校外培训机构“补差”，就这样产生了校内校外教学上的恶性循环，公立学校中的教学秩序被严重扰乱。
2.教师地位受威胁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师生之间互相尊重和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相长，教师拥有一定的权威。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必要前提，还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生命意义的体现。然而，在资本操控中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资本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大众对师生角色和地位的认知。家长和学生在校外培训机构中处于消费者地位，为了讨好家长和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秉承绝对的学生中心价值观念，把“顾客是上帝”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学生不敢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训育，让消费者报班和续班是培训机构核心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培训机构教师地位低下，角色卑微，教师的话语权被无限缩小，学生成为了教学活动中唯一的中心和权威。
长此以往，学生在校外培训机构中对教师的服务角色和态度的理解就会影响学生对教师真正的角色判断。我国义务教育学校中的教师对自身地位的认知使人忧心。有实证研究对我国9省市义务教育教师发展现状调查研究显示，我国义务教育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总体较低，有26．4%的义务教育教师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当地处于下等，41．0%的义务教育教师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当地属于中下等，28．2%的义务教育教师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中等，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上等和上等的义务教育教师分别仅占总样本的3．2%、1．1%[27]。
（三）对社会的危害
1.散播教育焦虑，影响教育目的
资本深谙市场营销规则，擅于利用和操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家长的教育决策深受广告营销、自身教育理念以及攀比心理的影响。一方面，资本通过炮制出“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寒门再难出贵子”等舆论制造和贩卖教育焦虑，使隐藏在家庭内部的“教育焦虑”浮出水面，那些宣传的标准成为了家长衡量自家教育的标杆，不该焦虑的家长也因社会热议而变得焦虑[28]。另一方面，资本通过夸张的宣传口号如“清北名师”“快乐学习”“私人定制”“VIP服务”等诱导性的宣传吸引家长的注意力，以谄媚奉承的销售态度吸引家长为孩子买单。在我国教育类广告语所构建的话语模式中，教育活动变成了竞争，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定位分别变成了竞争者、购买者和受雇者[29]。资本传播了这套理论，公众也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但由资本提供的教育产品只会按照市场经济逻辑传递出如“功利”“利润”“效率”的重商主义价值观，在教育中的体现就是对“排名”“分数”“绩点”的追捧。
然而，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得到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培养“完整的人”，以盈利和功利为核心目的的资本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的目的。为吸引更多的家长和学生报名各种培训班，最具诱惑性的方式就是强调培训和辅导对提高学生的分数和排名的影响力。在这种理念下，校外培训机构只会非常片面地强调学生智力的发展（且不说是否真的得到了发展），而忽视了学生其他能力的进步，也忘记了教育本身的道德约束和人文关怀。马尔库塞1968年提出“单向度人”的概念非常符合校外培训机构所培养的学生的状态，其含义是说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人进行了全面的操纵和控制，使人丧失了内心自由。事实上，人的丰富性与生俱来，但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某些特质会出现压倒性的特征[30]。在校外培训中，学生的分数进步、排名的提高压倒了一切。尽管存在兴趣活动类的辅导课程，但是那些看起来是素质教育的兴趣活动实质也大多暗含着激烈的竞争。换言之，资本使得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代替了教育的终极性价值，教育的目的在源源不断的培训课程中得到了转变。
2.创造表面繁荣，加重教育内卷
在资本的影响下，当前我国教育“内卷化”现象越发严重。“内卷”是指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只是在内部进行不断地重复，尽管越来越精细和复杂，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内在的重复，无法实现飞跃和质变[31]。面对不断增加的竞争人数和越来越少的优质教育资源，教培机构、学校、家长和学生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劳动来应对这场危机，却只能达到边际效益递减的境地。
一方面，当前校外教育培训行业自身内卷化严重。教育培训行业主要包括课后辅导、素质教育、英语培训三大细分市场，近三年来整体规模急剧增长[32]。当前校外培训行业处于竞相争夺市场份额的白热化阶段，行业的无序竞争使得行业内耗严重。一些机构为了占领市场，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小机构进行打压，恶性竞争的同时也面临着倒闭的风险。例如2020年“优胜教育”由于资金链断裂宣布倒闭，在线教育企业“学霸君”也宣布破产倒闭。学生缴纳的培训费用无处可寻，最后承担损失的是广大学生家庭[33]。
另一方面，资本导致整个中国基础教育内卷化严重，出现了有数量上的发展却不见实质性进展的境地。首先，资本潜移默化地制造和传播了大量的教育新概念、新话语和新规则，创造出了新型的教育学概念丛林，引领了中国教育领域话语的流变，但对教育的发展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在校外培训机构的招生和教学过程中充斥着众多新教育概念，通常这些新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然而，正由于这种概念边界的模糊性才更容易使观者产生代入感。例如对学生和教师角色定位的新概念“学渣”“学霸”“明星学员”；对教学方式方法的新概念“小班化”“项目式”“中西结合”“个性化服务”“私人定制”等。这些新教育概念体现的是市场逻辑对教育话语的侵蚀，教育话语也因此变得日益庸俗化。
此外，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颇丰，在基础教育阶段有了越来越多的考核规章制度，考试的内容越来越精致，选拔人才的方式越来越不拘一格。例如，2021年2月，辽宁省颁布的新中考方案将13门课程纳入了中考，将体育、音乐、美术以及劳动教育都纳入了考试范围[34]。然而，繁荣背后实则是越来越沉重的负担。那些新制度、新内容、新课程、新考核，各种“新”事物不断地刺激着学生和家长的心脏，而家长们应对这些刺激的方式很简单，他们就像把巴甫洛夫的实验一样形成了条件反射，报培训班是他们的第一反应，“鸡娃”和“虎妈”“狼爸”[35]现象一度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四）对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危害
1.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资本在教育中的扩张使得教育不公平问题更为严峻。布迪厄（Pierre Bourdie）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提出，上层阶级家庭文化资本更高，并且相较于下层阶级家庭的子女，上层阶级家庭的子女能够在家庭和社会化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36]。众多实证研究都表明，校外辅导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明确的相关性。换言之，教育资源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越有钱、有文化和有地位的家长，就越重视子女校外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即无论教育供给如何，家庭资本都会驱使家长追逐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提高子女竞争优势，间接地维持教育机会的不平等[37]。在农村，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由于农村家庭的选择十分有限，再加上农村家庭收入较低，农村户籍家庭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远低于城镇户籍。2017年城镇户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为每生每年16201元，为农村家庭的2．5倍，其中校外教育支出占比为41%，是农村家庭的2倍[38]。长此以往，中国的社会阶层将会更为固化，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将更加无法与来自家庭经济优渥的学生竞争，所谓改变阶层和命运的阶梯“高考”也将沦为学生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斗兽场。
2.无法保障教育质量
受资本逐利性本质的影响，校外培训机构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广告宣传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其较少钻研教学能力的提升，根本无法保障教学质量。首先，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师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大学生当兼职教师，缺乏教学经验[39]。还有众多教育培训机构为了制造噱头专门为清北毕业生单独开设特别的就业通道，并特别标注其区别于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薪资[40]。一些所谓的“清北名师”是否真正受到过专业的教学训练，是否掌握了足够的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
其次，真正的教育应该做到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开展教育。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较为短暂，除课上几十分钟的时间外几乎没有联系，孩子在上完一期培训课程后又换到另一个培训班，接触另一位培训教师。这样一来，培训机构的教师们根本无法摸清如此多学生的个性特征，学生也难以和教师建立信任关系，而当学生对老师缺乏信任的时候，教学只会事倍功半。再加上各种绩效考核及续班压力，导致培训机构老师的教学核心目的也只是为了达到考核标准和留住学生，注定无法提供因材施教的教育。
最后，真正的学校教育是有组织的、系统的和长期性的师生交往活动，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教学与课程，更是教师以身作则，长期性地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滋润，还包括了对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但在资本控制下的校外培训所提供的教育是片面的和速成的，缺少系统性和组织性。在这种片段式的、忽视全过程的教育培训下，学生被商品化，校外培训机构仿佛批量生产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做题机器”，没有情感，也没有温度。此外，资本通过各种宣传广告让家长和学生错误地认为只要临时抱佛脚就能够被完美的包装，这种“教育速成”观念不仅无法保障教育质量，还违背了教育中“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更是传达了一种错误的人生态度。
三、完善对教育中资本扩张的治理
教育事业乃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每一个家庭的福祉，进一步加强对教育中资本扩张的治理迫在眉睫。
（一）依法治理：减少教育中的资本扩张空间
1.严格守法，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与监督
面对资本在教育中无序扩张所带来的侵害，需要坚持依法治理、综合施策，严格落实《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首先，就法律地位而言，校外培训机构应该属于特殊企业法人之列。企业法人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但是，校外培训机构从事的是教育活动，具有公益属性，同时需要遵循教育公共性的原则[41]。其次，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校外培训属于民办教育的范畴，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第三十八条规定：“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改善办学条件和保障教职工待遇[42]。”换言之，民办教育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其资产和财务管理都需要依法受到严格的管理与监督。此外，我国从法律上保障了学生拥有休息娱乐和锻炼时间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对此，各地教育部门需要对校外培训机构加强监督与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6月15日，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明确体现出了国家对校外培训监管工作的高度重视[43]。专业监管机构的建设对深化我国校外教育培训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当前，该司的职责包括了指导校外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定校外培训规范政策、拟定相关线上线下机构设置、相关培训业务以及收费监管等标准和制度等，严格监督，综合治理校外教育培训[44]。有理由相信，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设立将有力保障和促进有关法律法规的落地执行。
2.修订新法，限制资本在教育中的活动范围
2018年8月，国办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45]，同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46]，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诸多疑难杂症悬而未决。实际上，上述文件对校外培训机构“诚信经营”“严禁超标培训”“严格教师聘用”“控制培训时间”等方面做出了规定[47]，但依旧是治标不治本，“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依然存在。
加强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是当前的紧迫难题。事实上，校外培训机构只是表象，真正需要整顿的是在背后操控校外培训机构的手——资本。因此，在新制定或者修订校外培训的法规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和限制资本在教育培训中的活动范围，同时加强监督和管理。可以肯定的是，校外培训机构对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培优补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带动了庞大的就业市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仅是民营企业那么简单，不能完全按照商业模式开展，因为其所涉及的内容是公共的民生领域——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中教育的公益属性不能忘记。
（二）回归学校：提升公立学校教育服务水平
政府的减负政策导致公立学校减少了服务的内容和时间，学生和家长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考试就业制度激烈的竞争使得资本趁虚而入。想要对教育中的资本扩张进行治理，需要回归学校，从提高公立学校教育服务水平上下功夫，具体有以下三种策略。
1.学校替代策略
教育公平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属性，促进教育公平是国家基本教育政策[48]。校外培训提供的服务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地位来决定服务的水平，实质上与教育公平相悖。为此，通过公立学校替代校外机构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式可以在保障教育质量的同时促进教育公平，也是我国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背景下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进入“优质均衡”的应有之义。
学校替代校外机构提供服务需要延长公立学校的服务时间，同时充分发挥学校的课后服务功能。一方面，延长学校服务时间可以解决家长上班时间与学生放学时间不匹配矛盾以及减少家长和学生购买校外培训服务时间的问题，从而减少资本入侵的机会。例如，德国在全国大力推广全日制学校的目的就是延长公立学校的服务时间，发挥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多个性化支持的同时保障教育公平的功能。其首都柏林海勒斯多夫·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Hellersdorfer Wolfgang-Amadeus-Mozart-Schule）公立小学计划在2021年复活节之后开启一个创举，首次将公立学校的服务时间延长至周六，为需要帮助的家长看护孩子并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课后支持[49]。通过延长学校服务时间可以有效地关照弱势学生群体，能够确保贫困家庭的学生得到更长时间和更个性化的支持，促进教育公平。
当然，延长的学校服务时间需要丰富的课后服务活动进行填补。课后服务是指在学校学科课程结束之后，由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个部门提供的保护和促进儿童成长的教育服务活动，主要包括“托管服务”活动和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要的兴趣小组活动、社团活动、综合实践活动、“学困生”帮扶活动和对学优生的学业规划指导活动等[50]。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布会上表示，义务教育学校要进一步增强课后服务供给，还要进一步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和学生的需要[51]。尽管我国多省市已经开展了“课后服务”项目，例如北京2014年颁布的《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上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放学后看护工作的通知》和广东《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但是由于课后服务权责划分不清，服务功能较单一，时间也不够长等原因，效果并不显著。当学校课后服务的水平足够优质和多样，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从而降低购买校外服务的需求。当然，学校提供课后服务需要相应的制度和资金支持，例如美国的“放学后计划”举措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家长缴费等多种形式，英国设立了资金供给部门和监管部门[52]。在这方面我国需要强化督导，对课后服务的收费进行协商管理，系统有效地监管付费问题。
2.划清边界策略
划清边界策略需要完善相关法律，从法律上明确限制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内容，划清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内容的边界。换言之，可以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国家课程以内的教育，但可以提供国家课程规定以外的教育培训，与学校形成互补的教育。划清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教育内容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首先学校应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其次应重新提高课程标准，增加课程难度，提升中小学毕业要求。
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需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特别是国家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的声音，实际上是万不可取的。因为全球化时代中，英语是我国学生未来自由行走在世界各国的重要工具之一。如果取消了英语的主科地位，上层阶级家庭的家长仍然有促进孩子提升英语能力的需求，他们会向校外购买英语培训服务，而贫困家庭的家长则缺乏这种意识和支付能力，无法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将极大损害教育公平。因此，不仅不应降低教学水平，反而应强化基础学科的教学质量，最大限度地降低由学生家庭背景出身带来的教育不公的影响。
另一方面，提高公立教育水平需要提升课程标准，增加课程难度，适当提升毕业难度，而不应该为了“减负”反其道而行之。很多研究都表明，及早平衡与家庭有关的教育差距，将会使更多的受教育者有机会过上自主和独立的生活，并对其今后的工作和收入、政治和社会参与、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带来诸多积极影响[53]。德国在“PISA震惊”之后，为了提升本国教育质量，制定了国家教育课程标准，提高了中小学的毕业难度，其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也得到了改善。实际上，提高中小学毕业要求能够提高广大学生（特别是工薪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升学过程中的竞争力，促进教育公平。
3.协调合作策略
协调合作策略是指通过政府采购校外服务的方式来实现校内外合作开展课后服务活动，夯实和扩大学校的服务功能，满足家长对更加多样化教育资源的需求。教育和医疗一样属于民生领域，老百姓在国家的帮助下能够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享受到昂贵的医疗器材提供的服务，教育也可以如此。具体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地方政府统一向校外培训机构采购教育服务，再分配给学校，这种方式的优势是通过政府统一购买会降低成本，局限是教育服务内容或许会比较单调；其二是由政府出资，按一定的标准将资金分配给学校，让学校自己根据学校自身发展需求和特点去购买校外服务，办出学校自身特色。
协调合作的治理策略其实是一种“折中”的第三条道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减轻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负担，另一方面也给校外培训机构留有生存空间，良性合作的开展有望达到多方共赢的局面。实际上，学校具有校外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包括学校的管理、场地、师资和资源等，对学生的教育教学更加专业有效，家长也更加安心[54]。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教育，所以他们才会为了获得更加优质和更加多样化的教育资源而选择购买校外教育培训服务。通过政府采购校外培训服务的方式可以将家长和学生“需求”的教育放到“安心”的场所开展，学校根据实际条件为学生提供补差和助优服务，为学生提供真正“适合的教育”。例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政府为学校课后活动提供资金补助，帮助全日制中小学校与校外机构和协会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多样化和高质量的教育服务[55]。
（三）重视教师：保障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
教师的工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师的生活幸福度和获得感，影响着该国教师职业的吸引力程度，教师工资也是一个国家教师地位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的薪资水平低于同类国家或地区，距离“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政策目标也存在差距[56]。教师的工资水平是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教师流失意愿的首要原因[57]，教师流失使得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教育不均衡问题更加突出。此外，尽管教育部于2015年印发了《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但是部分在职教师为了增加收入，给学生提供课外补课的情况仍然存在，甚至个别教师课上不教或少教，鼓励学生课后参加自己开设的课后补习班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挫伤了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信心。
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困境。当前，我国教师工资主要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补贴四个部分。延长公立学校教育的服务时间、提供更多的学校课后服务同样也延长了公立学校教师的工作时间，那么肯定需要建设相应的教师支持和福利保障制度来保障教师的权益。总体而言，提升教师工资水平可以从以下几点展开，第一，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稳定增长的机制；第二，充分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作用；第三，重视津补贴工资的补偿作用，切实保障教师多劳多得的权利[58]。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一方面可以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教师能够更加安心踏实地教学和工作，有助于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的提高可以吸引和挽留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教师职业，有助于我国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
注释：
[1]蒋纯焦．新中国70年教育的发展历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6）．
[2]Mob研究院．2018教育培训行业研究报告[EB/OL]．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324/7140124022002015．shtm，2018-07-31/20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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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眼查．天眼查大数据：2020教育行业发展报告[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80920．html，202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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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资本漩涡下的在线教育[EB/OL]．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21-02/19/4383266556．html，2021-02-19/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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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鸡娃”是指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狼爸”为了孩子能够读好书，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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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民日报．唯分数论助长培训热，学校教育供给待提升[EB/OL]．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03/23/nw．D110000renmrb202103232-12．htm，2021-03-23/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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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李醒东等．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后服务的再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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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4]马健生，邹维．“三点半现象”难题及其治理——基于学校多功能视角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9（4）．
[53]Das Deutsche Schuleportal, "So reagieren die PISA-Vorreiter auf Defizite, "https: //deutsches-schulportal. de/stim-men/so-reagieren-die-pisa-vorreiter-auf-defizite/, 2020-07-29/2021-06-03．
[55]Ministerium fuer Kultus, Jugend und Sport. Baden-Wuerttemberg, "Die Ganztagsschule in Baden-Württemberg, "https://km-bw.de/, Lde/startseite/schule/Ganztagsschule, 202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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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Expansion in Education: Harm and Governance
Ma Jiansheng LiuYunhua
Abstract: Social force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nearly 40 years’ development, the capital hidden behind social forces has been expanding increasingly.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in education has brought not only some new concepts and fashions but also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less and even harmful educational products, which plague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a lot. The explicit manifestation of capital expansion in educa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ff-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online education market, the rapid increase in educational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sts, and the continuous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private education groups. The implicit manifestation is the spread of the educational concepts of neoliberalism.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apital has severely endangered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amily happiness, school teaching order, social educational values, and educational equity and qual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restore the public welfare nature of education, and ensure fairness, China needs to improve the capital governance system in education in following ways: further revising relevant laws based on strict compliance with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limit the scope of capital activities in educatio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functions of school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of public schools, increasing the benefits of teachers in public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to stabilize the faculty team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 words: burden redu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ff-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capital expansion; governance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