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进行了重新规定，“现实的个人”代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类本质”的“人”成为对人的理解中最为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现了马克思逻辑思维的根本转变，即他不再给人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而是以现实的个人代替理想的“人”，认为人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的人。这种转变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考察上的新思路——“物象化”，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逻辑，马克思的思想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关键词：类本质；现实的个人；异化；物象化
马克思对人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中尤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人的规定最具代表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工人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认为人之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因为正是这种劳动，才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也才使人成为自由自觉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从“类”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质”，由此确立的是一种“类本质”的“人”。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关于“人”的理解的清算，逐步确立起其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即阐明了“现实的个人”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地位，由此确立起“物象化”视域中的个人概念。“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在对人的理解问题上的革命性转变，它体现了马克思对其以往考察人的思维逻辑和视角的超越。
在“现实的个人”概念提出之前，马克思对人的规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规定出现在《博士论文》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1]，因此，人的本质在于其“自我意识”；第二个规定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受费尔巴哈关于“类”的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第三个规定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作出的，在这一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传统本体论哲学关于“人”的规定进行了极具针对性的批判，提出人就其现实性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一论断实现了马克思在对人的规定性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现实的个人”概念实际上就是对这一规定的概括。
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对人的规定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在《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有关原子论的两类自然哲学观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却是对个体自由的关注，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对原子做偏斜运动这一观点的强烈认同上。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像德谟克利特所设想的那般原子只做直线运动，那它就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因为只做直线下落运动的原子最终只是消逝在直线中的点，这样的点是没有独立性存在的；而伊壁鸠鲁主张原子可以做偏斜运动，且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子概念，因为只有当原子可以脱离直线运动时，它才不是被设定好而失去独立性的点，相反，它开始成为一种可以自我决定的自由存在，并由此建立起与自身的关系。而自我决定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自由也就成为了人最根本的规定性。
在随后的哲学探索中，马克思开始逐步深入到市民社会现实中去考察人的规定性。由此，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有关人的类本质的思想，逐步放弃了最初从自我意识来理解人的视角，而代之以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角度对人作出规定。根据费尔巴哈的理解，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严格意义的意识”即自我意识，人通过这种意识认识到自身除了是个体性的存在外，还是一种“类”的存在，而正是这种把“类”当作对象的意识将人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由此，“类”也就成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主客体在它那里是直接同一的，因此，它不能将自身与其生命活动区分开来；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则能将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识对象。而且，正因为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显然，马克思也将“类”视为人的本质。但是，与费尔巴哈所谓的“类本质”相比较，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类本质”实际上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费尔巴哈所谓的“类本质”是一种类意识，而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则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不仅如此，马克思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视为人的“类本质”实际上还潜藏着这样一种规定，即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在于其能够从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样，“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成为人证明自身的方式，也就是说，劳动使人的“类存在”得以实现，而这正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根据所在。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是基于对人的现实地位的思考，相应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也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劳动而提出的。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同，异化劳动是劳动的自我否定，它是个人为谋生而牺牲自身类生活的活动，这种活动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与类本质的内在关联。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而异化劳动却使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成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背离的存在：工人只有在不工作时，即不运用“人的机能”时，“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资本家虽表面上控制着工人的劳动，但一旦离开劳动，他们同样也不能作为“人”存在。要使人回归其理想的状态，则必须彻底扬弃异化劳动，而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意义之所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的非“人”化状态都直接表征着私有制的非人性，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的类本质的重新复归。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作为“人”而存在，他人、他物不再是与自身对立的存在，而是与自身同一的，由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得到了真正的解决。很明显，马克思在谈及共产主义时，所强调的仍然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可见，“类本质”概念贯穿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
纵观马克思对人的整个探索历程，“类本质”的人是最接近“现实的个人”的一种规定性，两者都强调了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但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两者实际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像是拉近了人与其现实生活的距离，但实则使人与现实生活疏离，因为它使个人的历史主体地位被“人”所代替。“人”即是马克思所预设的具有固定不变的“类本质”的“人”，与现实的人不同，这种“人”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而设定的理想状态的人。然而，事实中并没有任何先于存在的本质，人所具有的“类本质”也不过是在人的现实生存中逐步生成的。“现实的个人”概念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一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所有旧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关于“类”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他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的抽象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之所以会停留于抽象的个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对人的“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也就是说，他还根本没有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人的现实本性。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规定不能离开“现实前提”。在现实生活中，人必须进行生产劳动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在这个过程中又形成着人与人之间多样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多样化的社会关系才应该是人的根本规定性，因为正是这种多样化的社会关系才使每个人从“类本质”的“人”中突显出来，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可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现实的个人”概念的具体内涵。至此，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马克思从“类本质”的人转向“现实的个人”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背景来加以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回应鲍威尔和施蒂纳在此前所阐发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相关思想促成了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上的转变，因此，要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现实的个人”概念，首先就得从他对这二者的批判入手。
在对人的理解上，鲍威尔坚持以“自我意识”为根本，认为万物“导源于它”并最终又“汇集于它”；施蒂纳则主张“我就是一切”[7]，而这个我就是所谓的“唯一者”。从表面上看，两人对人的规定是相异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两人所谓的人都不过是抽象的概念。然而，如果把人归结为概念，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就随之被切断，这样一来，人所进行的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也就只能在观念中完成了。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由此对二者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沿着黑格尔对传统宗教故事的真实性进行考察的思路，鲍威尔在对福音书的客观真实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实际上不过是人的有意虚构，不管是宗教历史，还是一般的人类历史，都是主体即“自我意识”的创造活动的产物，因此，历史的真正力量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由此，鲍威尔把“自我意识”作为理解人的出发点。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学说只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继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鲍威尔不仅丢弃了现实的人和社会关系，还夸大了“自我意识”的作用，试图确立“自我意识”的绝对地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鲍威尔其实同黑格尔一样，都错误地将思想、概念等视为现实世界的基础，尽管他可以用这些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抽象事物施展各种伎俩，但他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却是一无所知的。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提出了“唯一者”这个概念，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施蒂纳看来，只有“唯一者”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其他不论是国家、阶级、民族还是所谓的“类”这些共相形式都应归结为这个最纯粹的“唯一者”或“自我”。施蒂纳思想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主要体现在他发现了费尔巴哈关于“类”的思想的抽象性。他指出，费尔巴哈所谓的“类本质”的“人”不过是“神”的别名而已，这种“人”是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而“现实存在着的人”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构图中却被置之度外了。这一发现显然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为其摆脱“一般人”、发现“现实的个人”提供了理论契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对费尔巴哈关于“类”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费尔巴哈还“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8]。费尔巴哈对人的考察始终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在费尔巴哈那里，除了理想化的爱和友情，人们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关系，而正因为费尔巴哈没有将现实的社会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因此，他也从未把现实世界理解为由人的“感性的活动”[9]所构成的感性世界。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人的规定性必须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来加以把握，而所谓的人就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真实存在着的”人。
不过，施蒂纳提出的“唯一者”仍然是脱离了一定社会形态及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从本质上说，施蒂纳的“唯一者”与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并无二致。因此，在《德意志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如果真要给人类历史设定前提，“现实的个人”无疑是第一个前提。对于这种“现实的个人”，马克思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他并不是孤立的、静态的、无活力的个体，而是从事现实的感性活动、处于“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0]中的生动的、鲜活的人。在这里，马克思正式提出了“现实的个人”概念。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已发生了根本的逻辑思维转换，即他不再给人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并从这种理想的本质出发来衡量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他开始以现实的人代替理想的人，并直接以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人总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现实的个人”，人的规定性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的，因而它也就只能从相应的物质生产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来加以把握，即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特性，或者说，以人的本质来规定人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就不再直接以人的本质来规定人，即使出现本质一词，也是作了特别处理的，即所使用的是带引号的“本质”。此后，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规定性时更倾向于使用“本性”一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说是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的转折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撰写时期，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解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异化”逻辑，即为人设定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并以此来说明人的现实存在。尔后，通过对以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在意识到任何人类历史都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开始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摆脱了此前的“类本质”思想，确立起了“现实的个人”概念，而“现实的个人”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由此，马克思使人复归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实现了从“异化”逻辑到“物象化”逻辑的升华。
按照日本著名哲学家广松涉的看法，所谓“物象化”，是指“对于学理审察者的见地(面向我们füruns)来说，作为一定的关系规定态在直接当事意识中(面向他们füres)以物象的形式映现出来的情形”[12]。换句话说，“物象化”就是把关系看作“物”。如果说异化论研究的是人的本质，那么物象化论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在人的存在之外或之上而重置的一个标准，也不是与人的存在相对立的一种存在，而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显现。这是“物象化”逻辑与“异化”逻辑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正是“物象化”逻辑对“异化”逻辑的超越之处：“异化”逻辑使人成为与“现实的个人”相背离的存在，而“物象化”逻辑则使人成为“真实存在着的”人。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由此，整个人类历史就变成了“人”的自我异化过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哲学家们”总是习惯于为现实存在的个人设定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即在“现实的个人”之上设定一个“理想的人”，并以此为标准来判定现实的人所处的状态，由此赋予现实的人以其应有的意识，以期回归到理想状态，而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将整个人类历史变成了“意识发展的过程”[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深刻意识到了他以往的那种“人——人的异化——人的复归”的异化逻辑的根本缺陷，即它对人的设定是“倒立成像的”。而一旦对人进行这种理想的预设，一切历史运动就都被安排在同一运行轨迹，人的未来也变得毫无悬念，只不过是从“异化”走向“复归”。而“现实的个人”则不同，它从社会关系来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因此，人是面向历史而敞开的，人的规定性是在历史的运行中逐步生成的，并必然会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来，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
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再直接谈论“异化劳动”，更多地是以“感性活动”等来代替它。因为不管是“异化劳动”还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依附于人的“类本质”的，其中，“异化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丧失，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则是人实现其“类本质”的方式。“感性活动”则不同，它始终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因此，“感性活动”也就成为人的生命展开的方式。“现实的个人”成为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于是，一切就成为为人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的个人”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层面上的关系存在，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没有“现实的个人”，当然不会有“关系”及其“总和”；而没有具体的历史和“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个人”也是无从谈起的。这样，马克思就将人定位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由此，“物象化”的新世界才得以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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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80，79.
[8][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0.
[10][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3.
[12]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彭曦，庄倩，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8.
[1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7.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