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进步；代价；时代任务；人类活动；“恶”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活动为出发点，以事实与价值、必然与自由、客体与主体的矛盾运动为主线，以人的解放与发展为理论核心，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也构建起关于社会进步问题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活动推动下的社会进步具有文化累积性的遗传进化机制，历史地满足着人的需求，历史地改善着人的生存环境，历史地提升着人的能力，历史地实现着人的自由，历史地促进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充分肯定社会进步的积极效应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也高度关注进步代价问题，由此塑造出一幅辩证矛盾性的进步图景。具体来说，任何进步在给人带来益处的同时都会使人付出一定代价，社会进步在增强人的能力的同时，也可能使另一些能力发生退化，进步过程总是采取着充满矛盾的实现形式，一些阶级充分发展伴随着另一些阶级无法发展，在当下带来积极效应的社会进步可能在稍后乃至将来埋下隐患。既然“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1]，“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2]，那么就不能对社会进步抱有天真幻想与盲目期待，也不能对社会进步产生悲观情绪与焦虑心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社会进步付出代价的复杂成因，为人们在思想上端正进步观念、行动中减少进步代价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人类解决时代任务的特殊历史性
人类在每一时代都面临着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一定的历史任务根源于当时社会所积聚的深刻矛盾，同时又反映出人们的迫切需要，因而它是由社会历史规律所制约的人们活动的目标追求趋向。由于一定的历史任务总是反映着人们一定的社会利益与最新需求，因而总是能唤起人们对社会运动与历史事件的关心与热情，总会吸引人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社会历史活动中，由此推动社会的前进与历史的发展。一定的历史任务总是蕴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即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客观上显露出历史任务的征兆与根据，人们在主观上对此加以有意识地感知与把握，进而通过历史活动自觉地实现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正是在提出与解决时代任务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通常说时势造英雄，这固然是对的。但与此同时，时势还向人们显示出日益明确与成熟的历史任务。所谓时势，就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的具体态势。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当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势就会向人们展示出新的社会需要，并通过提出历史任务而把社会规律作用的趋向与人们主观努力的方向结合起来，从而召唤着迟早会出现的杰出人物，凭借他的感召力而把人们的活动纳入时势所要求的轨道上。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伟人确实是发起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別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理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紧急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种需要的发起责任。”[3]这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尤为明显。
时势所展示出的历史任务依赖于人们头脑的理解与认同，即客观上由时势展示出的历史任务在主观上则是由现实的人自觉提出的。虽然杰出人物在自觉意识到历史任务方面比一般人走在前面，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大多数人的自觉把握，但归根结底人们提出的历史任务并非是超时代的，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原因在于，人们固然是有目的地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却“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4]。虽然既定的条件也要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与发展，但它们却不仅预先规定着新一代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发展方向与性质，而且也事先限定着人们对时势的把握水平、以及所提出的历史任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由此就决定了，一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只能根据其所面对的既定条件，提出历史任务与自己活动的目标追求。另一方面，人们提出历史任务也要以实际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达到相应的水平为前提。形成于、存在于人类活动中的社会规律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现为经济的决定作用与政治、文化的反作用等；社会规律借助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来支配与制约人们的历史行动，从而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实际进程。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充满了偶然性，但社会规律正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性来开辟发展道路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社会规律的作用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在社会发展中，如果社会规律所决定的实际历史进程尚未成熟，即生产力还未充分发展，革命群众对旧社会的反抗还不太强烈，那么此时即使提出新的历史任务，对于实际发展也无多大意义。
不仅历史任务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历史任务的解决也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历史任务提出后，在客观上就要求人们加以解决。这需要人们正确认识与合理把握社会规律，需要人们继承与超越过去解决历史任务的特殊方式，需要人们积极利用现有条件并创造新的条件，需要人们在观念上形成共识与行动中达到协调。这就决定了一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只能具体地、历史地解决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同时，一定时代的历史任务是一个由众多具体任务组合成的目标体系。这就是说，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社会关系是多样化的，由此导致历史任务也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历史时代，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不可能克服所有社会矛盾，也不可能解决全部历史任务；相反，人们只能从满足最迫切需要的角度出发，从任务目标体系中选择最重要的任务和最严峻的问题加以解决，以此带动其他任务的解决，或回过头来再解决其他问题，从而使社会发展只能采取在解决历史任务时“抓主要矛盾”的方式。人们对主要任务的解决并不能代替对其他次要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反倒依赖于其他次要任务的解决，但解决次要任务的最终目的也在于为解决主要任务开辟道路。人类解决历史任务时在目标选择上的主导性，必然会造成下列后果:在忽略、排斥甚至否定其他目标选择时，既会使历史发展付出代价，又会导致社会进步的非整体性与非持久性；由于人的需要的层次递增性与社会关系各组成部分的密切相关性，只注重解决某一方面的历史任务，忽略任务体系的彼此连接与相互支撑，不仅使某一方面任务的解决难以达到彻底性与完善性，而且会导致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失调、功能紊乱，并最终造成社会发展出现混乱、无序、曲折甚至倒退的状态。
另外，主体在解决历史任务时因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必然造成活动中力量的抵消与耗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个人具有不同的内在需求并面对不同的外部现实状况，于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志；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目的与意志参与到历史活动中，由此就形成了历史运动中的“合力”，即各种意志的相互冲突、彼此作用与反复较量使历史结果只能通过“合力”而实现；“合力”的存在使最终的历史结果表现为一个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使那些反映了历史规律的意志与力量能够较多地得到实现。换言之，人们通过历史活动解决历史任务时，因意志的冲突必然造成“合力”的存在；合力中的力量抵消与耗损就表现为社会进步的代价，合力支配下产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历史结果，恰恰显示出社会规律的强制性作用，说明人们在创造历史时尚不能完全地达到活动的自觉自主。这不仅使人们对历史任务的解决带有历史局限性，而且使社会进步在存在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只能实现于矛盾对抗的形式中。虽然随着历史条件与冲突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合力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但合力的作用是不可移易的。虽然人们通过日益自觉地认识和掌握客观必然性、日益协调意志冲突与建构合理的社会关系，能够使活动结果越来越符合预定的目的，使历史任务的解决愈来愈趋于完善化，但社会进步绝不可能是一个无代价的直线上升过程。
由此可见，正是人类提出历史任务的鲜明时代性以及解决历史任务的特殊方式，决定了社会进步只能生成于、存在于历史过程中，并且只能是一种历史地付出代价的有限性进步。
二、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
不同历史时代对历史任务的解决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但解决历史任务的手段却是共同的，即以物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为主要形式的人类活动是完成历史任务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6]从这方面说，社会进步不仅是人们不断地提出并解决历史任务的运动过程，而且是人类活动历史地更新内容并变换形式的演进过程。人类活动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与发挥，又是人的世界形成与发展的深刻基础。人类活动通过创造真善美推动着社会进步的不断实现，也通过与假恶丑进行斗争而使社会进步呈现出矛盾发展的形式，并以对假恶丑的历史扬弃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由于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在人类活动中总是表现为矛盾性的符合，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客观必然性与社会力量的限制与朿缚，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非完满性与活动能力的历史局限性，因而人类活动往往呈现出利害二重性的特点。人类活动的本质之点是创造，是人为地改变和作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对象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共生共存与互竞互促的对立统一体。没有创造，人类就无法走出动物界，就无法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没有破坏，人类就失去了创新与前进的动力。有创造必有破坏，创造力与破坏力恰成正比，因而对旧事物的破坏程度越深，新事物的创造性就越强。人类正是通过追求创造与抑制破坏，才日益成为自觉的能动的活动主体；而创造与破坏是人类活动对人类来说既积极又消极、既肯定又否定、既有利又有害的两重性。
人类活动的利害两重性也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活动是利大害小，有的则是害大利小，其中利与害的比例又各不相同；有的活动在暂时是有利的，从长远看则是不利的，出现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有的活动在局部是有利的，从全局看则是不利的，出现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有的活动对某个局部有利，而对其他局部则有害，造成了不同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有些活动所产生的消极效应，是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才逐步暴露出来的，因而是原先所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出现了主观认识与客观结果之间的矛盾；而另一些活动所产生的负效应，是人们本想努力避免或予以根除的，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却使人们的努力难以实现，因而出现了主观愿望与历史条件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这不仅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与限定，而且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另外还在于人对自身利益与客观规律的不充分认识与把握。换言之，人类活动的全部创造物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并与人类活动发生新的关系，成为制约人类活动的独立力量，由此造成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
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在现实中逐渐暴露、在观念中逐步被把握的历史过程。大体上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活动能力低下，活动节奏缓慢，对对象的破坏性是微小的和局部性的，因而人们常常对农业社会保持着田园牧歌式的印象与追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活动范围日益拓展，活动能力极大提高，活动节奏加快，活动的利与弊同时被放大。虽然马克思等人一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但工业文明的利以压倒的优势掩盖与淹没了其中的弊。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实现了世界一体化，现代化运动凸现了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相关性与全球性联系，活动的利与弊以全球性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全球问题与全球发展效应的出现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人类活动利害二重性的关注与反思。到了21世纪，全球化遭遇了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人类活动逐渐积聚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使各国都处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世界中，都迫切期待在反思与调整人类活动中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类活动的积极效应，即改造世界与给人类带来福音，而没有看到或充分认识到人类活动的消极效应，即破坏世界、给人类带来祸害、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好在马克思在19世纪就对此作了深刻分析，越来越多的当代人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物质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利害二重性。它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变换与交流物质、信息与能量的过程，一方面创造出人化自然，将自在自然不断改造成在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对象，这一对象以生产力、劳动工具与技术等为表现形态，它既符合自然界本身的属性与变化规律，又能满足主体的一定需求与目的，显示与确证主体的实践能力。但在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活动也创造出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反人化产物与对象，即产生出实践的负效应或客体反主体化现象。一是实践对象的反人化。人类对自然界大规模的滥垦、滥伐、滥牧，工业生产与军事实验中大量废料、废气与废液的倾倒，对自然资源的侵吞、掠夺与榨取，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二是实践手段的反人化。在存在着旧式分工与私有制的社会中，技术、工具一方面成为人改造自然的强有力手段，另一方面也成为奴役与摧残劳动者的独立力量；武器既是自卫的手段，又是杀人的手段。三是实践主体的反人化。在私有制社会，过度劳动、饥寒交迫、畸形发展、职业病和早夭等现象，是存在于主体身上的、产生于实践活动中的、有害于人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消极效应。四是实践过程的负效应。这既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实践活动成为异化劳动，又是指迄今为止人类尚不能完全自觉地预见、调节与控制自己活动的全过程，由此而受到异己力量、自发力量的操纵与摆布。五是实践结果的负效应。这包括:最后的结果不符合事先的主观目的；结果虽与目的符合，但它从根本上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害无益，如毒品与核武器等；结果是复杂的，今天的得与明天的失交织，此地的利与彼地的害并存，局部的善与整体的恶混杂；实践结果在进入下一次实践活动时，成为凌驾于创造者之上、控制劳动者的独立力量。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实践的负效应，并批评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7]。恩格斯则具体分析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所产生的二重性影响，并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
社会交往活动同样具有利害二重性。作为人改造社会的基本活动形式，它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创造出越来越趋向于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不断建构出越来越健全的社会关系，并推动着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朝着愈益文明化、合理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活动本身也具有异己性，并创造出一些压抑和束缚人的才能与力量的社会客体，衍生出一些不合乎人的本性、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力量。一是从交往内容上说，在经济交往中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政治交往中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军事交往中伴随着流血与牺牲，在文化交往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隔阂或价值观念的冲突，其结果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格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或沦为金钱关系与权力关系，即变成了不平等的、不自由的、不合理的异己性交往。二是从参与交往的主体方面看，交往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交往主体的手段化，交往主体的片面化，交往主体的角色化，交往主体的抽象化，交往主体的冷漠化。三是从交往纽带看，其异己性是指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交往中介，独立于人之外的交往纽带操纵着交往活动，如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往往被迫地凭借政治身份、权力、金钱而进行交往，由此产生出对权力的崇拜现象以及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货币拜物教，这不仅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真正自由平等的交往关系，而且造成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对抗。四是从交往产物看，其异己性是指本是人们交往活动的创造物，反过来成为凌驾于人之上并支配交往活动与其他实践活动的独立力量，如不合理的社会组织、社会规范与社会制度，它们只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着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并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安排交往关系与交往地位、交往权力与交往责任，借助于强制力量来压制不合正统的交往行为。
精神生产活动也具有利害二重性的特点。作为处理人的思维与人的世界相互关系的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历史地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地创造出既符合对象世界的规律又符合人的理想与目的的精神产品，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与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在另一方面，精神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又否定和扭曲了人的精神属性，创造出一些违背大多数人利益并遏制社会变革的精神产品，特别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与神秘的宗教教条。具体来说，一是精神生产主体的分裂。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操纵着高层次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与生产，被统治阶级则被限定在日常经验与社会心理领域。由此造成了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活动脱离了最深厚、最持久的源泉，被统治阶级只能强制性地接受社会意识形态对自身日常意识的改造、以及主导价值观念对自身价值观念的排斥。二是精神生产内容的分裂。精神生产活动本质上追求创新与变革，并追随于不断发展着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活动，由此就在广大劳动与交往主体的意识中蕴育着否定现状、向往变革的普遍而强烈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因高级精神创造权的丧失而无法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形式，反而受到力求维护现状、安于守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压制与束缚。三是精神生产过程的非人化。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创造出社会意识形态，力求获得社会全体成员的认可与接受，把千差万别的思想、观念与意志予以一统化。为确保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统治阶级必然狠抓传播环节，既通过教育把其思想强制性地灌输给下一代，又凭借舆论机构左右社会的心理导向；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动用警察、法庭、监狱等力量来保证这种精神干预，其结果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扩展。四是精神文化产品的虚幻化。精神文化活动对象化的产物是低层次的日常经验、社会心理与高层次的科学认识与价值观念，这些产物在总体上真实地反映着人与人的世界的多重关系的一面。但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这些产物往往以虚幻而歪曲的形式存在着，呈现为宗教迷信、习惯偏见、陈腐观念与虚假的意识形态。在一定时期内，这些精神文化副产品常常会登上正统与合法权威的位置，并在历史发展中汇入传统的惰性之流。这些扭曲与颠倒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真实关系的虚幻精神产品，不仅导致人类历史活动步入歧途，而且禁锢与束缚着人的否定性与创造性，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压迫的基础上又面临着保守观念的统治。
正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才造成了社会进步的矛盾现象。人类活动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又是导致矛盾性进步的深刻原因，也是克服进步矛盾的有效手段。随着人类活动的发展，社会进步及其矛盾才以历史的形式不断生成着消解着。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进步也就是人类活动历史地“趋利避害”的运动过程。
三、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恩格斯曾充分肯定黑格尔在善恶观上较之费尔巴哈的深刻性，认定“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9]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包含着合理因素。据此，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发展中的否定力量及其对神圣事物的亵渎与对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表现为阶级对立产生以来与人的恶劣情欲即贪欲和权势欲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这样的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居于动力与杠杆的地位，客观上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与社会的进步。
恶是与善相对立的，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恶主要是与私有制、阶级统治相关的一种历史现象，同时又是与人们的价值规范相连的道德评价范畴，它揭开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奥秘，特别是揭示了整个私有制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对恶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因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10]。而且，与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恶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既对社会发展有益又标志着道德失落。
从逻辑上说，作为亵渎神圣事物与叛逆现存秩序的否定力量，不仅不断地否定现状、超越现实与追求理想。不断为社会变革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日益加剧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改变阶级关系的结构与力量对比，历史地打破旧的社会秩序，从而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私有制阶级统治密切相关的历史现象，这个意义上的恶实际上就是历史必然性的盲目统治。这样的恶客观上肯定了人类整体发展的优先性，历史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实现人的自由与理想追求的客观条件。从否定性意义来看，对这种恶的不断否定与历史扬弃，既把新兴的革命的阶级不断推向历史的前台，把没落的反动的阶级日益抛入历史的角落，又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开辟着越来越广阔的道路。因此，恶不仅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激励机制与刺激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进步就孕育于善与恶的对立斗争中，实现于善与恶的彼此转化中。社会进步作为向善趋势的扩展，正是一个以求善为目标、以弃恶为手段的历史过程。恶的存在与扩展，既使社会进步获得了内在的否定力量，又驱使人通过日益创新的人类活动不断克服社会矛盾，历史地实现社会进步于否定现实、追求理想的过程之中，从而使社会与人的发展日渐趋向于真善美相统一的自由境界。
从历史实际进程来看，恶也是以贪婪性、野蛮性或非道德性的形式促进了社会进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奴隶制取代原始氏族制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11]。但原始氏族制度“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12]，因为“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13]。至于资本主义制度，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扩展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4]。在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恶同样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同时，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却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因此，虽然“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5]。
道德上的恶之所以会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是由于历史与价值的冲突所致。在人类活动中存在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矛盾运动，外部世界遵循自身的规律，走着自己的道路，它在其现实形态上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需求，人则决心把主体的尺度贯彻到对象中，并力求以行动改变外部对象，在变化了的、较为合乎人的意愿的形态上占有对象。由人类活动的矛盾所决定，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必然性的客观世界与现实世界而存在着，而且也是作为一个渗透着人的主体性的效用世界、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存在着。正是由于人的世界具有与作为主体的人密切相关的价值规范性，才在真的内容的旁边衍生出利与害、善与恶、美与丑等属人的特性。这种属人的特性不仅因人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及阶级而呈现出明显差异，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也各不相同。由于历史发展中的客观现实呈现为“一”，而对这唯一的现实所作的评价是“多”，这就产生了矛盾。与此相关，对客观现实进行评价，还存在着从“观察的客观性”出发与从人的价值立场出发的差别，这就表现为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道德评价的殊异。历史评价的标准是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即人类整体力量的发展为依据，其标准只有一个，并且侧重于历史事件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而道德评价的准则是以一定的阶级利益、经济关系及由此决定的道德规范为依据的，其标准往往有多种，并侧重于将动机与效果通盘考虑。由此必然造成道德评价的多样性与历史评价的一元性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善、恶的时代性差异与历史变化性，因而同一个善的或恶的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历史进步性或落后性，这就决定了某种善极可能逐渐失去历史进步性，而某种恶则有可能获得历史进步性，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只有当人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以统一的意志行动时，只有当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越来越自觉地控制、调节自己活动的后果，从而使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高度统一起来时，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对立性才会消失。正是由于恶充当着历史发展的动力形式，才使社会进步在矛盾对抗的形式中历史地实现着。作为对现状的否定力量，恶不仅使社会进步必然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且使社会进步往往历经曲折与反复。同时，作为恶劣情欲的表现，恶或历史必然性的盲目统治不仅束缚与抑制着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限定着人类活动的成效与结果，而且使社会进步本身充满矛盾，并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有限性进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7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4页。
[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3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0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59-560页。
[9]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91页。
[10][11][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98页；第188页；第188-1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87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683页。
Marx and Engels'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Cost of Progress
Hao Yongping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not only fully affirme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ocial progress in general, but also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the cost of progress in shaping the prospect of dialectical antinomy. To ask about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the cost of progress in philosophical terms, which includes the special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human solutions to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involves the duality of gains and losses in human activity, and it i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evil is the form about the dynamic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empirical; research; pedagogy; scientific; quantitative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