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作者：陈学明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异化”学说，揭示出现代人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全面的“异化”。这种“异化”存在状态尤其表现为“物性”对人的片面化塑造，使人沉湎于消费主义存在方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满足的只是虚假的需要，片面化、抽象化了人的真正的需要，违背甚至否定了人的主体性，本质上是一种不幸。不幸存在状态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资本逻辑内在地衍生出人的异化的、消费主义的存在状态，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制度对人的统治维持着这种状态。走出这种存在状态，需要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主义；资本；人的存在方式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自19世纪后期开始，发生了一场现当代转型，这一转型尤其体现在对具有最高思维抽象程度和概念普遍性的“存在”的研究上，即体现在传统上所谓的“本体论”论域中。现当代西方哲学，如果不是干脆拒斥所谓“本体论”研究，那么至少也是极大改变了对“存在”进行研究的方式：在方法上，摆脱了理性思辨式的、概念体系化的叙述，摆脱了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对象上，尤其聚焦于人的“存在”，关注人的“存在”的过程展现，即人的生活、生存样态；乃至有些哲学家干脆在核心范畴的表述上，也从承载着深厚西方哲学传统的“存在”（be），转而使用“生存”（exist）之类范畴。
这种哲学思维的变革，尤其适应了20世纪以来西方的人们自身存在境遇的困窘和忧虑，特别是在二战后，西方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以“消费主义”为主要标志的人的存在方式大行其道，乃至从西方逐步流行而为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但反过来，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以各种形式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存在方式是人所需要和应有的存在方式吗？人处在这种存在方式下真的非常幸福吗？人能否继续按照这种存在方式继续生活下去？这种存在方式会把人带到哪里？我们是否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人究竟如何美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何在？
在对人的存在方式进行探讨的所有思想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特别引人注目，而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本身也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历时数十载，其内部理论流派线索复杂多样，具体内容更不乏错误与谬见，但总的来说，是在西方特定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中，对既有存在方式的有益反思。随着人们对真正美好生活的需求、对开创新的人类文明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存在方式的理论探索的现实意义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我们有必要择其中若干典型观点，梳理其逻辑线索，吸收其合理内核。
一、现代人的异化存在状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研究人的存在方式的第一步，就是准确界定现状，搞清楚当今的人们究竟生活在什么状态下，这种存在状态有着怎样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待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立场，是继承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关于“异化”的理论范式，加以极大的演绎发挥，用一系列具有联系和递进关系的概念范畴，刻画和揭示现代人的“异化”存在状态。关于所谓“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谈论人的劳动的“异化”状态时描述说：“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这里描述的路径和构型适用于一般意义上“异化”——从原本是“人自己的”东西，分化、脱离出去，成为客观、独立的存在，并进而反制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我们揭示了，人在各个存在维度上都发生了这种“异化”。也正是从卢卡奇那里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异化”存在方式的理解，就同另一个概念“物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认为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也就表现为“物化”，人的存在状态是仅仅作为一种“物”而存在着，人与他人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一种“物”与另一种“物”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从还原马克思原始语境含义的角度看，这种把“异化”理解为“物化”的思路是有偏差的，正如卢卡奇本人所明确检讨的，马克思那里的“对象化”、“物化”和“异化”并不等同，至少“不尽相同”。但是，也正如卢卡奇所言，这种误解和偏离，却造成了重要的思想史成果，“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成功肯定起了极大的作用”，[2]我们其实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物化”的转义用法，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别有洞天”的独到理解，刻画了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对“物化”概念的这种演绎发挥，不仅强调了“物”作为载体对“异化”过程当中的分离性、独立性的重要意义，而且强调了“物性”、“物的原则”对人的存在的规定和塑造作用，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状态的特征，并且为揭示这种存在状态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这种“异化”或者说“物化”的存在状态，首先表现为“劳动的物化”。劳动应当是人自己的活动，乃至应当是人活在世上最基本的活动，亦即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而现在，人这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也不属于自身了，反而成了与人自己相对立的东西，人自己非但不能控制它，而且受其控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千篇一律的生产体系当中，人成了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颗螺丝钉，劳动早已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实现、人的真正幸福的可能，也就是说，劳动丧失了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一种消遣活动的可能。进而，在卢卡奇那里，还用“劳动的抽象”来概括人的劳动的“物化”，把马克思早期对劳动异化的规定同后期关于商品、商品两重性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的学说结合起来，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物化”就是使“具体的劳动”变成“抽象的劳动”，“抽象的劳动”构成了现实的原则，从而，人们对抽象劳动即价值的考量，成为人的“理性”运用的首要乃至唯一场合。在卢卡奇的批判视角看来，这种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带来了劳动者的割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化”、“原子化”。而通过劳动的“抽象化”过程与原则，“异化”或“物化”也就具有了可推广性，可以一般化地推广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卢卡奇在揭示这种经由“孤立化”、“原子化”的中介，从劳动的“抽象化”到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物化”图景时，指出这种存在渗透进了人的意识，形成了人的“物化”意识。“物化”意识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发挥了，他们在历史和逻辑上都使得对现代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和物化状态的揭示进入新一个层级，异化表现为思维方式的异化、物化，表现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生产理性、控制理性等对人的规定和塑造，这种理性超出其必要界限，而表现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的渗透、规制，乃至完全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用“一体化”、“殖民化”等等呈现出学派差异的术语，从不同侧面和程度上描绘了物化意识的这种统治力、塑造力。也是从这种物化意识的枢纽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者各自展开了对理性、现代性的根本批判和反思，并将批判拓展延伸到对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制物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话语体系当中，“拜物教”概念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本义范围和卢卡奇的最初应用界限，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能产性的范畴，可以填充成为“XX拜物教”，对种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给定的肯定性存在进行无情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揭露人的全面物化生活方式的重点在于，他们指出了这种物化状态的最主要特征是消费主义，人不是在生产领域而只是在消费活动中寻求满足，例如用弗洛姆最概括的范畴来说，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从“存在”（to be）嬗变为了“占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消费主义范式，把人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物质消费，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的数量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把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生活方式作为个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的丰裕条件下，从理论上来说个体本身可以从自然必然性中解脱出来，具有为创造性的人性的目的而进行活动和生产的可能性。但是，当下的消费逻辑阻止了将生产从属于创造性活动，甚至泯灭了所有创造性活动，所以正如高兹基于马克思的预言所发挥的，资本主义发现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客体而将主体塑造为被市场化的，不是调整供给满足需求，而是使需求调整满足供给。[3]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描述了他那个时代人的劳动异化的存在方式：“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4]而在当代，这种异化模式的焦点延伸和转移到消费领域，这种消费主义范式会让人们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人本身具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是全面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就是人的幸福，是人的全面发展，这其中，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主要需求，至少不能说是唯一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本身并不能给人以幸福。人与动物不同，人非但不满足于衣食的丰饶华美，而且还力图摆脱物的直接性的束缚，追求超越，追求更高级、更高尚的东西。而现代人的“异化”或“物化”存在方式，单一地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第一需要，从而也就消解了人的全面性，把自身降低为一般动物的层次，用马尔库塞的术语来说，人也就成了整齐划一的“消费机器”。
在对人的生活的社会形态的看法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着重揭示了整个社会的“病态”同各个个人“异化”的相互融合性和相互促进性。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强调“总体性”，主张超越第二、第三国际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解读，特别是超越对经济领域决定作用作片面的强调。当然，这种新的理论路向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又走到了另一个方向上的误区，逐渐迷失了经济生产方式批判的基地，囿于对社会文化观念的批判。但是，从借鉴吸收其合理内核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看到“总体性”以及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一体化”、“社会体系”、（广义而非狭义的）“文化”等的讨论，的确以一种片面的深刻性触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体运行机制、再生产机制的要害。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否定力量和掘墓人。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员，都与现代的社会制度全面地、整体性地融合了，包括生产、消费、心理、文化等各方面，工人阶级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力量，或者至少人们都已经丧失了可能性，昏昏欲睡、麻木不仁，他们不再去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异化”成为一种自锁的稳定状态。
二、异化存在状态的不幸本质
在马克思早年所描绘的“异化”生活图景当中，人们以直接现实性的方式处在对象的丧失和绝对贫困状态，人们直接地感到不幸，感到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而当今世界，从表面上看，许多人的生活是十分富足和舒适的，对一些人来说，对受消费主义模式的支配并不是完全不知道，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感到这样生活有什么不好，而是陶醉于这样的生活方式，沉湎于这种只在消费领域寻求满足的存在方式。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仅刻画了当今人类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这种生活状态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即“物化”和“单向度”，而且，他们在此基础上着重揭示了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并不是真的十分幸福，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人应当过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状态是不幸的，关键在于这里所满足的只是一种“虚假”的需要，从而这种满足也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来处世和消费、爱人之所爱与恨人之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5]所谓“虚假”，并非说它是虚构的、编造出来的，它的确是业已存在的事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6]
这种异化存在状态之所以虚假、之所以不幸，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第一个层次认为，异化、物化的存在状态是人和物的关系的颠倒，违背了人的本性。这种分析路向是从人本身的应然概念出发看问题，而人们把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提出并作为自己的需求，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附属品，这样人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这一路向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马尔库塞，在他看来，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忘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他们的灵魂困在他们的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以及厨房设备之中”。[7]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无论是从其成为“消费机器”而言，还是就其充当“劳动机器”来说，都说明人在与物的关系上实际上已处于从属的地位，人已成了物的奴隶。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受抬举的奴隶”，是从“人”和“非人”的根本地位对比而言的：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以及人沦为物的状况”，因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既然人“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所以无疑这是“奴隶状态的纯粹形式”。[8]马尔库塞式基于人的灵魂或者人的本性的论说，即从人本主义的设定本身出发的分析批判路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者所共有。例如赖希把人的需求分为自然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前者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而后者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加于人的，从而在赖希看来，人的本真性的存在状态与满足人的自然的需求联系在一起，而一旦人放弃自然的需求只是追求社会的需求，那就说明他的存在状态已经是非本真的，不是出于人的本性的存在状态，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又如，高兹提出现代人正沉浸在“经济理性”之中，把“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越多越好的原则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正因如此，实际上现代人的生活是由社会所强加的非人的生活。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第二个层次，是莱斯式的对满足是否可以达成的质疑，即否定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设定的在消费与幸福之间的必然性联结，从而得出人在消费主义存在方式中只能收获虚假和不幸。其一，商品流变特性与需求碎片化特征，本身无法使人获得满足与幸福。商品特性依据个体需求、感官经验、对象种类而重新划分，需求碎片化为更小的组成部分，并依据市场信息重新组合、集聚、形成新的形式，只是这是一种临时的、易变的、不稳定的形式，居于流动、重组中的需求碎片化，阻碍个体形成需求连贯目标，从而使个体无法有效判定适合自身的特定商品。其二，人盲目追求消费商品的数量，将商品消费作为唯一需求，就牺牲了对其他需求的体验，由于个体时间的相对有限性以及产品信息不充分的特点，也将阻碍个体关注质的需求以及产品自身结构与特质。其三，消费主义导致生态失衡直接危及人类未来幸福。科学技术普遍应用于商品生产，导致了环境危害的风险，而现有科技水平无法对潜在危机作出有效评估，并且，针对复杂的生产与消费形式，个体与社会无法提供合理、健全的有效管控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也为科学技术在商品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埋下的潜在风险提供了激活、激化的可能：一方面，资本推动的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触及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底线；另一方面，与资本同谋的制度、技术、教育、医疗等早已使人类基本的生存能力衰退，已经触及人类自身毁灭的底线。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第三个层次，是进而认为人的消费需求其实是一种对抽象的逻辑、符号的占有，而不是对现实的物的消费。例如在对“存在”和“占有”进行一般思辨时，就已经指出“占有”实质上是源于私有制的“占有”关系和观念，而对所占有的对象进行了消解。在“占有”这种生存方式中，人们唯一信奉的就是据物为己有，并且一旦占有就可以永远将其保存下去，这种生存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同“分享/共有”的对立和排斥。在这种方式中，占有的一切皆为死物，人与占有物之间的关系是僵化的，主体一旦获得了占有物，则在使用过程中就无需再付出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乍看起来似乎所有者绝对地占有着对象，但是实际上却是一无所有，占有的只是占有本身。人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包括在量上（特别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所占有的东西增殖）和质上，不但可以把物作为占有对象，如金钱、财富、艺术品等，而且可以将非物纳入占有地范围，对人、对情感、对思想也采取占有的方式。这样看来，在重占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成为了神圣的存在，成为了证明拥有者力量的象征，实际上它们也就只是虚假的存在，实际上指涉的是在生活中不断地占有和获取的那个过程，人的自我的塑造和构建必须依赖占有，没有占有人就无法生活，而非占有物。
更进一步的思路就是，除了对象的虚假，人的主体性也早已在对需求和对象的逻辑建构和符号编译过程中被否定了，人追求着这种消费，本身是对人的最大程度上的奴役与统治。在直接的意义上，人们往往将消费视作对某种需要的满足，而“需要”是由主体自发所生发出的，即使上面我们说到的“虚假性”，似乎主体也仍然是“自己”要求着自己所要的东西，自己进行着选择——虽有虚假的需求，毕竟还有真实的主体。但在例如鲍德里亚看来，“我们相信一种真实的主体，被需求所驱动，将真实的物作为其需求获得满足的源泉。这完全是一种拙劣的形而上学”，[9]这是对需要和满足的华丽包装，掩盖了“需要”得以产生的根源。既然消费主义是基于维护现存社会而形成的，那么实际上也就并不存在着那种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需要和消费，主体是被规定和制约着发出需要和消费的。
鲍德里亚把对对象和对主体的消解思路结合起来，认为我们进入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阶段——消费社会——可以在这两方面超越生产社会。在生产社会，消费还是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环节之一而存在，生产决定着消费，消费的对象也的确是物质性的产品，物质性的产品的确是被用来享受或花费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当然这仍然区别于真正的“消费”）；但是到了当代社会，这是一个丰裕型的社会，与生产社会里的产品分配不足相比，现在是过剩产品的堆积，促进消费、推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了维护社会得以存在的支柱，所以，消费的对象不再是物质性的产品。在消费社会里，所有的需要都被抽象为一个体系，以适应消费的需要，也就是说“需要”是被体系生产出来的，即使是所谓本能，也在需求中都被合理化了、被赋予了某种目的，特别是被一般等价原则和一般的体系整合所操纵。
既然消费不再是物的某种功能性的获取，消费者和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人不再是从特定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关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10]这代表着，当我们拥有这个物的时候，就等于拥有了物品背后的某种特殊的符号价值，比如社会地位、品味等等。“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1]消费的深层逻辑是符号和编码，其最终实现的是标识人们的社会差异，完成对身份、地位的界定，实现对社会的编码。可以说，到了消费社会，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则只能存在于符号的编码之中，受符号/价值所控制。在进行消费的时候，人的理性选择能力完全被符码的控制和诱导所替代，不仅仅是物品，包括人的现实性与人的价值，都被湮没在符号/价值之下，人被消费所奴役，并最终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
归结起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断定异化存在状态在本质上是不幸的，关键是深刻探讨了用以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在他们看来，这一“衡量标准”就是人本身，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本质：凡是有利于人的本质的实现的生活方式就是幸福的，反之，凡是阻碍人的本质的实现，甚至扭曲人的本质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幸、痛苦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是“人本主义”思想家，他们都高扬人的本质，都强调人有独特的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本质，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就在于实现这一本质，使这一本质现实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作过如下生动的描述：“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2]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造成了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志地享受，并把此当作人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偏不加重视，只是把此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把此视为动物的功能了。所以，马克思确实也曾经用人之为人的根本地位作为评判标准，在新的形势下，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马克思早期的这一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
但更进一步来看，即使我们从走出了人本主义之后的马克思视角往回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人的本质的叙事，也并不是纯粹唯心主义的、完全非科学的观念悬设。总体来说，他们强调人的本质的“全面性”——例如众所周知，他们对现代人存在方式最形象、最辛辣、最著名的批判性概括就是所谓“单向度的人”，正是同全面性相对而言的。同时，他们在“全面的”本质中本身也往往是突出人的劳动的，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至少是一项重要因素），只是他们在强调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反对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纯对物质的需求、反对把人说成仅是充满着物质欲望的人的时候，对劳动和物质生产的内在关联和积极内涵有所偏颇，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终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的。并且，我们今天考量他们在各自标准之下的衡量和追问过程——当今人的这种存在状态能够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吗？能够实现人的整体的人性吗？当今这种人的存在状态能够促使人的劳动的本质得以实现吗？能够使劳动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从中获取无穷的享受吗？必须指出，他们对当今人的存在状态的幸福还是痛苦所作的分析的积极意义，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价值。
三、异化存在状态的资本主义根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也使我们知道，这样的不幸存在状态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根源于资本逻辑。当然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各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分析人的不幸存在方式形成的原因时，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存在着冲突，即使我们汇聚到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与这样的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显然力图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对这样的存在方式的根源性。但是，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强调，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逻辑造就了当今人的这样的存在方式，他们把对当今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紧紧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理论贯穿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方面，卢卡奇仍然具有开启定型作用，他具有示范意义地把资本主义下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的研究与生产方式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卢卡奇不仅用“物化”来概括当今人的存在状态，而且强调这种“物”的“商品”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由于商品范畴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成为交换领域，资本的原则和逻辑内嵌于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之中，这才造成了人们现今不幸的物化的存在方式。
卢卡奇认为，要真正认识当今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必须紧紧抓住当今这个时代社会存在的“根本”，在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13]也只有把人置于当今社会的“商品关系的结构中”，才能把人的存在状态揭示出来，只有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14]这里所说的“主体性形式的原形”指的就是人的存在状态。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往领域对人全部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特别是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加以发挥，强调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对“整个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商品交换”完全构成“社会进行新陈代谢”的“支配形式”。
卢卡奇反复强调的是，“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时”，商品的那种本质才会暴露无遗，而与此同时，在“商品关系”的基点上所形成的人的“物化”的存在状态“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15]而这一塑造人的物化存在状态的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具备，只有在这个时代，商品范畴才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商品的光芒才照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以，资本主义是形成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的社会根源。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产本身是为了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使用价值，即生产的目的不在于满足人的需要，而在于使一些人拥有更多的钱。在这一基础上，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即“商品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使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商品化，都进入交换领域。他认为，一旦是为了“使一些人的腰包装得更满”而进行生产，就会“对所有生活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使人的存在状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使人形成以“物化”为主要标志的存在状态。
卢卡奇的这种过渡接引作用，打开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叙述框架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的存在方式的通路。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尽管往往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理论的不满与背离，但至少在谈论异化作用的传导方式上，在人的全部生活、全部存在过程当中，抓住其中的物质生活方面，尤其是抓住物质生产即人的劳动在资本雇佣之下而进行的方面、抓住人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而交换的方面，阐述这个领域对异化的产生和壮大具有的根源意义，进而推广到其他异化。也就是说，至少在这种消极的衍生线索上看问题，可以认定经济方面、劳动生产方面对人的全部存在样态具有制约性、塑造性，从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资本的原则、逻辑、思维就不能不构成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连接部件。现代工业社会为了使其统治能继续下去，就实行“强迫性”消费，而“强迫”人们消费的主要手段，就是制造。现代工业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的措施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的运动，之所以造成消费主义的“虚假的需求”，是为了刺激消费，为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正反馈，形成从狭隘的经济尺度来说“良性”的、“可持续”的机制。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还在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步诞生的经济理性，蔓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收编和吞噬。例如，高兹就强调，资本主义的经济当中以“计算与核算”、效率至上、越多越好为原则，于是，“足够”这一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只是一个文化的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推崇利润至上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形成把“消费得多”等同于“消费得好”的生活方式，“经济理性”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必然贯穿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规定了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不能保证生产服从于需要，无法推动质的需要的扩张，相应的在一切生活领域，它们实际上都被作为经济的产业部门，科学被军事化，教育、医疗被工业化，文化被商业污染，人的创造性也要屈从于利润的生产，等等。
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最新变化，例如所谓“空间生产”和“非物质劳动”，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经济生产领域本身的决定性根源性地位，“物”的、商品的、资本的原则仍然在制约着人，制约着人的生活、活动，包括制约着人的“空间生产”和“非物质劳动”，并以一种更加鲜明而独特的方式，导致了人的生存困境，实现一种无物的、去物的“物化”，归根结底就是商品化、资本化。对所谓“空间生产”论题贡献甚大的首推哈维，他在揭示“空间生产”盛行、城市空间被侵袭时期的人的存在困境时，就把矛头直指资本逻辑，强调所有这些对人的存在的威胁都是由于城市空间“资本化”所带来的。而在内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之所以非但没有使人获得更多的“共同性”，更多的自由和解放，反而使人陷于更深的痛苦与不幸，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非物质劳动”受资本逻辑的控制，这种“非物质劳动”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时期的“非物质劳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透过物对人的统治进一步揭示人对人的统治、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的存在状态的基本方法在现当代的一个生动展现，至少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探索。
在哈维看来，当今人类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精神虚无的生存困境，这一困境的形成与城市空间的被侵袭密切相关，而城市空间的被侵袭显然是“空间资本化”的结果。哈维指出，21世纪的城市成了维系人们生存的主要场所，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和质量的空间表征。然而，在资本化的时代，资本拜物教笼罩着整个社会场域，城市空间的变革也必然被资本逻辑所操纵，城市所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和财富的无限增殖，这必将造就资本化的城市空间景观和都市生活。哈维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恶化与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纵观城市发展历程，自资本诞生以来，城市化实质上一直具有为资本增殖利润的功效，只不过随着资本创新的空间转向，城市化转变为资本掠夺性积累的快捷方式，哈维把它称之为“空间修复”，即资本通过内在的空间重组和地理扩展来吸收过剩资本，解决资本主义危机而得以生存下来的特殊方法，“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16]
哈维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城市空间的资本化、资本的城市空间化”的生活特征，城市就是人们所生活的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化密不可分，城市空间变革就是“规划”日常生活的过程，那么，城市空间与资本实现了相互依存，城市空间的变革与资本创新逻辑走上了同一轨迹，整个城市空间的设计与创造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既然如此，那么当然也就相应造就了人的生活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都市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更迅速地改变。城市空间创造了自身特有的效果，到处充斥着意象性的、即刻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景观，人们被各种眼花缭乱的商品所围绕，被各种文化噱头所刺激，所享受的一个个瞬间安逸变成了个体的存在方式，“这意味着不止是扔掉生产出来的商品（造成巨大的一次性废品的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这些都是即刻的和有形的方式，‘更大的社会里加速的推进’以这些方式去冲击‘个人普遍的日常体验’”。[17]
内格里指出，当资本主义实现全球化，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资本的世界，资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适合它存在和发展的世界，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并非是适合人存在和发展的世界。他认为，当社会发展进入到“帝国”时期，即资本主义的最新近的发展阶段，“非物质劳动”成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也成为人的主要存在方式，它规定着人的本质。但是，在“帝国”时期，人通过“非物质劳动”并没有成其为人和表现为人，没有因此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相反，人却成为了生产的主体性，最终实现的是资本的增殖和发展。内格里借用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提出，从生命政治视角来看，“非物质”劳动可以被置换为“生命政治”劳动，而生命政治生产不再是商品的生产，而是主体性的生产。然而，这一主体性是与资本的价值增殖机制相一致的主体性，而不是与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增殖机制相一致的主体性。
在内格里看来，与非物质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性”，但是当“共同性”处于资本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共同性”实现的却是资本的增殖，它相对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来说就是外在的、有害的、腐化的——当“共同性”处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共同性实现的就是人的发展，那它就是有利的、生成性的。然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非物质劳动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异化的发展和深化，资本不仅剥夺劳动产品，而且还剥夺劳动过程本身，如协作，即生命政治劳动力的核心要素。因为生命政治生产日益具有的自主性，使得资本日益外化。资本为了剥夺生命政治劳动之间的协作，就对生命政治劳动自主生产出来的“共同性”进行占有。劳动者在创造“共同性”的过程中获得了部分自主性，但是“共同性”却被资本所占有，被社会制度所腐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追溯人的存在状态的原因时，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这种揭示极富深刻性和尖锐性。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似乎也觉察到了当今人的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那种存在方式的弊端，似乎也滋生了要加以改变的意念，但是，要加以改变，前提是正确地找到滋生这种存在方式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商业危机，但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这无非为了消弭危机、维持资本逐利需要的根本性满足而人为制造需要的一个部分或者环节，资本的本性无非是会把整个社会变为消费社会，这只不过是直接过剩形态危机的一个变形，而新近的空间生产和非物质劳动等形式，则是变形的乘方形式而已，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源流具体路径机制的揭示，使得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立场所作出的判断，有了更加坚实的内容确证。
四、资本主义维持人的异化存在状态的统治形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今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不仅论证了当今人的这种以“占有”为主要特征的，人从属于物的存在方式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让人处于这样的存在状态实际上已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新形式，也就是说，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依靠让人处于这样的存在状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作为产生人的异化生活方式、作为在社会中实施消费主义的“源”而加以批判，而且还从维系着、不断再生产着这种方式的角度，从作为“流”的方面加以批判：资本主义能动地制造和推行着社会成员的这种存在方式，资本主义通过这种方式能动地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两者是同构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已经主要不是依靠拥有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行使镇压和威慑，也不是直接在生产领域用经济手段使工人从属于资本，而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控制，使得人们在生活中直观地、自然地接受和再生产着既定社会运行机制，“安于”、“满意于”这个社会。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人、制造人们对它的认同，首先就是同消费主义制造虚假的需求本身直接同一的，通过控制人的需求来控制人，这就如马尔库塞所说，“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18]社会控制之所以实现，之所以如此稳定，主要是由于它制造出了一系列新的需求，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实现这些新的需求而努力奋斗。制造“虚假的需求”、“强迫”人们消费，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同样也带来了其他的甚至是对资本主义来说更大的效应，实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需要。高兹就给我们指出了，作为需要以生产为目的的生产，以积累为目的的积累的社会体制，它也需要建构一个强制消费的社会体制，资本主义需要的是被动的消费者，这种被动人格的主动特征在消费的意识形态氛围下，被压制到极小化，而在这样的个体人格的基础上，体制可以随心所欲地强加给个体任何目的，赋予他体制所需要他具有的任何欲望和意愿。资本主义看似把社会成员、消费者设定为了“理性经济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来，所谓的“经济人理性”不仅在价值上是被褒扬的，而且在事实层面也被认为是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的，是达成市场配置资源、增长财富的基础。而实际上，西方思想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传统的设定远不是事实，人并不如同是以“主体”的地位运用其理性，而是“经济理性”成为了个体所接触的一切信息里的至高的主人，经济理性的铺展使得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被其所支配，极大地延伸了资本对私人生活的一切方面和各个领域的侵略。高兹对消费社会的这种批判性分析，实际上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制造的消费意识形态完成了对主体的“谋杀”，正是通过对需求和满足进行合法性的华丽包装，更深的社会的一级政治目的论问题被压抑了，消费本身就不折不扣地是一种极为隐蔽的资本主义政治行为。[19]
统治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弘扬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合理性，工具性的合理性，以此来僭越取代人们的社会交往领域的合理性，取代属人的合理性，从而来控制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往往从各种角度和严厉程度上，认为现代工业手段、现代科学技术实际上成了统治者手中的新的控制工具，例如马尔库塞强调的是，尽管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从来都是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控制人的手段，但是只有到了现代，技术统治才成了一种主要的统治手段，借助于科学技术来控制人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已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对人的控制如此有效，以至于个人的抗议几乎已变得不可能，原先那些代表新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力量完全消失。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地排斥如韦伯式实证社会学所谈论的中性的“工具理性”，但是，他们揭示和批判了这种原本阶段性和局部性的“工具”超出界限，将人的全局、全面的生活过程也纳入其中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按照自己的面目加以改造，改变了后者原先的内容性质，吸收、兼并了后者，局部的体系成为了唯一的、整个的体系。这一过程当中，工具理性原先所处的经济体系仍然是问题的基础和核心，是进行扩张和吞噬的源头，因为工具合理性的控制方式本就是切合于物质生产的，是这个局部领域当中人与人发生联系的基本媒介，而至于工具理性超出这个范围，例如行政权力的官僚化、公共文化和舆论受到的扭曲之类，都可以归结为是被经济体制的控制型的媒介方式所同化，它们是被按照经济体制的原则所导引和重新组织了。[20]
统治的第三个方面，是渗入人的心理，通过塑造人的自身内在特质来控制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功”、之所以稳固，包括它成功地、稳固地把人们的存在方式确立为占有、消费等，就是将这些存在方式制造为人们的看似是他们“自己的”存在方式，让人“自行”按照这个社会的逻辑和标准来安排自身，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人的最厉害的一手。例如，马尔库塞揭示出所谓“虚假的需要”得以成为现实的深刻的内化机制，“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而又免除其谬误的意识……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21]又如，今天所谓的“城市化”这种对空间乃至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实际上就不仅是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直接要求上对空间进行管理分割，而且是“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眼皮底下，并在每一项社会活动中完成，其中包括那些表面上最无关紧要的活动（休闲、日常生活、居住与住宅、空间的利用）”。[22]乃至于，人与人之间看似直接的社会交往，也是蕴含着被统治的因素，“在现代的富裕社会里，在人的自由的现有的存在形式和能达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所以，如果社会想要避免发生过分的不快，它就必须使个人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样，人的心理就不自觉地和自觉地接受和屈从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23]
五、人摆脱异化存在状态的可能出路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何以能够借助于制造和推行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来实施自己新的统治的分析，既是独到的，又是深刻的，他们指明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控制人的意识、心理和本能结构，接受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存在状态和接受整个社会是一体乃至自我相互促进的。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是“自动地”把统治的意识形态变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会遵循统治的要求来实现自己，会把痛苦的生活当作幸福的生活来领悟，把不幸的境遇当作舒适的境遇来接受，那么，人是否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呢？不可否认，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人当今这种“非人”的存在方式，表现出了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他们揭示了当今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的“反人性”，同时又认为人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是不可逆转的。但须知，大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表现出了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不但分析了当今人的存在方式的危害性，而且进一步探讨了改变这种存在状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固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重点和主要理论贡献是在于“解释世界”，在于揭示当今人的存在状态的特征以及造成这种存在状态的根源，在于从理论上论证出不幸的本质，但他们也在积极探索“改变世界”，对于当今人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存在状态走向新的生活的问题，他们提出了许多的途径和方案，并且为新的人的存在状态提出了种种设想——尽管这项工作与此前的理论建构比较起来显得比较零碎、肤浅，可其中也不乏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是不是对改变目前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持有信心，首要地就是取决于对形成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的原因的分析。倘若把原因归结为现代性本身，归结于科学、知识、理性等因素，那么与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不可改变的，就只能空想某种前现代或者后现代的田园牧歌图景。但是，如果强调当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那么就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当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是完全有可能加以改变的，只要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逻辑的统治当中拯救出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当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是现代性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们信奉理性、科学的必然结果。所以，只要人们还拥抱现代性，追求理性与科学，那么就必然会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而大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分析当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源时，往往追溯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追溯到资本逻辑，这样他们就顺理成章地认为只要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扬弃了资本逻辑，当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就可得以改变，新的人的存在方式就可形成。
当然反过来说，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就不是笼统地谈论和肯定现代性的作用，而是提出对科学技术等因素的使用，有一个例如“合乎人性地使用”与“违背人性地使用”的区别，认为只有后者才会导致当今这种人的存在状态。例如，马尔库塞一方面强烈地批判正是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导致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他的“新科技观”，认为只要“人道主义地”使用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就非但不会引向当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而且还会创建新的人的存在方式。对理性在造成现代人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的作用的分析，他们更是反对笼统地论述理性的作用，而是强调只有当理性成为工具理性、经济理性之类时才会履行这样的作用，当理性是实践理性、交往理性、生态理性等合理形态时，当把工具理性置于正确的位置合理地应用时，理性就会是“属人的”生活方式的“原动力”。对此，高兹的论述特别清楚明白，他的宗旨就是要把“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严格地区别开来，强调正是由于“经济理性”的盛行，才导致当代人不顾一切地向自然界索取，以满足自己的消费得“越多越好”的生活方式，一旦不让“经济理性”而是让“生态理性”占据统治地位，那么人们自然会放弃消费得“越多越好”、只重视消费的“量”的生活方式，转而推崇“适可而止”、讲究消费的“质”的生活方式。
从而，在同现今社会的基本对比当中，新社会形态的特征就被确定了，就是要紧紧地抓住改变消费主义这一点，来相应地规定新的存在方式，人类新的存在方式的关键就是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寻找满足，人应该全面发展各种劳动能力最终以劳动解放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同时，这种对当今消费主义的异化存在方式的根本否定，也就有助于回应从这种异化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常见质疑。众所周知，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所确定的物质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无法理解这一条件的真实含义，反驳说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因而生产力永远不能达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显然是把需要和欲望即贪婪的人为需要当成了一回事。资本主义的无限的欲望确实需要无限的资源，而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任由消费主义塑造人们的需求期望水平，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不满足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从而要么导致生态灾难和人类的毁灭，要么“必然需要采取更富压制性的和集权主义的政治统治方式，而这种统治是由特权的少数代理人所操纵的”，[24]要么采取“开放态度”，鼓励人们直接参与满足需求创造性活动，使得“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的组织功能”。[25]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展望未来人的新的存在方式时，又能把马克思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预期联系在一起，借鉴了许多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根本特征的分析，并贡献了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人类生产方式的三大序列，并因而决定了人的存在的三种状态，即人对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推崇马克思在这里关于三种人的存在方式的区分，认为当今人的存在方式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第二种存在方式，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要创建的人的新的存在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三种人的存在方式，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例如弗洛姆之所以提出“占有”和“存在”的本体论式分析，就是分别对应概括第二、第三种人的存在方式。正因为他们把新的人的存在方式与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形成人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为创建新的人的存在方式而努力，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那个“过渡”，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就是为了找到通达光明前途的条件、手段。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和片面就较多地显露出来，从卢卡奇倚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总体性意识开始，他们就较多地聚焦于人的某种主观意识的变革，从意识的自我调控和救赎看问题，通过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即“将人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26]例如，即使是提出了较完整系统的社会改造方案，并在1968年社会运动中达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最激进程度的马尔库塞，也认为“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27]或者从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自我改变和环境改变的统一，退到在个人的本能结构基础上的统一，即退到“社会创造条件使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现有可能性化为现实”和“创造条件把性欲、生活本能从破坏本能的优势中解放出来”的那种统一。[28]但是，尽管他们在具体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方面颇为窘迫，没有找到“执刑者”，他们仍然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的新分析当中，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历史本身”的“审判官”[29]机制，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和活力。
注释：
[1][2][13][14][1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7，“前言”19，143，146.
[3]AndreGorz, Strategy for Labour: A Radical Proposal, Boston: Beacon Press,1967:70.
[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2，271.
[5][6][7][8][18][21][2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11，9，29-30，9，11-12，8.
[9]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0.
[10][1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前言”2，47.
[16]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
[17]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7.
[19]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5.
[20]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vol.2,1987.
[22]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
[23][28]H.马尔库塞.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M].任立，编译：《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6.
[24]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3.
[25]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Canad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106.
[26]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68.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7.
责任编辑：亚力坤江·艾思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