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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作者: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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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大学

来源:人民出版社《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 作者:王若水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

——马克思

问题的提起

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理论界开始重视起人的问题(包括人道主义、人性、异化等)来了。

在西方,人的问题是同人道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人道主义开始是作为宗教神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经过两次大战特别是法西斯暴行的惨痛经验以后,人道主义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出现了斯大林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人道主义的东西。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过去笼统地斥之为修正主义,显然是简单化了。

人道主义所反对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道主义,一个是兽道主义。神道主义抬高神而贬低人,用虚幻的天堂幸福来否认人间生活的价值。兽道主义则把人降低到动物,把人当作动物一样来对待。我们国家有没有这两个东西呢?我们没有宗教神学的统治,但是我们有林彪、江青一伙宣扬的现代迷信,这种现代迷信在神化领袖的同时贬低了人民;至于兽道主义,我们从林彪、江青—伙的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中已经领会得太多。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理论界对重新评价人道主义感到兴趣的原因。去年开始的经济学界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今年在一些报刊上进行的人生观问题的讨论,以及最近由“渤海2号”事故引起的对官僚主义者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强烈反应,也把人的问题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

那么,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究竟在马克思主义中占什么位置?我想,在这里也有一个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如果看一看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个问题确实是没有多少地位的,给读者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并不重视人的问题。那么现在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是否准确完整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写过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著作,他们的哲学著作都是论战性的、评论性的。1938年斯大林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算是第一篇系统地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性著作。此后许多年内苏联的教科书都是按照这篇著作的格局写的。斯大林这篇著作有它的优点,也有不少缺点,例如没有给认识论这样重要的问题以应有的地位,对矛盾规律的解释也是片面的,等等。在此,由于已经有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个缺点得到了弥补。虽然如此,我们过去的哲学读物,往往是偏重于讲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人的因素是讲到了,但只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种作用后来被夸大到唯心论的地步),而对人的价值、人的异化、人的解放等问题,却极少触及到。

但这个缺点,本来是早该加以克服的。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强调人的问题。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全文发表了。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集中地详尽地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在此以前,这篇手稿的一部分曾经在1927年以《(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这样一个不确切的题目发表。列宁根本不知道这篇手稿,因而不可能去发挥或发展其中的思想。斯大林尽管有机会读到这篇著作,但看来他并没有加以注意。苏联理论界在很长时间内也不加以重视。在我国,《手稿》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在1956年出版的。以后报刊上曾零零星星发表过一些有关异化的文章。据我所知道,毛泽东同志曾在1964年表示过赞同“异化”这个概念,认为异化是普遍现象。但是,我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显然也不够。不少理论界的同志对“异化”这个名词至今还感到生疏。

与此相反,这篇手稿在欧洲的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手稿》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也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引起了热烈的论战。这当中,有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利用《手稿》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贬低和否定马克思晚期著作的意义。这里不去详说。对这篇手稿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不仅对了解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重要的,而且对了解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也是重要的。

我认为,《手稿》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而这个问题恰恰被我们忽略了。

唯物主义作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和产生说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是大家知道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为了说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我们又需要从近代唯物主义讲起。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经论述了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通过这个论述,他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唯物主义不应该忽视人的问题,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正是由于研究了人的问题,被看成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才成为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

近代唯物主义发源于英国。马克思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在霍布斯那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霍布斯甚至把人的一切情欲都归结为机械运动,所以马克思评论说,“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

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了“白板说”,认为人心最初有如一白板,各种印象观念都是后天环境加上去的。这就否定了主张“天赋观念”的先验论而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洛克的功绩是详尽地论证了培根的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理。

马克思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法国唯物主义有两派: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这两派是互相交错的。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后一派则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是爱尔维修。爱尔维修坚决反对封建阶级的血统论,认为人天生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差别都产生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因此,主要的问题在于改变环境。理想的环境应该做到社会利益、社会福利和个人利益的结合。

马克思下面这段话概括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关系: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生活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2]

这样,从唯物主义的这些原则出发,就自然而然要达到改造环境,建立一个适合于人的发展的合理社会的结论。

当然,法国启蒙学者和唯物主义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合理的社会。历史的无情发展使这种幻想破灭了。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出来了,他们利用了启蒙学者的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重新从这些原则出发来制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出发的。”“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说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3](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主义对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有批判,但是并没有抛掉而是批判地继承了这些学说中的人道主义原则。

从抽象王国到现实的人的世界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本来,反对虚幻的神,就要回到现实的人;否认盲目的信仰,就要肯定健全人的感觉和理性。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唯心主义者又出来了,他们把人的理性无限夸大,使它成为脱离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成为世界的创造主,从而把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淹没在抽象的世界之中。黑格尔就是这样做的。他用“世界理性”或“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来说明世界。在他看来,自然界是由精神“异化”出来的,以后精神又通过一系列发展阶段,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又通过一连串异化和克服异化的发展过程而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从实质上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宗教徒所说的神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前者更精致、更巧妙罢了。这样,在黑格尔死后,他的门徒(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就发展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神学的最后支柱。这个任务,首先是费尔巴哈担当起来的。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4](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自然和人作为出发点,从而回到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认为,不能把人归结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人应当是感性的、现实的人。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是孤立地、生物学地看人,所以他所说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5]。恩格斯也批评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6]

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出发,但这不是费尔巴哈讲的那种名为现实而实则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详尽地展开了他们的论点: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表明他们既不同于黑格尔又不同于费尔巴哈。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这就是从“设想的东西”出发;费尔巴哈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因而是从“设想出来的人”出发。恩格斯指出,同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对人的了解是惊人的贫乏。从形式上讲,费尔巴哈讲的人是现实的,但从内容上说,这个人却是抽象的。与此相反,在黑格尔那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8]。这就是说,黑格尔不是孤立地看人,而是从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看人。这一点合理的内核,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吸收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现实的。他们既反对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主张回到现实的人,又指出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称他自己的这种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或“新唯物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9]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社会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旧的人道主义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企图超越这种关系。这一点,过去批判得很多。另一方面,既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就决不仅仅限于阶级关系。多年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把人性全部归结为阶级性,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等于阶级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阶级关系。这种观点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单纯以阶级观点看人,这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人”同费尔巴哈讲的那种单纯生物学的人一样,也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也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而是从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要把劳动者看作人

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实践的人。费尔巴哈的另一个错误是不理解革命实践的巨大意义,他只是“把认识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0]。另一方面,黑格尔抓住了实践,这是他的卓越之处,然而他理解的实践又只是抽象的实践。黑格尔也把劳动当作人的本质,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所理解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黑格尔对劳动的观点,是采取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立场。马克思在《手稿》中又详细地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了批判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改革者,称他的学说是“开明的国民经济学”。在此以前,货币主义以追求货币收支的顺差为目标,而重商主义以追求对外贸易的出超为目标;两者都是为货币而积累货币,把贮藏货币本身当作目的,而不重视生产本身,没有看到生产是社会财富的基础。“开明的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财富的泉源不是死的物,而是人的劳动”。

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古典政治经济学抬高了人的地位,承认人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因为它把劳动说成是财富的创造者。但是,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私有制的前提下承认这一点的,它是通过肯定劳动来肯定私有制。实际上,它也是敌视人的。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只是以赚钱活动的形式出现”[11],“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是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2]。李嘉图、穆勒等人把“关于人的生存的问题……宣布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资本养活多少劳动者,而是资本带来多少利息,也就是说,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13]“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14]他们眼中的劳动者只是劳动者,不是人。“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劳动者的活动变成撇开一切活动的纯粹的抽象一样。因此,劳动者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乐还是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15]他们提倡禁欲,但是“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他们眼中的人是“仅仅作为劳动的人的抽象存在”[16]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但是,这些话对我们不是也很有启发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工人看成是不足道的,生产指标才是一切,忘掉了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忘掉了人不仅有劳动的需要还有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这不也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吗?

人和异化

现在再回到《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人的自我创造看成是历史的内容。错误只是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政权等等看成是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的本质时,他只是从它们的思想形式来把握它们的。它们是思想物,并且因而只是纯粹的亦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17]由于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异化也无非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他也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

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异化”这个概念,并用它来说明宗教。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识”,企图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出发。但是,如果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话,费尔巴哈就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意志和爱,而这又是普遍的、脱离具体历史环境的抽象的理性、抽象的意志、抽象的爱。

费尔巴哈指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人,恰恰相反,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上帝。不仅上帝的外形是从人那里来的,就是上帝的“神性”也是从“人性”来的。人有智慧、有意志、有爱。人把这些本性赋予了上帝,并且加以无限夸大,于是就成了神性,于是上帝就有无所不知的智慧,无所不能的意志和无所不包的爱。上帝本来是人创造的,但是人却不认得自己的创造物了,反而拜倒在上帝的脚下,倒过来说人类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所赐。人的头脑的产物脱离了人,凌驾在人之上,好像成为一种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统治了人。这就是异化,是人性的异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到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的意义时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来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藐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对宗教的批判所引申出来的革命的结论。

但是费尔巴哈本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结论。他只是要解释世界,而不想改造世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从宗教的异化出发,致力于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这是对的。但是,费尔巴哈走到这里就停住了,而主要应该做的事情是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要由批判宗教进一步发展到批判这个产生了宗教的苦难世界。

这个费尔巴哈未完成的工作,由马克思担当起来了,这就是他(和恩格斯)写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在此以前的《手稿》已经开始了。马克思在《手稿》里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分析异化——不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也不是人性的异化,而是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正像在宗教中,人脑的产物统治了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人手的产物也统治了人。劳动者的产品不但不由劳动者支配和占有,反而脱离了劳动者,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统治了劳动者本身。机器等生产资料是劳动的产物,却反过来成为奴役劳动者的手段。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是贫穷。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价值越大,他自己的价值越小。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但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却成了苦役,劳动使人降到非人的地位。……

这样,马克思从分析异化劳动得出了革命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奴役制等等的解放,不仅是劳动者的解放,而且是人类的解放。

正像傅立叶、欧文等人把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看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并把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看作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发展一样,马克思也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当作“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加以批判地继承,从而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结论。不同之处在于,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之间,产生了以黑格尔为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哲学所包含的极为宝贵的辩证法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了。我认为,“异化”的概念就是其内容之一。它本质上是辩证法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这意思就是说,唯心主义者可以利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利用它——当然是在不同的基础上。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由于这一点,并由于他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就能比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站得高得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克服自己的某些缺点和不成熟之处,终于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强调革命实践的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说:他们把一切异化都看成是思想的异化,是思想上的东西,如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观念等等,而他们又以为这些东西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因此,他们就以为只要通过批判就可以克服这种异化。尽管他们口头上表现得很革命,但是他们只是用词句反对词句,而绝不是反对现存的世界。但是,异化并不是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幻影,而是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单用“批判的武器”是消灭不了异化的,必须依靠“武器的批判”,即革命的实践来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结论上和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不同,而且出发点和前提也不同。马克思强调说,我们所要说的前提应当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8]唯心主义的观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而马克思主张的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9]

马克思分析了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认为这也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0]

这是历史唯物论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观点。从这里出发才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30多年以后,当马克思逝世,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概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仍然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1]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的人出发,唯物地而又辩证地研究人,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上述讲话中接着指出,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主要是由于发现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的自我异化,劳动条件和劳动者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都是劳动异化的不同形态,它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即劳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就是要克服异化,废除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私有制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盲目的、异己的力量对社会历史的统治;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能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人将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人类将把过去统治着历史的异己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自觉地创造历史,从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从上面叙述的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正是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条件的分析,马克思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注释:

[1][2][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164页、第166-167页、第167-168页、第160页。

[5][7][9][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第30页、第5页、第160页、第23页、第30页、第31-32页、第57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6页、第232页、第167-168页、第160页。

[10]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有改动。参看《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朱光潜文章。

[11][12][13][14][15][16][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第13页、第59页、第27页、第88页、第60页、第114页。

责任编辑:吴艾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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