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石中英
摘要：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问题是教育基本理论所要探索的基本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继承与发展相结合、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的原则，顾明远先生对我国以往的教育本质论争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理论评析，认为教育的本质就在于提高生命的质量与提升生命的价值，发挥每一个孩子的潜能。从这种教育本质观出发，顾明远先生对当前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种种反教育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彰显了教育工作的价值理性与价值理想。基于这种教育本质观，顾明远先生对教育价值的全面性和复杂性进行了理论阐述，着重分析了教育的社会价值与育人价值的统一性，并对当前教育实践中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价值取向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顾明远先生有关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的精辟论述，构成其教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时期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顾明远；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改革
教育本质问题是教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它要回答的是“教育是什么”。教育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他们对其他教育问题的回答。不同的教育学者在对教育具体问题看法上有这样或那样不同，根本原因是他们持有不同的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问题是回答“教育有什么用”的问题，力图阐明教育活动对于相关利益主体的意义。有时候，人们也从教育价值的角度来阐明自己的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与教育本质观之间有一定的交叉。可以说，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是理论上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问题。顾明远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生涯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实践，在批判性地汲取中外教育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对于教育的这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做了系统论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学术主张。
一、顾明远先生论教育的本质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非常关注教育本质问题。他的教育本质论述总的来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于教育本质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相当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元研究；二是对于教育思想史上已有教育本质观的分析；三是他自己有关教育本质问题的正面主张，并基于这些主张对于当代教育实践中的一些反教育行为进行深刻批评。
（一）教育本质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教育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无论对于教育实践工作者还是对教育理论工作者都非常重要，但是许多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却并不能在思想上充分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教育是什么？问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可笑。但是，即使是教育理论界，对什么是教育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1]提出教育本质问题，之所以会让有些人发笑，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无需思考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教育是什么”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可能会说，“教育不就在那儿吗？这里有什么可思考的问题吗？”但是，以“教育”之名开展的行动未必符合“教育”之实，客观上存在着一些“伪教育”、“坏教育”甚至是“反教育”的现象。所以，顾明远先生认为，辨明教育的本质至关重要，这项工作关系到正确教育观的建立。
教育本质问题很重要，但是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人们要想在此问题上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却并不容易。在教育本质的问题上，经常可见的现象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的人，大家的看法都很不一致。其中的缘由在于，教育现象是一类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既包含着一些生理、心理的活动，也离不开一些社会文化的因素。顾明远先生认为，“教育虽然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存在，人人都受过一定的教育，但要对教育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教育的本质属性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是因为教育既具有永恒性，又具有历史性。”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的，不同时代对教育有不同的要求，不同时代、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群又对教育有不同的认识；二是横向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的历史变迁、文化背景不同，从而对教育也就有不同的认识。以上这些还只是就对教育的理解而言，至于对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对教育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更因为时代的变迁、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很不相同。也即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教育传统，每一个时代，这种教育传统又会有所变化。教育之复杂就在于此。”[2]顾明远先生的这些论述，深入说明了教育本质问题难以取得共识的客观原因，也为他提出自己的教育本质观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个方法论基础就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探索不能孤立、抽象地进行，必须深入到教育实践所赖以展开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去。
（一）对已有教育本质论述和论争的分析
教育本质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可以说，自从人类有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人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教育学科独立以后，这个问题更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顾明远先生对于已有的教育本质论述和论争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公允的评价，为提出自己的教育本质观夯实了思想基础。
2003年顾明远先生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上发表《对教育定义的思考》一文，文中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外教育思想史上有关教育本质的若干认识，并对它们进行了分析评论。在该文中，他既分析了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夸美纽斯、洛克、赫尔巴特、乌申斯基、杜威、加里宁、凯洛夫等人的教育本质论述，也分析了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孟子、韩愈等人的论述，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有关教育本质的大争论。在顾明远先生看来，“历史上不同教育家对教育的理解和诠释都是不相同的。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根据自己的哲学观提出对教育的理解和诠释。他们都没有给教育下完整的定义，主要是从教育的作用和教育的目的这个角度提出教育是什么。这里面还包涵着对人的本质、人的先天素质与后天获得的不同认识等。”[3]在这段话中，顾明远先生除了指出影响教育本质认识的历史背景外，还指出了“哲学观”包括人的本质观等对教育定义的影响。在回顾和总结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有关教育本质大讨论的过程及观点后，顾明远先生指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的本质属性上，教育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还是有多种属性。争论后并没有统一的结论”[4]。虽然最后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争论本身起到了解放思想、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作用。时隔15年，顾明远先生在《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上再次撰文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争论了几十年，至今大家仍然在喊：‘教育要回到原点’。为什么？原点在哪里？一方面是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在理论上没有讨论透彻；另一方面是在教育实践中受到各种价值观的干扰，不能按照教育规律进行。因此，今天对教育本质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5]。
在综述和分析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教育定义之后，顾明远先生发现，这些定义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比较忽视从教育对象即学生的立场来看待教育和教育的作用，“很少讲到受教育者本人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的自我发展”[6]。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确实揭示了传统教育本质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忽视本体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一理论路向，顾明远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本质观。
（三）教育的本质在于提高生命的质量与提升生命的价值
顾明远先生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的成长固然要靠教育，但教育只是一种外力，因此，教育要遵循人的内在发展规律。人们常常讲，教育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遵循教育规律。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就要以儿童为主体了解儿童，了解他们的需要，站在儿童的视角来设计教育。他在《“水仙花”教育学》一文中写道：“我在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也应该像养水仙花一样，把儿童固有的潜在能力像嫩芽似的挖掘出来，让他自由地发展。儿童的好奇心是天生的，儿童的情感是丰富的，但又是很脆弱的。我们对待儿童要像对待水仙花的嫩芽一样，小心谨慎，不能碰伤他。我们要放手让他自由发展，自由成长，不需要大人的过多干预，不需要过多的雕琢。但今天，我们的教育往往违背这个规律，常常把儿童关在温室里，天天去雕琢他（种种教训和要求），结果开不出成功的花来。”[7]
正是基于这种儿童立场，顾明远先生认为，“如果从生命发展的视角来说，教育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提高生命的质量和提升生命的价值。教育对个体来说，提高生命的质量，就是使个体通过教育，提高生存能力，从而能够生活得有尊严和幸福；提升生命价值，就是使个体通过教育，提高思想品德和才能，从而能够为社会、为他人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人都要实现人生价值。人生价值就是要对社会、对人类、对自然作出一点贡献。人的价值总是体现在与他人、他事的关系中。在人类社会中孤立的自我价值是不存在的”[8]。也正是基于这种教育本质观，他对于教育生活中种种不尊重儿童、压制儿童、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儿童的学习和成长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些现象都违反了教育的本质，属于“反教育的行为”。在2011年发表的《要与反教育行为作斗争》一文中，顾明远先生一共列举了5种反教育行为：一是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特别歧视所谓“差生”“后进生”；二是用暴力对待“后进生”；三是用非人性的标语口号来督促学生们拼命学习；四是在学生之间片面提倡竞争，鼓励相互保密，相互歧视；五是拔苗助长，对学生实施过度的教育。顾明远先生认为，“反教育行为，学校中存在，也反映在社会、家庭中。陶行知先生说过，好教育培养出好人，坏教育培养出坏人。反教育就是一种坏教育，学校、家庭、社会都要与之斗争，特别是学校，作为专门育人的阵地，更要坚决与之斗争。”[9]
最近这几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的人文主义教育观的启示，顾明远先生明确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是片面的。过去往往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后来，国家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回归到教育本质上，教育首先还应回归到人的发展，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得到挖掘。过去，我们总是用工具理性来认识教育的本质，最近几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后，大家慢慢理解教育是一个人发展的权利，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因此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应该有所提高”[10]。顾明远先生这里提出的“教育是一个人发展的权利”的思想，彰显了教育本质问题上的价值理性，是对他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理论界此前有关教育本质认识的一个新发展。
二、顾明远先生论教育的价值
教育价值对于教育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教育有什么用”，或者“为谁办教育”。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当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主张和实践模式。顾明远先生在大量教育论述中，对教育价值问题有比较丰富的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教育价值复杂性和全面性的论述，二是对当下教育实践中的错误价值取向及其根源进行批评。
（一）教育价值的复杂性和全面性
在教育价值的问题上，顾明远先生始终强调教育价值的复杂性和全面性。所谓教育价值的复杂性，就是不同社会、不同群体都有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平衡而统一到教育本体上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所谓教育价值的全面性就是指教育价值的丰富性、完整性和辩证性，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和抽象地看待教育价值，窄化教育的价值，以某一种教育价值取向来取代其他的教育价值选择。
首先，顾明远先生承认教育具有政治价值。他明确指出，“教育确实是有政治的功能，我们不能脱离政治，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能脱离政治。美国的教育口口声声强调美国的利益，日本的教育也强调日本的利益，每个国家的教育都要强调对本国的利益，教育确实离不开政治，要为政治服务。”[11]顾明远先生认为，这种教育的政治功能或者价值取向，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自古及今，一脉相承。他认为，中国历代都重视教育，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他详细地考察了这种教育政治价值的历史嬗变，认为这种教育政治价值取向已经构成了我国教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过，他同时指出，“这种（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中也隐含着消极的一面，即把教育作为改变个人地位的手段。在今天的社会，这种观念本也无可厚非。但由此派生出来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观念则使学生鄙视劳动，追求虚荣，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同时，这种教育观念严重地歪曲了现代社会的人才观，不利于当今社会多元人才结构的培养和素质教育的推行”[12]。
其次，顾明远先生认为教育具有经济价值。在这方面，他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现代经济生产活动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现代生产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生产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互相促进，科学技术一旦有突破，生产就会几十倍，甚至成百倍地提高”[13]。这种思想贯穿在他几十年来教育论述的始终，他先后讨论过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教育的需求和影响。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教育关系的讨论为例，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教育提出的需求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如要求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培养创新人才、国际化人才。正是基于这种客观的经济基础，顾明远先生明确提出，“教育当然也要为经济服务。我们经济增长靠什么？靠人才。特别是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竞争十分激烈，说到底这是人才的竞争，是创新精神的竞争，所以要靠教育，经济的发展要靠教育”[14]。
再次，顾明远先生强调教育的文化价值。在他看来，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比起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来说，具有更加内在的和相互生成的性质：一方面，如果没有文化，就没有教育，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育又是文化传承的手段，文化传承是教育最本质的功能。他说，“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一个手段，而且教育传承文化应该是它最本质的功能。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就不会有教育。人类产生以后即有文化，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就是人类有文化。人类要发展，就要传承文化。所以，传承文化是教育最本质的功能。”[15]在教育的文化价值维度上，他不仅强调教育对于文化传承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且还同时认为教育具有选择和创新文化的价值，是文化选择和创新的关键机制。“教育应该起到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创新文化的作用。教育要选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传授给下一代，同时又要根据时代的精神，吸收世界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充实我们的民族文化，创造新的文化。”[16]
最后，顾明远先生强调教育的育人价值，这与他前面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2009年顾明远先生在澳门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主办的报告会上提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促进人的发展的活动。”[17]2010年顾明远先生在浙江省永康中学演讲中也明确提到，“学校要‘育人为本’，学校本来是育人的地方，不育人还干什么？但是有些学校没有做到，不是育人为本，而是升学为本，分数为本。”[18]在此意义上，顾明远先生进一步提出，教育是发展人自身，实现人自身再生产、再发展的一个途径。人类要发展，就要靠教育。“教育是人发展的必要途径，是人的权利。”[19]更进一步，顾明远先生不仅将人的发展看成是教育的目的，而且还将其看成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目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2011年6月12日顾明远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教育论坛上就指出，“知识经济使人们看到了人的价值、知识的价值。知识经济使人们认识到，人不是简单创造资本的机器，人是社会的主人，又是自然的一员。人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人的创造、科学技术的创造、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由于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从而对教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确实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但教育不是就消极地适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教育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最终的目的是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20]
（二）对错误教育价值观的批评
在顾明远先生的教育价值论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现实中一些错误教育价值观的批评，展现了一位教育学家的思想勇气和学术担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问题是，许多学校和家长的教育价值取向偏离了核心教育价值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以及经济主义等教育价值观占了上风，结果受伤害的首先是受教育者，长远来说，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也会受到消极的影响。”[21]顾明远先生近20年来对“三好学生”评选、“奥数”、“反教育行为”、“教育悖论”等等的批评，都可以说是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某种错误教育价值观的批评。
从顾明远先生大量的教育价值论述来看，他对错误教育价值观批评最多的一是教育的功利主义，二是教育的工具主义，三是教育的西方中心主义。教育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教育工作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急于求成、追求短期利益；教育工具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把教育和儿童当成满足外在目的实现的工具，看不到或者忽视教育的人文性；教育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在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盲目地以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为标准，不注重汲取我国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应该说，顾明远先生对教育实践中这三种广泛存在的错误教育价值取向的批评，对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明确方向、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教育的功利主义，顾明远先生认为，“我们现在的功利主义太厉害，我们现在的大学也好，科研单位也好，老是想得奖。这种功利主义对我们学科的建设、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22]。这个评论，对于当下的高等教育来说，真可谓是一针见血。当然，顾明远先生并非一味地反对高等教育追求某些有价值的目标，他只是反对以功利为价值取向，遗忘了大学本来的目的在于求真育人，遗忘了科学的本来目的在于创新知识。2008年顾明远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刚才讲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但要靠学校打基础。打什么基础？打好学习的基础，打好专业兴趣的基础，就是我们要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23]在顾明远先生看来，如果我们整个的教育，不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热爱和浓厚的兴趣，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成功、获奖，则无异于舍本逐末、杀鸡取卵。
教育的工具主义与教育的功利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教育工具主义是教育功利主义在具体教育领域的表现，两者共同的特征就是忽视教育的内涵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忽视教育活动中人的尊严以及教育活动本身丰富的人文性。顾明远先生对此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说，“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教育的原点。现在都把教育当工具：家长把教育当作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的敲门砖；学校把教育作为提高升学的敲门砖；地方政府把教育作为自己政绩的敲门砖，升学率高了，政绩就有了。我们的校外辅导机构，当然不是说都不好，但有很多校外辅导机构把教育作为赚钱的工具。”[24]由此可见教育工具主义或工具理性在当前我国教育管理和实践中的支配性地位，应当予以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作为工具主义的对立面，顾明远先生则十分强调教育的人文主义，这一点是从其儿童主体思想中发展起来并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学习——内在的财富》以及《反思教育》这三部报告的影响。他强调指出，“工具主义认为，教育要为诸多方面服务，现在，教育要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培养人尊重生命、尊重人类尊严、尊重和平，要对人类的持续发展负责。”[25]
教育的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唯一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模式，输入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因素。这种理论对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广泛影响，后来虽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受到了批判，但是影响依然存在。这种影响在中国思想领域的实际表现就是出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全盘西化”主张，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中国独特文化、制度、发展道路等的否定，也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教育领域同样存在这两种错误的价值倾向。对此，顾明远先生明确指出，民族性是教育的基本特性。“一个民族（国家）的教育传统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样，有本身的特质。它适合于该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制度和发展水平，适合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26]正是基于这种对教育民族性的深刻认识，他反复告诫说，“教育国际化不能排斥教育的民族性。教育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我们在学习别国的教育理念和经验时必须了解别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这样才能了解别国的教育理念和经验的精粹。同样在借鉴别国理念和经验时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优秀教育传统，这样才能从别国的理念和经验中吸取有利于发展我国教育的有益的东西，并内化为我们自己的观念形态，这就是本土化”[27]。针对一些青年学者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理论时缺少文化自信和批判性思考的现象，顾明远先生谆谆劝导说，“现在教育界有些年轻学者在撰写论文时往往开口是海德格尔，闭口是哈贝马斯，动不动就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且不说这些思潮和主义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使是真理，也不能简单搬运到中国来，需要考虑如何与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考虑中国广大教师如何接受它”[28]。
至于在教育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教育价值取向，顾明远先生认为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教育外部的原因，也有教育自身的原因。在《中国教育路在何方》这部著作中，他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刻分析。就历史的和教育外部的影响因素而言，他谈到了“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认为“学而优则仕”明显存在功利主义思想；谈到了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认为这阻滞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造成了近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不发达；谈到了社会上的攀比文化，认为其助长了学生之间、家长之间和学校之间过度的教育竞争；谈到了社会用人制度中的学历主义取向，认为这种取向进一步强化了升入名牌的高考竞争。此外，他还谈到了评价考试制度、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社会诚信因素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作用等等。就内部的、教育自身的因素而言，顾明远先生谈到了长期以来教育本质认识的缺乏以及长期以来人才观、质量观、学生观的误区、轻视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学校发展的不均衡以及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等等。综合来看，顾明远先生认为，教育价值取向上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有其社会根源，也有其教育的成因，因此在治理上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三、顾明远先生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论述的方法论
总的来看，顾明远先生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的论述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一致性，构成了顾明远先生全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方法论来看，他的这些论述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顾明远先生对教育本质和价值的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目的、教育价值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合时代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地应用，自始至终贯穿着历史的逻辑、实践的逻辑和辩证法的精神。例如，在教育本质论述中，顾明远先生既强调教育对于提高生命质量（本体性）的意义，又强调教育要提升生命价值（工具性）；在讨论教育价值观时，顾明远先生对于民主主义和精英主义、知识主义和能力主义、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都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和中肯的评价，同时也能够从实际出发指出它们未来变化的主要趋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顾明远先生在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问题上的丰富论述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下中国取得的新发展与新成就。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般而言，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都是比较抽象的，论述起来很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一定程度上会出现脱离教育实践、空乏议论的弊端。但是，我们看到，顾明远先生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并没有出现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而是努力地从实际出发，从人们所熟知的教育事实出发，加以理论上的论述，最后又反过来观察、分析和指导实践。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顾明远先生在论述这些理论性的主题时坚持了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顾明远先生自己也说，他有关“反教育现象”“教育腐败”“水仙花教育学”“瓜裂裂”（比喻揠苗助长式的教育）等涉及教育价值、教育本质的论述都是来源于教育实践，来源于他自己每年大量的中小学考察。
第三，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在讨论教育本质时，顾明远先生对历史上的教育本质论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不足的地方，然后由此确立自己论述的路径；在讨论教育价值取向时，他也非常善于深入历史，寻求一些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根据，并从现实出发加以批判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正是坚持了这种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顾明远先生在教育本质、教育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论述既能给人以深邃的历史感、学术感，同时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生动的实践感，向读者呈现了比较广阔的教育思想图景。
第四，坚持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的原则。作为一位比较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在论述上述两个基本教育理论问题时，一方面具有比较广阔的国际视野，注重反映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不忘记自己的本土立场，注重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教育实际出发，批判性地汲取国际的和传统的思想资源，既防止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也防止出现中国中心主义的自负，努力融中西两种思想资源于自己的学术论述之中，具有一种开放、包容的胸襟，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这种方法论品格对于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极具启示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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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