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族报》2018年11月16日 作者：亚力坤江·艾思格 孙振东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保障。教育是重要的文化传递方式，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依靠教育。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结构和文化传递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在学校这个场域中，特色文化资源常常被忽视，使得教育特色不明显，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本文借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学相关理论，基于民族地区乡村的特点，主张应发展优质而富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提出通过优化教育共性和个性，遵循教育规律，利用乡村传统文化、族群族际文化、后喻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互联网+综合技术教育”的实践模式，培养“世界历史性”与“地域性、民族性”统一体的特色人才，驱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一、从数字化生存到“互联网+”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互联网拓展了时间和空间的边界，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互联网快速聚集了社会物质财富，促进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交往。
由于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还没有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要走出这一困境，出路在于发展现代科技、转变生产方式，其前提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而基础就在于教育。乡村振兴的突破口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突破口。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人文社会环境，不能简单照搬、套用一般的发展模式，亟需探索适应民族地区特色的发展道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论述了先进生产力基础上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普遍交往以及它们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
过程中地域狭隘性与民族狭隘性逐渐消亡的必然性，为当代处理“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和理论基础。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预见到今天“互联网+”时代的具体状况、具体问题。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的同时，对“互联网+”时代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问题展开深入、具体的研究，必定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民族理论。
一切文化都寓于一定的载体之中。文化的载体可以分为三种：物质载体、精神载体、人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关照到了人这样一个文化载体，认为人不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网络真正的价值正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他宣称“后信息时代”已经悄悄来临，正构建全新的社会秩序，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这里的个人化不仅仅是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还包含了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配合。尼葛洛庞帝以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来探讨“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变革。如今，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存在与生存，逐渐从“数字化生存”发展为“数字化生活”。“互联网+”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深刻地变革着我们的时代。
基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民族地区特色教育驱动乡村的文化振兴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传递形式，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或教育现象常常具有源生性、现实性和典型的“活化石”性质。在“互联网+”时代，自然和人文资源富集而科技、教育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的发展，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民族地区的农民也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深刻影响着。不少农民使用智能手机、电脑与外界互通，方便快捷。“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大量掌握信息技术的劳动者。在很多地方，农民非常希望通过新的方式——电商等新媒体平台去拓展市场，改变落后的销售模式，但缺少掌握现代综合技术的劳动者。
在这个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多问题：一方面，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使农民产生知识焦虑和文化迫力。互联网中的多元文化拓展了农民的视野，他们有获得知识、发展生产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冲击着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农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海量知识或漠然，或手足无措，往往不能利用好先进的生产力发展传统生计和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这个场域中，如何利用特色文化资源，避免教育特色不明显、力量薄弱、发展滞后、内容趋同等现象，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通过培养人才振兴乡村，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历时性与优质性：特色教育的实质
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来看，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概念，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层的文化概念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生产方式制约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狭义的文化则包括风土人情、风尚礼仪、道德规范、习俗习惯、村规民约和不成体系的信仰等。文化有诸多分类方式，其中以时间作为划分依据，凡是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现代社会没有保留下来的文化被称为历史文化（含原始文化）；凡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文化被称为现代文化；那些穿越古今，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续存到现代社会仍然有价值的文化被称为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由象征符号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群体的思想方式、行为模式和制度类型等构成，往往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那么特色文化，就是特色的生活方式，在民族地区表现为各民族血脉相承的物质、精神、语言、心理结构、社会组织规则等。因此民族地区特色教育的核心，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把握：一是既要发展现代化，又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是既要坚持教育本质特征、坚持教育规律，又要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发展各民族地区、各民族教育的特色。在“互联网+”时代复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克服片面优化教育共性、忽略优化教育个性和片面优化教育个性、放弃优化教育共性的两种偏向。而特色教育需要传递的就是一种历时性和优质性的文化，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培养的个体是“世界历史性”与“地域性、民族性”的统一体。
特色教育是历时性的教育。特色教育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表征教育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其内在的优质规定性。因此，特色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和历时性的。其历时性表现在：特色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特色教育自身也有一个形成、发展、演化的过程，有一个其特色从初态时的不完备、不充分、不完善向充分完善、充分发展的演化过程。
特色教育是优质性的教育。20世纪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多元文化教育，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对于文化的优质性认识不够。优质教育的判定标准是：（1）决定教育的优质存在方式；（2）代表教育优质的演化方向；（3）符合教育的价值原则；（4）适应环境的变化。特色是在事物的存在与演化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优质的存在和优质的演化方向中形成，是根据价值原则和目的性原则进行的优质选择；是在一切系统内部诸组成要素之间可能的关系和组合中，追求合理、能促进事物优化、能稳定系统的存在、能推动系统演化的关系。特色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优质回答，正因为特色具有事物的优质性，所以特色教育是富有生命力、吸引力、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的，有利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三、民族地区特色教育如何驱动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是社会控制与个人发展的手段。人为了顺应社会，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人为了改造社会，就必须创造一定的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生成各自的文化生态并相互交融，从而汇集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如何利用好“互联网+”的社会生产性质，在教育的过程中体现“特色”，培养“特色”发展的人，从而使客体文化不断转化为主体文化，同样主体文化也不断总结、创生客体文化，是一个“接受文化-创造文化-再接受文化”的循环过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优化教育共性、优化教育个性、探索“互联网+综合技术教育”的实践模式来驱动乡村文化振兴。
（一）推进教育改革，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驱动乡村文化振兴，首先要处理好教育改革的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存量是我国教育已有的基础，要脚踏实地办好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注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色办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化教育共性。要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做好规定动作，做足办好国家课程，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要重视教育公平与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具有国民性的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素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硕果，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有特色，影响范围深远，是因为其具有亲和性和开放性，不断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
（二）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民族地区教育
在民族地区，只有开发特色文化，利用丰富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实行特色教育，才能培养特色人才。
1.兴盛乡村优秀传统特色文化
传统乡村文化的特点是具有乡土性、封闭性、相对静态性、地域多样性。广大的乡村地区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表现为岁时习俗、人生习俗、家族文化、民间艺术等。
兴盛乡村传统特色文化要做到几点：一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宣扬农民的创造。民族地区的乡村有很多老字号和世代传承的特色产品，要保护这些产业，守护工匠精神，将文化产业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利用好，根据地缘特性突出办学特色。二是重视社会关系与家庭伦理。挖掘农村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推进诚信建设，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三是注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使多民族文化相互欣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局面。
2.开发民族特色文化
在民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族际互动与生态相适应的多样性，都极具特色。从衣食住行到艺术、精神等方面，民族文化呈现出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群体性的特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应该走特色开发的道路，找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长点，传承生存智慧。如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应当依托当地特色，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课程、转化为生产力，开设既能满足市场急需，又能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同时还极具民族特色的专业。
3.重视青年“后喻文化”
教育是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统一体。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提出当代处于“后喻文化”的时代，“后喻文化”即“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的文化类型。时代的激变使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在观念和行为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和冲突，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人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教育发展水平直接发生作用的是教师与学生。
教师与学生之间、青年学生群体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也会产生学校亚文化，其中优质的成分和资源应当被充分利用，成为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教育生长点。作为文化传递主体的人不仅是文化的承受者——载体，更是文化的创造者。只有重视学生的“后喻文化”，理解学生，才能使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的交互作用中，使主体文化不断转化为客体文化。
（三）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互联网+综合技术教育”的实践模式
“互联网+”时代，并不是互联网与其他传统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的深度融合和创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要完成发展现代化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任务，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乡村特色文化融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要进一步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互联网+综合技术教育”的实践模式。
在民族地区，需要特别重视计算机、农用技术等课程的开设，发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配备优质、专业的教师，聘请当地农业专家、技术员、高级技工进校园，组织学生进田野。要与当地职业教育联合，发展教育集团化，服务地方发展。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和《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强调项目学习、任务驱动式学习，这样的方式更有利于学生毕业分流，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衔接。
近些年来，在多种教育理论影响下，民族地区出现了多种教育改革的实践模式，诸如“民族文化进校园”“传统技艺传承”“民族特色职业教育”“‘9+3’教育模式”“内地民族班”等，无不例外都注意到了民族地区教育的特点，但对于民族地区特色教育是什么，民族教育的特色有何取向的问题，还存在争议。因此亟待总结、改进这些实践模式，并创生出适合“互联网+”时代的、有系统理论基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实践模式。我们认为，应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意义上来理解“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合理地看待互联网作用的“两面性”，辩证地理解和处理“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作为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以及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和制约。应在对“互联网+”时代的教育现实问题及其整体性、系统性探索的基础上，生成适合“互联网+”时代特点的民族地区特色教育理论体系。同时，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要对既有的民族地区教育理论进行总结、修正和系统化。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不能单单靠文化振兴，还要集合经济发展、绿色发展、乡村治理、民生改善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保障。文化振兴归根到底是人才振兴，文化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是目的。只有将特色文化和特色教育体现在人，才完成了教育过程，达到了教育目的。因此，要加大力度、创新方式，培养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全面提升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建设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责任编辑：亚力坤江·艾思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