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袁凤琴 胡美玲 李欢
摘要：民族文化进校园是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而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则是推动民族文化融入学校教育的重要举措和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经历了恢复重建、起步探索、初步发展、深化完善四个阶段，其演进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政策类型由综合性向专项性转变，政策举措由宏观指导向具体细化转变，政策体系层次性不断加强，政策逐步向法制化发展。为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实效性，应以主体性思维深化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内涵、以整合式逻辑构建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层级体系、以保障性措施规范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执行，促使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由“外部回应”型向“内部整合”型转变。
关键词：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回溯；问题前瞻
一、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研究的缘起
（一）民族文化的内涵梳理
“民族文化”是指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但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经常将民族文化窄化理解为“少数民族文化”。由于时代背景及研究领域等不同，“民族文化”的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质、集中反映民族风貌的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总体表征。其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具有相对性的特征，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狭义的民族文化是指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不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有效保障和促进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民族文化”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多民族国家的教育面临重大的文化选择。[1]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2003年，我国启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推动和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2]民族文化进校园中的“民族文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化，而是包含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本文中“民族文化”的概念也随着社会大背景和政策侧重点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
（二）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研究的背景
教育是特定文化中的教育，不仅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且是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的重要途径。[3]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教育政策建设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我国民族教育仍面临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因此，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对于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彰显民族地区办学特色，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乃至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等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文化资源的消逝，[4]民族文化的传承普遍存在“人存艺存、人亡艺失”的现实困境，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日益严峻。针对这些问题，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并于1990年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如何将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重点，民族文化进校园无疑是最佳途径之一。民族文化进校园是指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将民族文化融入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教育全过程的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文化传承功能的具体体现。以往研究中，关于“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研究呈现出逐年增长并不断深入的态势，但有关“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研究较少，且以地方性政策实施现状为主，很少涉及该项政策本身。因此，回顾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发展历程，以政策分析视角，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相关政策的发展阶段及演进特征进行纵向回顾与分析，从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政策的层级体系以及政策的保障措施等方面审视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影响因素，展望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政策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民族文化进校园40年政策回溯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推动我国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逐步建立起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教学相结合的有效机制，为激发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活力，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国家及地方对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出台措施的不同，可以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划分为恢复重建、起步探索、初步发展和深化完善四个阶段。
（一）政策恢复重建期（1978—199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1980年，教育部和国家民委颁发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恢复和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成为这一阶段指导和推进我国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建设和工作实施的重要文件。随后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也指出“少数民族教育要以民族特点为基础，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适合各民族发展进步的教育内容”。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各类学校，在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等的制定与选择上，可以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1986年制定的《义务教育法》中也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教学”。这一时期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相关内容虽在政策法律文本中有所体现，但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尚处于恢复重建阶段，并未制定颁布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专门政策。
（二）政策起步探索期（1992—2001年）
1992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指出，今后民族教育工作的任务是逐步走出一条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强调要做好双语教学和民族文字教材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民族语言、汉语言“双语”教学。[5]1992年，原国家教委、国家民委印发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民族教育要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搞好双语教学”，同时提倡汉族学生要适当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等。这一阶段的政策对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随着这一时期民族教育政策的不断完善，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内容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但由于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经费不足、民族文化教育实践经验不足等，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尚处于起步探索时期。
（三）政策初步发展期（2002—2008年）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行，民族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构建符合时代要求、适应新形势的民族教育机制成为这一阶段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工作重点。200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出民族地区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用语等方面要因民族、因地区制宜，明确提出了“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教育工作目标和要求，并于第二年启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民族文化教育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央政府层面，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部《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都强调对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入中小学课程，推进民族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的衔接。在地方政府层面，内蒙古、西藏、贵州、云南等省区积极推进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有效落实，如贵州省教育厅、省民委于2002年、2008年联合颁布了《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倡导在学校开展民族语言文字、音乐、体育、舞蹈、服饰等的研究与传承，丰富了地方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实践素材。
（四）政策深化完善期（2009—2017年）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也必须大力发展，形成以经济发展带动文化发展、以文化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这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进校园的重要使命。2009年，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制定出台，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成为推动新时期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政策支撑。这一时期，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为加快推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推动文化传承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民族产业升级，必须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融入国民教育，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体系。[7]有鉴于此，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于2013年联合颁布了《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工艺、民族表演艺术等民族文化相关专业建设，研究制订相关专业教学标准，促进专业建设规范化”，推动职业教育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相结合。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应“充分发挥教育在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教材和课堂教学，在民族地区学校开设民族艺术和民族体育选修课程，开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为进一步落实民族文化的校园传承，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并颁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等作为重点任务。同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活动作为振兴传统工艺的主要任务，支持各地大中小学校开展传统工艺教育教学活动。这一阶段的政策将民族文化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提供了重要动力，推动了民族文化与学校课程的融合，促成了民间艺人走上讲坛，加快了民族文化相关专业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标准的制定，推进民族文化进校园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民族文化进校园40年政策特征分析
回顾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40年来政策的发展历程，其演进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策类型由综合性向专项性转变
综合性政策和专项性政策是民族教育政策的两大类型。[8]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族教育正处于恢复重建的关键阶段，尚未出台专门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内容只在综合性政策文本中有所提及，如1980年颁发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部分涉及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内容：“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汉文”。随着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视，中央和地方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项性政策文件，如《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中华文化基因校园传承，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贵州省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的实施方案》也指出“应把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依托本地方民族的教育资源优势开设民族文化教育课程”。这些政策指向的专项性有所加强。
（二）政策举措由宏观指导向具体细化转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举措重点关注宏观层面的指导，如在1980年颁发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保证民族自治地区在教育事业上的自主权，民族地区学校可以在国家统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制定和选择适宜本地区和民族的办学形式、教材编制、教学内容等。这些举措对民族学校教育体制、内容、方法等的选择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对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和内容未提出具体规范和要求。随着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深入开展，近年来各相关政策中对于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举措设计逐渐具体化，如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民族地区学校应开设民族体育选修课程，明确将民族体育纳入学校教育。贵州省民委、省教育厅2016年颁发的《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指出，“学校要因地制宜，将民族歌舞、声乐、戏曲、体育、工艺、绘画、语言文字等民族传统文化纳入学校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并主要采取学科教学、艺术团活动和主题活动三种形式来开展民族文化教育。[9]
（三）政策层次性不断加强
政策的层次性主要是指从中央到地方颁布了不同层级的政策文件，其中既有宏观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又有具体实施举措方面的政策文件。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层次性不断加强，在宏观方面，国家针对民族文化教育制定了纲领性政策文件，如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为各级各地制定民族文化进校园实施政策提供了宏观政策指导。在中观方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等特征，颁发了针对本地区的民族文化教育政策。[10]如贵州省教育厅、省民宗委出台的《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以及2014年贵州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民宗委联合发布的《贵州省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实施办法》等。这些政策围绕本地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体现出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层级衔接。
（四）政策逐步向法制化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1980年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少数民族班的通知》，同年10月，教育部、国家民委颁布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这些都是为恢复和发展民族教育所做出的政策性保障。此后，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民族文化进校园不仅仅体现在政策上，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也多有涉及，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国家重大法律文件中，均对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做出规定，强调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为推动我国民族文化教育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问题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发展演变，基本符合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需求，但在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政策的层级体系以及政策的保障措施等方面还存在可改进之处。
（一）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问题分析
1.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有待突破，政策内涵有待深化
通过对已有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分析发现，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制定基本是立足于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较少考虑民族文化进校园自身的特点，属于一种“外部回应”型政策，难以调动实践主体的积极性。首先，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思维坐标有待调整，已有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主要以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特色办学为坐标，忽视了实践主体的需求；其次，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思维原点有待重新定位，纵观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大都是以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为思维原点，忽视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本身的特点；再次，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价值向度有失偏颇，已有政策对于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价值未做深入阐释，多简单表述为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最后，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与各学科课程之间的融合没有相应阐释，使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游离于主体课程之外。由于以上原因，难以使实践主体真正认识到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价值，难以调动实践主体的内生性动力，影响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有效践行。有学者在对贵州省民族文化学校传承现状进行实地考察后发现，传承主体对民族文化价值认识的局限是导致民族文化进校园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部分学校将民族文化传承教育视为应付上级检查的工具，把民族文化进校园作为绩效工程来抓，偏离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初衷，导致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出现异化。[11]
2.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层级体系尚未完善
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在理论上属于民族政策、教育政策与文化政策等的交叉层面，体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民族文化的传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加以应对。纵观民族文化进校园相关政策文件，大多局限于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层面，极少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绝大部分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在颁布形式上主要以“通知”“意见”“决定”等形式出台，并散见于各部门关于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文本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一方面，民族政策、教育政策与文化政策在涉及民族文化教育的条款中，表面上看似聚焦于学校民族文化教育问题，但实质上仍以各自所处的政策体系为核心，致使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体系缺乏深度整合。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不应是一项独立的政策，其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政策的衔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否则容易造成学校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敷衍或失当。
3.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保障措施亟待健全
现有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虽然大都提出了要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力度等措施，但对于如何保障和推进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实未做出具体说明，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原则性条款较多，缺少具体配套措施的支撑。如在经费方面，目前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地方大多是国家级或省级的贫困地区，这些地方由于无法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给予充分的财政支持，致使政策不能得到有效执行。[12]很多政策对于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专项经费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二是注重规范性条款建设，未完善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有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信息不透明、监督与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13]三是既有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单一性、分散性特征使其难以广泛覆盖学校推进民族文化教育的全过程，致使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等主体责任模糊，影响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落实。
（二）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政策前瞻
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不应仅停留在“外部回应”型政策上，而应向“内部整合”型政策转变。所谓“内部整合”型政策，是指在政策设计、制定、执行、评价等的全过程中，应从立体与综合的角度去把握政策本身，纵向上形成从顶层设计到底层回应的完整的政策体系，横向上与其他政策相对接，同时还应关注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本身和活动主体，回应民族文化进校园价值诉求，以追求政策内部机制的协调最优化。针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应以主体性思维深化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内涵，激发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内生性动力；以整合式逻辑构建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政策层级体系，形成政策的整体合力；以保障性措施规范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执行，提升政策的实效性，促使政策由“外部回应”型向“内部整合”型转变。
1.以主体性思维深化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内涵，激发师生的内生性动力
主体是指客观实践活动的承担者，主体性就是主体对实践活动的主导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从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世界的“实践思维”，其基本特征是以主体为思维坐标、以活动为思维原点、以价值为思维向度。[14]本文中的主体性思维是指马克思的“实践思维”。以主体性思维深化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内涵，激发师生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制定应以学校师生为思维坐标。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最终实践者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因此，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制定必须以教师和学生为思维坐标，充分了解他们的现实与发展需求，分析民族文化进校园与师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使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成为师生发展的指向，调动他们的实践能动性，唤醒他们的内生性动力，使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真正落到实处，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
其次，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制定应以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本身为思维原点。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是通过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但在现实中，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主体对活动的认识并不清楚，在很多师生的眼中，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只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负担，缺乏参与活动的自主性。因此，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本身为思维的原点，阐明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特点，使活动主体能够有更好的认知，增强主体实践活动的主导性。
再次，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制定应以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价值为向度。价值不仅包括活动本身的客体性价值，也包含了活动实践者的主体性价值，即“主体活动以求价值”。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价值也必须从活动的客体性价值和实践者的主体性价值进行分析。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客体性价值不仅包括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还包括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本身的价值。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主体性价值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对师生发展的满足，师生对活动本身的认识，以及师生在活动中所追求的价值等。因此，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制定应从主体和客体两个维度厘清其价值，使实践主体对其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变主体实践为主体性实践。
最后，民族文化与学科课程的融合是激发师生内生性动力的最好途径。如果民族文化与学科课程能有机结合，就可以使民族文化不再游离于主体学科之外，使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变成师生追求的核心价值，实现“主体活动以求价值”。
2.以整合式逻辑构建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政策层级体系，形成整体合力
运用整合式逻辑构建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体系需深入分析并明确民族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之间的具体关系格局，探寻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契合点，根据民族文化教育的特性，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统筹完善制度体系设计，有效协调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回应之间的关系，形成整体合力，为后续的民族文化进校园相关政策夯实逻辑基础。首先，应以主体性思维提升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顶层设计，厘清民族文化进校园与地方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师生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使民族文化进校园顶层政策能为各层级的政策提供方向引领。其次，规范各级各类政策文本中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内容，以确保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内容举措的一致性，形成政策的普适效力。再次，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还需与民族学生优惠政策等其他政策进一步衔接，建立并完善上学、升学、就业等一贯制的民族文化教育体制，增强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实效性。最后，将成熟的民族文化教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使其更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以适应新形势下我国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诉求。
3.以保障性措施规范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执行，提升政策的实效性
民族文化进校园政策的有效推进和落实是确保民族教育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而如何确保政策的规范化执行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已有政策实践来看，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开展需要各相关部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教师、学生等的协作配合，因此，需要明确规范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以及教师和家长等的主体职责，协调教育、财政等部门的制度资源。建立从教师教学到学校考核制度的健全，再到严格责任追究机制等一系列政策保障制度，完善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体制机制，设立民族文化教师编制，稳定教师队伍，增强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实力；建立专项经费管理和问责机制，[15]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健全检验政策实效性的监督与考核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问题与执行偏差，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可行性，使政策在制定、执行和评价等过程中做到责权明确，保障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责任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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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Ethnic Culture into Campus for Forty Years: Policy Retrospect and Problem Prospect
YUAN Fengqin HU Meiling LI Huan
Abstract: Introducing ethnic culture into campu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mbine ethnic culture with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policies for it are important safeguard measur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olicies have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period, initial exploration period, initial development period and deepening and perfecting period.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they have displayed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ing from comprehensive policy to special policy in type, changing from macrolevel guidance to specific refinement in policy initiative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level of policy system and gradually developing toward legaliz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ie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policy connotation with subjective thinking, construct the policy system with integrated logic, and promote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with safeguard measures,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cies from “external response” to “intern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introducing ethnic culture into campus; policy retrospect; problem prospect
责任编辑：徐德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