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12期 作者：袁振国 刘世清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一骑红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大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奇迹，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与智慧。我国基础教育的高效公平发展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发展定位上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推进基础教育整体发展；在发展动力上以改革促发展，激发办学活力；在发展内涵上以全面发展方针为指南，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发展方式上从效率优先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在发展手段上以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为抓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在发展路向上请进来走出去，不断走向世界中心。

关键词：改革开放；基础教育；历史经验；教育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民筚路蓝缕，团结奋斗，中国基础教育从世界人口大国的末位走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前列，义务教育的保留率走到高收入国家前列，创造了14亿人口大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奇迹^[1]，为我国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发展定位：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推进基础教育整体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百废待兴，人才严重匮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是当时中国的迫切要求。可是“房子、票子、师资”都十分缺乏，在此情况下，教育发展从什么地方着力?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把义务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并长期坚持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要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1986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诞生，“实施义务教育”优先成为国家意志与法定任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把“两基”的实现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从此长期坚持，成为国家的战略部署。

我国普及义务教育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2]第一步：逐步推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确立了发达、中等发展和落后“三类地区”逐步推进义务教育的政策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双基”任务，1994年具体化为“双八五”，即到20世纪末，在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5%。第二步：两基攻坚。2004年国家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并于2007年底如期实现。“两基”人口覆盖率提高到2007年的98%。第三步：免费普及。国家宣布“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学生上学不花钱成为现实。

世界早发国家从提出实施到基本实现义务教育，都在100年左右的时间，而我国从提出到完成只用了20多年时间，正是因为坚持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动摇，才保证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稳步发展，使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从1990年的0.502提高到2017年的0.752，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人口的学历结构和内在素质。^[3]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继续强调“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8月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时再次强调“始终坚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投入的重中之重，落实政府责任”。这无疑将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成果，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二）适时推进高中与学前教育普及

在人财物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义务教育的战略，一旦能腾出手，立即不失时机地向两端延伸，大力推进高中和学前教育的普及。我国高中教育发展的思路，一是分类发展，二是特色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结构严重失衡，高中阶段普职比为15.4∶1^[4]。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一方面实施重点高中政策，着力为高校输送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适应经济与产业结构变化要求。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普职大体相当理念指引下，以示范性高中政策为重点，高中教育发展迅速。到2016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87.5%。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高中教育入学率达到90%的目标。在高中教育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为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满足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规划纲要》及时提出了“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要求。同年国家启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试点项目。高中教育从重点校分层发展走上了多样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断推动普通高中的育人方式变革。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经费严重紧缺，在义务教育经费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学前教育几乎无力顾及，加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企事业单位改制，政府责任弱化，公办园大幅度减少，到2010年时我国学前入园率只有52%，农村更只有36%，与此同时“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突出^[5]。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规划纲要》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战略目标，明确了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提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明确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连续实施了三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2014—2016年、2017—2020年）。在学前教育“国十条”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着力破解公办园少、民办园贵的问题，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学前教育经费大幅增加，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园率不断提升，2017年达到79.6%，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二、发展动力：以改革促发展，激发办学活力

改革开放40年来，基础教育始终坚持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不断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不断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管理重心下移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基层缺乏办学积极性、学校缺乏办学活力的现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宗明义：“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由此确立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主线和方向，拉开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降低管理重心为核心，调动各级政府和学校办学的积极性，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增加了地方政府办基础教育的责任，促进了基础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结合。自此以后，权力下放，各司其职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条主线。2010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不断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放权提升了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了在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课程、教学改革，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学生的选择性和个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增强和发展。

（二）转变教育管理方式

进入21世纪后，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攻坚期，深层次的利益与矛盾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在此背景下，我国以《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为引领，明确了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即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增强教育活力，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总目标后，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推进教育治理变革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规划纲要》强调，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与治理方式的转变，加快了“管办评分离”与“放管服结合”的现代管理体制的形成和责任、权利、义务的统一。

（三）积极发展民办教育

“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推进多元办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并且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国家单一办学体制逐步发展为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办学体制。在此期间，发展民办教育是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支持保障民办教育的良性发展。国家发布《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在基础教育阶段出现了公办民助、混合所有制办学等新的办学形式。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民办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76万所，各类民办教育在校生达5120.47万人；其中，民办小学6107所，在校生814.17万人；民办普通中学（含初中、高中）8279所，在校生883.94万人。民办教育的发展扩大了基础教育资源，促进了教育竞争机制的形成，为满足不同人群教育需求增加了选择机会。

三、发展内涵：以全面发展方针为指南，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方针是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的“四有”新人到习近平新时代“三有”新青年，我国的教育方针一脉相承，不断深化，习近平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重申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教育质量的内涵不断丰富。

（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不断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确定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奠定了我们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思想基础。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同时也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使得我党的教育方针更具体、更有针对性。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明晰了美育在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党的教育方针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使我党的教育方针更准确把握住了新时代青年的新特点并提出了新要求。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明确要求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重视劳动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融合育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新指针和新规划。

从毛泽东提出的“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到邓小平提出的培养“四有”新人，再到习近平提出的培养“三有”新时代青年，在“关于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回答上，我国的教育方针一脉相承，又兼具时代内涵，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全面发展，努力实现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二）从实施素质教育到发展素质教育

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1999年我国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鲜明指出，“面对新的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并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部署。

2010年《规划纲要》重申了“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把素质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从实施素质教育到发展素质教育，体现了全员、全程、全面育人的新理念，体现了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的新境界，体现了从基本素养到核心素养的新要求。

（三）从基本素养到核心素养

“文革”期间，正常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教学内容失去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后，迅速恢复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强调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校教育走到了正常轨道上来。8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知识经济风起云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交往、学会学习”的新学习观。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印发，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与结构，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提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创新了课程目标内涵，为课程育人指明了新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学生成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应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挑战，使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观提高到一个新层次。

（四）以专业化为抓手，不断提高师资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恢复和重建师范教育，形成了中师、师专和本科“三级师范教育体制”^[7]。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教师教育”替代“师范教育”概念，首次提出“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养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2010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为我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师资人力保障。进入21世纪以后，不断加大教师专业化力度，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制定教师标准和教师教育标准，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再次指出，要大力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2018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兴国必先强师”的重要理念，规划了全面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的新战略，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师资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保证。

四、发展方式：从效率优先到效率与公平并重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我国采取了优先办好一批重点中学，带动其他学校质量提高的“效率优先”政策，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水平的提高，“有学上”的矛盾基本解决，“上好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关切。由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的客观存在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紧缺，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们新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把教育列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之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作为改善民生之基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议题。

（一）依法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是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8]教育公平既需要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通过法律规定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197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依照宪法精神，我国目前已建立起多个层级的教育法律体系，从根本上保障了受教育者的权益，促进了教育权利平等和公平正义。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教育法律法规保障的是“形式”教育公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则提供了“实质”的教育公平。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其必须均衡发展。^[9]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重视扶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先后实施“燎原计划”“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多个项目，推进义务教育的区域与城乡间均衡发展。进入21世纪后，《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新增教育经费主要满足农村教育发展的要求，组织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实施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就学的“两免一补”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2010年《规划纲要》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教育公平的政策重点，采取资源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政策，通过教师流动、建立教育协作学区政策，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制度，全国半数以上县实现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三）扶持困难群体

扶持困难群体，特别是农村进城务工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特殊儿童，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另一个工作重点。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首先提出，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实施“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2016年颁布《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要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由“两为主”升级为“两纳入”，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流动儿童相对应的是留守儿童。《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要求学校要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减少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现象。

国家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问题。1999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加“对贫困家庭的教育资助”，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求“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为了不让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失学，国家通过颁布完善政策，建立起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资金为重要补充的经费筹措机制，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广泛参与的“三位一体”资助格局，形成了世界上覆盖范围最为广泛的资助体系。在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发展特殊教育，保障残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是维护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体现。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发展特殊教育视为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关心特殊教育”，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支持特殊教育”，十九大报告明确要“办好特殊教育”，这反映了中央对于特殊儿童教育公平的高度重视与升级保障。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扩大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规模，通过发展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等措施，“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2017年，我国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不到10%，提高到90%以上。

五、发展手段：以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为抓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改革开放40年来，从资源建设到深化应用，从硬件配置到数据革命，特别是互联网诞生以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借助于信息技术，以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为抓手，不断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带动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一）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工作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邓小平的这句话把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工作重点揭示无疑。江泽民强调要以远程教育为依托，形成覆盖城乡的开放教育系统，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21世纪以来，中央把信息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胡锦涛强调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化，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在中央高度关心与重视下，我国教育信息化不断从分散建设向整体规划、统筹推进转型，对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教育信息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信息技术发展对于教育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对于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带来了新的契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常重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教育水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运用广播电视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拓宽接受教育途径，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新的契机。1999年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专门提出，要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2016年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再次明确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努力破解区域间和学校间优质资源建设标准不统一、共享渠道不畅通、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以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三）重点开展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工程

21世纪以来，国家将教育信息化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规划纲要》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2012年颁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通过政策部署所有地区和各级各类学校宽带网络的全面覆盖，实现校校通宽带、人人可接入。同年9月，刘延东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重点建设好“三通两平台”。其中，“三通”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校校通、班班通和人人通工程的启动实施，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共享进入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对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更加深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描述的“起步、应用、融合、创新”路线图，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了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新阶段。新时期的教育信息化将依靠互联网，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把教育教学的各要素、各环节、各主体、各部门等联结起来，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基础教育现代化建设。

六、发展路向：请进来走出去，不断走向世界中心

4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请进来、走出去，在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互相学习借鉴，不断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不断走向世界中心。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础教育就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早在1977年，在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下，我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国外引进了2200册教材，其中小学占15%，中学占20%，其余为大学教材，引进教材对借鉴和研制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进教材具有重要意义。^[10]中美建交后，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推进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在互动中借鉴先进经验，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三个面向”指导下提出，“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基础教育领域掀起了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模式的热潮，同时充分利用外籍教师优势，营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环境，对教育教学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国际多边关系中发挥重要角色。2010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教育开放”，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2016年印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丰富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等战略部署。在国家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下，中外基础教育交流务实推进，以孔子学院、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友好城市等作为平台，积极开展国际基础教育论坛、语言文化教育合作、学校间交流互访、学生海外研学旅行，不断提高师生的国际素养和能力。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深入，基于我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优异表现，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多种渠道探秘中国基础教育，多国教育部门领导来华探访，中国模式、中国教材、中国教师等已经成为世界教育热词，中国基础教育正逐步走向世界中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回顾历史，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信心倍增。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成就惠及14亿中国人民，为我国基础教育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相信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基础教育的高效公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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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张国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