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1期 作者：石中英

摘要：“培养什么人”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决定着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方向。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培养什么人”问题的主要论述，呈现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教育方针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着重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培养什么人”的重要论述。在此基础上，对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培养什么人”的认识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在阐释其一致性和阶段性特征的同时，注重分析“培养什么人”与“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关联。

关键词：教育方针；“三好”；“四有”新人；建设者与接班人；培养什么人

“培养什么人”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对人才培养总体规格的认识；二是对人才培养具体素质结构，特别是关键素质的认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对其他教育根本性问题，如怎样培养人、谁来培养人等问题的回答，并进一步影响到对教育地位、作用、性质、管理、课程与教学、评价等一系列教育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可以说，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全部教育实践活动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教育方针中需要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本文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教育方针中对于“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首要问题所作的回答，简要分析其经济社会背景和教育实践基础，并分析70年中对该问题认识的一些重要变化，重点阐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对该问题所作的新论断与其新发展，以期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广大教育工作者对该问题的认识和实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对“培养什么人”问题的主要认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长达3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化教育工作以毛泽东在1940年系统论述的新民主主义为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这个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教育方针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要求，同时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教育的优良传统。具体到“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首要问题，该方针也从两个层面作了回答，即总体规格上“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具体素质上突出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这也是“为人民服务”首次出现在党的教育方针表述中。在这之后，毛泽东在论述到培养什么人问题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青少年学生的健康问题，反复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要求教育系统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活动和营养。1953年，毛泽东明确希望全国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此后，“三好”长期成为我国中小学校人才培养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引导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

1953年，我党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着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认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初步显现。但与此同时，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也开始出现，一部分干部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现象。部分青年学生中也存在毕业后不愿意到工厂和农村去，只考虑个人前途和物质享受的思想问题。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和缺乏理想信念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对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首要问题做出了新阐述。他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子，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毛泽东的这个论述，使用“劳动者”一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人才培养规格的总概括，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平等主义思想。同时，“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这两个限定语，明确指出了“劳动者”应有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指明了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

1957年之后，毛泽东又在多次讲话中对上面的论述进行了发展。比如，在一次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对中小学生的艰苦奋斗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3]在谈到如何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时，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4]在谈到儿童的全面发展和德育、智育、体育关系时，他提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联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的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5]后来，他又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根本要求概括为“又红又专”，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才培养的基本素质结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6]应当说，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于“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首要问题的认识还是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的，对于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教育系统在解释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尤其是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培养什么人”的规定时出现了一系列比较片面的和极端的情况，比如片面地将“劳动者”理解为“体力劳动者”，将强调教学质量批判为“智育挂帅”，将“又红又专”曲解为“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大力批判“白专道路”，将教、劳结合曲解为只要劳动改造，不要系统的知识学习等，逐渐偏离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严重违背了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破坏了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秩序，给亿万青少年身心健康以及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乃至整个国家建设造成了巨大破坏。

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召开前对“培养什么人”问题认识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短暂地主持过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开始着手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引导全党和全社会重新思考“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首要问题。1975年他就提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7]1977年，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8]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劳动者”的片面理解，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风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了。”^[9]这些论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工业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关系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这一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包括党的教育方针问题。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0]他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培养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要求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基于这个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把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大力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说成什么“智育第一”并加以反对，“这不但是彻底的荒谬，而且是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实际上的取消和背叛。”^[11]

在科学认识毛泽东有关“培养什么人”的重要论述基础上，邓小平也基于“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要求以及80年代的国际形势，着重阐发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纪律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新认识。其中，他最强调的是“有理想”和“有纪律”。这里的“有理想”，指的不是青少年个人的“小目标”，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里的“有纪律”，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有规则意识，而是指能够分辨和抵制西方一些腐朽和错误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12]“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13]可以认为，“‘四有’新人”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改革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质疑，就“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首要问题的正面回答，体现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以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社会的变革日益广泛和深刻。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4]这个表述首次将“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表述。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再次明确提出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只有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保证我国长治久安”^[15]，增加了邓小平的“四有”提法并对“建设者和接班人”进行了限定，指明了“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属性。在“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具备的思想品德素质方面，江泽民特别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重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重视中国近现代史和基本国情教育，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教育以及青少年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些论述，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江泽民又将“美育”纳入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提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6]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化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不断加深。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明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基本上延续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表述。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7]这个论述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继续沿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表述，同时对全体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要求，为十八大以后确立“立德树人”在教育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十八大以来对“培养什么人”问题认识的新论述与新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深刻分析了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在教育领域，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8]这个论述在人才培养的总体规格上继续使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表述，突出强调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对于明确教育工作的价值方向，克服教育领域中存在的一些工具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久治不愈的应试教育弊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作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描述了一幅清晰的蓝图。在教育领域，党的十九大重申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把建设教育强国看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培养什么人”这个首要问题上，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总体上延续了党的十八大的有关表述，强调了“立德树人”的实践落实以及进一步“发展”素质教育的要求，这里的“发展”应当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素质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广大青少年形成有助于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些关键素质和能力。

2018年9月10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就如何加强教育强国建设、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在谈到“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首要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20]这个论述，一方面重申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培养什么人”总体规格的回答，另一方面也给出了作出这种回答的客观依据，即我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且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关键特征，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加强创新型国家建设。而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依靠教育。“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21]

在“培养什么人”的关键素质要求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图景和理论认识，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如下：第一，理想信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指出，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凝练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作为立国之基和民族之魂，作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明确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奉者、践行者和弘扬者。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自信”的问题，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2]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视和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现强力复兴之势，中华的优秀传统美德如尊老爱幼、邻里相助、爱国奉献、勤劳节俭、诚实守信、齐家治国、义利结合、体恤弱小等也重新受到高度重视。第四，劳动精神。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发展教育，提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新表述，并且对劳动教育的价值作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论述。他明确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3]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对“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的首要问题认识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丰富，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70年来有关“培养什么人”问题认识上的几点理论总结

回顾总结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首要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第一，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在“培养什么人”问题的认识上虽然经历过波折，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不同时期对于人才培养的社会属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特定的价值取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人才”到1957年的“劳动者”再到20世纪90年代后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1957年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20世纪80年代的“‘四有’新人”再到90年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论具体的表述和内涵上有什么差别，其实质都是强调人才培养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强调所培养的人才要为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受此规定，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党的教育方针对于“培养什么人”的素质结构也有一些始终如一的要求，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等，这些要求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工作的有关要求中被不断地加以重申，而且越来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

第二，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培养什么人”的论述也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与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内外形势以及青少年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把握这种阶段性特点，是深刻理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贯彻落实好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思想条件。例如，就人才培养的素质结构而言，从1957年的“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到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来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过程。又如，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党的教育方针中对劳动教育内涵、外延和价值意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劳动教育，主要是为了增加生产，同时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20世纪50年代后期强调劳动教育，恐怕主要是为了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阶级感情教育；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多的带有了职业准备和职业训练的特点；今天将劳动教育纳入党的教育方针，其意义、内涵、外延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既看到它的育人价值，也看到它的社会价值；既强调它的相对独立性，更强调它与其他“四育”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即强调以劳育德，以劳启智，以劳立美，以劳健体，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功能并将劳动教育的精神贯彻到丰富多彩的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活动中去，整体上指向德智体美劳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

第三，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培养什么人”的论述与对“为谁培养人”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而言，“为谁培养人”都位于“培养什么人”问题的上游，影响着对“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教育工作当然是要为新生的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相应地应该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已经从新民主主义时代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教育工作当然应该服务于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阶级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工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被片面地曲解为“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在这种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下，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犯种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就不足为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总方针。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对政治与业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理想与纪律等关系进行辩证认识才有了可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全局出发，提出教育的“四为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4]，这为新时代回答“培养什么人”提供了价值指引和基本遵循。

第四，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培养什么人”的论述与对“怎样培养人”的认识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培养什么人”同“为谁培养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怎样培养人”在逻辑上、实践上是属于下位的问题，受“培养什么人”这一问题的制约。对“培养什么人”的回答不同，“怎样培养人”的认识和实践也不相同。培养新中国的建设者自然与培养传统社会中的“小名士”“人上人”在内容、途径、方法和师资要求方面有所不同。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与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只关心个人幸福和前途的人在内容、途径、方法和师资要求上也不相同。不过，70年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怎样培养人”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培养什么人”目标的实现，这需要引起教育系统的高度重视。在一些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虽然提出了正确主张，但是由于实践领域的曲解，不重视或缺少有效的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和师资条件，最终没有能对教育实践产生真正的指导作用，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从教育基本理论而言，人类的教育实践虽然是目的性实践，确定正确的教育目的、回答“培养什么人”对于整个的教育实践非常重要，但是寻找到有效的方法（广义的）、破解“怎样培养人”的实践难题同样非常重要，后者决定着教育目的和教育价值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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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