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易连云

摘 要：学校德育改革长期以来备受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校德育改革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探索，虽然因社会变迁困难重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既来自于外来文化也出自于自身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的强大冲击，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总结既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探索和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然而，如何确立与建构中国特色学校德育模式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其间，方法论导向至为关键，它既要代表着中国文化与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它也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国特色德育模式；德育模式建构；方法论导向

一、“德育模式”与“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深层次阶段。伴随着这种改革发展的步伐，学校教育特别是学校德育也经历了非同异常的四十年。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学校教育较之于过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期间，从反思自身教育的失误，到全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模式甚至是具体的方法，以至于快到了“全盘西化”的境地，再到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借鉴，实现学校德育的全方位的改革。这一过程可谓漫长而曲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已经越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正在走向新的辉煌。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导与引领的新的中国德育模式正在日益彰显，也可以说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但是对于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①，笔者认为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澄清，特别是中国特色德育模式建设的方法论导向问题，这是我们确立中国特色学校德育模式的基础与根本。

“模式”通常指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从教育学的意义上讲，它是研究教育现象、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一套模型，或者说是一套思想体系或思维方式。“德育模式”则是指教育者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德育目标、内容、过程、方法与途径等一系列要素互相作用与互相统一，并指向学生终身发展的整体运作体系。何谓中国特色？这个词汇的提出一直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至今应该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对于如何定论其内涵，中国的领导者们多次进行过诠释，究其实质，中国特色的“特”至少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特色首先应该适合中国国情，它应该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民自己应该走的建设与发展的道路；第二，它应该符合中国特点。也就是中国特色一定是建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建立在长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经验积累之上；第三，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极强生命力的文化。数千年来的文化发展与进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树立中国特色，打造中国特色的坚实的文化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应该注意方法论导向，并在此指导之下尝试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构建，并发挥其长期的贯穿一生的实效性，通过学校德育“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学生理解、认同和拥护国家政治制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养成良好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行为习惯，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为学生的一生成长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1]。

二、“中国特色”与“德育模式”建构过程中应该注意方法论导向

方法论作为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的根本意义在于确保人们在认识与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与鲜明的方向性。它为我们构建具体的德育模式或体系提供“最一般的指导性原则”。因此，讨论方法论导向具有前提性的奠基作用。在中国特色德育模式的构建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特色”既具有历史继承中的连续性，也具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

由于近代以降中国社会被列强侵略的失败经历，使得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之中，深感自身民族文化的落后进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甚至绝望之心理，主张向西方学习，甚至于“全盘西化”思想也很流行。在此背景之下，当我们在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建设了新中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时，不少人从心里并不认同，他们将“中国特色”理解为“落后中国”的代名词，同时认为中国特色只属于中国，或者说只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可借鉴意义。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如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的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道路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种‘例外’，只对中国适用，不具有普遍性意义。”^[2]这种思想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漫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状态，严重地消弱了青少年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情感认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技术性思维”成了学校教育的主流，为了自强，我们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但同时又把落后仅仅等同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发达，文化与精神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这在种认识环境之下，中华优秀文化价值的追求被冷漠，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竟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种潜在的价值观，那种影响了中华文化数千年，引领世界文化发展与文明方向的大爱与和谐的价值追求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在校园内甚至出现这样的局面，谁要是称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会被视为落后与保守的象征。“言必称希腊”成了一种时尚！这一切让人深思。

应该说，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绝对不是如某些人认为“一切都不如人”，如鲁迅就曾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3]。“将近一个世纪，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年代里，汉字不仅被大多数西方学者，而且也被许多中国学者视为落后文字，以致要用所谓汉字拼音化的方式，最后取代汉字。”^[4]另外，从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世界影响来看，中国文化也绝对不是世界历史与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孤立的远离世界中心的片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既具有自身的成长逻辑与内在的生命力，秉持着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一直从远古走来，一直到现在，以至于很少有古老的文明可以与此比肩；同时中华文化也以自身灿烂的光芒影响过世界其他文化。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优秀传统除了自身的特殊性、个性与民族性之外，它也具有着影响世界的普遍意义，这一点，从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便不难看出。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便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可以断裂式地进行的，除非这种文化本身就已经中断，所以，要认清一个文化，一个特色，必须根植于其内在的文化连续性与普遍性，而不能孤立片面地进行。

2.“中国特色”具有发达与先进的历史文化根基，其影响既深远又悠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6]纵观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多而灿烂，可是一直绵延发展至今的却只有中华文明等少数，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其强大的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应变能力，如果仅仅以近代中国在战争的失败就认定中华文化的落后，那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短见，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文化与传统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就算能从战争的胜败去评价一个文化的与文明的发展程度，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当年的“金戈铁马、踏遍欧陆”的历史又作何解释呢？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技术的先进与否便断定文化上的优劣。科学与技术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它包括着方方面面，其中所包含的“要素互动与动静平衡”是无法简单地理解的，更不能简单地贴标签。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7]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便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为我们的方法论去深入理解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去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现代创新与运用，并引领“来自远古悠远而优秀的文化”向着人类未来的历史走去，以我们特有的步伐，为世界提供着基于“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校德育模式”。

3.“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德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

一种文化是否优秀，究其实质是要看其是否适合了历史与现实发展的需要。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得到继承的。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历史更是有着自身的独特的特点。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经历了太多的困惑与冲突，有时候甚至是灾难和浩劫，但是中华文化凭藉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特别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所保有的“生生不息”的道德精神，使得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忍受住了种种考验，并凭藉其内在的道德精神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文化观照。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6]文化的生命力犹如源头活水，尽管前行的道路上会遇到种种阻力与困难，但终将万流归宗，这不仅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战胜自身困难，突破困境实现不断超越的过程，遭遇困境是正常的，也是一个发达的文化、优秀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困难而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

4.“中国特色”为从整体上解决当下的全球性社会与道德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观点：从学校德育改革的角度审视，“中国特色”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一定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道德文化传统。我们在对这些年来的学校德育模式或者是理论研究、或者是学校德育的实践改革中，发现存在着一些需要思考的地方。我们看到，在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先进道德教育思想的人们眼里，仿佛西方的思想就代表着“先进”，似乎认为只要学会了西方的道德教育思想就能够解决中国当前德育中的现实问题，因此，各种以西方道德教育或者价值观教育思想为基础的学校德育模式在中国的中小学中大行其道，在德育课堂上，场面很热闹，讨论似乎也很热烈，可结果却是收效甚微，为什么呢？仔细思量，这其中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化上的差异性导致道德意义理解上的相对性。由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差异性，每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发展均有着自身独特的特殊性，这是不能被忽略的。综观西方的教育传统，自古希腊开始的理性教育与启发，使得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没有经过理智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成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生信条，如此，在西方的道德教育中进行价值的澄清与思考，包括进行各种伦理困境的讨论便顺理成章，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社会现实却并没有如价值澄清之后普遍的道德行为，这大概是因为，在道德教育中仅有价值的澄清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教育关键在于行动，就如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所注重的“知行合一”，如中国传统大儒朱熹就曾主张“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是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由此，我们知道“行”才是道德教育的真正有效的结果，“思”与“澄清”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这样看来断不可以凭西方的一已理论便要毁掉中国的全部传统。

其二，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道德分而用之，“道”与“德”二字具有动态性，也是静与动的统一。我们认为在今天中国进行的学校德育改革中，重新深入理解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道”与“德”的内在涵义应是重中之重，这也是我们进行新时期学校德育改革的基础与奠基，离开了对于道德本源与本质的思考，我们所进行的学校德育改革将依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思想困境。仅以《道德经》这一经典为例，在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道与德分别使用，其中均有动态之意义。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谓玄德。”《说文解字》也将德解释为“德者，得也。”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对于这一显而易见的思想视而不见，这其中所包含的道德的动态变化与主体理解以及吸纳思想特别强调了个体对“道”的“思”以及思后之“得”，这种“思”丝毫不亚于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理性之思”，其中所思的“道”也如西方古代哲学所主张的“逻各斯”一样包括了世间万物。我们不能以一个“玄”或“混沌”便否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之丰富与深刻。

5.“中国特色”德育模式创新的理论自洽性

这种自治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自身内在逻辑规律，同时又能够进行自我调节与否定并在否定之中发展自身的动态的开放系统。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思想有着自身的科学与哲学逻辑，既具有以吸纳天地精神为己任的开放性，同时又是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更新并在自我更新过程中完成否定之否定式创新的“循环系统”。这种系统强调新的文化精神的内生与自我改造。

在新时期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还需要认识到：我们要建立与创新的德育模式具有自身的理论自洽性。之所以要提出此观点，是想说明，在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创新模式构建中，我们完全不必、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学校德育模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学校教育中，不同的文化对学校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一点，在中国的学校德育理论研究中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论证。^②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思想自身具有自我创新与变革的能力，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文化之根，它根本不可能也不能进行简单的借鉴甚至是复制或者说是移植。在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中，以“阴与阳互动、冲突中和谐”的平衡机制使得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约束机制。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7]从教育发展的整体来看，在今后一个长时期的教育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始终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学校德育改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必须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为目标与基础，构建属于中华优秀文化自身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德育模式，这也是教育者崇高而神圣的使命。但是我们深知，“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8]

注释：

①学者的研究中表明，中国的学校德育与西方的学校德育在概念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这两者是不能简单等同的。如我们所主张的学校德育内容非常广泛，而西方的学校德育概念则更多地指道德教育，其他的教育是通过不同的课程进行的，所以，在我们与西方的学校德育进行比较时常常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同一类问题，因此，在解决方案的设计上也就无法取得一致的效果。

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中小学德育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德育改革，以“德育模式”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时行搜索相关文献近七千篇。早期改革的特点几乎主流就是借鉴发达国家如英、美、日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德育模式，如西方流行的“价值澄清模式”“美德袋模式”“两难故事模式”“关怀德育模式”“伦理困境模式”，等等。西方的不少道德教育的理论也大量地被引进到中国来，形成了一股西方道德教育模式的热潮，这个潮流对于中国学校德育打开眼界，提高学校德育工作者的理论视野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潮的启蒙。进入21世纪，学校德育改革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一些基于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的学校德育模式开始不断涌现。如“生命教育德育模式”“生活德育模式”“生命·实践德育模式”，等等，出现了东西方文化交融与交流的新局面。从改革模式构建的数量上，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S].2017.

[2]许峰.研究中国道路应避免四个误区[J].理论视野，2018（8）.

[3]姚淦铭.汉字文化思维[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周淑敏.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习近平.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7]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8]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I Lianyun

Abstract:School moral education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ina' moral education reform, after decades of explor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accumulate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although it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as a result of foreign culture shock and the internal conflict in the process of self-development due to the social chang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t present, the key lies in how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lessons, which, however, is not a simple issue. Methodology guidance is crucial. It should not only represent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but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thodology of mor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ral education model; methodology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廖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