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作者：许洪位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加速前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引起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深刻变迁，催生出当代中国民族学的“费孝通难题”，即在现代化必然引起少数民族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现实张力，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物质生存意义和文化标识意义的有效协调；如何对少数民族在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心理困惑和现代化焦虑作出理论回应，澄清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衰退视为是被“汉化”的认识误区，进而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整合。解决当代中国民族学的“费孝通难题”，需要少数民族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不断丰富本民族文化的时代内涵，从而在现代化浪潮中把握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时代新机遇。

关键词：费孝通难题；少数民族现代化；文化转型；文化自信；民族认同

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研究中，我们往往采用整体史观的观察视角，以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实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整个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问题，但却常常忽视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各少数民族也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少数民族加速本民族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问题，也即在物质发展水平上升到一个大的台阶后，在文化层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状况。因而，如何有效协调加快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并澄清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所谓少数民族“汉化”的认识误区，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整合。正因为如此，由少数民族现代化带来的民族发展与文化转型、文化转型与民族认同等一系列现实张力问题，就构成了费孝通在上世纪末已经前瞻性提出但却未来得及作出具体回应的当代中国民族学的“费孝通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关系出现的这种新现象和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一种侧重于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绩效来体现民族平等、增强民族团结的民族问题解决思路。这种思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是一致的，看到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但是，一个民族常常是物质生存意义和文化标识意义的双重统一，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状况关系到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该民族特有的文化也是显示其存在的重要标志。随着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加快经济发展和保存民族文化之间的现实矛盾问题，也即费孝通所说的“保人还是保文化”的问题。

然而，对于这一新问题，原有的民族问题解决思路缺乏足够的政策照应和理论回应，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系统性变革，这就决定了单靠推动物质领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民族团结与民族认同。由于现代化对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是不具有选择性的，因而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一旦启动，不仅不可逆，而且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加快和传统文化习俗衰退二者之间的现实矛盾，以及少数民族出现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经不起现代化洗礼的心理困惑和现代化焦虑。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族关系的“费孝通难题”，就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接续费孝通：少数民族现代化带来的民族关系新问题

中国著名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前瞻性地提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族关系的潜在重要问题，即“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汉化？”^[1]他敏锐地看到，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这一现代化驱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急剧加速，不仅引起了中国经济社会观念结构的深刻变迁，也必然会带来中国民族关系的重塑过程，因为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不仅会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我国独特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生态下，也必然会影响到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整合。

费孝通提出这一当代中国民族学的新问题，是他20世纪80年代末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理论探索这一“行行重行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曾到东北地区调研鄂伦春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由于鄂伦春人一直以来就生活在森林丛野中，以狩猎为主要生存途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狩猎民族文化。这种传统和原始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他们不习惯和不会耕种农田及种植农产品，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知识技术能力又制约了他们投身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这样一来，在中国现代化加速前进引起森林资源日益破坏和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的新情况下，该民族就出现了日益突出的生存危机，产生了“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的紧迫问题，因为“丧失现代化将意味着民族的贫困，丧失文化传统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2]。

对于诸如鄂伦春族这类人口较少、文化根基相对不足的少数民族在现代化大趋势下的发展前途和命运问题，费孝通分析指出，“如果坚持原有的狩猎文化，就会导致人的灭亡。”但是，如果按照“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持的是人而不是文化”，因而解决该问题的途径，“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3]。也就是说，费孝通认为在现代化冲击少数民族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应主动推动本民族的文化转型来适应现代化，从而获得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新机遇，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化大趋势下固守传统文化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怎样转，转向何处”，费孝通提出了这样一个时代课题，但由于年龄等客观原因并未作出具体的理论回应。因此，本研究将费孝通在上世纪末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族关系必然会出现但却未能做出具体理论回答的新问题称之为当代中国民族学的“费孝通难题”。

（一）现代化引起的少数民族文化转型与民族发展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现代化”更多地被赋予了积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对民族认同和国家整合的重要性突显，从而增强了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紧迫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少数民族在现代化冲击下出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衰退问题越发突出，并由此带来少数民族在处理传统文化保护与加快本民族经济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具体来看，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正在日渐消退，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生活在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已经同本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发展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代际中断”危险。

虽然进入21世纪，国家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保护，但是现代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生存挑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就出现了少数民族应不应该调整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来适应现代化这一事关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各少数民族在传统农耕时代由不同生活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和习俗，是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标识。而在现代化造成趋同性的今天，少数民族会不会因为顺应现代化而导致本民族特有文化的消失并进而失去自我？在现代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造成冲击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应当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之间达成平衡？

（二）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衰退与民族认同问题

现代化必然带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衰退和现代工业新文明的渗入，这本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客观现象。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衰退视为是由于少数民族被“汉化”所致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包括现代工业、现代技术、现代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汉族的支援与帮助下加快形成和建立起来的。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本身是有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但却由于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传统文化习俗衰退这个变量的介入，使得二者的关系变得相对复杂化。

关于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衰退的关系问题，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将“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这一头”，也就是说会造成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的消失；二是“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借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在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到底会出现哪种可能性？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双方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互鉴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但是，究竟是现代化，还是所谓的“汉化”造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衰退？到底哪一个才是造成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衰退和转型的变量？对于这个关系民族认同和国家整合的重大问题，亟需做出理论上的回应。

二、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衰退的认识误区辩正

少数民族现代化意味着新的“汉化”，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从根本上来讲，少数民族“汉化论”是不正确的，并没有反映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退化的具体情况和真正原因。

第一，“汉化”在中国民族关系中的适用有其特有的时空区间，主要适用于我国历史上的阶级剥削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民族关系，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新格局，因而在当代中国，不存在汉族“汉化”少数民族之说。

少数民族被“汉化”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指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民族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汉族封建王朝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怀柔”策略，推行民族同化和汉化；二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在内迁过程中因自身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民族大融合中主动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化，从而在文化习俗上被汉化，在政治上被官僚化。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否认国内众多少数民族的存在，将少数民族称为宗族，拒绝给少数民族以平等自由的权利，继续实施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导致国内民族隔阂加深，民族关系紧张”^[4]。可见，少数民族“汉化”论具有特定的时空区间，不是我国任何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都存在的现象。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剥削社会实行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政策的基础，改变了我国几千年来以来相互猜疑、敌视、攻战和压迫的民族关系，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各民族平等互助、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而不是汉族“汉化”少数民族。因此，那种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衰退视为是少数民族被“汉化”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误区。从表面上看，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多数，经济总量也领先于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优势”，但这并不等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衰退就是由汉族文化影响造成的。因为在当代中国的民族生态下，汉族既没有主动将自己的文化习俗强行移植到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自愿接受和借鉴了汉族的部分文化成分，其借鉴汉文化的目的更多的带有自主选择性，是方便其现实生活的“实用性”接受而非全盘接受。

实际上，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关系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互鉴创新、共同进步”来形容更为准确和全面。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适应是双向的”^[5]。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特别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和联系增多，文化观念的相互碰撞和影响也必然呈现出一种互动性交流模式。显然，所谓的少数民族“汉化”论只是片面强调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并且把这种影响看作是单向的和单方面决定的。但是，民族间文化交往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而更多地体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即使是在实行民族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双向互动的。

第二，各民族的文化变迁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各少数民族要想在现代化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只能依靠“文化自觉”，主动更新自己既有的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观念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固守一切传统文化习俗，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没有出路的。

在世界现代化大潮流中，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在日益激烈的民族竞争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从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结构的窠臼中走出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那种对民族传统抱着一成不变的固守态度对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没有出路的，不免会被时代所抛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失去自己的位置。

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结构的双重转型，这已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遭遇所验证。在世界各个民族竞争激烈、文化碰撞频繁的现代化大趋势下，少数民族要想不落后于时代，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新机遇，就应当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形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自身传统文化习俗进行适应性调整。调整不等于彻底放弃和背叛传统，而是在合理鉴别、正确区分传统文化中的先进与落后成分的基础上，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吸收时代发展的新文化，也就是要做到费孝通提倡的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因此，如果说在19世纪后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解体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缓慢锲入是在西方列强侵略和奴役下的不情愿的被动卷入，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华民族已经取得独立和正在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梦”情况下，少数民族就应当把握好自身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主动权，不仅在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上努力实现现代化，也要在文化习俗和观念结构上跟上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使自己成为适应现代化时代的“现代民族”。

第三，传统文化习俗衰退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发展和进步所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文化转型并不是要消灭一个民族，而是给其注入人类时代文明的新要素，在保持民族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增添民族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丰富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

少数民族既有文化结构的变革和时代新文化的补充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个长期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民族成员在传统文化习俗和现代文明新文化之间的选择困境，也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的结构性阵痛。对于正处于现代化浪潮中的少数民族来说：一方面是代代相传、习以为常的文化习俗，另一方面是“离经叛道”、迥异陌生的文化新潮；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习俗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日渐衰微，另一方面是新文化迅速挤占民族文化空间的“强势来袭”；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消退带来对民族衰落的内心担忧和焦虑，另一方面又有不调整传统文化结构就难以在现代化时代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矛盾。

当然，少数民族这种基于传统文化日渐衰微而致使本民族消亡、失去本民族特点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根本和民族认同的标志”^[6]，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体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有民族文化毕竟是标志本民族存在的重要符号，这个符号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旦丢失，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要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民族认同，就必须消除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因担心本民族文化传统衰退进而导致本民族消失的现代化焦虑。

首先，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现代化转型来说，这一过程仍是以少数民族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基因为主线，体现了少数民族在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自主地位，这同历史上我国封建社会的“汉化”政策是不同的。不同于历史上中原封建王朝实行的民族强制和民族同化，在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下，学习借鉴汉族文化和吸纳工业文明新文化以丰富补充本民族原有文化的主动权掌握在少数民族自身手中，少数民族是决定自身文化习俗变更的真正主体。顺应现代化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所进行的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文明吸纳的领域和多少，也都由少数民族根据自身生活需要进行自主性选择，我国宪法也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的自主选择权。

其次，文化转型并不是完全舍弃自身的所有传统文化，而是一个继承和创新的集合。只有顺应现代化发展趋势，主动变革和调整自身文化传统结构，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实现民族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增添民族文化的新活力，这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法则。一个民族只有在各个时空发展区间结合每一历史时代的形势和要求，不断吸收每一时代的文化新要素并转化为民族文化的时代特色，才能使本民族文化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固守某一时代的文化特色而不根据形势变化吸纳新的文化成分必定会与民族的下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格格不入。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现代化转型是以保存和发展本民族为目的，少数民族借鉴、学习汉族的生产方式、管理经验和部分文化要素，吸纳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新文化，同时自主地革新一些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旧的文化习俗，不仅没有弱化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反而丰富了民族文化的时代内涵。

再次，现代化大趋势下少数民族做出的某些传统文化习俗改革并没有改变本民族的文化核心和精髓，少数民族依然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文化。现代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游牧、狩猎等传统和原始生产生活方式，使用电气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生产设备和生活用具，在物质文化领域可以说是发生了明显变革。但是，一些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植入少数民族内心深处、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民族文化精神，则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难以冲击和抹去的。相比于物质文化的变革而言，这些深层次的文化和精神更应该是少数民族历经长期历史考验和积淀下来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标志。这些标志没有改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没有改变，少数民族就仍然是具有独特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第四，现代化不是“汉化”，而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性大趋势，有着自身的发展运行逻辑，任何民族都参与其中、受其影响。与少数民族一样，在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冲击下，汉族同样也面临着传统汉文化的衰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衰退并不是“汉化”的结果。

少数民族“汉化”论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把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性的现代化趋势等同于汉族开展的经济社会活动，把现代化必然带来的每个民族都会遭遇的文化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无差别冲蚀和时代性变迁看作是汉族控制和影响的结果。

首先，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有其自身的发展运行规律，不是哪一个民族能够左右现代化进程并进而操控其他民族发展的。现代化最早出现在西欧，后经过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这一趋势扩展到亚非拉等地区，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是现代化的领头羊，但并不等于现代化就是西方国家所能控制和影响的。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具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哪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意志为转移。西方国家能够通过侵略将其他落后民族卷入现代化，但却无法控制整个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同理，汉族也无法通过操控中国的现代化进而来“汉化”少数民族。那种认为汉族在国家经济社会中居于相对优势位置就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衰退视为是汉族“汉化”少数民族所致的观点是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自身逻辑的。

其次，现代化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具有选择性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自身在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结构的现代化问题。与少数民族一样，汉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逐步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不仅在社会经济上出现了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新生社会阶级，在文化结构上也进入了传统封建儒家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长期碰撞和反复冲突的现代化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样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习俗变迁和衰退的共同问题。因此，把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习俗衰退视为是“汉化”的结果，明显是忽视了现代化作为一种全球性趋势所具有的对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无差别冲蚀的固有特点。

三、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进入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锻铸中华民族共同体，除了从理论上回应“汉化”论的错误认知以外，还需要少数民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协调好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就是需要各少数民族发挥“文化自觉”，主动根据本民族发展需要和现代化客观要求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继承与时代创新的文化现代化转型，即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化要求和时代发展形势，主动地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进行认真梳理、理性审视、辩证看待、仔细鉴别、准确筛选，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革新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化要素和成分，以发展的眼光，以本民族存在和延续为中心，积极吸纳有利于维持和便利新时代环境下民族生存的现代文明，充实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宝库，赋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性特色，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时代化发展，从而弥合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保存之间的现实矛盾和张力。

首先，坚持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基本方针不动摇，这是增进民族认同和国家整合的关键途径，也是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各少数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程度仍然偏低，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4－2015：工业现代化研究》披露的2012年中国各地区现代化指数，少数民族八省区（指我国的五大民族自治区加上少数民族人口占较大比例的云南、青海和贵州三省）平均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8.5（标准指数为100，下同），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37.5，综合现代化指数为34。而同期，少数民族八省区以外的23省份（不含港澳台）平均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94.39，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52.87，综合现代化指数为49.48，各项现代化指数都明显高于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实现指数^[7]。同时，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中，不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依然较大，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日益突出，“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同一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之间、同一少数民族不同分布地区之间出现了政策性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并与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发展差异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间发展的多重差异格局”^[8]，这成为了影响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和国家整合的新情况。因此，新时代我国的民族政策不仅要继续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缩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而且还要承担起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与防止各少数民族内部产生较大差距的新责任。此外，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不需要人为加速，不能违反民族和民族文化自身发展规律而“揠苗助长”，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自然洗礼和解构传统文化习俗的自动机制。通过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促进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其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会自然发生适应性变化。

其次，少数民族应顺应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上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理性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历史性变迁，在继承和保护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发展。

第一，要明确少数民族在文化现代化转型中哪些民族传统文化习俗需要继承和保护以体现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哪些民族传统文化习俗需要结合时代和民族发展需要而要有所“损益”，这是少数民族文化转型中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保护关系的前提。具体来讲，需要少数民族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相信本民族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和稳定性，是深植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深处和民族成员的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要系统梳理本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以保证本民族在现代化中的生存和延续为目的，以是否适应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标准，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仔细鉴别，确定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能够体现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核心内容和精髓，由国家和本民族加以细心保护和开展代际传承，对于根基较浅、已被冲击的民族文化边缘层、与其他民族共同性明显、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落后成分以及制约本民族发展经济的旧的传统思维，要结合时代要求主动加以变革。

第二，加强少数民族对现代化引起的传统文化适应性变迁的心理疏导。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一经形成，就会表现出一种超脱于个体的稳定结构并且制约着这个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阻挠他们走出传统文化的框架进行本民族文化的时代化更新，这是造成少数民族在现代化冲击自身文化观念结构时出现“转型困难征”和现代化焦虑的重要原因。因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全体成员对传统文化习俗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在其现实性上，就体现为人的转型和人的思维观念的转型。耿云志曾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文化及文化转型的本质，他认为，“文化，本来就是人化。我们讲文化转型，其实就是讲人的转变”^[9]。因而，要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现代化转型，最根本的还是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树立关于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正确观念和认识，引导他们在民族心理上实现由担忧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到主动融入现代化、选择性地继承和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现代文明并为我所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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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