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1期 作者：周美云

摘要：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所存在的问题已是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通过梳理传统文化教材的出版使用概况，发现在传统文化教材的实践中存在诸多偏差：就文化传承而言，存在复古之嫌；就教材编写而言，质量令人堪忧；就教材实施而言，与现有课程体系存在冲突；就教材推广而言，师资力量不足。要改进完善传统文化教材，应加强学理研究，明确传统文化内涵；出台相关课程方案，严格教材审定程序；协调好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使之与学校教育完美对接；加强师资培训，解除后期推广之忧。

关键词：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困境；省思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教育快速推行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让传统文化教育的话题迅速升温，为出版领域带来了繁荣发展的大好机遇，各相关机构加紧研发出版相关图书。各式各样的传统文化教材雨后春笋般涌向学校和社会。一时间，各种传统文化教材铺面而来。然而，面对五花八门的传统文化教材，我们需要在教育学视野中省思：传统文化教材热有哪些表现？传统文化教材存在哪些偏差？传统文化教材应回归怎样的实践逻辑？

一、传统文化教材之出版概况

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一直是我国的重要国策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1]早在本世纪初，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三十条就明确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2]2012年最新出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在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课堂中要以“课程”的形式呈现传统文化。为了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于2016年11月又颁布了“传统文化进高考”的新政策，进而刺激了传统文化类学科教材的快速发展。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了“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贯穿国民教育的始终，要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政策上的驱动和支持，使得各个出版社竞相争涌，如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高中通识教材》、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幼儿园实验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等。以孔孟之乡著称的山东省，在传统文化教材的出版推行上走在了前列。山东省教育厅广泛征集传统文化教材，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过80家出版社提供的学科教材，覆盖了小学、初中以及高中三个学段。在对收到的教材进行评判之后，筛选推出了25套省级传统文化教材，基本覆盖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区，每省教材21册（其中小学教材12册，初中教材4册，高中教材4册），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全范围的推出标准化的传统文化教材。

就目前的现状而言，传统文化教材主要有三类来源：第一，地方行政部门经过审查筛选之后，选定教材供区域内的学校统一使用；第二，学校根据实际教学情况以及学生的实际需求，编写能够满足自身教学以及地域等特殊需求的校本化教材；第三，直接选用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读物。因为国家至今还没有刊行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教材标准，所以市面上出现的教材五花八门，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偏差。

就教材的出版机构而言，传统文化教材出版的核心机构主要有中央和地方两级，包括教育类出版社、高校以及部分古籍出版社。根据各自的教材研发能力不同，有的自行出版，有的与其他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合作出版教材。目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由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研发出版）以及《小学国学经典教材》（由北京育灵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等教材使用较为广泛。这些教材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与不足，持续对教材进行修订，正在逐步形成体系。

就教材体系而言，完整的体系跨越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过程。通常有每学期1本的全套24本和每学年1本全套12本两种规格。但也有出版社考虑到特殊情况，对教材的体系进行调整，如考虑到初三以及高三升学的压力，从而舍去了这一时段的教材，抑或是仅针对某一阶段的学习编写教材，而未跨越整个初级和中级教育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用、在编的各类教材或读本多于200种。^[4]

对于教材类型，根据教材结构不同，可以分为综合型和文选型。^[5]综合型教材不仅有经典的传统文化读物的原文，也有由此衍生的相关文化知识。其在体系的设计上，需要综合考虑文化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进而进行选材与排版，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典型的综合型教材有《国学课本》（郭丹、张高平、马超，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中华经典精读》（胡学礼,主编.延边教育出版社，2011）、《中华国学课本》（张庆华,主编.中华书局，2014）、《国学》（陈金海,主编.北京教育出版社，2012）、《国学读本》（张定远,主编.语文出版社，2015）等。文选型教材是对经典的传统文化读物根据其难度进行筛选与编排，进而对其进行深入解读，包括其注音、注释以及全文翻译等。目前，较为经典的优选传统文化读物有《四书五经》《弟子规》《三字经》《古文观止》等。划分标准不同，教材类型也多样根据编者不同，有个人编的教材，也有某大学或某学校编的教材；根据受众对象不同，有小学生适用教材，也有中学生适用教材；根据存在样态不同，有纸质版教材，也有电子版或数字化教材。随着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进，市面上的传统文化教材越来越多，整体上看，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几百种传统文化教材分别针对不同学生年龄、不同内容深度、不同教学用途，大致可以满足小学与中学教育阶段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需要。

就教材使用而言，部分地方教材目录中已经出现了传统文化教材。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教材目录囊括了语文出版社的传统文化教材，北京市的教材目录中出现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传统文化教材。部分较为超前的省份，已经将传统文化课程纳入了必修课程。在山东省印发的《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传统文化课程实施指导意见》中，将传统文化课列入义务教育地方课程。但在更多的地方，传统文化教材的使用还没有全面推行。可喜的是，部分传统文化教材已经进入了地方教材的审定程序，传统文化教材的全面推广指日可待。

二、传统文化教材之实践偏差

中华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本质上是为了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然而，从迄今中华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实践来看，不同类型的教材在编写和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就文化传承而言，存复古之嫌；就教材编写而言，教材质量令人堪忧；就教材实施而言，与现有课程体系存在冲突；就教材推广而言，师资力量不足。

（一）就文化传承而言，存在复古之嫌

出版中华传统文化教材的本意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但是一些编者不能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教材中出现了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存在复古甚至泥古倾向。如中华书局编写的中华传统文化教材，一年级上册中关于中华礼仪的内容，留有满清奴才文化遗毒之疑，教材插图中的儿童竟然还留着辫子，这样会让学生们误以为中国古代的小孩一直就是这样的发型再如，某教材中用了“卧冰求鲤”等含有迷信成分的故事来让孩子学习孝道，教材中引用这样的例子很可能导致孩子形成“生病吃鲤鱼就能痊愈”的观念。再者，《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经典，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奴化思想，只是一味教孩子听话，势必会带来难以料想的危害，这些也只能是伪经典。要知道，传统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柏，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一种选择性的扬弃，不可全盘照搬，要根据时代特点，有选择的进行学习。

（二）就教材编写而言，质量令人担忧

目前，由于中小学的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是选修课，没有教学大纲，一般由各出版社自行组织学者、教师编写。鉴于教科书特殊商品的地位，有一些出版社和少数书商，出于盈利的目的，为了抢占市场，往往仓促上马，一般是召集几个人紧急开会，然后分工，几个月时间便交稿、付印、出版，这直接影响了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质量。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编写草率，错误百出，一些传统文化教材中出现了知识性、常识性错误，如文言文译文不准确，配图不恰当；或者在解释知识点时，语义具有歧义。例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首诗中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朗西。”被编成“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朗西”。其次，缺乏系统性，存在重复或片面。传统文化教材编写缺乏体系性，存在选题重复或片面现象。大出版社为了快速推出教材抢占市场份额，缺乏对教材的精雕细琢，而小出版社缺乏教材编写的硬实力，一般会仿照已出版的教材进行编写。因此，在教材市场繁荣的表象之下，充斥着相似选题、重复出版等现象，尤其是读本类，几乎是对古籍反复的校注，有些甚至相互抄袭，大同小异，只是外在印刷形式上有所不同。更为恶劣的是，低质量的抄袭，导致教科书的选材十分混乱，一套书中同时存在如《弟子规》之类的原典，也存在如《古文观止新编》之类的重编，还存在《孔孟之道》之类的混编，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混乱。教材内容除了存在选题重复，也存在选题片面的现象，一些传统文化教材只涉及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如偏重于儒家或偏重于墨家；也有一些传统文化教材偏重宣扬汉族文化，忽视少数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还有，“中华传统美德”往往被传统文化教材偏爱，而同样重要的“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人文精神”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再次，缺乏新意，同质化严重。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传统文化教材，无论课文内容选编还是课后习题的设计大都缺乏新意，同质化趋势明显。教材几乎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照搬，主要是把以前的蒙学教材以及儒学经典重新印刷。课文内容难以衔接现代教育，选入的传统教育中的句读、音韵、文体规范已经不符合当代的语言系统。课后练习形式死板，缺乏新意，难以将传统文化知识深人浅出地展现出来。

（三）就教材实施而言，与现有课程体系存在冲突

由于缺少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全面认识，再加上有效执行机制的欠缺，导致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中流于形式传统文化教材成为游离于总体教学计划之外的存在，难以与各学科课程内容有效地衔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文化的教学效果。传统文化教材与现有课程体系的冲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传统文化教材与现有课程体系存在重复，有的选文与语文教科书重复，也有的传统文化知识与其他课程渚如历史、美术等内容重复。与现有课程体系的重复浪费了孩子们的学习时间，难以提高学习效率。二是传统文化教材与相应学段的课程衔接不当。如中学阶段教科书的传统文化内容出现在了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材中，抑或小学阶段教科书中传统文化内容又重复出现在中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材中。学段、年级的冲突与重复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打破了学习规律，影响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有效学习。

（四）就教材推广而言，师资力量不足

作为教学活动引导者的教师，其自身的文化素养以及教学水平直接影响教学的内容以及质量五千年的文明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知识体系，往往一个看似简单的知识点实际却需要深厚的背景知识才能够真正理解。因此，对于传授传统文化，不仅是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挑战，更需要教师自身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例如，在教授“出必告，反必面”时，除了出处以及含义等基本知识之外，还应知道“告”在此处应读作“gù”，其原因是此处有“晚辈向长裴请示”的含义，如果教师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可能将这个字的读音及原因解释透彻。

就现阶段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而言，绝大多数老师没有经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几乎和学生在一个水平上，同时由于教师每天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管理事务，很少有专门的时间进行深入系统的传统文化学习，偶尔的传统文化培训杯水车薪，并且涉及面极小，教师传统文化的积淀极难丰厚。部分教师虽然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积累，但其广度与深度远远不足对经典的文化知识进行深入的解读，只能教授读音、释义等较为浅显的知识，难以引导学生深入挖掘经典中的内涵。表面化的教学还带来另外一个恶果，即没有了生动深人的知识剖析，学生只能被动的去死记硬背，既没有达到传统文化教育精神引导的目的，又给学生加重了负担，使学生无形之中产生了抵触的情绪，极容易造成青少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阂。

三、传统文化教材之出路探寻

（一）加强学理研究，明确传统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首先要明确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而决定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能进入教材。就目前而言，我们亟需加强学理研究，认识到“传统文化不等于传统文本，回归不意味着复古”、“精神传承重于内容教授，浸润教育不等于知识灌输”。

首先，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不应该是一味地完全接受，虽然学习中需要忠实于原典，但不能拘泥于原典，传统文化的学习绝不是传统经典文本的复制粘贴，而应该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精选和创新。适应当今时代潮流、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文化，才是需要被传承下去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结合时代背景，将教材内容进行现代性阐释，让学生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古人的精神与智慧，并应用于当下的学习与生活中。其次，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中，精神传承重于内容传授。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而言，领悟文化精神比学习具体的内容更重要。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应该跳出数量之争的樊篱，因为无论选出怎样的数量，在海量的传统经典面前都不过是沧海一粟，单纯地增加传统教材的数量，并不是改善传统文化教育的出路。相比于知识的传授，教科书更应注重方法的传授，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长久的文化积累，教科书更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对经典素材的教授，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为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使他们在离开学校之后，能够自发的对传统文化进行学习与积累。

（二）出台相关课程方案，严格教材审定程序

因为教育部缺乏统一的关于传统文化教材编写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使得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始终没有权威的、具有说服力的依据，这直接影响了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虽然教育部、国办以及中办均下发了有关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指导意见，但中央以及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未统一。对于其概念、理论、目标、课程结构等，没有达成共识，更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这直接导致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混乱。没有统一的传统文化教育标准，各地只能各自为战，目前只有广东、广西等少数几个省份审定并推荐了相关教材，其余地区则在观望之中。在已经开始行动的省份中，由于相关政策及监管机制的缺失，也存在着种种问题，例如在个別省份推荐的教材目录中，大多数还是本地教材，存在着地方保护的嫌疑。在此背景下，出台传统文化教育课程方案是推动传统文化教材科学建设的必要举措。除了出台课程方案，相关部门还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教材的审定。一方面，教科书审定制度可以力求保证教科书能够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进行编写，进而保障国家课程标准能够被很好地贯彻与实施。另一方面，教科书审定制度也能保障教科书物理属性方面的质量，可以使印刷、图表以及纸张等符合国家标准。目前，虽然关于教科书物理属性的国家标准已经相当完善，但在执行层面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再进行严格的审核，否则难以保证教材的质量。

（三）协调好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实现完美对接

针对在实际教学中，传统文化教材的内容与现有的思品、语文、历史等课程内容重叠的困境，建议在构建基础教育教材体系之时，充分考虑传统文化教材层面，使之成为整个基础教育教材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传统文化教材的具体教材设计与编写层面，也要兼顾现有的语文、历史、社会以及自然等学科的教材，在力图避免重复、形成有效互补之时，也尽量兼顾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具体来说，传统文化的古诗词部分可以选取教育部规定的80首古诗词之外的诗词，不仅可以有效避免重复学习，也有效补充了孩子们的课程内容。传统文化教材音乐部分，可以选取现在的音乐课本里没有的古琴、古曲进行学习。在结构体例上，同一学段教材的体例力争统一，做到结构清楚，层次分明，使传统文化教材与课程体系相辅相成。

（四）加强师资培训，解除后期推广之忧

目前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推广的最大瓶颈是缺乏专业教师，为了改善目前师资短缺这一现状，可以从以下三点努力。第一，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增加相关的专业，为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并储备专门人才。第二，在中小学成立传统文化教研室，对现有的教师资源进行培训，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作为教师工作考评机制的一部分，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升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第三，借助多种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一方面，提供的教材和教学用书，既可以作为教师的培训材料，又可以指示教学实施路径和方法，也能作为学生学习材料，同时家长也可以阅读。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技术，建设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库，可以录制传统文化教师培训的微课程，也可以开发关于传统文化知识的相关背景故事、专家观点、儒释道的融合、中外文化对比等多种内容以供教师选用，这样既有效节约了教师自我开发的时间成本，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1]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注解与配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36.

[2]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2006-09-13）[2018-07-3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m_431834.htm.

[3]国务院.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EB/OL].（2012-02-15）[2018-07-30]http://www.gov.cn/jrzg/2012-02/l5/contenc2067781.htm.

[4]王翠叶.关于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教材研发出版的思考[J].中国编辑，2016（4）.

[5]张甲子.中小学国学教材出版、引进及编写现状综述[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

[6]王钧林.守望与传承——关于编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思考[J].齐鲁学刊，2018（3）.

责任编辑：桑尔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