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郭连锋孙振东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教育面临着如何把握和处理“民族性”的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在培养目标方面，如何处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在教育内容方面，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正确处理现阶段教育民族性困境的方法论。必须严格区分“处于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人”，民族性仍然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充分认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制约性，正确认识民族主体发展需求，举办适合且具时代特色的民族教育，教劳结合，促进现代科技的民族化应用，才是正确解决教育民族性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全球化；世界历史过程；教育；民族性；民族文化
全球化为我国的教育提供了时空规定性，使得教育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结果导致了诸多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窘境，这些问题其实集中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即教育如何把握“民族性”。乌申斯基曾明确指出，“如果教育不想成为无能为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是具有民族性的。”[1]那么，全球化背景下认识并解决教育的民族性困境还需要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准确把握我国教育的时代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民族性的困境
通过全球化交往，各民族和国家发现与整合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发现了世界上共存的不同于自身的差异性、多样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有三种选择：一是只强调世界性与普适性，而忽视民族性与差异性。二是只强调民族性与差异性，而排斥世界性与普适性。三是二者兼顾，不偏不倚。前两种选择明显具有极端化的倾向，第三种选择看似兼顾了普适性与差异性，但又陷入了庸俗的“二点论”，忽视了“重点论”。这三种选择在我国不同时期的教育领域都有所反映，形成了教育的选择性困境，对恰当处理教育的民族性问题造成了困扰。
1.世界性抑或民族性：培养目标之困。美国学者桑德尔认为，当今时代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单独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例外。困惑的是，今天的公民身份是不是要被引向不仅是民族认同，而是全球的认同，不仅是民族共同体，而是全球的共同体，要被引向全球范围的“公共善”[2]。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世界公民教育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热点。有论者认为，我国现有中小学公民教育目标世界性内容过少，全球化内容不足，“世界公民目标维度基本没有体现”，主张加强世界性的内容表述，加强中小学生世界意识与国际能力的培养[3]。
2016年发布的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强调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在18个基本要点中包括了国家认同和国际理解。国家认同强调尊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能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国际理解则强调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等。这表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制定者意识到世界性与民族性是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但没有指出这两个要素孰轻孰重，大致比例是怎样的，造成这些指标的实践指导意义不强。这次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争议不断[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类似问题上的困惑。这些困境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的更加明显，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国际性与民族性之间如何兼顾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如何理解“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如何体现到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中并具体落实到教学实践?这些都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现代性抑或传统性：教育内容之困。教育内容是展现现代与传统的重要领域。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不容否认，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信息技术密不可分。开设信息类相关专业，增加全球化课程内容成为目前诸多高校的共识。2018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大数据等信息化相关专业是此次新增专业的最大热门。在新增备案本科专业中，250所高校新增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5]。有研究认为，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生在全球化经验、知识和技能方面差距显著，中国学生全球化知识与技能明显不足。学生参与全球化活动的程度与他们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因而建议，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将培养学生的全球化知识和技能的课程与专业课有机交融，营造全球化校园文化氛围，为学生提供更切合实际的学习机会[6]。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出于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进校园”也成为目前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热点。各级政府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支持鼓励“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2017年秋全国统一使用的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义务教育文史类教材大幅增加了传统文化的篇幅。据统计，语文教材小学优秀古诗文增加至124篇，占所有选篇的30%，比原有人教版增加55篇，增幅达80%。初中优秀古诗文同样增加至124篇，占所有选篇的51.7%，比原来的人教版也有增加。课文总量有所减少，七、八年级每册的课文总量比原人教版教材分别减少8篇与6篇[7]。部编本语文教材民族传统文化篇目的增加及课文总量的减少意味着现代性与西方文化内容占比的降低。
然而，朴素的现代性伦理认为，世界因理性的力量越来越合理，变得越来越一致。韦伯认为，社会的合理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世界进入“祛魅”时代[8]。海德格尔也屈从了技术“座架”的力量[9]。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但在21世纪的今天，在民族地区，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学校教育由于不适应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对学龄儿童的吸引力甚至不及当地的寺庙教育[10]。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如何处理教育内容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困惑。
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正确处理教育民族性困境的方法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教育领域之所以出现处理民族性的困境，就是因为缺乏对社会因素的分析，尤其是缺乏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性分析。如欲解决现阶段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民族性问题，需要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去寻找灵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正确处理教育民族性困境的方法论。
1.“处于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人”。马克思基于自身创立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和转化，提出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地理大发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资本的流通扩张、交往和商品贸易的扩大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背景，又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对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各个相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世界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这个代替过程涉及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两个方面。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1]。“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个人”、获得解放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包含“处于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要严格区分“处于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人”。
2.民族性仍然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要正确解决关于“民族性”的争议，还要从“人的现实性”出发。马克思说：“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存在。这种规定性存在包括天地系统、人口因素以及生产方式等因素，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决定的生产关系方面。虽然有论者认为：“当今世界是个民族性、地域性不断被消解，‘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当代人日益摆脱狭隘的‘群生活’，过上普遍联系的‘类生活’，人的许多方面都处在‘类’的统一体中，每个人都只能在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中生存和发展。”[12]但是，当今世界的“跨国社会”“类生活”“类的统一体”并不能掩盖或消除“类”下的各种主体性，人类社会中的主体可分为全人类主体、国家主体、民族主体、党派团体主体和个体主体，具有复杂的层次性。在对人的现实性规定进行考察时，必须对这些不同的主体进行区分。“民族主体”是全人类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它还是国家主体的组成部分，而在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民族主体和国家主体则具有同一性。民族主体的存在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存在，体现在现阶段世界历史过程之中。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由于我国仍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教育仍需要强调“民族性”，这并非“地域狭隘性”和“民族狭隘性”的表现，而是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过程思想得出的科学结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完全物质的行动，可以通过经验证明，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11]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都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3]。在全球化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社会形态”“全球治理”等概念，但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仍需要强调人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存在。
三、突破教育民族性困境的出路
处理不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就会误导教育实践，影响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世界性融入，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统一与民族团结。因此，必须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培养目标，重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寻求解决教育民族性困境的出路。需要说明的是，民族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讨教育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时，民族教育更具典型性，因此，下文主要结合民族教育探讨解决教育民族性困境的出路。
1.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制约性。从中观层面讲，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就是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马克思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
民族文化传承固然受到社会存在因素的影响，但教育也要避免一谈到人的“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就陷入地域的、民族的狭隘性，谈“现实的人”就仅仅强调某地域或某民族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对民族成员的规定性或制约性，而忽略国家范围的历史规定性，更进一步讲，忽略“放在更大的人类社会范围和世界历史过程中去考虑‘现实的社会关系’”[14]。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任重道远，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必须要有融入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意识和勇气，避免片面追求民族性而忽略国家认同和世界意识。
2.正确认识民族主体发展需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个体的全面发展是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需求。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传承传统文化是教育促进人发展的重要途径。与相对主义文化观不同，判断文化价值高低是有统一标准的，即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凡是不利于人的发展的文化都属于消极文化，应该被改造或抛弃，由建立在生产发展及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积极文化所替代。“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1]经济不发达阶段的民族文化是人们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在独特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理性选择与传承。
3.切合实际，举办有时代特色的民族教育。寻求特色发展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民族教育亦不例外。马克思说，“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1]。根据马克思的表述，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特色应该植根于社会存在，即植根于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决定于生产方式，植根于社会存在，民族教育的特色理应突出体现在民族文化上。第二，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要体现时代性。特色要更多的体现在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反映时代特征的民族文化上。对这里的“反映时代特征”还要辩证分析，一方面，民族教育的特色要体现人才培养的前瞻性；另一方面，也要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相结合，而不可脱离当地经济发展实际，一味倡导“向发达地区看齐”、“与世界接轨”等不切实际的所谓口号式“特色”。
4.教劳结合，促进现代科技的民族化应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离不开世界市场层面的普遍交往，而世界市场的扩大是以科技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举例说，如果英国发明一种机器，不但使无数亚洲国家的人失去工作，而且还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这种机器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11]，这种科技发明将众多国家卷入世界市场。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代科技在民族地区却遇到了诸多阻力和障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原因主要是现代科技不适应民族地区独特的天地系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文化等因素。现代科技在民族地区被接受与否取决于它在民族地区的适应性。现代科技的民族化应用是解决现代科技在民族地区“水土不服”问题的重要方法。
现代科技的民族化应用是指为了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实效，根据当地的社会存在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对现代科技进行的一定民族适应性的改进或改造，它主要表现在将承载科学知识内容的载体进行适合当地民族性的技术上和形式上的改变。教劳结合是实现现代科技民族化应用的重要途径，即根据民族地区独特的天地系统、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举办特色教育，既挖掘传承民族传统科技，又要在民族化改造处理的基础上传播现代科技。现代科技的民族化应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发挥现代科技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积极价值的同时，对现代科技的利用易出现的负面后果进行的一种控制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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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艾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