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师教育学报》2020年第3期
编者按：2020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重大危机，给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这场人类重大灾难面前，教育研究者理应站在时代前沿，积极思考重大疫情给教育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带给“教育母机”——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的思考。编辑部特邀10位教育专家撰写相关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应对危机的思考，提出改革发展教师教育的主张，以应时需，共克时艰！
高等教育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机制
作者：史秋衡 陈勤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短时间内席卷全国、蔓延世界，可谓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文从社会科学视角管窥高等教育体系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潜在危机，以期为人类社会应对未来类似事件提供参考，为高等教育体系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提供前瞻性思考与建设性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在本次重大突发疫情的应急管理中，人们面对的不只是传染病，同时还要应对“谣言、抢先发论文、公共管理失序”等诸多挑战。疫情背后暴露出“医疗公卫防疫链薄弱、公共管理体系准备不足、高等教育结构支撑乏力”等核心问题，这无疑对高等教育体系中“跨领域应急研究平台建设、多学科交叉的科研联合攻关机制及医学、公共卫生、人工智能、公共管理、语言学、新闻媒体等与抗疫、防疫密切相关学科应急机制的建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使高等教育体系面临巨大的考验。问题的症结何在？其根源何在？如何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为将来应对类似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公共管理应急模式和学科大融合支撑？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课题，对建设健康中国、促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新冠病毒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高等教育问题及根源
高等教育领域拥有齐全的学科体系、高水平的科研力量和众多信誉良好的附属医院。然而在本次疫情应急管理中，就高等教育体系的应对而言，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及根源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重大科学研究问题及社会成因
本次疫情反映出在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中，存在着基于重大流行病的前瞻性研究薄弱，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研究薄弱，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公共卫生研究等疫情相关学科研究的融合、共享及成果转化不足，支撑重大传染病研究的实验平台不足等问题。从社会视角看，这些重大科学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功利主义盛行下“论文至上”的科研评价机制、对重大传染病进行持之以恒的研究的刺激机制缺乏以及科研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
（二）重大公共管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疫情应对中，应急管理相关专业匮乏问题、与地方政府系统信息沟通单一问题、疫情初期联系人机制缺乏问题、未及时针对严重疫情向公众进行专业解读引发的大众恐慌问题等一系列应急公共管理问题暴露得一览无余。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学科及医教大融合能力不足、干部队伍相关治理能力薄弱、应急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参与及基于学科交叉的循证决策缺失。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各级政府在疫情的萌芽阶段未能多途径倾听相关领域如临床医学、病毒学、微生物学、公共卫生等专业领域的专家意见。相关机构在制定抗疫预案方面的表现似乎也乏善可陈，更没有针对未知的重大传染病组织应急管理演练。
（三）交叉学科核心问题及攻关焦点
预防重大疫情的科学攻关的背后，往往需要交叉学科对核心问题的全面、大融合、协同攻关及创新型兼复合型人才储备的支持。然而，在高等教育学科排名等大学排行榜的误导和当前的高等教育组织框架下，高等教育实践存在学科发展各自为营、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医疗公卫公管之间的严重裂痕等问题，难以为交叉学科集体攻关提供能动性支持，因而才会屡次在重大疫情突发后“仓皇迎战”。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机制，并围绕三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如何加强医学与公共卫生教育及相关学科大融合平台的建设；二是如何构建“高等教育体系防疫链”及联合攻关机制；三是如何加强学科交叉决策的应急公共管理体系建设。
三、高等教育破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问题之策略
为破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问题，高等教育需要借鉴我国成功经验和发达国家成熟体系，采用跨学科研究框架，构建利益相关者协商互助的公共利益管理网络，聚焦实际问题，制订应急管理信息决策系统设计方案，建立健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机制”。
（一）构建医学及公共卫生教育相关学科大融合应急机制
突发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医学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及学科交叉群及相关研究不仅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更是和平年代救国强国的中坚力量。事实上，医疗与公共卫生事业自医学诞生伊始就相互依存，都是有着“天然利他属性”的公共事业。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条件地将投入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视为和平年代的强国战略。因此，首先，加强医学与公共卫生等相关学科群建设，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战略与应急公共管理体系设计，并建立医教协同管控机制；其次，需要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科研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增设应急管理等专业；再次，需要加强医学与公共卫生等交叉融合学科资源建设；最后，需要积极探索以综合性大学医学院与公共卫生学院为核心的跨学科整合与组织架构变革。这不仅是高等教育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更是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二）构建“高等教育体系防疫链”及联合攻关学术网络
以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模式Ⅲ为理论基础，积极打造“含预防医学的公共卫生、含病毒学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人工智能、心理学、管理学、新闻学、语言学、城市规划、法学”等相关学科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防疫链。其中医学（含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和人工智能学科作为“医学及其防护知识生产链”，主要负责揭示重大传染病的发生机制、生物特性、临床症状，借助人工智能探索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生产、避免次生灾害的医疗防护知识；公共卫生学科作为“公共卫生知识生产链”，主要在医学知识基础上进行社会流行病学的系统分析，将医学知识转化为政策知识，从而为如何防疫抗疫提供政策依据；管理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法学、新闻学等相关学科则作为“政策制定与应用链”，主要在上述医学知识、政策知识基础上，借助教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和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将知识转化为防疫政策的制定、疫情信息的发布、疫情科学防范手册的编制、民众的公共卫生教育、公众负面情绪的疏导等，以提升公民的公共卫生素养与应急能力。在高等教育体系防疫链中，各链之间互相沟通、相互成全，形成一个“闭环系统”的协同攻关机制，共同对抗疫情。这可为建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和应急管理的标准化流程奠定基础，有利于提高政府科学决策与疫情治理能力。
（三）构建学科交叉研究的应急公共管理数据决策平台
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构建学科交叉研究的应急公共管理数据决策平台。在宏观层面，注重“国家顶层应急公共管理元数据决策平台”建设，坚持面向未来、面向人类健康，建立国家层面覆盖高等教育防疫链中各个学科的大健康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研究公共管理数据平台，并基于专业化、多通道相互印证的网络决策平台，加大对全球重大传染病的发生、发现、治疗、康复、预防研究的力度，全方位展开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加快建设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资源储备平台建设；同时保持与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紧密联系。在中观层面，注重“中间层综合统筹信息决策与公开双通道制度”建设，加大地方政府对大健康交叉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以及公共管理数据决策平台和地方应急管理信息体系的构建力度，并强化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其存在的“中梗阻”问题的监督。在微观层面，注重“高等教育医教大融合全方位专业化决策信息系统”建设，以临床问题为导向，消除“SCI论文至上”的顽疾，加大高校之间及其高校内部学科交叉的大健康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数据平台建设力度，基于该平台，加强高校之间、高校内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科之间的协同研究。
四、结语：常规机制之探索
此次疫情，让全世界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新的公共卫生事件还会不断以新面目“卷土重来”。未来的高等教育唯有反思过去，着眼于大健康和应急管理，建立常规机制，方可避免重蹈覆辙。首先，加大医学、公共卫生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力度，将健康及公共卫生素养纳入大学生的核心素养体系，建立引导学生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长效教育机制；其次，建立超越高等教育领域的医教协同创新机制；最后，建立健全面向未来的大健康防疫学科体系与应急管理体系。唯有建立高等教育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具备跨学科视野、协同思想、前瞻思维、综合治理、改革精神，建设“常规的全局性网格化联系人制度”，建立健全责任倒查机制，才能为人类健康提供坚不可摧的、长治久安的守护屏障。
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公共伦理问题及其伦理教育启示
作者：张应强
一、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所反映的公共伦理问题
这次突如其来、波及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我国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国公民伦理教育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许多在常态社会和传统安全治理中被掩盖的伦理问题，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暴露。从公民伦理教育角度来看，其要者主要有三。
第一，人际伦理问题。伦理通常体现为人际关系的规则和规范，以及以人作为主体的人伦关系的扩展和泛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惨烈的现实彰显了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在和亲在关系，是利益和生命共同体关系。过去素不相识、远在天涯之人，因疫情传播而成为我们现实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的安全关系到他人的安全，他人的安全也关系到我的安全。疫情防控期间，我居乡村，每天都会听到乡镇广播站巡回广播“待在家里不出门，就是对他人生命安全负责，就是对国家作贡献”，其以朴素又近乎背反的道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关系。常态社会和一般安全领域中的人际关系，是有限范围的人际关系，他人只是一个观念性的抽象存在，而重大疫情和非传统安全中的人际关系，则是一个无限范围的人际关系，他人成为一个物理距离遥不可及但生命攸关的现实存在，每一个人都通过疫情而走进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历程中，改写了常态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态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要么是素不相识、与己无关，要么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第二，公共卫生伦理问题。这次重大疫情凸显了公共卫生伦理的重要性。一是要将病毒与病人区别对待，避免对患者造成第二次伤害。人染上病毒已属不幸，面临着健康和生命的巨大威胁，但将病人等同于病毒加以遗弃、歧视、羞辱及其他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则会造成对患者的第二次伤害。患者带有病毒，具有潜在的传播性，但病人并不等同于病毒。病人也是人，仍然具有人的一切尊严和权利。应该基于尊重公民隐私权和人道主义精神来尊重患者及其个人生活隐私，保护病患的个人信息和健康资料。二是在疫情防控中，应强化公民个人的公共卫生伦理。为了阻止疫情扩散，尽快切断疫情传播链，各地政府部门都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和网格化管理制度，这是应对重大疫情的非常之举、必要之举。严格的隔离措施的确造成了居民生活的巨大不便，甚至造成了民众较为严重的恐慌情绪和心理压力。但战胜疫情要求每个公民遵守公共卫生伦理，正确认识和积极配合政府部门采取的隔离措施，包括不出门、不聚集、不出入公共场合等。这既是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负责，也是对他人、对社会负责。有关地方部门通报的公民隐瞒疫情接触史和病情，造成他人感染和数以千百计的人被隔离的案例，说明了公共卫生责任伦理教育的缺失。
第三，传播伦理问题。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达的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是传播主体之一，都必须遵循公共传播伦理。在这次疫情传播和应对期间，人们希望借助传播媒体来了解疫情状况和相关政策措施，也希望通过自媒体来表达自己对疫情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甚至宣泄自己的情绪。但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在疫情传播理念上存在着重大区别甚至冲突，凸显了传播伦理的重要性。抗疫期间，一些接地气、有温度的自媒体成为网红，而当地主流媒体所发布的一些抗疫报道则受到公众的批评和质疑。特别是关于重症患者肖贤友临终遗书的报道，引起了网友的强烈不满。一些自媒体受到追捧而本地主流媒体却遭网民诟病，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播伦理问题。在这场关系到每个公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疫情面前，公众需要的是真实、真诚和“人同此心”的人性视角。我们必须宣传英雄，但首先必须真实，必须以人性视角去看待英雄和宣传英雄，使英雄形象扎根在平凡人之间，而不是不接地气地宣传英雄和拔高英雄，从而孤立英雄，这样并不能达到榜样教育的目的。一些自媒体走红的原因在于以平民亲历者视角，从人性角度来看疫情、写疫情、反映疫情，看似琐碎、无宏大主题，却能直抵人心。主流媒体和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应当适当改变视角、调低姿态，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大力传播社会正能量，以更接地气的宣传报道方式凝聚民心，并做好对自媒体等多元媒介的引导。
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公共伦理问题对学校伦理教育的启示
就公民伦理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学校教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实现有机联系和统一。但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是公民伦理教育的主渠道，学校教育是在为未来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所反映出的三大公民伦理问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社会伦理问题，对学校中的公民伦理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要拓展生命教育的内涵，着力推进生命伦理教育。最近20多年来，我国教育学术界开展了生命教育研究，不少学校针对学生开展了生命教育实践。但生命教育的内涵主要集中在个体的生命领域和人的生命领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迫切要求我们拓展生命教育内涵，着力推进生命伦理教育。一是将针对个体的生命教育拓展为针对关系生命和类生命的教育。个体的生命存在，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和类存在，具体表现为血缘关系、社会文化关系和类关系的存在，因而具有伦理的性质。个体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关系到父母、家庭、他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质量。截至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疫情已经导致超过8万人感染、三千余人失去生命。一人感染，全家担心、焦虑、难受。数以万计的家庭和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质量因此受到重大影响，14亿国人的生命安全受到潜在威胁。这启示我们，生命属于个体，但它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就是对他人的生命负责；他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质量，也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命质量。二是将人的生命融入一切生命体中，将针对人的生命教育拓展为针对一切生命体的生命教育。人的生命，包括动物界在内的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构成了生命有机体和生命共同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本质在于尊重和敬畏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只尊重和敬畏人的生命而剥夺自然界的其他生命，甚至以剥夺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来满足人的生命需求，必将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有资料表明，目前７0％的新发传染病均来源于野生动物，捕杀、交易、食用野生动物，也可能是这次疫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拓展生命的内涵，既要从自我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命，更要从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系来理解生命的内涵，从而开展针对一切生命体的生命教育，开展生命共同体意识教育。
第二，拓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开展传播伦理教育。随着信息技术和传播革命的快速发展，学生生活在由媒介传播主导的信息化社会之中，全面媒介素养教育刻不容缓。全面媒介素养教育，既包括使用媒介传播技术的能力教育，也包括培养学生媒介环境下的主体性能力，更包括媒介传播伦理教育。我们过去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集中在怎样使学生掌握媒介技术又不为媒介所左右，保持主体性而不沉溺于媒介和网络等方面，相对忽视媒介传播伦理教育。在互联网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学生既是媒介传播的受体，也是媒介传播的主体，因此教育学生遵守媒介传播伦理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要教育学生以主体性和批判性思维来看待媒体传播的海量信息。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从不同角度发布了与疫情相关的大量信息，不少信息真假难辨、良莠不齐，这就要求学生发展理性思维能力和信息辨别能力，特别是发展信息批判思维和能力，不盲信信息，不盲从信息。二是要教育学生遵守传播责任伦理，牢固树立传播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做负责任的网民。
第三，必须将非传统安全条件下的公民责任伦理教育作为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教师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工作母机，教师教育的水平关系到学校教育的水平，教师的素养关系到学生素养的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未来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即围绕知识教育，使教师具备能教、会教、愿教的能力和素质。这是常态社会下教师教育的基本要求。这次疫情应对所反映的是非传统安全条件下的公民伦理问题，与常态社会中的公民伦理问题完全不同。要对学生进行非传统安全条件下的公民伦理教育，如生命伦理教育和传播伦理教育，教师自身就必须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因此，亟需将非传统安全条件下的公民伦理教育作为教师教育的内容，作为未来教师重要的核心素养之一。
教师教育应增加疫情教育的内容
作者：孙绵涛 李莎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教师教育上了一堂大课。这堂大课告诉我们，教师教育应重视疫情教育，通过对教师的疫情教育，使教师既能成为疫情教育的教育者，也能成为疫情教育的引领者，做好对学生的疫情教育。只有重视疫情教育，才能在重大疫情来临时有助于保护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更好地守护学生的健康成长。然而，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我国当前的教师教育还比较缺乏疫情教育的内容，这显然不能适应当下和以后教师对自身和对学生进行疫情教育的需要。因此，重视教师教育中的疫情教育，增加教师教育中的疫情教育内容，是完善教师教育内容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知道，疫情危机、危险中也有教育契机，抗击疫情本身就是教育。结合这次疫情，笔者认为教师教育应增加以下四个方面的疫情教育与培训内容。
一、疫情应对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这次全国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及时英明的重大决策部署，看到了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所取得的成效，看到了来自一线防疫抗疫的感人事迹，以及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和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这次的疫情，还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科技、教育、医疗、军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以及保护野生动物、与大自然和睦共处是何等重要。我们要运用这些活生生的教育资源，在教师教育中及时地利用网络等不同的方式对师生进行如下六个方面的教育：一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教育；二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协作精神教育；三是树立崇尚医生、科学家、教师和军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和正确人生导向教育；四是临危不惧、勇挑重担的英雄事迹教育；五是感恩伟大祖国、感恩守护我们安全的人们的感恩教育；六是自觉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的生态环境意识与行为教育。
二、完善的疫情分离式教育教学能力培训
分离式教育教学能力是相对于面对面教育教学能力而言的。这里的分离式教育教学能力主要是指“家校配合的教育能力”和“教师线上教育教学的能力”。这次疫情期间，为有效控制当前的疫情，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延迟开学，并要求“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上述两个能力的教育和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家校配合的教育能力”，一是指疫情期间，学生天天宅在家里，这就需要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要合理安排好孩子学习、运动和休息的作息时间，安排好居家生活的内容，使孩子养成良好的居家生活习惯；二是指为确保“停课不停学”，学生在家线上学习，家长应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工作，使孩子认识“线上学习”的意义、目的、任务和内容，提高孩子线上学习的兴趣，帮助孩子准备好线上学习的家庭场所、设备和器材，引导孩子自主获取线上学习资源，以自身的节奏进行个性化学习，提升自身的自学能力。所谓“教师线上教育教学能力”，是指教师通过网络对学生进行授课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学会运用网络对学生进行授课的技术和方法，因时、因地和因人而异选择好教学的平台和工具，注意操作简便适用，要立足学情，安排适度的学习任务，选择好学习的内容，确定好重点；要科学安排进度，掌握学习时间；注重与学生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要求学生积极配合，以提高网络授课的有效性。另外，为更好地满足提高教师在线教学技能的需要，有关培训机构可整合网络教学资源，设计教师培训课程，对教师进行培训。
三、适宜的疫情心理教育
首先，要求教师要及时了解疫情期间学生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心理反应。由于长时期宅家，又接触大量的疫情信息，学生在认知上可能会产生真假难辨和大难临头的感觉，在情绪上可能会出现紧张、无聊、烦躁、易怒、恐慌等困扰，在行为上可能会出现无所事事、不思学习、沉迷于网络游戏等懈怠倾向。其次，教师要掌握消除这些不良反应的方法。一是要充分发挥家长引导孩子克服不良反应的教育作用，配合学校做好孩子心理健康的保护工作。同时要发挥孩子对自身心理进行调适的作用，要让孩子注意自己的身心变化，要让孩子知道，在疫情压力的情况下，出现一些生理和心理反应是正常的。另外，可让孩子掌握一些“深呼吸放松法”或运动、音乐、倾诉等心理调节的方法，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增加学生的积极体验。还可让孩子通过权威媒体了解疫情信息，防止过多的、虚假的信息引起自我恐慌。二是学校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可采用“科普工作和专家辅导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各种平台和网络手段提供在线心理辅导服务。学校还可以为学生和家长编写疫情期间心理教育在线读本，通过网络建立学生群，开展在线课堂心理咨询。
四、科学的疫情防控知识教育
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教师可通过设计有关课程和阅读有关文献，对学生进行疫情科普与生命教育。开展生命教育的目的是传播科学知识、传授科学方法、养成科学思维、培养科学精神，使师生更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并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关系。开展生命教育的任务是使师生了解病毒的结构、传播途径以及入侵人体细胞的机理，了解人体免疫系统工作的机制及增强人体免疫力的方式，科学认识病毒，初步具备辨识谣言的能力，初步形成科学的生命观。进行疫情防控知识教育，还要使师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结合这次疫情，对师生进行疫情科普与生命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戴口罩、勤洗手、远离人群密集场所”的卫生习惯教育，尽量清淡少油腻、按时吃饭、少吃零食、忌暴饮暴食的饮食习惯教育，早睡早起不熬夜、少玩手机多运动的作息习惯教育，以及“不信谣、不传谣、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教育。
教师教育改革实践中推进健康与安全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作者：康翠萍 徐巧云
2020年初，新冠肺炎突发，其传染和蔓延速度之快，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损失，令人震惊。面对疫情，人们开始理性思考，追问病毒传播的根源。从新冠肺炎发生、发展到蔓延，现实疫情告诉我们，其实病毒袭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忽视与无知，对生命安全的漠视与麻木。因此，全面提高国民健康与安全素养是当务之急。我们呼吁，健康与安全教育应作为普及性的国民教育。
一、教师教育实践中加强健康与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健康与安全是人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基本的需求，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可以说，没有安全，人生免谈；没有健康，幸福无望。为此，作为直面人的生命、以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为目的的健康与安全教育，应该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健康与安全教育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实施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健康与安全教育是每个教育者应当履行的职责，也是广义的教师教育应该承担的重要任务。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培养健康教育师资”，这无疑为拓展教师教育内容指明了方向。但我们从当前各级各类教育现状看，健康安全教育还仅仅停留在学前和小学教育阶段，在中学、大学以及社会教育中并没有很好地实施，甚至有被忽略或遗忘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成了摆设，学校工作出现“真空”。许多学校对国家提出的政策规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仅缺乏目标方案，而且没有制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导致学校健康与安全教育“悬置半空”，无的放矢。二是管理意识不到位，专业师资严重缺失。近几年，虽然不少学校开始设置健康与安全教育课程，如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卫生学、学校保健课等，但由于缺乏专业教师，故很少开展实质性的教学与实践活动。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受升学压力影响，健康安全教育往往是班主任或体育老师的口头教育内容或标语口号，其效果很不理想。三是考核评价指标偏离，教师健康安全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主要偏重于升学、教学或科研绩效，忽视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隐性付出，无形之中削弱了教师的健康与安全教育意识。尽管政策上逐步调整，但大多教师受制于对学生健康与安全教育的的惯性思维和认知，使得对学生的健康与安全教育实质上远离教师关注的视野。有的甚至认为，健康与安全教育属于班主任、辅导员或后勤人员的职责范围。由此可见，健康与安全教育在教师教育实践中逐渐被遗忘和冷落。
众所周知，教师教育是教育的摇篮，是教育之本，也是教育之源。自古以来，“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国家的兴旺、社会的发展、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因此，教师教育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健康与安全教育引向深入，使之成为未来教师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工程。
二、教师教育改革中推进健康与安全教育的建议
第一，加强教师健康安全教育意识，确立教师教育新目标新要求。此次疫情告诫我们，国民的健康与安全是国之要事。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应加强教师健康安全教育意识，确立新的教师教育目标。教师教育改革要注重培养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技能，拥有教师情感和意志，并能通过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和服务活动，关注人类健康与安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健康与安全教育作为关注人的生命的教育，是教师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最能体现教师在知识、技能、情感和意志方面的统一，是教师有效地实现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树立科学的教师教育发展观，就是要不断增强教师的健康与安全教育意识，提升健康与安全教育水平，促使其努力成为能关注人的生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教师。
第二，结合健康与安全教育对象的普遍性，提升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健康与安全教育是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其对象具有普遍性或全面性特征。实施健康教育的主体和场所虽然多样化，但学校教育无疑是重要阵地，教师无疑是重要力量。教师作为教育者，是学校教育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管理者、实施者。与其他社会角色相比，教师这一社会角色对学生实施健康与安全教育有着先导作用，对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并加强教师的作用，将促进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教师教育发展的重要取向，充分发挥教师教育在健康与安全教育中的基础性功能。
第三，根据健康与安全教育的发展性，促进教师教育方法的协同创新。发展性是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本质特征，健康与安全教育同样具有发展性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健康与安全教育在目标、对象、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同样呈现出发展性与时代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教师在职前培养、入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中不仅随时更新健康与安全教育的内容，而且要在教师教育方法上不断创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化的健康与安全教育成为大势所趋。那么，教师教育中的健康与安全教育，不能停留于传统的知识传授层面，要以发展的视野不断开拓健康与安全教育的社会实践，应以关注学习主体的生命生活需求为基础，以创设社会情境和安全教育空间为基本方法，充分利用“互联网＋”，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切实提高教师和学生应对健康与安全危机的能力和情绪管控能力，从而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安全观和生命观”。
第四，重视健康与安全教育的广延性，提高教师教育的中介作用。健康与安全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非学校教育可以独立完成，它具有无限的广延性，需要有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支撑的空间。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成长，一个人能够实现自我全面发展和自我建构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如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作用，而且这些因素能形成一种合力，有效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其中教师教育是最具有活力的中介性因素。一般来说，接受过系统而专业的健康与安全教育的教师能够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构建互通关联的桥梁，利用社会资源增强人们的健康与安全教育责任感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进而鼓励人们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加强安全与责任意识。这就是能联系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力量，促进健康与安全教育的良好环境形成的教师教育的中介功能之所在。
培养教师健康教育能力应对重大疫情挑战
作者：黄甫全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役，就像一面亮堂堂的镜子，显示出我们在健康教育方面还很薄弱的现实。虽然教师教育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当这场重大疫情陡然发生并迅速蔓延时，我们不禁追问产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从教师教育领域上看，自有其健康教育的盲区，这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的问题。这场重大疫情防控战斗给教师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教育界各方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加强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的培养。
一、确立教师健康教育能力培养目标
纵览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当前教师的身体健康得到极大重视，但教师健康教育能力的培养却长期被忽视。国家政策法规的颁布，使教师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经济收入得到增长、医疗健康得到保障。各级地方政府文件的出台，使制定的各项措施得以落实、落细。各类教师教育院校课程的设置，使人才培养加强了体育锻炼和心理辅导。这一切都是我国教师教育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但是，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文件以及各类教师教育院校培养方案中，关于教师健康教育能力的培养却付诸阙如。
教师健康教育能力是一种综合教育能力。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已经得到确立。这一方针既明确了师范生应具备的单项能力（德育能力、智育能力、体育能力、美育能力和劳动教育能力，简称“五育”）要求，又体现了对师范生全面、综合能力的要求。健康教育能力是全面教育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综合教育能力，既贯穿在“五育”的培养过程中，又建立在“五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说，教师健康教育能力，包含教师自我的健康教育能力和学生的健康教育能力两个层面。教师自我的健康教育能力，是教师投身到健康教育中，养成健康的体魄、积累健康的知识、形成运动习惯和培养健康饮食的能力。教师面向学生的健康教育能力，是教师投身到健康教育中，形成开发健康教育课程、训练学生健康的体魄、促进学生健康知识习得、训练学生身体动作技能和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专业胜任力。
显然，教师健康教育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教师健康教育能力，需要贯穿于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的整个教育体系中，需要融入于教师教学专业发展活动的全过程中。这就意味着，需要确立动态性的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目标体系。
二、完善教师健康教育课程体系
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目标体系的建立，需要落实具有适切性的课程开发体系。首要的是，制定和完善从国家到地方、从教师教育院校到教师教育专业的健康教育政策和体制。一方面，修订和完善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并建立相应的体制；另一方面，修订和完善教师教育院校的师范生培养方案，创新课程设置，建立适切性的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课程体系。
教师教育院校及专业层面的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课程体系的创新，是一个重大课题。其中，有几条可行的路径。一是借鉴医学院校的健康教育课程体例，创建促进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发展的新课程体系。可以吸纳“防未病”的健康教育观念，创新发展“防控未疫”新课程理念。二是充实和创新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中已有的模块。具体而言，可以将“人体解剖学”课程发展为“人体发育学”课程，包括人体组织结构及其运动功能、心智功能、社会功能以及人格特征等；将“体育”课程发展为“体育与健康”课程，增设“免疫力发展与体育”课程模块；在“心理健康”课程中，增加“社会心理免疫力”课程模块。三是发扬中华美食文化传统，开发“美食营养学”课程。充分挖掘我国高校附属医院中医科、食品科学和教育科学等人才齐备的优势，开发营养教育课程，健全“医育”“体育”“心育”和“养育”齐备的课程体系。
三、创新教师健康教育教学方式
事实上，树立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的培养目标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开发适宜于各大师范院校及其教师教育专业的教师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更难的是如何创新教学方式，通过创新性教学活动实现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的培养。已有的实践经验与研究证据都表明，能力培养的有效方式是临场教学（clinical experiences）。已有的教师教育课程探索，形成了传统的见习教学和实习教学方式。目前，出现了研习教学（lab-based experience）模式，并在互联网背景下开发出了混合学习的教学方式。为此，创新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把教室发展为实验室、创新学生混合学习方式、开发以学习为本的评估体系。
传统的教师教育专业能力培养课程还停留在理论知识理解阶段，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课程体系的根本特性是应用性。定位于理论课程教学的传统教室必须加以改造、创新，使之成为基于互联网的实验型课室。这种实验型课室，其实质就是健康教育的案例库和学习者健康教育活动的工作坊。教师借以提供学习者有效健康教育活生生的案例，学生借以演练自主开发的专题健康教育活动。
创新学生混合学习方式，关键是要做到：教师精心研制混合教学方案（blended lesson plan）、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合作网上学习和课堂上学生自主教学。“精心研制混合教学方案”就是教师必须具有开展网络化课程与教学的良好素养，能按照健康教育主题精心研制每堂课的混合教学方案，并经过学生参与讨论后修改定稿。“学生自主学习”就是，以布置和完成作业的方式，让学生自主开展和完成专题知识的学习。“小组合作网上学习”就是，利用网络课程或QQ平台或微信平台或其他适用平台，开设小组交流互动栏目，每个课例都呈现小组内部学生的作业情况，让每位学生都能从同伴作业中学到更多，并评选出每个小组的最优作业。“课堂学生自主教学”就是将学生群体评选出的最优作业作为课例教学内容，教师网上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型教学设计，待设计修改完善后由学生进行自主教学。这样，通过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教学，实现了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的发展。
研究发现，善评者善学。开发以学习为本的评估方式，是创新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教学方式的重要一环。评估的实质是价值创造的过程。以学习为本的评估实质是学习价值的再创造活动。在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中，适宜开发和运用“学本”评估体系。所谓“学本”评估体系，是将三种评估方式并用并将三种评价技术融会。“三种评估方式并用”就是：使用学习段评估方式（assessment of learning），把反馈转化为前馈；使用学习性评估方式（assessment for learning），让学生投入到评估活动中；使用学习化评估方式（assessment as learning），指导学生将评估任务转化为学习任务，即评估过程也就是学习过程。“三种评价技术融会”就是：使用前馈评价技术（feed forward evaluation），实现评估所含前馈的课例规划、完善与落实功能；使用并行评价技术（concurrent evaluation），使并行的课例得以精准实施、完善与落实功能；使用反馈评价技术（feed-back evaluation），实现反馈的下一课例或未来课例的完善与落实功能。这三种评价功能既具有作用差异性又具有过程连续性，一体化地融入了教学的全过程，成为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发展的内在动力。
教师健康教育专业能力培养，虽说是当前疫情防控斗争所显现出来的课题，但是却具有永恒价值。在今后教师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将不断面临来自教师健康教育体制、课程与教学创新等方面的诸多挑战，需要全体教师教育工作者持续研究与应对。
塑造头雁之师：教师教育“防疫”持久战
作者：王光明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参与“抗疫”之战。为了让学生“停课不停学”，教师们积极创新教育教学，一边传递知识，一边传递关爱。譬如，济宁市实验初中一位班主任给学生留言：“在这个特殊的假期，除了安排好自己的寒假生活和中考复习，一定要在家多干一些家务活”“我们还应该尽力做好自我保护，要相信科学的力量，不信谣、不传谣”；常州市一位教师给家长们留言：“如何在这样的‘战疫’中生长出习惯、坚定、刚毅、从容、热爱、友善……”；杭州市的一位教师告诉学生：“这次的疫情发生后，各种信息扑面而来、纷繁复杂，如果拥有独立精神，就不会人云亦云、盲目跟风，而是会去冷静分析、对比甄别，作出自己的判断，表现出理性的力量和负责任的态度。”天津市一所学校给教师如下温馨提示：“通过‘停课不停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抗击疫情。”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体现了广大教师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道德素养、教育态度和精神以及科学与人文核心素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这些素养焕发出强大的力量，引导人们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去面对疫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稳后方、稳民心的作用。
这场抗击新冠病毒之战，不久之后一定会迎来全面胜利，但是“防疫”是一场持久战。预防重大突发性、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培养具有问题研判能力、治理思维、信息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公民素养的人才显得尤其迫切。这无疑对学校育人提出了增量要求，也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教师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新时代使命，更应该在这方面率先垂范，发挥头雁作用。教师教育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和关键环节，需要为打好“防疫”持久战做出应有贡献。
一、塑造拥有问题研判意识和能力的头雁之师
为了控制疫情的发展和蔓延，国家发动全民抗疫，但即便如此，仍然暴发了多起聚集性疫情，甚至出现了监狱疫情防控不力等严重事件。这不仅是失责问题，也不完全是形式主义在作怪，其原因还在于防控意识不强。2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防控”成为高频词汇。防控疫情、阻击疫情，需要敏锐而卓越的问题研判意识和能力，而这种意识和能力是在日积月累的培养和锻炼中获得与提升的。教师教育亟待培养拥有问题研判意识和能力并且能够在该方面开展育人工作的师资，从而促进公民养成问题研判的习惯，提升问题预见的能力。如此，才能未雨绸缪，在遭遇突发性灾难和公共事件时，将可预见的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进而减少国家和社会不必要的损失。
二、塑造拥有治理思维的头雁之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是加强治理思维的培养。治理思维首先强调治理主体的社会性，基于群众路线，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次强调治理过程的法治性，建设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法治机制。管理者拥有治理思维，有利于激发和集中广大师生的智慧，统一和凝聚广大师生的思想与力量，促进广大教师加快对“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探索和实践创新。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缺乏治理思维甚至反社会治理思维的现象并不少见。如某些基层单位和管理人员没有深刻领会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精神，在缺少调研、缺乏专业判断的情况下，贸然布置工作，随后又依靠不断“打补丁”式的发文件或开视频会议纠偏；不依靠教师，不相信教师，开展各种形式化的督导和检查。这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造成了工作的重复和管理的混乱，增加了教师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教学的严肃性。这种“隐性教育”对广大师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会仅仅停留在教育层面，而且还会迁移到社会各个领域。显然，这与我国努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基于学校这一源头对学生加强治理思维的培养，需要教师教育率先塑造出一批拥有治理思维的头雁之师，并通过他们促进学校改革创新，引领教师“行为世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三、塑造具有信息素养的头雁之师
要拥有良好的信息素养，首先要能够自觉防范成为“信息偏食者”，其次要能够恰当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要打赢“抗疫”持久战，我国教师信息化素养的发展还需要注重以下两点：
首先，教师要警惕自己成为不良信息的“偏好者”。在后真相时代，各种信息鱼龙混杂，小道消息、封建迷信信息、意识形态渗透信息、明星八卦、私利诉求与主观臆测叠加的网络信息等，不一而足。如果不加以警惕，就很有可能成为谣言的“粉丝”乃至传播者，成为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两面人，成为明星八卦的时间消费者，成为被某些网络信息牵着鼻子走的人。实践证明，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兼具的教师，会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主动过滤掉有害信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接受那些能够促进自身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有益信息。教育要帮助国民抵制信息“偏食”，除了要提高教育信息传播的吸引力与影响力，避免官话、套话、空话造成的信息冗余，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师教育促进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升，并在育人方面加大作为。
其次，要加强地方与学校信息化资源建设，助力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实践探索。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指出：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动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式变革。但是，随着“停课不停学”等线上教学的开展，我国线上教学平台建设不足、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逐渐显现。平台方面，一些教师不得不通过多用于娱乐的直播平台或多用于企业管理的APP进行网上教学；教学资源方面，国家层面线上教学资源相对丰富，地方和院校层面线上资源则相对贫乏。不少师生对于线上平台和线上资源不熟悉，加之“非专业”平台面对庞大客户群的涌入硬件准备不充分，导致线上教学过程中频频出现一些“翻车”现象，从而制约了广大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的探索实践。可见，落实《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精神，塑造拥有良好信息素养的头雁之师，教师教育亟待付诸行动。
四、塑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头雁之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教育部、科技部相继发文，强调改革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随后科技部又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强调对科技成果服务国家需求、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评价。在教育领域，教育部、科技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并特别强调要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加以贯彻落实。
一段时间以来，影响因子以及行政赋权下的期刊级别，在非专业视角下简单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异化了论文创新、信息共享的原初价值。即使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破五唯”之后，一些地方和学校在教师的科研考核、职务晋升、选优评优和人才项目遴选等方面，也仅仅是在论文、“帽子”、项目、获奖的基础上简单做了一些点缀性的加法而已。利己导向的评价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团队合作、服务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依然惯性使然地不被重视，这不仅成为了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人才欠缺的影响因素，也制约了学校教育关于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学校教育应该切实导向师生重视并加强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师教育当塑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头雁之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战、共同努力，一定会全面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胜利后，“防疫”的意识不应该随之消散。对于教师教育而言，“防疫”是一场持久战，它为人才培养与评价、学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教育行动命制了前果后因的试题库，还需要教师教育精准问诊、精准施策、精准行动，向党和国家以及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防疫教育课程观：在社会高度关切中寻找课程育人的支点
作者：郭元祥
一、疫情下的课程教学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自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我国在处理重大疫情防控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也应看到中小学校对重大疫情防控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在“非典”和“新冠”之痛中，每位教师都应该从课程教学中反思：我们是否培养了学生面对突发疫情所具备的基本应对素养？我们是否有效地渗透了公共卫生安全与健康、疾病与防控的观念并传授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我们是否教育学生要有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我们是否真切地体现了课程教学的社会属性并实现了社会育人功能？我们是否在社会高度关切中找到了课程育人的支点？
二、新的课程观：一场相遇
课程是育人的蓝图，是学生成长的“跑道”。通过课程教学来育人，是教师最根本的任务。教师与课程的相遇（encounter），是任何一名教师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教师与课程的相遇，在本质上，既是教师与知识、教师与人类文化的相遇，也是教师与社会、教师与学生生命的相遇。作为反映人类认识成果的课程知识，是一种理性存在、历史存在、文化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要让课程具有育人功能，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学生生命成长与课程知识之间的生动关联。人与知识的关系，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教学，必须回答知识与学生发展的关系问题。建构“人－知”互动关系，达成知识与学生相遇，是课程育人的逻辑起点。相遇是一种生动的循环，是进入事物本质并实现意义的过程。教育中最基本的“相遇问题”是教师与课程的相遇、学生与知识的相遇。从课程的角度看：“没有课程是完美的，因为它不能预测学生、教师和情境的不确定性的变化”；师生与学科、课程、知识的相遇是必然要发生的，但不是自发地、随意地接触；“在这种相遇中，教师挖掘课程的意义，将课程中的观点和材料转化为与学习者相适应的活动和表征”。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只是通过知识的传授来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逐步具备改造世界的素质和能力。
三、课程育人的支点
课程不仅具有科学属性、文化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通过课程来育人，必然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彰显课程的社会敏感性，在社会高度关切中找寻课程育人的支点，从而实现课程的社会属性和育人功能。自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战争、疾病、毒品、经济大萧条、道德沦丧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成为教育要面对的问题，而课程则首当其冲。实现课程社会属性和育人功能的必然选择是教师要超越固化的文本课程和“文本霸权”，引导学生真实而理性地面对现实社会，提高学生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问题、疾病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突出的世界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教育更应对此有高度的关切。艾滋病、“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猪瘟疫、北美流感、新冠肺炎等疾病接踵而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育人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课程教学——对此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教师应切实克服应试主义的课程观和教学观，带着改造社会的教育情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学生终身发展的高度，培养和发展学生应对环境和疾病问题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第一，基于共生的立场，促进学生与知识的相遇。共生，不仅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共生，还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教师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知识，挖掘知识本身固有的科学价值、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实现知识对于学生生命成长的终极意义，从而确立知识的育人导向。教学需要超越，不仅要把课程知识作为对象来学习、作为符号来占有，还要追求知识对于学生的发展意义。换句话说，知识不是教学的终极目标而是教学的材料，学生的发展才是教学的根本目的。因此，教师要以价值和意义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知识，即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挖掘知识对于学生生命成长的意义，要促进知识与学生的相遇。当面对具体的学习内容或课程知识时，教师教学需要追问的不是学生知道了什么，而是懂得了什么、悟到了什么，以及是否获得了合理解决真实社会问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处世能力。
第二，基于整合的理念，渗透环境教育、公共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控教育的观念。在各门课程中合理渗透环境教育、公共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控教育的观念，是现今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提高公民素质的做法。199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就在中小学《学习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将健康教育、环境教育渗透在学科学习中”。201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颁布的《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控教育标准》中，明确提出了以整合的方式，在课程实施中渗透公共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控教育八项标准。具体如下：防控疾病与提升健康水平的观念；理解影响疾病和健康因素的能力；获得增强健康的有效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人际交往与规避和减少健康危险的能力；增强健康的决策能力；增强健康的目标定位能力；获取及增强个人健康与减少健康风险的策略及技能的能力；服务于他人、家庭和社会的健康与疾病防控的能力。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把握具体教学内容与健康和疾病防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基于整合的理念和教学方式，渗透环境教育、公共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控教育的观念。
第三，基于转化的策略，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开展健康与疾病防控的实践学习。“好”的教育，必然能引导学生过上美好的生活。教学不能仅停留于让学生获得固化的知识，还应促进知识向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转化，尤其是健康意识和生存能力。通过课程知识的学习，教师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现实社会问题，特别是因人类贪婪本性所带来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学生开展项目学习。在实践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探究社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疾病防控的行为问题、疾病防控的法律问题等，注重培养学生在健康与疾病防控方面的良好行为习惯。
重大疫情危机：让全人类共上“一节课”
作者：李广
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危机，让整个世界错愕，甚至陷入“停摆”。据各大新闻媒体报道，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6日，中国境外共有86个国家出现总计18070例新冠肺炎病例，累计死亡341例。疫情呈现全球蔓延之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指出，如果有任何国家认为本国不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侵袭，那将是一个“致命错误”，所有国家都应做好应对措施。这种病毒没有国界。整个世界瞬间被按下“暂停键”，而同时响起的则是疫情危机教育急促的上课铃声。全人类史无前例地开启了共上“一节课”的生活教育模式。
“上课”准备：这是“一节”教学计划外的、没有任何预习也无法进行准备的意外生成课。这本是教育学中探讨的专业问题，而一场重大疫情危机却让全人类以日常生活体验的方式深刻理解了生成性教学的本质内涵。非计划性、无预期性、现实应激性、专业价值凸显性、过程危险性、点名不确定性等，让每一个人毫无准备地直接面对疫情危机这“一节”沉重而非同寻常的“大课”。
“上课”时间：我们知道已经上课了，但什么时候下课，我们真的不知道。这节课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太多。也许根本就不会下课，病毒也许会永远与我们相伴。这也许就是终身学习的真正开始吧。学习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任何时候都需要学习，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只要开始学习，就有看到希望的一天，就有实现梦想的可能。只不过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危机再次强化了人类的记性，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该遗忘的，提醒我们应该敬畏什么，告知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警示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上课”地点：我们的生活情境就是我们上课的地点。你也许被隔离在家，你也许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也许正坐在桌前上网课，你也许正“逆行”在战“疫”的最前线；你也许住在高楼大厦、星级别墅，你也许就蜗居在茅舍草席间。但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危机让我们突然间意识到，学校里不一定发生真正的学习，教室里不一定有真正的思考，研究所里也未必有真正的学术，艺术殿堂也未必有真正的艺术作品，道德高地也未必有真正的圣人。只要学习，任何地点都可以上课。网上两张现代版“凿壁偷光”上网课女孩的照片，生动诠释了学习的内涵。只要有学习的心，无论何处都可以成为上课地点。真正的学习是随时随地进行的。
“上课”教师：从狭义的角度看，离开了学校空间，离开了教室场域，离开了学科平台，简言之，离开了教师所依赖的“物质”场域和“专业权力”控制，教师还拥有什么，这决定了教师的本质属性。因此说，教师本身所拥有的主体性精神资源才是决定教师之为教师的根本性因素。一场重大疫情危机，足以让众多教师束手无策，也为拥有丰富主体性精神资源的教师提供了广阔的专业平台。从广义的角度看，“师法自然”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法则，同样是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类行为的规约要求。一颗野草的生命演进史告诉我们，在自然世界里，人类甚至连与野草论短长的资格都没有。大自然永远是人类的老师。今天全人类共同上的这节课，只不过是大自然随意点击了一个被人类暂时尊称为“新冠病毒”的老师，来给大家讲一点生态法则的入门常识而已。人类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上课”学生：“这节课”并未对学生设置门槛，但全人类却都在认真地上这节课。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新冠肺炎病毒不分国界和种族，与一个国家的 ＧＤＰ 或发展水平无关。中国是较早入学的学生，起初学习不够认真。但很快意识到了不认真的后果很严重。中国这名学生一旦认真起来，取得的成绩就是骄人的。随着疫情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钟南山院士谈疫情起源时指出：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从科研角度看，“首先发现”与 “发源”不能划上等号，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疫情是来自国外。只有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有了结果，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看来，上课的学生还是非常认真的。但目前，课堂上表现最优秀的学生也只能做最慎重的答案推测。
“上课”主题：很显然，“积极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危机”已经成为当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最紧要的课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烈呼吁，现在是考验全球政治团结、技术团结和财政团结的时刻，团结是预防病毒扩散和拯救生命的唯一途径。除了对新冠病毒本身的溯源研究之外，我们更应该扩大视野，关注疫情危机应急机制及重大公共卫生疫情防控预案建设、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疫情发生后“次生灾害”研判和应对体系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政府行政治理能力提升、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提升等一系列主题内容。这些主题既需要人类社会共同应对，也将每一个个体卷入其中。疫情没有国界，同样也不分你我他。这些主题生成于现实生活情境，源于问题解决需要，超越于既定学科领域划分，反思于人类自身实践，指向未来社会发展。
“上课”方式：这节课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课，要求信息透明、数据公开、资源共享、合作应对。每一个人都不是旁观者，而是事件的亲历者，都是危机的卷入者，也是问题探究的积极参与者。任何一个人的不慎、疏忽或失范，都可能导致整节课的“溃败”与前功尽弃。在这节课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真实的、认真的、投入的。既充满对现实的好奇、疑问、质疑，乃至焦虑、愤怒甚或恐惧，同时也充满对未知的探求欲望，不断思考、推理、判断和求证。既有认知上的苦苦思索、逻辑推理与实验证明，也有情感上的或积极体验、或消极悲伤、或幸福共鸣、或休戚与共。既有行为上的主动参与、砥砺前行、共克时艰，也有意志上的坚强、抗争与义无反顾。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课堂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以探索的方式真实地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真实经历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上课”效果：上课效果，让全国人民有目共睹，而世界人民自有评价，国内国外也各有评判标准。综合多元主体评价，中国湖北省面对的是一套从未遇到过的奥赛题，难上加难，怎么答都有瑕疵甚至漏洞百出。武汉不仅要闷头儿答题，还要不停地应对各种面试难题，苦上加苦，看着让人心疼。湖北（尤其武汉）人民的抗“疫”，可谓艰苦卓绝，付出巨大牺牲与代价，但为世界抗“疫”的最终胜利赢得了时间。而浙江省则表现突出，成为“抗疫优等生”，尽管开始有些大意，但是最早解完题，并先行试探复工复产，恢复社会秩序。黑龙江省则好像考试前没睡好觉，别人都要交卷了，自己才刚写好名字，但在几道关键题上得分明显。山东省开始答得很快，左帮右帮，最后才发现试卷背面还有一道“发生在监狱的疫情”难题需要解答。亡羊补牢未必迟，吸取教训解难题。吉林省和辽宁省这“俩哥们儿”好不容易把试卷中的考题解答得差不多了，结果又出现了附加题，仔细一看，还是日韩双语版，没时间计较，接着答题。而欧美国家的考试形式相当于都是开卷答题，并且旁边还有汉语版参考答案，可欧美答题者连抄都没抄明白。还有个别学生甚至要求换题，但老师不予理睬。没有人敢说谁的试卷答得好，大家还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努力答好后面可能的歪题、偏题和怪题吧！
“上课”反思：“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没有停的、不能停的、不该停的，恰恰是从“上课”的角度对疫情、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没有反思的“教”与“学”都只是形式。因此，必须从“课”的角度来反思这场重大疫情危机中的“教”与“学”。在“教”的方面，我们忽视了疫情本身，疫情中的师生被技术二次异化。当我们在技术平台上再次回归学科教学的安全感时，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我们便假寐般忘却了疫情的真实存在。在“学”的方面，我们忽视了生活本身，疫情中的师生被功利再次扭曲。当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再次体验到点赞的成就感时，我们似乎超越了现实，我们便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了战“疫”的真实场景。当“教”和“学”再次回到“生活”这个大课堂，我们发现，我们对疫情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疫情本身。
“上课”建议：我们相信风雨过后是彩虹，我们相信冬天一定会过去。但我们也应该相信，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随时都有可能面对突如其来的类似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大危机以及新的无法预知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下一次疫情来袭时，我们是否可以挽救更多生命，如何能够把病魔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伴随这样的思考，特提出如下建议：（1）我们应该构建起“幼、小、初、高、大”一体化重大疫情危机教育课程体系，成为贯穿人的一生的学习内容；（2）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社区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与健康保护中的作用，建立起学校与社区互动的安全教育体系；（3）我们的“教”与“学”不能脱离“疫情”、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抽象存在，除了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还应该回答什么样的学习更有价值；（4）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应及早启动疫情教育博物馆的建设工程，让我们无法避免的牺牲成为下一代健康成长的精神财富；（5）开办一定数量的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在普通大学设立公共卫生与防疫学科专业。
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终将结束，但“应对疫情的大课”可能不会结束，或许将一直伴随人类，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不懈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的使命。战胜疫情，需要全世界合作；远离疫情，需要敬畏自然；避免疫情，需要反思自我。
教育要着力打开学生的公共生活“视界”
作者：刘铁芳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身边涌现出许多令人感动的“公众英雄”。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生活中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他们却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尤其是快递小哥汪勇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人也能在这场抗疫之战中举起友善之手，发出希望之光。据中国青年网报道，大年三十晚上，快递小哥汪勇偶然间看到一则求助信息——一名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急需寻车回家。在一番心理斗争后，他决定前往医院接护士回家。此后，他便主动扛起了接送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的重任。他一人忙不过来，于是将需求信息扩散出去，号召更多人志愿加入进来。他还积极地与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网约车等平台的工作人员沟通，多方共同努力解决了医护人员的出行问题。随后，他又注意到医护人员用餐难的问题，他开始寻求餐饮企业的帮助，先后联系到两家愿意免费提供盒饭的餐厅和一家愿意免费提供餐食的便利店。得知店铺在疫情防控之下被关停，他迅速制定两套方案，一边寻找速食品的供应商，一边跟政府人员沟通。他称自己为“组局”的人，是因为有众多志愿者的呼应，才一步步地建立起“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后勤中心”，不但解决了医护人员日常出行和用餐的问题，还提供修眼镜、买拖鞋、买秋衣秋裤等暖心的生活服务。
快递小哥汪勇的行动可以说是普通平民个体进入公共生活、主动承担抗疫后勤服务的典范。汪勇的先进事迹所彰显的就是作为普通人的一种公共参与姿态：从自然本心出发的偶然关怀到自觉行动，从个体生命情感的自然流动到理性精神的彰显，最终以个人行动带动公共行动，以一己之力敞亮公共空间，推进公共生活的启明。这其中蕴含了三个基本环节，并给我们的公共生活教育提供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一、普通人的公共参与姿态
（一）自然关怀：生命情感的流动
促使汪勇迈出第一步的，并非什么高大上的理由，而是最原初的生命情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同情与关怀。当他看到医护人员的求助信息久久无人回应的时候，他想到她们不得不在高强度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再步行四个小时回家，他感受到她们几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汪勇为此感到“心如刀绞”，他不忍，他在“纠结”之中唤醒了自己的道德意识，直面对他者的责任，“我不能让她们累倒在回家的路上！”打破人与人之间隔绝之境的从来不是认知，而是我们面对他人所受威胁之时的切身感受，是真真切切的痛感，对他人、民族乃至人类苦难的同情与理解，使个体敞开自我，走向他人。
（二）自觉行动：理性精神的彰显
汪勇清醒地认识到这场疫情中的每个人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如果一线的医护人员倒下了，无异于釜底抽薪，所有人都将陷入危险之中，他觉得自己必须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能做的不多，不能像她们那样在一线救死扶伤。”于是，汪勇找到了自己抗击疫情的方式，找到了自己作为公共存在的个体的价值。平时兼职网约车司机的他可以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解决医护人员的出行需求，力所能及之处，责无旁贷。显然，一个人仅仅有从自然本心出发的偶然关怀是远远不够的。若要超越自发的单纯的个人情感，切实地进入公共生活之中，偶然的生命情感就必须借由理性精神的彰显，切实提升为持续不断的自觉行动。其中最关键的两点在于：首先，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相关性，由此担负起公共责任；其次，以专业立场和专业精神，切实地寻求进入公共生活的方式。
（三）行动扩展：公共空间的启明
随着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仅靠汪勇一己之力已经无法满足医护人员的用车需求。同时，汪勇在与医护人员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外援医护人员存在用餐难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种急需解决的生活问题。汪勇超越个人行为的局限，成为了一个“组局”的人，他扩散求助信息，组建志愿者团队，与企业对接，与政府人员协调。许多人惊讶于一个普通的、没有什么资源的快递小哥，却能够一呼百应，解决了一线医护人员的生活需求，保障了抗疫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汪勇所做的事是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当个体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促进改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显现出来时，就会有更多人愿意走向公共生活，参与到公共领域的实践中。于是，有了无数志愿者爱心的汇聚，像滚雪球一般，他带动身边的人，他身边的人再带动身边的人，越聚越多，成为这场疫情中无比坚强的后盾。公共空间乃是个体与他人“共在”的空间，要进一步打开公共生活的世界，就需要和更多的人一道，以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共价值敞亮公共空间，进而影响社会。立足公共生活需要，有效敞开公共空间，带动更多人参与公共生活，推进公共生活的启明，这是汪勇不断扩展的公共行动给我们的教育提供的重要启示。
二、教育要为学生打开公共生活“视界”
个体离不开公共生活。今日的学校教育需要着力打开青少年学生的公共生活“视界”，增强青少年学生的公共认同感与公民责任感，历练公共参与的能力，培育公共生活的良好习惯，以此来激励、锻造和提升个体公共精神与公民品格。今天我们的公共生活教育决不能仅仅是灌输对象化的公共知识，而是要从三个层面充分展开：其一，创造“生命情感化育”的空间，积极敞亮个体通向公共生活世界的窗口，引导个体在更宽广的世界与他者的真实相遇中，保持开放的生命情感，把自我生命引向对他者生命乃至整个生命世界的关怀；其二，培育责任意识和理性精神，引导个体在对公共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中加深公共认知，如鲁迅所言“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在加强自我与他者相关性意识的过程中，增强公共责任感；其三，引导青少年学生从身边开始，参与周遭公共生活，在实际公共生活历练中切实提升公共关怀与公共生活实践能力，在对公共价值的追寻与实践中感受到个体生命价值的提升。“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今日学校教育需要着力为学生打开公共生活的“视界”，切实地敞亮个体公共生活视域，要把公共生活作为历练个体人性的基本空间，让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成为个体人性发展的重要阶梯。
教育者在重大疫情中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周润智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国计民生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也必将是深远的。目前，疫情虽有所缓解，但受病毒的特性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疫情尚未解除，形势依然严峻。教育部党组印发通知，要求部署统筹做好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对在线教育教学、开学准备、疫情防控工作、毕业生就业、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通知最后指出：要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推进教育系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客观而言，迄今为止，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疫情防控中的总体表现较好。广大师生均能够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积极开展疫情防控；一大批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与所在社区、村部的疫情排查及其他相关工作；在媒体披露的形形色色的“失责”“失范”行为中，几乎没见到学校领导干部或师生的踪影；在接到“停课不停学”指示并按常规理解组织网络教学，却被批评“把好经念歪”之后，我们的教师依然能够无怨无悔，继续一边学习一边探索，有序组织适合“国情、民情和网情”的网络教学。总体表现较好并不意味着就无需总结和反思。教育部党组在近期通知中要求“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提高各级各类学校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推进教育系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说明在我国防备和应对重大灾难的整体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教育不可能独善其身。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在亲身经历着这场生死攸关的重大疫情，这段日子因其刻骨铭心一定会被记忆封存，并不断反思。我们的学校和教师要面对现实，从本职工作出发，一方面积极做好当前应做之事，也要经一事长一智，全面反思自身的差距与不足，从这次疫情中积极总结经验，反思教训，补齐短板，精准施策，切实推进教育系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当下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现状和未来要求，笔者认为，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师生应积极关注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重新思考人类同自然之间的总体关系问题，确立正确的自然观；二是全面认识新冠病毒同灾难之间的关系问题，确立客观的灾难观；三是把握灾难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四是更新知识体系，掌握防备、应对灾难的必要知识以及灾难后的恢复与重建知识，确立全面的知识观。
一、确立正确的自然观——重新思考人类同自然的关系
从古至今，无论是国家生活还是学校教育，重视品德是我国一贯坚持的价值取向。“立德树人”可以视为当代教育坚持这一价值取向的真实写照。然而，正如吴康宁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学校教育中，由于系统的奠基作用，品德教育应完整渗透到个体同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同自然之间的关系两个层面，亦即社会与自然都必须同时“登场”。而事实上我国的教育却是社会的全面“占场”和自然的全面“缺场”，这是我国学校教育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对此，人们自然会推断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实然层面上品德的内涵根本就不包含人同自然的关系；另一种是虽然品德的内涵含有人同自然的关系，但位居其次，甚至是更次，因人微言轻，故难有作为。可以说，品德的内涵含有人同自然的关系已然成为一种公论和公理，因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教育管理事务中，至今未见截然相反的观点。此外，我们也能够理解，社会和自然同时“占场”并不意味着两者在品德内涵中必须“平分秋色”，但如果这种差异性已经大到不足以保全任何一方应有的价值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已然失范了。
二、确立客观的灾难观——全面认识新冠病毒同灾难之间的关系
新冠肺炎病毒是首次被发现的，它不同于以往的已知病毒，其诊治、应对乃至预防皆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的师生应从这次疫情的实际出发，根据专业人员的指导和政府的要求，做好宣传、教育和防控工作。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仅仅是人类所面临的灾难的一种而绝非全部，而教育解决的不是“一事、一时、一地、一策”的问题，而是基础和共识的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灾难非但不会减少，还会不断改换形式与面貌。因此，人类绝不能够无所敬畏和为所欲为。单从21世纪最初10余年来看，人类就经历了 SARS危机、印度洋海啸、美国卡翠娜飓风、中国汶川地震、海地地震、日本地震及核事故等重大灾难。面对丝毫不容乐观的生存环境，按照专业人员的分析，即便是世界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着“政治性”度量、“订单式驱动”和“官僚式管理”等问题，因而对灾害估计不足、应对不力。显而易见的例证就是各个国家大学里的实验室林林总总，但普遍缺少对重大灾难的研究。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教育应该关注和解决的是基础和共识的问题，因此，当下学校要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教育主题，而在未来常规教育中，应拓展到以整体灾难为主题的教育。
三、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把握灾难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从国际社会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来看，包括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任何灾难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的。此外，就灾难作用于人和社会的特征来看，既有损害的消极一面，也有促进的积极一面。前面提到的SARS、海啸、飓风、地震、核事故等灾难，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违背自然法则有关，如乱砍乱伐这样的破坏性资源开采。因此，从社会层面而言，应制定国家乃至国际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协议；从个体层面而言，应将环保意识和行为纳入日常生活考察和要求之中。灾难对于人的伤害总体上表现在生理、心理和思想三个方面，而且这三个方面往往是相互影响的。对于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教师而言，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面临着这三个方面的心理疏导和政策援助问题。譬如：解除家庭封闭生活后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适应性问题；感染病毒治愈后学生身体和心理的调适问题；失去家人后学生情感和生活的援助问题。当然，上述各级各类学校所面临的三个方面的心理疏导和政策援助自然也包括教职员工群体。此外，我们的教育还应充分发挥正面的导向功能，辩证分析灾难与人和社会之间结成的互动关系。须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灾难不断抗争、争取自身不断进步的历史。历史也表明，每一次灾难过后，个体和社会都会因受到磨炼而变得成熟起来，生存能力和发展智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确立全面的知识观——更新应对灾难的知识体系
既然灾难教育有必要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一课，各级各类学校应从自身的职能出发，全面了解这一课程的主要内容与实践要求。从个体和社会对灾难的抗击过程来看，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其划分为防灾、备灾、应对和恢复四个阶段。防灾是在灾难发生之前所实施的预防性干预，目的是为了避免灾难。备灾是在灾难发生之前实施的对于灾难应对和灾后恢复所作的准备工作。应对是在灾害发生过程中，为了减少损失和降低危害而实施的修缮、抢险和救助工作。恢复是指灾情过后回归常态、社会救助和修复基础设施等工作。在上述四个环节中，防灾备灾是前提和基础，应对是关键，恢复是目的。对于学校而言，一方面要把握抗击灾难的一般过程，并对这一过程实施的各个环节的性质、要素和基本要求有必要的认识，尤其是与学校育人这一核心职能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必须进入课堂，融入头脑，养成惯习，形成能力。目前举国上下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阶段，沉着冷静、科学面对、信息通畅、精准施策是这一阶段的关键。因此，教师在网络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应积极引导学生在学校延迟开学阶段合理安排时间，丰富日常生活，充分挖掘网络和家庭文化资源，真正做到“停课不停学，在家也发展”。
责任编辑：桑尔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