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刘庆昌

我们几乎本能地希望青少年儿童能够在灿烂的阳光下成长，这种希望既是人自身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人文精神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的体现。然而，这种希望支持下的教育很可能又无法实现人自己为教育所设定的目的。通俗地说，仅仅使教育具有体恤与肯定性的情感，在青少年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由温情呵护带来的柔弱或是任性。因此，在快乐、愉快教育思想的侧旁，从来就没有缺席过严厉和挫折教育的提醒。对于这一提醒，我们既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思维辩证的现实效果，也可以说是人性之自然对教育完整性的客观需求。把这一切转换为教育理念，即是青少年儿童的成长不仅需要阳光的哺育，同样需要逆境的磨砺。

沿着这一思路，教育者也的确禅精竭虑，他们深知逆境有激发潜力、催人奋进的功效，故而并非一味努力地使受教育者的一切变得顺遂。但由于现代教育高度的专门化和专业化，学校为学生设置“逆境”的方式也无非两种：一是教师在教学中设置问题情境，使学生置疑问难、学思结合,这自然只是局限于认知学习领域；二是有意识地举办集体性活动，如组织学生徒步拉练等，使学生在自然情境中相互砥砺、合作克难，其效果虽立竿见影，但会随活动结束而逐渐消退。同时不能否认，学生在活动中的游戏心态也会消解活动的教育价值。概言之，即使教育者能避免教育思维上的偏执，能充分运用一切“挫折”资源，这种教育也无法、当然也无须刻意避免人为设计的痕迹。

需要说明，如上言说并非我日常状态下的浮想联翩，而是尚未消退的“新冠肺炎”疫情促发的一种自然思考。对于疫情本身的性质，相关学者会做出专业判断，但对普通人来说，它就是一种随时可能切己的灾难。面对灾难，我们固然需要理性、适应及坚定的姿态，但灾难性质及其对我们心理的消极影响却不容回避。或因此异心理学专家开始了他们的咨询，教育者也开始了他们帮助学生面对和度过疫情的指导。在整个过程中，悲情与希望交织，情感与意志并举，一副充满现代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画面在严酷的灾难中闪耀出特殊的光芒。

我不能不说，疫情已经成为教育的背景，也已经成为教育的资源。

作为教育的背景，疫情无疑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消极性变化。它把人们从无须刻意关注的周围世界中绑架了出来，并迅即抛入一种异常状态。人们来不及回神，便与各种危险的明示和暗示照面，由信息引发的、从个体出发的惊奇、惊恐、忧郁情绪接踵而来。曾经的规划与希望因灾疫的阻隔，使它们的主人沮丧、失落甚或绝望，人们除了等待和静观几乎无法作为。如果教育还必须进行，其背景就是纷乱的信息与不安的情绪所合成的氛围。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不得不承受时空意义上的局促，但我们民族愈挫愈奋的精神又使局促的教育具有向上的美学特征。当我们听到“停课不停学”的讯息时，灾疫背景下的教育自信和教育者群体的教育理性，不知不觉中已传递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在改革和发展中凝成的实力。

作为教育的资源，疫情首先被教育智慧转换为考验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意志和能力的难题；其次，在应对疫情蔓延中所展开的政府决策、社会控制、医疗专家的奋战、普通百姓的自律，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社会成员认识社会、理解政府、接近科学、提升生活文明的教科书。尽管这并非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的应战，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一方面因为灾疫而失去了平常的自由，放缓甚至暂停了前进的步伐；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抗疫过程中学会了理解和自律，并真切体验到科学与人文之于我们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任何灾难都不是为了使人收获教益而来临，但能从灾难中得到提升则是人之为万物灵长的重要标志。

病毒的出现、蔓延、肆虐和消亡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某种意义上的自然。坚毅的人们伴随着春天到来的步伐，将使灾疫最终成为历史。当大地万紫千红、生机盎然的时候，我们今日所经历的一切必将凝结为心灵的故事和生活的哲理，它们升华着苦难与坚韧，也承载着反思与进步。杜威曾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反过来说“生活即教育”。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则可以说：生活既是教育的背景，也是教育的资源。平常的生活养成平常的人；不平常的生活锻造不平常的人。在不速而至的病毒面前，我们以理性的自信，化灾难为资源，那灾难也就成为个人和社会文明共进的阶梯！

责任编辑：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