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4期 作者：李芒 张华阳
摘 要：新冠病毒使教育出现了“师生分离”“师校分离”“生校分离”“生生分离”的情况，致使师生与教育技术工作者身陷囹圄。但同时，也使得教育工作者有机会在“极端性”情形下思考与实施分离式教育。通过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转化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能够帮助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疫情带来的教学异常、认识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把握衍生的教育意义、理解如何使用工具等重大问题，使教育工作者利用非常时期的强刺激，能够更加现实、冷静和科学地领悟课程、线上教学、学生、教师、工具、家长以及工作方式等各教育要素，理解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以及抗疫期间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刻，教育必须抓住“疫赐之机”，善于化危为机，实现祸福之转化，做到实现特定教育目标，赋予师生思考空间，使家庭成员获得久违的亲情体验，丰富学生学习方式，促进教师角色修炼，认识学校的社会性价值，培育学生科学精神。教育工作者务必认识到遵循工具的适度性、精准性、简单性原则。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类教学活动在抗疫期间过度另类化，才能避免人类被工具所奴役。
关键词：新冠疫情；分离式教育；教学观；教育技术
凡遇重大历史事件，才能真正考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包括思维水平、判断能力和现代化治理能力。这次“新毒”的肆虐，给教育造成了巨大困难，然而，中国教育界因此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斗争精神和抗压动力。同时，自上而下也显现出民族整体性的知识、认识、思考与能力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诚心反思。在“师生分离”“师校分离”“生校分离”“生生分离”为表征的极端性教学分离状态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采用基于网络技术的在线方式进行教学。信息技术在骤然间晋升为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并且真正发挥了重大的教学作用。充分体现出特殊学科在特殊时期一定能够发挥特殊作用的基本规律，教育技术终于迎来了一次施展才华的大考。然而，由于教育是人类的活动，学习是人类的天性，交流是人类学习的天性，面对面则是人类交流的天性。因此，大规模的、全方位的、过猛之极的、单枪匹马式的线上教学，一定会出现负面效应，暴露了线上教学之短，进而引发了课程与教学之外的社会性消极体验，使得学生、家长、教师对线上学习产生抗拒。这就再一次提示人们，必须超越工具层面，树立正确的大教育观，善于化危为机，实现祸福之转化。发现、分析、转化与解决分离式教育所附带的问题，是教育技术工作者必须应对的难题。为此，笔者于2020年1月26日向全国教育技术界同仁发出了为人民做些什么的倡议，希望教育技术学科在关键时刻能够持危扶颠。作为身怀绝技的学科，面对目前教学的真困难，应该为大中小学出技术，出方案，将学生的学习损失降至最低。教育领域抗击疫情的重任就将落在教育技术学科的肩膀上。
一、疫情给教育带来的教学异常
教育部于2020年1月29日针对教育领域出现的“四分离”教学的异常现象，指示全国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教师必须在特定的束缚条件下进行有效教学。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教学理念和线上教学理论的指引，有些地区急于求成，简单化处置，在寒假内就开展了过量的直播或录播的网上教学，出现了线上满堂灌、强制性教学打卡等现象，使得学生、教师、家长产生厌烦、疏离甚至痛苦的负面情绪。对学生而言，在情绪上抵触假期学习，在行为上反感软件控制，在心态上可谓怨气十足，甚至以网络延迟、设备故障为由拖延学习，一提问就闭麦，上课躺被窝（甚至躺在被窝里欣赏体育老师做示范动作）、吃零食，玩游戏，还有学生看教师的独角戏热闹。对教师而言，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增。不顺畅的网络、蹩脚的教学平台、陌生的工具、对自身网络形象的焦虑以及专业水平都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致使部分教师对线上教学能否取得理想效果产生质疑。在这次网络教学的大试验中，家长充当了坚决的反对派。家长自身在这个非常时期，本就在内心充满了对疫情的焦虑、烦躁与紧张，有的家长战斗在一线抗击疫情无暇顾及孩子，也无法钻研直播软件，购买打印机打印教材和作业，有的家长担心孩子的视力受损以及患上网瘾症。家长在“弯道超车”想法的驱使下，对孩子百般担忧，只得被动跟风。终于，他们长期积蓄的对教学任务转嫁家长端的反感在此刻被彻底引爆。
在此时此刻，教育技术工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发展历程的担当者和实验家。洞见了实时出现的教育实践问题，则应该充分系统地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为历史留下能够触及真相的证言，并促使人们终将解决这些问题，也许还能进一步获得不期然的成效。
二、产生不和谐音符的主要原因
常识通常被看作人所共知的事实或是一些简单而基本的事实知识，而另一则意思是在于这些基本事实中所包含的道理[1]。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提出“常识者，谓普通学识，人人所必当知者也，夫非谓一物不知而引以为耻也，又非谓穷学理之邃奥、析同异于豪芒也”[2]。由此可以看出，正是缺乏必备的常识而导致了对规律的僭越。因此，应回归常识，以“无知之知”促有知。同时，教育是关涉我国亿万之众，影响千家万户，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活动，不能草率地、轻易地作出决定，否则会好心办坏事。正确理解课程、线上教学、学生、教师、工具、家长以及工作方式，并以此框架反思“在疫教育”，才能进而在常识的基础上发挥教育专长。
第一，缺乏对课程的深刻理解。如何正确认识“停课不停学”则成为特殊时刻去乱求正的关键问题。必须明确，停的是学校的课，停的是在校的教与学。而没有了学校的课，并非没有了教育；没有了学校的课，也并非没有了学习。学生不去学校上课，并非一定要将学校教育体系使用网络技术搬家到家庭。由于受“你讲我听”模式的长期影响，教学的想象力与空间感严重缺失，缺乏对课程教学的多样性、灵活性和丰富性的认识，没有按照分离的方式设计教学。所有学科的课程都能使用网络进行教学，即便是劳动课和体育课也同样可以使用网络教学。但是，必须按照学科特征重新设计教学方案，包括目标、内容、方式等的变化。由于教育工作者的控制欲念过强，将所有的教育活动都试图使用“课”的概念规统。例如此刻的亲子互动就不易被称为在“家庭课堂”中上亲子课程。
第二，没有正确把握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辩证关系。分离式教法作为解决特殊教学问题的特殊方式，在特殊时期，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替代策。具有本源性障碍的分离式教法无力与面对面教学实质等效，因此不能按照平时的教学预期设计教学目标，同时也不能照搬平时的教学策略，教师也不必利用一切手段追求与面授相同的教学效果。因为，人类的教育活动是全方位的，人类学习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教学也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运动整体而具有对立统一规律，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观点看待线上线下学习。笔者提出整体论的观点来看待线上线下教学，并以此反对对立论。整体论认为现实世界与赛博空间是处于同一维度的人类社会整体，赛博空间并未超出人类的价值、规则、观念，不存在所谓的虚拟世界，网络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进而，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并无本质区别，线上教学没有改变教学的本质，同时，也没有改变教育和学习的本质，只是外在因素诸如教学方法手段有所区别。因此，不存在纯粹的线上学习，网络只是一个学习工具，线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大量的学习活动在线下完成。那么，什么活动在线下？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思考、体验、感知、行为在线下，作为个体所处的不同环境也在线下。由此可见，线下的行为最为关键。因此，线下学习是人的根本性学习形态，没有了线下学习就没有线上学习，线下学习是线上学习的基础。可以说，不存在纯粹的线上学习，但一定存在纯粹的线下学习。为取得理想的分离式教育效果，需要注入参与、交流与作品化三大要素。其中，参与是教学活动的基本保障，交流是学习的基本规律，学习成果作品化是实现能力转化的必要条件。
第三，缺乏一种以学习者为出发点的意识，没有考虑学生的四大差异。一是学段差异。年级越低，越不适合线上学习。其根源在于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学习意愿、学习姿态、学习纪律、意志品质等还未获得与线上教学相适应的发展。二是学习风格存在差异。由于存在外控性与内控性、场依存与场独立等不同的学习风格，进而，学生对于看书、上网、听教师讲等学习行为必然有不同的偏好。有学生热爱书本、热爱教师而拒斥冰冷的网络，必然也有学生存在网络学习恐惧症。三是自我教育力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我控制力，自我控制不仅要控制自己的情感、需求以及行动，另外要积极地完成自己制定的计划，持续性地努力。因此，它包含着控制自己的行为与促进自己的行为两个方面。自我控制实际上是作为主体的自己来控制作为客体的自己。作为主体的自己是指作为认识主体的自己，即观察者，而作为客体的自己是作为意识对象的自己，是被观察者。四是学习任务存在差异。例如，初三与高三的学生面临升学压力，因此，备考生必须按照考试策略学习，必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刷题就刷题。在此，笔者提出两大关键课题，如何克服学生对线上学习的消极体验？如何保证学生长时间的进行线上学习？
进而言之，教育工作者也不必杞人忧天，孩子们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孤独与无助，疫情为学生留下了也许是学生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在闷守中，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愉快、奔放，学生恰恰可以借此远离问题学校或问题教师的无聊教育。简而言之，考察学生对学校教育的向心力，可将学生分为趋近型与回避型。趋近型学生可以在学校找到自己的尊严、成就感、情感归宿，而回避型学生在学校中大多体验的是痛苦、郁闷、紧张，有些学生被分数长期压制，终于能够逃出樊笼，在家里获得了久违的尊严。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生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主体性，已无处可藏，学生的思想、精神、情感、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正式教育的监控之下，早已形成了极强的逆反心理，有必要为学生留出最后的抚慰心灵和养护羽毛之处。
第四，教师对分离式教育产生倦怠感，这是教师职业倦怠在疫情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教师的职业倦怠往往受经济收入、工作待遇、工作量、教师专业发展等因素影响[3]。然而，在抗疫阶段，教师产生倦怠感有三大原因。一是教师的技术能力严重不足。数十年来，针对提升广大教师教育信息技术能力的培训可谓是扬铃打鼓。国家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财力，众多培训主体付出了巨大的启蒙式心血和执着，同时，作为教学主导的教师在多元化价值观的驱动下也焚膏继畧，所谓“孔席不暇暖”。然而，当分离式教育真正需要信息技术能力发挥作用之际，却显示出有教师在无能为力状态下的不知所措，甚至有教师因此而殉职。由此可见，培训付出与培训效果存在剪刀差。因此，我们必须反思以往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的低效性、无效性与虚假性，教师非但没能学有所获反而学有所“失”。失去了正确的教学观念与立场，失去了正常的教学节奏，失去了暗和教学基本规律的教学方法。由于“三失去”，使得教师的意识、精神、思维等要素僵直化、单一化、混沌化。二是有教师对线上教学存在疑虑。究其原因，由工作量急剧增加所引起的反感态度是表层原因，而关键在于教师并不认为实施高强度的线上教学等同于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此外，教师运用网络的表达力不同，并非各个教师是网红。然而，教育不等同于授课。因此，教师除运用网络授课之外还应该使用网络与学生进行真正的教育对话。其实，有教师反感的深层原因在于教师的社会地位尚需提升。因而，有教师教育理想淡漠[4]，进取心不足，甚至怨声载道。三是由于教学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教师的不适感，是一件十分正常的现象。教师大可不必过于焦虑，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与教师发展是长期的演变过程。同时，教师不能与信息时代作对，应顺势而为。对教师而言，新与旧的方式具有同等的重要价值，所有教学方法都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有用性，不存在教学方式的颠覆式革命。同时，不存在脱离了具体的教学条件、场域、问题的万能教学方式，教学方式大家族中的每一种方式都是彼此平等的。目前，存在严重的教学方法歧视现象，进而引起了更加严重的教育问题一一教师人格歧视。再者，平时用得少致使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不足，到了非常时期则显得力不从心，而平时用得少与此时离不开都是实事求是的顺势而为。
第五，由于工具唱主角，站到了前台，致使教学的主次关系错位。在教学过程中，决定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核心要素是教师、学生以及教学观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等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教学工具则是可选择的支持性要素而非决定因素。工具单枪匹马式的冒进，无助于有效教学的实现，甚至会起到彻底摧毁学习活动的作用。当教育面对“四分离”时，人类不得不将学校教育的可能性托付于本是作为教学配角的教学工具，却忽略了工具并肩负不起人类心向往之的教学效果，在发挥了网络技术绝对优势的同时却也集中而大量地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这正迎合了时空接近性原则揭示出的心理距离与物理距离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基本原理[5]，不可小觑这个距离性约束条件，物理距离远，必然会影响到心理距离。网络带来的具有缺陷性的残差信息无法企及面对面所能提供的完全性信息，网络也就无法带来教育所必须的全息刺激。如何认识教学中的人与工具的关系？人在平时的健康状态中根本感受不到自身内部器官的存在，只有某些器官发生病变而出现疼痛感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同理，信息技术之于教师也应是浑然一体的状态，正如黑板已经彻底消隐在师生教学活动之中那样，教师不必为使用工具而投入更多的教学注意力。这种完美适恰使得教师得以避免消耗认知资源而实现心理学意义上的自动化教学。相反，一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强烈地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存在，必然会使教师无法潜心专注学习者、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进而会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干扰教学思路。技术终将消隐，凡是需要进行应用培训的学习平台都是没有生命力的[6]，凡是具备强烈真实需求的教学工具是不需要宣传的。由此看来，工具的最高境界是隐身，在社会层面上，教育是后盾[7]，在教育层面上，教育技术是后盾，所以教育技术工作者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忍者”，成为无名英雄。
第六，扭曲家长角色，家校矛盾激化。长期以来，家校冲突集中于家长与教师双方对彼此角色的期望不同以及对处事公平存在争议[8]，由于教师常做些无用功致使工作过于繁重，使得教师不得不将家长作为学校的助教，实际上是将家长作为奴隶强迫其从事学校教育中本应归属教师的教学任务。因此，家长们早已处于敢怒不敢言的强忍状态。由于疫情的影响，家长本可借此机会以家长视角全面地看待学生，然而，学校通过网络在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向家庭传输学校教育体系中的课程，又将家长圈回做题的应试战场，直接将家长变成陪读，辅导学生做那些“难偏扯怪”的题目。然而此时正是新冠肆虐之时，有家长正肩负着抗击病毒的社会重任，有家长正挑起数倍于平日的沉重家庭负担，家长的情绪正处于极度忧虑与紧张之中，正需减负。然而，教育却在此时相背而行，未能充分考虑家庭的经济水平、文化基础与社会分工，混淆教育与学校教育、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差异，进一步激化家校矛盾、亲子矛盾与家庭矛盾。在家庭中，最重要的是放松心态，健强体魄，亲子聊天，帮助父母干家务。
第七，未能把握疫情期间的社会主要矛盾，错以本位主义出发开展教学工作。本位主义者被认为缺乏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考虑问题时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判断做事方式的利弊得失。在非常时期，教育的本位主义是指只考虑如何克服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难而忽视了社会其它要素，忽视了教育只是人类社会的活动之一。由于教育以本位主义出发，忽略了此刻的社会主要矛盾，用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待疫情、社会及教育问题，没有把握住教育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对教育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此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病毒的矛盾，中心任务与主要工作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抗击病毒。社会制约着教育，同时教育对社会具有反作用，因此，一切活动都必须为抗击疫情服务。一旦主要矛盾解决，教育的正常化必然是随之而来、自然发生的事情。“一刀切”，简单化的工作方式，使得分离式教育出现了以网络灌输替代传统灌输，假期在线上课，长时间、大容量，排山倒海、泰山压顶之势的教学，所有课程都看视频等教学，彻底暴露出工作作风、心理素质、智力、治理能力等多方面问题。此刻的线上教育要补位，别越位，优施不如优师[9]。这也正如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所强调的，坚决反对线上满堂灌，不得集体上新课。教师要加强线下指导，帮助学生线下学习[10]。因此，抗“疫”的教学总原则应遵循实事求是，并同时遵循顺势而为、对症下药的原则，不可强弩之末，急功近利，筑室道谋。
在此次疫情中，笔者发现教育技术的主要贡献为基于现有的公司性教学产品，所进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媒体选择与应用，基于分离式的教学策略的支持，重点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但缺少工具性产品的供给。可见，教育技术被视为保障分离式教育的关键力量。然而，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11]。教育技术的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已经发生转化[12]，因此，教育技术必须超越“做到”的事务性学格，才能逾越技术所限的利害关系，才能使得学科研究适宜地走在教育的根本路线上，才能有望服务于人类所面临的真实的教育难题。
三、“疫赐之机”衍生的教育意义
教育学者不能像医务人员那样治病救人，也不能如建筑工人那样以神速建造病房，更不能像官员那样调动千军万马，我们的使命与职责则是出主意想办法，为事件寻找意义。人类社会的任何活动和现象所留下的痕迹都不可能自动地具有意义，赋予世界以意义，这是学者需要做的事情[13]。如果对待事物采取不假思索、人云亦云的态度，那么，人类将永远平庸。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14]。由此，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任何事物都具有教育性。在疫情之中，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自立、自忍、自强的品格。教育工作者更要在此刻正确认识此“疫赐之机”，变压力为动力、变坏事为好事，释放教育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15]。
第一，疫情更有利于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丰富的、变化的、多样的，教学目标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从本质上来看，疫情是一场从公共卫生领域波及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和教育等领域的重大公共危机和社会危机[16]。虽然疫情带来危机，但它为实现学会自律、抵制人类中心主义、树立健康的生命观等教学目标提供了机会。首先，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可以唤醒内隐的高度自觉，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恐惧和焦虑，进而产生必须消除恐惧的意志。因为人类具有本能的危机反应。那么，疫情使人产生恐惧感，学生必然试图消除恐惧，而自律是消除恐惧的条件，只有自律才能获得安全感。恐惧客观上给了学生压力，有了压力才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自律的精神、意识和能力。戴口罩、少出门、不聚集、不传谣等就是具体的教育内容，以此完成促进中华民族学会自律、保持自律的艰巨任务。并且，必须帮助学生建立“必须畏惧的事物”的敬畏之心，以及告知学生，人们不断地创造发明也是克服恐惧感的方略。教育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消除恐惧的过程中，利用恐惧实现教育目的。其次，疫情告诉人们，人类并非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决不能自诩为地球的王者[17]。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8]。一直以来，人定胜天被理解为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为代表的数部词典都将人定胜天解释为人力能够战胜自然[19]，并以此为口号鼓动大众向自然宣战。然而，该词最早出自《逸周书・文传》，其真正的含义是人要定下来，才能讲修禅定生成智慧，才可以胜天。由此可见，人不可能战胜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负面性使得人淡化自然界的利益，以致于人与其它生物、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破碎，引发了全球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严重问题。因此，通过教育使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以新的价值观认识自然，才能以协调、绿色的发展理念与自然和谐共处[20]。再次，生命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疫情对人类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而人类的生命是思想、精神及力量之源，没有生命就没有任何人类社会活动。由此，面对疫情，生存才是第一需求，生命价值的彰显需要以生命的健康为前提。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中曾提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21],孔子要求弟子维护生命健康，并且在此基础上才能追求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可见，生命权的把握属于人的主体性作用范畴，人的生命权只属于自己而非他者。唯有人重视自己的生命，才能珍爱他人的生命、人类的生命，才能树立健康的生命观。
第二，疫情使得师生获得来之不易的“闲暇”，获得独立的思考空间。虽然物理空间变小了，但思考的空间却变大了。亚里士多德曾提出闲暇的概念，他认为闲暇意味着可支配的时间以及不受束缚。只有这种不受拘束才能使人们有时间沉思，从而获得真正的快乐。旧时，只有少数不为生计担忧的精英分子才能享受这种快乐。然而，技术的发展并未使得人获得这种快乐与解放，反而使得人受其控制与束缚。疫情在此刻反而使得人短暂地脱离于这种束缚。然而，闲暇并非懒惰，闲暇时需要爱智慧，爱智慧包含最纯净、持久的快乐[22]。牛顿曾在疫情期间获得闲暇，从而发明了微积分，完成了光分解的实验分析，以及万有引力的开创性工作，在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第三，疫情为情感的深度交流与互动提供良机。家庭成员获得久违的亲情体验。亲情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对双亲、亲属、家庭最本真、最原始、最永恒、最无私的自然感情，是善心、爱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23]。因此，美好的亲情是家长与孩子心灵上沟通与理解的坚实基础与最佳途径，对建构孩子价值观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现代化的狂野发展使得现代人过于忙碌，进而影响家庭的亲情互动，从而减少了体验亲情的时间，淡化了亲情的价值。疫情却使得孩子与父母得以长时间地相互对视与对话，其意义与价值或许不亚于教室中的学习。
第四，学生的学习域得以无限扩展，同时增强了学生对学习方式的自主选择性。非升学阶段的学生少做几道徒劳无益的考试练习题，并无关大局。原本难以落实的学习内容得以实践，学生可以在家练字、画画、跳舞、做饭、洗衣、整理内务、看杂书。睡个囫囵觉也是教育。同时，学生也可以进行自主学习，项目、问题、任务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深度能动学习。因此，学习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对象、目的、手段、功用，学习不再受限于特定的域，一些具有模糊性、间接性、宽泛性的学习意义也因此产生。疫情使得学生可以在不受束缚中逐渐认识自我，使得学生的主体力量得以发挥，产生对生命的认识并以此修身养性[24]。学生的学成为了主动的学，智识的学，并在这种学习之中获得自由。
第五，疫情赋予教师修炼和体验新角色的机会。此刻的教育正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社会状态下，教师正在亲历一场复杂的、惊心动魄的人类实践活动。疫情使得教师的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在短时间内大面积、多层次地获得提升。然而，工具只是教师此刻修炼的一项内容，正如赵勇教授所言，教师还应该从关注知识和教学法，转而关注自身角色向共同体领导人、项目主持人、咨询师以及资源提供者转变。真正的卓越教师会主动采取过滤隔离的方式，拒绝把线下教学的“恶”带到线上来，使师生真正能够体验到现代教学理念中的教学活动，真正体验到信息技术带给学生的善与美。只有这样的卓越教师，才能养成认识教育的整体观、大局观以及宽广的视野，避免教师落入所教单一学科片面性的窠臼。
第六，疫情有助于师生认识学校的社会性价值。病毒使教学从实体学校移至网络空间，使得师生迎接教学挑战。这种挑战使教育形式呈现为一个众多网络节点相连接的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取代现实的人际接触，似乎伊万•伊利奇去学校化的妄想成为了现实[25]。然而，事实却无情地证明，病毒非但没能使去学校化的教育受人推崇，反而加强了师生回归学校这一实体的强烈渴求。因为社会性是人的本性西，学校不仅是培养社会性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人的本性[26]。由此可见，在实体环境中发生的学习才最有利于人的成长。然而，许多教师已经体验到了在家教学的舒适，期待将应急策变为日常策。如若这般，由学生聚集产生的社会性教育作用将被破坏，从而使得认知、情感、能力以及品德、意识形态等具有社会性的教学目标难以达成。网络教学无法达到以人群为手段、学生共处的教学效果。所以，师生需要见面，需要回到实体学校，回到班级，回到教师身边。从个体教育发展为集体教育、从家庭走入学校是人类现代教育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学校教育更相似于人类社会的状态，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要求。培养具有社会性的人必须采用社会性的方法。
第七，疫情提供了培育学生科学精神的机会。在疫情面前，网络谣言甚嚣尘上，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们若是没有质疑批判的精神、意识和勇气，便极有可能被虚假信息污染。科学不是正确的代名词，科学的本质是质疑，科学的宗旨是求真。因此，科学精神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有助于人识别、质疑、不轻信的思维前提，对现实提供理性表达、针眨时弊、勇于探索的行为基础。华夏民族长期以来只重视应用技术，而对背后的道理却漠然处之。科学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分，科学是一个连续的发展体，从斗争哲学出发，科学是有国界的，科学也受意识形态影响，科学研究也有禁区。另外，科学是主干，技术是枝叶，科学产生技术。因此，没有科学体系，没有正确的科学观及科学方法，就没有新技术的产生和有效应用。教师可以利用疫情培养学生刨根问底的能力，提倡对真理的自由探索，提倡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态度，鼓励创新进取。
教育技术不仅具有丰富的技术性，同时更具有教育性与人文性。由此，教育技术工作者在疫情面前要站在教育的视野转化矛盾，同时发挥教育技术的先进性。这种先进不只是工具的先进，方法的先进，更是理念的先进[27]。进而，唯有把握正确的先进方向，教育技术才能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才能因祸得福而非每况愈下。
四、大道至简的工具使用理念
技术问题不能仅依靠技术来解决，教育技术问题同样不能只依赖技术来解决，大教育问题，更不能依靠技术来解决。进而，教育工作者务必要认识到“以机器为中心”代替“以教师为中心”，就会陷入避坑落井的尴尬境地，从而为学生和家长构建更为精准的“全景式监狱”[28]。因此，工具始终只是行科技之用从旁辅助教师的器具，而器具的发挥与使用则需要教师观照的认识与审视。人类的教育活动不只是技术独立的自然运动过程，技术作为单独元素不可能自动地发挥教育功能，而必须由人类设计策略并发动，由人类提出有效路径。观照是观察照见一切实相真理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可以指引教师认识一切事物，包括工具的认识与使用，以达到少即多、小即大、精即全、空即色的正觉。
教师使用工具应符合适度性、精准性、简单性原则。适度性原则要求教师有节制地使用工具，这也有助于减轻工具给教师带来的情感障碍、心理障碍，放弃乌托邦式的完美工具幻想。精准性原则旨在教师适宜地使用工具解决特定问题，相反则会导致恶果，正所谓“有病乱吃药，是药三分毒”。简单性原则指引教师手头上有什么就用什么，习惯用什么就用什么，应选择最简单的工具，最简单的也是最稳定的与最可控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往往是最简单的，一个按钮与一百个按钮的实用性显而易见。通过对目前防控状况的分析，我们发现，目前防控新冠病毒所取得的成果是防控对策的胜利，面对公共卫生领域所发生的危机，加强了联防联控，采取了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的防控措施，确立了以对策为主而不是以高科技为主的国家战略思想，提出了不出门、不聚集、
“封城封村”等具体的做法。这些看似略显笨拙、简单、低成本的方法却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方法。由以上防控的创举以及同胞的生命所换来的经验对教育技术工作者而言具有发人深省的启发意义。解决问题最核心的要素是人的大脑所产生的意识，是想出的办法与对策，而不能把宝押在工具上。也许简单的工具未必是高大上的，未必符合所谓“智慧教室”的标准。然而，教师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的教学实践才闪烁着真正的教学智慧与创新的光辉。正值社会紧缩银根之际，倡导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节俭理念恰逢其时。工具的发展伴随问题的解决与再次出现，工具的演进是不断积累、不断迭代的持续性过程。因此，新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便利性与风险性的共存，还需教师把握好追求之度，墨守成规与盲目追新都不可取。同时，教师并非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必要成为技术专家。教师需要持有
“Have to”的思维方式，在不得不用的情况下使用教学工具才能行之有效。即便是不得不用，也未必能够取得理想效果，这也许便是人类教育的魅力所在。
教育技术需要灵活多变，灵活意味着强烈的选择性与动态性。具备选择性的教育技术能够帮助教师从工具桎梏之中解放出来，使得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类精神活动。具备动态性的教育技术促使师生能够意识到教育实践是在具体活动、情境、事件中发生并不断演变的。唯有如此，教育技术才能以变化、发展的眼光发现、认识、转化、解决教育难题。
五、结语
对于教育科技代言人的教育技术学科而言，并非只有网络一种表现形式，教育技术同样可以在教育的实体场域中大有作为。在平时教学中，不必过度宣扬线上教学，过激的线上教学不是人类教育的未来，人类不会真正产生因信息技术用于教学的教育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教育技术，此时正是展现学科价值的最恰时机。同时也给教育技术平添了更大的社会责任，学者的每一句话都应在理性、冷静、客观的心态下提出，特别是对未来的预测应慎而又慎，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对于不能谈论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29]，激情与高调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激情不是可操作性的方案，未经理性审视的情绪化观点极易具有误导性。任何学习方式都有倦怠之时，任何学习方式都有低效之果，因此要承认并坦然接受教学中必然存在的不完美，才能放平心态。教育技术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为了数据而数据[30]，强行将手段变成目的。从历史的维度看，教育技术应未雨绸缪，对分离式教育进行系统、整体、长期的研究，以备不时之需，不可再犯手忙脚乱之错。唯有区分手段与目的，才能将教育技术引向遵循教育规律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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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ndom Talk on Teaching During the Epidemic
Li Mang, Zhang Huayang
Abstract：The new crown virus has caused the situation of "separ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eparation of teachers and schools", "separation of students and schools", and ''separation of students and students” in educ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gives educators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and implement separate education in "extreme" situations. By discovering, recognizing, transform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we can help educators think about major issues such as the teaching anomalie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understand the main causes of discord, grasp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derived and understand how to use tools. Educators can use the strong stimulus in the extraordinary period to understand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courses, online teaching, students, teachers, tools, parents,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and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society during the epidemic. At this moment, education must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epidemic, turn crisis into opportunit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od and bad, achieve specific education goals, giv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pace to think, and enable family members to have a long-lost family experience, enrich student learning methods,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 roles, recognize the social value of school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spiri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void the excessive alternative of human teaching activitie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can prevent human beings from being enslaved by tools.
Key words：COVID-19; separate education; teaching concep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责任编辑：李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