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吴轲威 黄军伟

摘 要：共同体意识建构是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奠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指引，是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成为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德育新课题。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中，审视共同体意识建构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德育的核心取向，从求真、向善、尚美三维向度予以德育澄明，以培育表达共同体为媒介，以铸牢民族共同体为动力，以发展生命共同体为着力点系统建构共同体意识，为应对重大疫情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与精神支撑。

关键词：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思想；重大疫情；德育

2020年年初，武汉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并迅速在全国蔓延，中华民族在抗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向心力、责任感令人振奋。理论的每一次进步，既来自于学科或理论自身的反思与批判，也得益于实践的助推。重大疫情应对亦是如此。审视共同体意识建构在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德育核心取向和多重向度，对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层次的哲学追问和学理论证，具有深刻的内在价值与现实指向。共同体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发展历程经历了由自然形成的“原始共同体”到现代意义的“当代共同体”。在应对重大疫情中不仅需要依靠共同体来满足各种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通过融入共同体来满足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等精神需求，还需要努力建构、寻找和研究共同体，这也是德育的一个新课题。

一、德育视域下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合理性论证

（一）理论奠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的共同体范式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思考和呈现的，是马克思理解人类历史的重要概念之一。马克思创新性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由此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在实质上，是指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真正的共同体”中自由个性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以此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最高追求和终极目标。《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真正诞生，而且最早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和“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它否定了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共同体，并初步拟定了真正共同体的雏形。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当代共同体建构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如同“自由人的联合体”一样，并非单纯的认知性、描述性和实证性的命题，其中蕴含着应然的理想诉求，而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性体现和实现路径，是共同体思想的最高价值旨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既为全球治理、世界秩序规范、国际法治理念、人类共同价值等提供了中国方案，也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探讨共同体意识的德育生成意蕴，是一个旨在回答当前应对重大疫情应该怎么办的实践课题与现实任务。

（二）内涵界定：共同体意识的德育生成

共同体意识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发展，从超越性视角澄明人的最终指向。人类历史是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着的个人的历史，只有能动的现实的人才是构成共同体的真正主体。培育与建构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以人的发展需求为目标，澄清“善”的指向，在人的能力全面提升中激发个体的主体自觉，使其能够自觉扬弃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异化，自由自觉地追求个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满状态。

因此，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作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德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予以审视和思考。离开共同体意识，任何封闭的、孤立的、局部的思想与行为，都难以使疫情防控真正取得实效。可以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拓展了德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视野。德育中的共同体意识建构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引，在价值取向、人生追求、道德信仰、世界观念等相互一致的基础上，以实现共同的德育目标为根本目的，本着互惠互利、多元合作、资源共享这一基本准则，以多场域为媒介相互作用、共同参与，通过对受教育者施加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影响，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教育，使其体验到归属感，以促进他们在道德认知、情感和实践能力等方面不断建构和提升的教育活动。

（三）耦合互动：德育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关联互通

德育是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是在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把德育理想变成现实、超越现实的过程。^[2]在应然层面，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是德育有效性范式转换的必然选择，二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德育与共同体意识建构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耦合互动、关联互通。

德育与共同体意识建构二者都具有两个基本要素，即目标内容的同一性与良性互动关系的同一性。一方面，二者都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体现，都需要“共同”的指向，不仅包含共同的价值取向、人生追求、道德信仰、世界观念，还包含基于“意义建构”的共同目标。共同目标既是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德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共同体意识的建构需要从一个更高远、更宏大的视界去观照德育目标。在共同体中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与获得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3]另一方面，德育是社会的产物，不是孤立的存在，共同体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并结合为一体而存在。在共同体意识建构中，以德育主体为主导，通过生活、校园、网络等多个场域中的良性互动，实践、角色、团体等多种路径综合影响、和谐共生，以此推动德育功能达至理想的状态。

二、共同体意识三维向度的德育澄明

当代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奠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指引，是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视角看，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投射；从实践视角看，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具有深刻的内在价值与现实指向。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为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德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自觉理性的建构过程，要求德育从3个向度加以澄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关键内涵与本质要求。

（一）求真之维

一般意义来说，德育的主要任务是引领受教育者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其目的是养成受教育者对真善美的内在素质，用以充实现实的人，实现人的意识变革。这就决定了“真”的必要性。一是在真善美的价值体系结构中，“真”具有决定性和基础性意义，人们对“善”“美”的无尽追求都是建立在对“真”的把握基础之上，也就是以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作为基础。很难想象一个道德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错乱的人，能具有正确的道德和审美心理，会做出求善求美的举动，会养成良好的道德判断和审美评价能力^[4]。二是共同体意识的建构需要符合客观事实，遵循真理的尺度。德育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三是共同体意识的建构通过总体性视域全方位把握其本质特征，即在时间上具有全程性、在空间上具有全域性、在力量上具有全员性，这就需要明确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特殊时期，理解受教育者的社会历史性与特殊性，打破共同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疏离的局面，实现良性互动，在实践中培育受教育者自为的主体性，在建构与消解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抓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本质，消解现实中存在的异质化现象。

（二）向善之维

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必然要求形成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共同体意识建构需要主客体在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体现共同的价值关系，所坚持的价值取向必须在不同发展时期有所不同，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注入新的内涵，而“向善”则是其应当确立的共同价值取向。因为“道德作为实践精神，首要表现为一种价值，它是道德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5]。在向善的求索中，首先，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取向。共同体意识的建构首要目的是追求“善”的实现，建构过程是“善”的体现，是以历史为尺度，确立并运用人的尺度，关注人的生活世界，树立人的自主意识并共同承担责任。其次，确立“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导价值取向。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不仅注重向受教育者灌输先进理论和道德思想，还要让“人”回到道德教育，让“人是目的”成为德育的基本原则，打破“道德人”“经济人”“工具人”的囚牢，关注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平等，以人的方式把握人、尊重人、教育人，使人的“活性”因子得以激发，人的生命意识、思想意识得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既定的存在物，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着眼于完满的人，在建构与消解中实现共同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认同，推动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三）尚美之维

基于美学或审美的视角来把握共同体意识及其建构活动，是一个基本的维度。在真善美中，“美”是最难求得的。美既包含真理和善行，又高于真理和善行。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从尚美之维来说，就表现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过程及结果。审美实践揭示出人在求真、向善过程中，不断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而趋向自由的无限生成本性与生命境界^[6]。黑格尔指出，“如果我们把自由看成必然性的抽象的对立面，那么，这就是单纯的自由概念。反之，真正的理性的自由概念便包含着被扬弃了的必然性在自身内”^[7]，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而产生。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社会实践为存在方式。因此，把自由自觉的类特性与类本质结合，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真正的目的与根本旨趣，为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向度。

需要强调的是，人在自然面前的解放与自由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自然界是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是人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8]。既要客观地看到大自然的这种自在性、自发性，甚至损毁性，也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共生的理念，克服征服自然自由与认识论自由。人实现真正自由的必由之路即是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由和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完全可以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直至美美与共。

三、重大疫情应对中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德育进路选择

以培育表达共同体为媒介，以铸牢民族共同体为动力，以发展生命共同体为着力点，系统建构共同体意识，是重大疫情应对中德育的内在规律与逻辑进路。

（一）以培育表达共同体为媒介

杜威认为，要通过传播手段将一个复杂的大社会改造为具有道德、情感和毅力的共同体。因此，脱离传播与媒介去谈论共同体的建构是没有意义的，新媒体对共同体的重构会促使人走向更大范围的合作，这是现代化社会的必然归属。^[9]尤其是在重大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首要关注的是信息的公开与透明。表达共同体的出场是基于重大疫情应对中媒体责任和舆论引导的一次正面回应。表达共同体是以新媒体作为平台和载体，以价值取向上的趋同和共识为基础，以话语体系与表达习惯共通为原则，以公共讨论中的理性为重点而形成的双向互动的表达协商共同体、基于长期的形象构建和职业伦理的表达信任共同体与以公共表达的“圆桌”平台模式为基础的表达行为共同体。^[10]

一是增强舆论引导，创设协商传播的良好环境。传播者应当坚守社会公序良俗、约定规则，对重大疫情中的社会舆情有着高度敏锐的把握力、舆情洞悉的敏感度、深度报道的亲和力，以更贴近公众诉求的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报道，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与受众形成对话和讨论关系，使受众第一时间获得正确、及时、有效的信息，了解实情、了解真相。

二是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与针对性。信息传播者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是影响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指标。重大疫情中有时谣言之所以能够跑到真相之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信息传播机制与信息传播内容出现了问题。因此，既要增强信息发布的力度，也要增强发布的权威性与针对性，让真实的表达得以发声，让传播的方向和发力点更加精准。

三是增强公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开放性。在大众共同关注疫情的背景下，传播更像是一种参与，媒体更像是一个公共参与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一个真实的公共表达的“圆桌”，人们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重新整合聚集，并具有了行为的一致性、参与的自觉性与获取的指向性。这就要求增强公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开放性，有关方面应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对疫情信息持续通报，使大众对开放的媒体表达形成牢固的互动关系，形成多层次持续释放权威信息的稳定格局。

（二）以铸牢民族共同体为动力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考验的不仅仅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是中华民族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塑造和铸牢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大课堂”。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激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感召下，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道德素质、社会观念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与责任感将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真正意识到人类是紧密联结的共同体。

一是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人民群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主体力量。无论来自何地、无论身处何方，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全体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共同奋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疫情抗战，与时间赛跑，完成了很多的“不可能”，以中国速度跑赢疫情，震惊了世界。这种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汇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是从宏大叙事中提升理性认知、升华思想的关键。

二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强调，“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11]党旗所指，党心所向。艰难时刻，党员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中检验着初心，为人民群众织起一张红色“防疫网”，书写了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与巨大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实写照。

（三）以发展生命共同体为着力点

习近平曾指出：“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2]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13]曾经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眼前“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无视对自然的保护，缺乏将人与自然置于共同发展的生态圈中的整体性观念，忽略了自然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一度陷入了“经济发展一手较硬、生态环境保护一手较软”的怪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4]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形成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共同体意识，为重大疫情应对中的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来源与支撑。

一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取向。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落脚点在人，根本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既要做到索取与奉献的统一，也要实现利用与尊重的统一。使受教育者理解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时既要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善待大自然中的每一物种，把自己当作大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尊重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尊重自然生态稳定机制的运行^[15]。

二是从超越性视角澄明生命共同体的最终指向。生命共同体是指向未来的。在人类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类主体不只是“当代”，还包括“后代”。这就要求用超越性视角澄明生命共同体的最终指向，从代际的角度观察和处理自然资源有限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对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人类社会永续发展。

综上所述，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包含培育表达共同体、铸牢民族共同体、发展生命共同体等三重要素，三者在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体。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能否在重大疫情应对的德育中发挥自身价值，符合社会的价值期待，这是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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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