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科学》2020年第1期 作者：孙会平 宁本涛
摘 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取得了重大进展，基于政策转移视野，我国劳动教育经历了借入苏联模式、探索自身路径、绝对去西方化、开辟中国模式、形成新时代价值体系五个阶段，从“工具理性”逐渐走向“价值理性”。未来，应以“五育融合”为出发点，探索劳动教育的新路径：以劳动教育作为击破应试教育壁垒着力点，深入促进学生综合核心素养与学业能力的提高，探寻以劳树德；建立并持续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以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对其他学科课程的掌握，实现以劳增智；立足实际需要，建立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四位一体”劳动教育实施协同创新体系，使劳动者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劳动中获得自我确证，探索以劳育美；教育治理重心下移，多方持续进行中国特色劳动教育育人体系的实践基地和法律制度建设，保障劳动教育有效可持续实施。
关键词：劳动教育；中国经验；政策转移；五育融合
目前，我国明确将劳动确定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劳动教育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视野，但更要基于本国的历史并对其发展规律进行考量。因此，本研究对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基于政策转移视野对劳动教育的演变逻辑进行分析，探寻未来劳动教育实践的走向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理论体系的真实落脚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实践的历史回顾
中国古代倡导“耕读传家”，耕读结合的价值取向彰显了劳作教育的重要地位，儒家精神体现出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文武双全亦与劳动精神显著相关。[1]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确定为我国的教育方针。我国劳动教育实践经历了70年的实施、锤炼与积淀，经历了模仿、探索、迷失、推进和升华五个重要阶段。
（一）劳动教育实践的“学习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加之缺乏社会主义办学经验，除总结已有的优秀教育经验外，向已有30年建国经验的苏联学习势在必行，因此，我国进入全面学习苏联教育阶段。194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提出“教育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2]1954年4月，《政务院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加强俄文教学工作，培养和提高俄文干部，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知识和经验以及推动我国建设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自1953年开始，普通中小学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参照苏联经验，改进了中、小学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见，该阶段我国教育发展主要表现在学习苏联各级学校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学习苏联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面的成功经验。
（二）劳动教育实践的“探索期”
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入学人数激增，中小学升学与就业成为一项突出的问题。1954年，全国约有209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约占小学毕业生的63%，大约有23万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占初中毕业生的60%，这些毕业生需要步入社会，参加劳动生产。但是当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毕业生不愿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对忽视劳动教育、鄙视体力劳动及劳动者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3]1957年，全国约有8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继续升学。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过去照搬苏联模式、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我国的教育方针。随后全国普遍停课，开始了大规模下乡下厂大炼钢铁的活动。
（三）劳动教育实践的“迷失期”
自中共中央确定劳动与教育形结合的教育方针以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教育方针的规定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实施，劳动教育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成为当时的劳动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各级各类学校先后停课，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并且批判和取消了考试制度，否定了高校在应届高中生毕业生中招生的必要性。从1966年起，高校完全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点招生，要求考生具有3年以上劳动实践经验，尽管在招生条件中对考生文化水平也进行了相应要求，但由于并不进行文化科目考试，使得招生评定具有极强的主观性。1972年，对北京11所高校的调查显示，高中文化水平的学生仅为20%，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约占60%，20%的学生仅有小学文化水平。后来发展为只要有劳动经验的工农兵，不论何种文化程度皆可升入大学。[5]这种严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影响了人才的培养，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劳动教育实践的“推进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凸显出来，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发展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逐渐形成。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984年10月到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经济、科学、教育三大领域改革决议案，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教育为两翼，带动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我国农村中等教育的结构也出现了变化，在中等教育层次、类型结构方面开始朝向多样化发展，劳动教育逐渐分化为劳动思想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经济宣言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国家对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应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者，专门人才和拔尖人才以及创新人才。可见，随着对经济发展的重视，教育投资成了最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效益的投资，[6]劳动教育同样服务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
（五）劳动教育实践的“升华期”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生需要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以及更加复杂的实践能力，这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指出“一勤天下无难事”，充分肯定了劳动实践的积极意义。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应对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行规范，把劳动实践与科学知识纳入学生评价指标。2015年7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要使劳动综合育人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强调劳动对五育的促进功能，指出劳动教育具有教育全属性的机制，[7]对劳动教育的内在价值进行了肯定。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颁布，对坚持五育并举、加强劳动教育、深化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提出了更为具体、全面的要求。
二、基于政策转移视角，劳动教育的演进逻辑与价值审视
基于政策转移的视角，我国在劳动教育的发展上，经历了全面学习苏联的西方化、探索自身道路的去西方化、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绝对去西方化、开辟中国模式、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体系的初步建立五个阶段。在自身道路的探索上，我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同时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与进展，劳动教育从“工具价值”逐步走向“内在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存在价值”。
（一）学习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办学经验的缺乏，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既是国情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我国曾有一段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影响在于，学习苏联经验而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在于，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学习苏联模式，阻碍了对其他国家先进教育经验的吸收，忽视英语的学习造成诸多弊端，学习苏联的重理轻文引起了后来教育上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机械照搬外来经验而没有考虑国内的师资水平、地区特点、学生实际需求等问题，使教育工作脱离实践、脱离了劳动。
（二）探索自身道路
随着中小学升学与就业问题凸显，中国政府发现“以苏为师”并不能解决中国现存的问题，甚至政策上“水土不服”产生新的问题。因此，我国对照搬苏联模式、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并对教育方针进行了规定，指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8]我国开始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首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然而，对劳动教育进行强调与重视，目的在于缓解升学就业压力，解决当时我国人多、生活水平低以及轻视劳动的现象。由于过分夸大劳动教育，学校盲目停课，投入生产劳动，[9]这种“以劳代学”的做法使学校成为劳动场所，教学秩序被打乱，教育质量出现下滑。虽然相关劳动教育政策的颁布缺乏对劳动教育深入的思考，缺少对于人本身发展的关注，没有处理好教育与劳动的辩证关系。但是一系列教育政策的推行对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教育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标志着我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路径。
（三）绝对“去西方化”
在美国致力于向全球推广现代化理论观点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10]“去西方化”表明了中国自我肯定以及探寻自身道路的决心，展现了中国为之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自我道路探索上所经历的曲折。由于“左”的影响，“去西化”逐步走向了彻底“去西方化”的极端。当时，劳动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各类学校先后停课，师生参加政治运动。这种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异化了劳动教育价值，严重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一，劳动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学生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接受阶级教育，劳动成为惩罚知识分子的工具。其二，劳动教育、德育和智育的相互关系被割裂。片面强调道德教育与劳动教育，[11]将劳动实践与文化掌握对立，把掌握文化的劳动者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三，劳动以及劳动教育的价值被无限拔高。对文化考查制度进行大肆批判，以改革招生制度为由，取消招生考试制度，代之以推荐制，将劳动实践作为招生标准，乃至不论文化程度、只要有劳动经验的工农兵皆可上大学。这些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使得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
（四）开辟中国模式，形成“中国特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12]教育部召开会议，对三十年教育经验进行总结，提出教育要落实到培养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找出适合本国发展的新路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思想逐渐形成，劳动思想教育与劳动技术教育成为服务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手段。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素质教育的思想，对素质与教育、人才素质、劳动者素质等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但由于国家侧重于经济发展，教育投资成了最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效益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助力。[13]因此，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上片面强调了劳动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相对忽视了劳动教育内在育人价值，教育的功利性倾向被进一步强化。
（五）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体系的初步建立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劳动不仅是一种谋生的需要，更是人称之为人的本质需要。[14]劳动是价值之源泉，如果劳动及劳动教育价值不能被正确思考和定义，大众对于劳动观念没有被正确引导，就会出现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教育开始转向对人的关注，从“功能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变，思考如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劳动教育的内在价值开始越来越被重视。
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劳动教育价值体系，既基于重视劳动教育之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功能，也彰显了劳动教育之于五育所具有的促进性、融通性的内在价值，实现了“促进社会进步”的外在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内在价值的辩证统一。“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求新”的“五育融合”思想，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的重要特征，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实践经验和话语体系的深刻总结，劳动教育开始从“工具价值”走向社会价值与自身价值相结合的“存在价值”。
三、五育融合视野下劳动教育的未来展望
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自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以苏为师”向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转变，取得了诸多有益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系列迫切的社会问题，培养了大量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但是，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上，劳动教育实践及劳动精神教育仍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智慧劳动、适度劳动、享受劳动的劳动价值观并没有在每一位学生心中生根发芽，相反，好逸恶劳、嫌贫爱富、厌恶劳动、规避劳动、不劳而获的劳动价值观异化现象时有发生。当下劳动价值观异化折射出教育生态的问题以及青少年现实生活环境的问题。随着产业结构的变革，社会的劳动形态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如何积极适应变革、主动调整和发展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历史发展表明，基于他国经验发展起来的教育，理解多元世界观的能力也将受到制约，唯有从本国视角来理解教育，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无限可能，才能获得持续动力。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劳动教育、德育、智育、美育、体育这五个环节并非相互闭合、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关系。德国教育家本纳在阐述“非等级秩序”时，对教育领域中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探讨，他指出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是非等级的，它们彼此处于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平等的位置。[15]未来，应以“五育融合”为出发点，聚焦现实问题，着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政策、探索劳动教育的新路径、进行劳动教育机制的迭代研究，才能使劳动教育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一）以劳动教育作为击破应试教育壁垒着力点，深入促进学生综合核心素养与学业能力的提高，探寻以劳树德
素质教育倡导多年，但对于多数学生而言，依旧在走“学而优则仕”的应试教育之路。应试教育既有可取之处也有诸多的流弊。应试教育促进了阶层流动，其公平性不言而喻，但是其狭隘的教育价值观，摧残了学生的好奇心、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被社会各界所诟病。陶行知先生就强调对劳动者的尊重，提倡“做中学”，通过“做”来破除教育中所存在的一些弊病。[16]事实上，美国也曾以“做”来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20世纪，进步主义的教育浪潮席卷美国，改革者开始探索以何种途径培养学生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坚韧不拔的品格、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领导力和公民意识，将落脚点放到了实践课程上。因此，学校的各项实践活动课程开始应运而生，从橄榄球队到学生乐团，从饲养小马到编辑学生报纸，每个学生都能迅速找到自己喜欢的实践课程。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家、国家科学院院士罗伯特·帕特南对此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在控制家庭背景、认知能力以及其他种种变量后，罗伯特·帕特南发现参与实践课程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平均成绩、更加自尊自爱、更低的青少年犯罪率、更低的辍学率和旷课率、更坚韧的心理素质以及更远大的求学目标。毫无疑问，美国实践课程的开展对我国劳动教育的实施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实践课程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实施途径之一，实践课程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还能够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劳动的快乐和乐趣，为日后步入社会参加劳动生产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罗伯特·帕特南在调研中也对这一点做出陈述：“参与实践活动最大的溢出是软实力和人格的养成，长期参与课外活动的孩子在步入社会后能够取得更高的职业成就和工资收入。”因此，应开展丰富的实践课程，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和劳动技能，以劳动教育作为击破应试教育壁垒的着力点，将劳动教育作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增强创新创造能力、提高学业能力的重要推动力，以劳树德，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建立并持续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以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对其他学科课程的掌握，实现以劳增智
劳动教育与智育有着天然的、不可割裂的联系，劳动实践在促进学生学科知识的掌握、学业能力提高方面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罗伯特·帕特南曾在美国两所中学进行对比调研，发现实践课程体系越完善、项目越丰富的学校，其学生的学业表现越优秀。两所学校在师资力量的对比上并没有很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生源以及实践课程的设置，特洛伊中学拥有2倍于圣安娜中学的课外实践课程，更少的英语读写困难的学生。罗伯特·帕特南对学生开展的追踪调查发现，坚持参加实践活动课程的孩子比偶尔参加课外活动的孩子就读大学的可能性高70%，比从未参加课外活动的孩子高400%。[17]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教育与智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相应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对学生的学科知识的掌握、学业成绩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实践活动体系的建设是劳动教育得以实施、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虽然我国大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设有劳动课程，但是往往以“副科”或选修的形式呈现，既没有形成系统的劳动课程，也没有系统的课程评价方案。当务之急，以学校为基点建立系统的、完善的、丰富的实践活动课程体系，促使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树立劳动精神，提高劳动意识。加强劳动教育素养向学科教学中的渗透，使劳动教育与其他学科教学进行有机融合，以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对其他学科课程的掌握，实现以劳增智。
（三）立足实际需要，建立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四位一体”劳动教育实施协同创新体系，使劳动者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劳动中获得自我确证，探索以劳育美
鞠玉翠教授认为，付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一定便可称之为美，只要劳动的过程与结果不合目的、不合规律便无法称之为美，或者其过程与结果合规律、合目的，但二者并没有达到统一，那也不能称之为美。只有当劳动者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劳动中获得自我确证，才是美。[18]如何使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合乎规律、目的、且达到统一，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的共同努力，仅靠学校力量完成合理社会要求的教育转化，无疑是非常不现实的。本纳曾在《普通教育学》中指出，合理社会要求能否通过教育进行转化受人类实践其他领域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影响，而不仅仅受某一种单一因素所制约。[19]劳动教育的实施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支撑，同时更离不开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以学校作为劳动教育主要支撑，以政府作为引导帮扶方，家长、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对劳动教育进行合理组织，构建“三位一体”联协发展体系。将劳动教育与中国当下的实际需求结合，使劳动教育扎根中国大地，焕发生命力。促进劳动教育与扶贫教育联协发展，重视职业教育对劳动教育的重要支撑作用，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的优势力量，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精神。以学校作为劳动教育的主要阵地，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使劳动教育的开展与社会要求有机融合，使人的劳动的主观目的性和对象的客观规律性完全交融在一起，追寻劳动的教育美学意蕴，使人在劳动中体会到和谐与自由，通过劳动教育的实施，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使人们能够诗意地生活着。
（四）多方持续进行中国特色劳动教育育人体系的实践基地和法律制度建设，保障劳动教育有效可持续实施
对劳动教育的探索绝不是基于理论的纸上谈兵，劳动教育理论源于实践，是基于本土的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以实践作为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劳动教育实施的重心向实践的探索上转向。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施需要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将劳动技能的学习融入具体的劳动实践中去。通过政府倡导、社会捐赠、校企共建等方式，不断拓宽专业性劳动技能教育实践基地，通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方式吸引学生参与其中，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劳动的魅力、劳动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奥义。[20]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劳动、提高劳动生产技能；在实践中培养热爱劳动、诚实劳动、尊重劳动的劳动精神；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体察社情、体会民情。劳动教育实施权利的有效保障，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劳动教育实施方与劳动主体的权责，保障双方合法权益，消除双方顾虑，使劳动主体能够放心劳动、大胆劳动，确保劳动实践能够顺利开展，促使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有效运作。
总之，中国劳动教育的基因自古就有，且源远流长。民间自古就崇尚自食其力，推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庶民劳动精神，并保留了一幅幅天人合一的中国特有的农耕文化和匠人精神的教育图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许多劳动技能被机器所取代，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拜物论、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使得我们对年轻一代的劳动教育有所忽视，今天重提和加强劳动教育是对标新时代国家重大教育方针政策，五育并举，融合育人，是转变基础教育五育之间相互割裂的突破点和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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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perienc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Five Domains of Education.
Sun Huiping, Ning Bentao.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After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na's labor education polic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ransfer, China's labor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 which are borrow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exploring own path, thoroughly de-westernization, exploring China's model and forming a new era value system. And China's labor education has also shifted gradually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take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do mains of education as a departure point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along with taking labor education as the key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examination oriented education and deeply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ability, so as to promote moral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labor education's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moting students' mastery of other subjects by labor education, So as to increas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establishing a "four-in-one" labor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government, society, family, and school to implement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and enabling workers to obtain self-confirmation in a unified work with purposefulness and regularity so as to cultivating aesthetic ability; and finally, shifting down the focus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base and legal system of labor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labor education; Chinese experience: policy transfer; integration of five domains of educations
责任编辑：黄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