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教育论坛》2020年4月10日 作者：周美云
摘 要：劳动教育已成为国民教育共识并逐步形成学术研究热点。以1949—201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1008篇劳动教育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剖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研究的“知识地图”。结果表明，就研究轨迹而言，劳动教育研究可划分为初步发展期、动荡停滞期、缓慢恢复期和全面爆发期四个阶段；就研究人员而言，尚未形成劳动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跨界研究不足；就研究热点而言，主要呈现劳动教育的内涵之争、劳动教育的边界之辩和劳动教育的路径之探三大研究焦点。基于研究结果展望未来路向，提出鼓励跨界合作，促进劳动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共生；保持与社会同频，力使劳动教育研究服务时代需要；综合运用研究方法，提升劳动教育研究成效三点建议。
关键词：劳动教育；七十年研究；CiteSpace；焦点；走向
相较于研究报告和专著书籍等学术成果的呈现形式，期刊文献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极其适合探寻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故本研究以知网中劳动教育相关的期刊论文为探究样本。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来劳动教育研究的“知识地图”，一则焦点式呈现劳动教育的研究历程；二则通过探析研究热点与争议，希冀为新时代研究提供借鉴。
一、研究设计说明
（一）样本来源
基于中国知网为检索平台展开论文检索工作，在期刊篇名中输入“劳动教育”，时间限制选择“1949—2019”，检索到相关研究中文文献1094篇，进而通过人工筛查去除会议、时政和征订类等86篇无效文献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008篇。
（二）研究方法
选择CiteSpace软件对研究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及分析。操作步骤如下：首先，基于中国知网，导出所有相关论文信息。其次，从知网中导出数据，基于转换工具将材料更改为CiteSpace可以处理的格式。最后，设置时间间隔为“1949—2019”，TopN值为100，发文数量阈值e设置为2，运用静态聚类和显示合并网络呈现最终的劳动教育研究图谱。
二、研究生态解读
（一）研究轨迹
论文数量能够很好地反映一个领域的研究样貌，通过整理劳动教育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该领域的年度载文量整体呈螺旋上升趋势。具体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初步发展期（1949—1965）
新中国成立早期，基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国家政策，相关的劳动教育研究开始出现。该时期研究论文数量较少，研究人员以一线教师为主。鉴于“以俄为师”的教育政策，该阶段的研究内容除介绍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体会和实践探索外，还集中于苏联劳动教育经验的解读。
2.“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荡停滞期（1966—1977）
1966年，国家步入十年动乱时期，因教育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学术研究也停滞不前。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劳动教育方面的相关研究。
3.改革开放时期的缓慢恢复期（1978—2014）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在新条件下，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1]。这一讲话，激发了对劳动教育的全面探索，劳动教育研究也得以恢复发展。研究数量开始稳步增长，在1-30篇内波动；研究方法日趋客观，出现了劳动教育定量研究；研究群体方面，除一线教师外，研究员和高校学者陆续加入；研究内容上，劳动教育本体论研究增多，同时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劳动教育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4.新时代的全面爆发期（2015年至今）
2015年，相关部门颁布了加强劳动教育的政策文件，在此背景下，劳动教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呈现出“多点开花”之样态：其一，期刊论文数量猛然增长，突破30篇，于2017年达到最高峰，共发表论文269篇。其二，研究的核心力量逐步凸显，一些学者开始把劳动教育研究纳入自己的科研领域。其三，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历史视野、身体视域下的劳动教育研究开始出现。
（二）研究队伍
核心作者是促进学术创新的主要源泉，挖掘劳动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发现该领域研究的最高产作者为章振乐，其发文量高达8篇。依据普赖斯公式N=0.749①，发文数量N≥2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凭借CiteSpace绘制出作者发文数量及合作情况，如表1和图2所示（图表略）。
从表1（图表略）和后台数据可得，发文两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共76人，占总发文作者（1024人）的7.42%，表明尚未形成劳动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其中以章振乐（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刘向兵（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徐海娇（东北师范大学）、李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赵荣辉（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卓晴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为代表的76位主要作者发文共计192篇，占发文总数量（1008篇）的19.05%，这些核心作者有利推动了劳动教育的发展。其中，发文数量在4篇以上的有12人，占核心作者总数量的15.79%，其他作者发文数量在2-3篇之间，说明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人才资源结构总体呈金字塔型，劳动教育的研究队伍分布不平衡，有突出作用的作者不多，但同时也预示该研究领域后备力量雄厚，发展势头良好。
在图2中（图表略），圆圈愈大意味着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愈多，中心性越强；作者之间的线段愈明显，表示其合作程度愈强。由图2（图表略）可知，劳动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章振乐（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刘向兵（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李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和徐海娇（东北师范大学）等著名学者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另外，同一单位的胡君进和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刘向兵、李珂和曲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张磊和倪胜利（西南大学）；程亚楠、高维和庞茗萱（天津师范大学）；周扬帆和周婕（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也有合作关系。遗憾的是，这些作者的合作集中在师生或同事间的同学科合作，跨机构及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不足。
三、研究焦点刍议
研究热点是一段时期内较为火热和稳定的讨论话题，而关键词是文献研究主题的集中体现，透过关键词，就能够知道文章的主要关注以及研究点。因此本研究对关键词的共现网络以及突现情况进行了分析与可视化处理，见图3与图4（图表略）。
从图3（图表略）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研究的关键词主要为“劳动教育”“劳动技能”“体力劳动”“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由图4（图表略）突现关键词可知，“立德树人”成为近几年劳动教育的研究热点。十八大后，国家提出劳动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要求的重要途径，国家政策的支持为劳动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在关键词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研读论文，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研究呈现出三大焦点刍议：一是劳动教育的内涵之争；二是劳动教育的边界之辩；三是劳动教育的路径之探。
（一）劳动教育的内涵之争：价值观培养为主还是偏向技能教育？
就劳动教育的内涵研究而言，可以划分为两大流派。其中一种流派提出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要基于其专业性特征，顺应信息化潮流，以技能教育为主。如有学者提出，劳动教育应该与社会变革同步，聚焦于培养核心技能和劳动能力[2]。第二种则认为劳动教育要更侧重于价值观的培养。如有研究者提出“劳动教育的本质目标是提高劳动素养与培养劳动价值观”[3]。与之类似，也有学者提出，当前的劳动教育要更注重劳动观念的转变，让学生意识到“有教无类”比单纯教学生动手技巧更重要[4]。
综而观之，劳动内涵之争的根源在于秉持不同的劳动观。劳动教育具备突出的社会属性，伴随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不断演变。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劳动教育主要是实利主义教育。新中国成立不久，囿于“一穷二白”的社会现状，劳动教育的定位多是为生产建设服务，即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知识分子被迫“上山下乡”，劳动教育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指出的劳动观更多的是为了服务经济建设。新课改后，劳动教育逐步进入正轨，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内涵应该秉持“全面发展”的劳动观，其内涵应该跳出“价值观培养为主”还是“偏向技能教育”的藩篱，其并非对立的两面，而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技能教育”培养基本的劳动技能，“价值观培养”树立正确的劳动信念，只有两者齐头并进，才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才，发挥劳动教育的最大价值。
（二）劳动教育的边界之辩：五育并举抑或归属其他？
关于劳动教育的边界研究，可谓歧见纷呈，概括而言分为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提倡五育并举的理念，认为劳动教育是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部分。如黄济认为“对比其他四育，劳动教育作用独特，理应与德智体美四育并驾齐驱”[5]。再如，康翠萍与龚洪指出“劳动教育是五育并举的重要部分，利于人的全面发展”[6]。第二类观点主张劳动教育无需单列，可归属于其他四育。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主张劳动教育应该归属德育，如认为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勤劳品德的教育[7]。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习惯和情感，归属德育范畴[8]。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教育隶属于智育，这类研究者关注劳动教育的智育价值，认为劳动教育是培养受教育者基本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9]。大部分学者持第三种观点，将劳动教育看作德智综合体,他们认为，劳动教育主要包括劳动观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前者与德育密切相关，涵盖劳动习惯、劳动态度；后者与智育相关，主要包括劳动知识与劳动技能.据此推之，劳动教育兼具德育与智育的双重属性。
扩而论之，本研究认为，廓清劳动教育边界的前提是如何看待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纵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也有自身独立性。就联系而言，劳动教育利于品德养成，这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中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属于智育，劳动习惯的训练隶属体育；劳动体验可以提高审美水平，这是美育的内容。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教育可以被任何一育替代，具体而言：德育着力于解决受教育者的世界观问题，追求“善”；智育倾向于智能开发，追求“真”；体育侧重于增强体质，追求“健”；美育追求陶冶心灵，追求“美”；而劳动教育则聚焦于提升劳动素养，追求“实”。由此可知，劳动教育的综合性、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可附属于其他四育中任何一育，而应处于与德智体美并列的教育范畴。
（三）劳动教育的路径之探：独立设科还是隶属综合实践活动？
劳动教育路径的探讨大都源于现实困境，关于目前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赵荣辉提出劳动教育存在轻视劳动、误用劳动、有劳无教和过度劳动四方面问题[10],其他学者观点类似.综合各学者观点，发现目前劳动教育主要面临被“虚化”为可有可无；被“窄化”成德育或技能；被“误化”为某种惩罚或谋生手段等问题。基于此，研究者们着力于探讨劳动教育的路径。整理发现，学者们观点较为统一，大都围绕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方面寻求突破，其中在个人、家庭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思想比较统一，但在学校层面的劳动课程设置上意见纷呈。一种观点认为，若要切实改善劳动教育窘况，亟需确立劳动课程独立的学科地位。如王飞指出，若将独立设置的劳动课程并入综合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动教育的地位，需要国家层面出台政策确立劳动教育独立的课程地位、课程标准和劳动教育教材，以保证劳动教育教材的系统性和全面性[11]。此外，檀传宝教授也呼吁，需要增设专门的劳动教育课程及相关活动来加强劳动教育[12]。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应该立足劳动教育的体验、实践性特征，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领域内加强劳动教育。如有学者指出，要切实遵循综合实践课程要求，彰显劳动教育的实践要求[13]。再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提升劳动教育品质，需要基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框架进行合理设计[14]。
总而言之，就劳动教育是否有必要单独设科，本研究认为，明确劳动教育的课程地位不仅必要，且极为迫切。理由如下：其一，为了提供给劳动教育更广的开放性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自新课程改革以来，劳动课程开始打破以往的学科封闭状态向其他学科辐射，由原来的学科课程纳入到综合实践活动中。将劳动教育列入综合实践活动的政策初衷是好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因为学科地位和评价体系的缺失，使劳动课程一度处于被综合实践活动取代的尴尬境地，某种程度上，这将是我国劳动课程建设上的严重损失。其二，综合实践活动更倾向于教学理念，缺乏课程本体概念。而劳动教育的独立性、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其学科概念和学科课程的地位。
四、研究路向展望
（一）鼓励跨界合作，促进劳动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共生
基于上述分析，虽然劳动教育领域的研究力量日益壮大，但作者合作意识尚不明显，即使有合作，也多局限于同学科的同事或师生合作，跨机构及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不足。必须意识到，劳动教育是一门体验性、实操性极强的科目，“纸上谈兵”的研究根本无法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因此，为了提升研究质量，要切实加强理论工作者与一线实践者的跨界合作，促进劳动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共生。具体来说，一是可以通过举办劳动教育相关的学术会议和论坛等，加强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的信息共享，展开跨界对话。二是建议成立专门的劳动教育研究机构，发挥研究阵地的独特优势，号召一批具有相同研究兴趣与学术能力的研究者，加强协同交流，就劳动教育研究展开深入系统探讨。三是不断强化研究主体的学术自觉意识，倡导学术争鸣与批判。
（二）保持与社会同频，力使劳动教育研究服务时代需要
现在的劳动教育俨然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动教育，新时代的劳动教育需要更高立意。伴随时代变迁，简单的体力劳动和传统的工农业生产劳动早已不能满足社会要求，创造性劳动、批判思维、信息素养、知识创新的价值愈发彰显。人工智能使得劳动教育的内涵外延发生重大变化，且不断生成新的劳动教学生态。在此背景下，突破传统议题、更新研究内容是目前劳动教育研究最为紧迫的任务。一方面，要明确意识到新时期劳动教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特征，明晰劳动教育内涵。综合、系统、立体地把握劳动教育内涵，需要用复杂性思维取代传统的实体性思维，关注劳动与人、社会、教育的复杂联系，将其融入社会发展中加以检视。另一方面，解决信息化时代的劳动教育问题也迫在眉睫。众所周知，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已经取代很多重复性、无含金量的工作岗位，对新时期的劳动教育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教育到底该何去何从？是否还需要劳动教育？无论基于现实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这都将是今后及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的研究重点。
（三）综合运用研究方法，提升劳动教育研究成效
方法是任何学科开展研究的前提，关于劳动教育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但各有千秋。若在劳动教育研究中仅仅单纯使用一种研究方法，难以做到全面研究，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影响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比如，研究劳动教育的现状，如果只用访谈法，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主观性。若用观察法辅助研究，便能提高科学性，而问卷调查法的定量研究则能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因此，劳动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除了要依托研究问题外，也要避免方法的单一化，尽量兼顾多元研究方法。此外，还可以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挖掘与提炼，寻找出隐含的价值特征。如此一来，既能兼顾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劣互补,又能依据不同研究方法的结论进行对照或验证,增强劳动教育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注释：
①在该公式中，N代表核心作者发文量，nmax代表最高产作者发文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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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Reflection: 70 years of labor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 space
Zhou Meiyun
Abstract:The labor education as a national education consensus has become a hot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knowledge map" of labor education research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1008 labor education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by CNKI from 1949 to 2019, in order to provide a mirr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papers published, the research on labor education is in a spiral upward trend;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force, the core author group of labo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not yet formed, and the research unit is mainly normal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hotspot, it mainly presents three research themes: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labor education,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labor educa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core author group of labor education research needs to be formed rapidly, and research community needs to be built; the research boundary of labor educ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 paradigm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needs to be emphasized.
Keywords:labor education, seventy-year research, cite space, demonstration, reflection
责任编辑：黄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