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教师教育》2020年第2期 作者：陈时见 刘雨田
摘 要：“一带一路”建设给跨境民族教育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跨境民族教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不仅要从边疆民族教育走向跨境前沿教育，而且要从内向型封闭教育走向外向型开放教育。但当前跨境民族教育在教育发展理念、教育资源保障、外籍学生管理、教师队伍素质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无法回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需要树立共赢发展理念，构建教育发展共同体；需要整合多种教育力量，拓展教育资源的来源渠道；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需要完善教育管理措施，营造跨国教育的合作环境。
关键词：“一带一路”；民族教育；跨境教育；跨境民族教育
跨境民族是指紧靠边境线两侧、居住地直接相连、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民族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跨境民族教育一直处于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发展状态。“一带一路”建设给跨境民族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对跨境民族教育提出了崭新的挑战。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对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要求，探讨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以期为我国跨境民族教育的时代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民族教育的时代转型
长期以来，跨境民族教育通常被视为边疆民族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一直是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重点，在此基础上如何追赶我国内地发达地区的教育，便成为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的努力方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力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跨境民族地区的地理空间格局，凸显了跨境民族地区的前沿性。跨境民族教育必须转变边疆民族教育的传统发展定位，实现跨境开放教育的时代转型。
（一）从边疆民族教育走向跨境前沿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维护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是边疆民族教育一直以来的发展重点，这对于跨境民族地区而言显得更为必需。跨境民族地区虽然在自然物理空间山水相连，但由于国境线的分隔，形成不同的国家社会空间。这样的空间格局，一方面使境内外跨境民族之间交往频繁，保持着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和内聚力[1]；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对本国的国家认同和对境外同一民族的民族认同之间存在张力[2]。跨境民族地区处于国家权力控制边缘的边境地区，拥有选择空间的地缘条件和社会条件，容易形成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交错与模糊，因此，增强跨境民族地区学生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显然是跨境民族教育一贯肩负的重要使命。“一带一路”建设则要求跨境民族教育在承续这一重要使命的同时，还要努力成为联通周边、沟通民心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通过自身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搭建互联互通的桥梁，努力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伟大事业。作为地理空间上毗连邻国的最前沿，边境地区是这项事业率先部署的区域。而跨境民族地区不但沿边，而且文化样态与境外同一民族的聚居区相似或相通，拥有基于族缘和亲缘的跨国社会网络，对于开放与融通更有条件和优势。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与人际交流的场域，通过课程的设计和实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不仅能实现科学文化知识与技术的再生产、价值观的培育，而且能促进文明的理解与融合、人与人之间情谊的缔结。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要求跨境民族教育在维护团结和安全稳定的同时，充分发挥纽带和桥梁的联通作用，不断拓展跨境教育交流合作的渠道，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和互学互鉴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促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二）从内向型封闭教育走向外向型开放教育
由于跨境民族聚居在我国沿边的民族地区，而且大部分区域是乡村，因而形成了跨境民族教育在空间属性方面的边境性、民族性、乡村性等特征，致使跨境民族教育相较于内地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低水平性和发展滞后性。因此，追赶内地和缩小差距是跨境民族教育长期以来的发展导向。该导向立足国内教育发展大局，统筹利用国内教育资源，实现跨境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一导向下，跨境民族教育形成了内向型封闭教育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建设则要求转变跨境民族教育内向型封闭发展模式。跨境民族教育既要立足国内边境民族教育的发展，又要兼顾国外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实现外向型开放教育的发展转变。因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民族地区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先行区域，跨境民族教育则是先行区域中的先行领域，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首先，跨境民族教育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扩大我国对周边国家的教育影响力和辐射力。跨境民族因族缘和亲缘而具有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和内聚力，跨境民族的家长在子女入学就读的问题上往往会依据地缘文化的发展和周边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而进行选择[3]。从一定程度上看，哪个国家的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高、对跨境就读的学生保障条件好，就会更好地留住本国跨境民族的学生并吸引周边国家的跨境民族学生前来就读。因此，跨境民族教育应加快提升自身质量，并完善跨境就读和跨国合作的政策和经费保障，让更多的境外跨境民族学生在我国获得更好的求学体验，让更多的跨国高质量教育合作得以实现，从而增强我国文化教育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其次，跨境民族教育不应仅着眼国内教育发展，而应打开眼界、拓宽视野，统筹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教育资源，实现向外向型开放教育的转变。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要求，发挥区位和文化优势，加快推进地方教育与经济携手走出去，紧密对接国家总体布局。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跨境民族地区而言，这不仅是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重要责任，而且是跨境民族地区教育脱贫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跨境民族教育应在类型布局、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向上重新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为所在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促进所在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
高质量的教育发展和完善的跨国交流机制是跨境民族教育实现转型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当前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在教育发展理念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在教育资源条件、学生跨境就读管理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既无法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更不能回应“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挑战。
（一）教育发展理念的滞后性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跨境民族地区已不再是过去的边疆落后地区，而应当成为对外开放的战略前沿。跨境民族地区不仅要着力发展本地区的教育事业，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还要充分利用跨境民族地区的地域和文化等独特优势，实现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虽然近些年来跨境民族地区的外籍跨境民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但由于发展基础和资源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跨境民族地区主动辐射的教育发展理念还没有真正形成，在教育政策和实际操作上主要还是满足跨境民族地区学生的入学需求，只是在教育资源有限范围内有选择性地招收外籍跨境民族学生。甚至有人认为，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还不足以担当向周边国家树立大国教育形象的重任。因此，需要进一步转变教育发展理念，一方面要通过“兴边富民行动”“全面改薄计划”“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工程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跨境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作为对外开放前沿的区域定位，加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主动实施跨境民族教育的相关政策，形成跨区域重要的教育支点，发挥教育辐射中心的重要作用。
（二）教育资源条件的局限性
跨境民族地区大多在经济发展上相对比较落后，对于教育资源条件改善的经费支持明显不足。跨境民族地区外籍跨境就读学生的财政经费主要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由于地方经济条件的薄弱，往往缺乏可持续的经费支持。近些年来，国家对跨境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帮扶措施，跨境民族地区享受到了国家和地方关于边境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支持项目，比如“国门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这些教育支持项目对于跨境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条件的改善和教育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无法满足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而且在资源配置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教育技术设备的支持为例，一些地方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的支持下，给中小学校安装了电子白板等教育技术设备，但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却未得到后续的跟进和保障。目前这些设备老化严重，特别是各中小学校的电子白板设备已超过使用年限，大部分已严重损坏以致无法正常使用，中小学校教育技术设备维护资金缺口较大。虽然采取了校际之间的帮扶措施，帮扶单位对跨境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开展定点扶持，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教育教学设备设施，但这样的帮扶措施缺乏系统性，效果不是很明显，跨境民族地区学校的资源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三）外籍学生管理的分散性
跨境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不仅要对来自本地区的学生进行管理，还涉及对外籍跨境民族学生的管理。对外籍跨境民族学生的管理不仅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而且直接影响他们的教育选择。但实际上，跨境民族地区外籍跨境民族学生的管理措施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协同性。虽然教育部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出台了管理规定，一些边疆省份也出台了立足本省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办法，但对于跨境民族地区外籍跨境民族学生管理的针对性不是很强。通常情况下，外籍跨境就读学生比本地区的学生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外籍跨境就读学生教育的影响因素也更为复杂，无疑增加了跨境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管理的难度。同时，外籍跨境就读学生还涉及边民出入管理、边防安全监管、跨国婚姻认定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外籍跨境就读学生的安全责任和教育管理远远超出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的范围，需要多个管理部门相互协调和协商管理。当前，对于外籍跨境民族学生的管理，主要还是依靠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财政、外交、边防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联合统筹和协同管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教师结构失衡的严重性
教师招不到、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在跨境民族地区非常普遍，极大地阻碍了跨境民族教育的质量提升。一方面，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短缺，很多教师教学、食宿、安全任务“多肩挑”，事务繁重，严重掣肘学校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教师的专业素质普遍较低，造成教师和学生互相嫌弃，教与学均缺乏动力。调研发现，跨境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体育、美术、音乐、科学、信息技术以及综合实践科目的教师比较缺乏，无法满足学校教学的实际需求，教师执教非本专业科目的现象十分普遍，部分学校对紧缺科目的教师实施片区内多校走教的执教模式。另一方面，跨境民族地区存在教师年龄结构失衡、教师流动性大、优秀骨干教师短缺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优秀骨干教师的频繁流失，极大地制约着学校发展规划推进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是跨境民族地区教育质量难以提振的重要因素。此外，跨境民族地区的一些乡村由于撤点并校之后存在大量的寄宿制学校，这些学校缺乏专业的生活辅导教师和心理健康教师，现有教师不仅需要承担自己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还需要承担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等多方面的任务，这样必然增加教师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任务都很难完成，当然就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很难开展有效的教学研究，因而难以保证教育教学的基本质量。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改变了跨境民族地区的区域格局和发展定位，同时也给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和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跨境民族教育应转变教育发展理念，拓展教育资源渠道，加快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育管理措施，提升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一）树立共赢发展理念，构建教育发展共同体
理念是决定人们行为和发展方向的关键要素，对人们的行为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新时代跨境民族教育应首先转变传统的教育发展观念，树立共赢发展的新理念。跨境民族教育不仅为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智力资源，也不仅为国内的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人才，还要通过跨境民族教育这一教育支点与周边国家共建教育发展共同体，为实现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密切合作、民心相通、共生发展搭建桥梁。跨境民族教育应充分利用自身对外开放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和民族特性，将主动对外发展纳入努力方向，在相互尊重、互商互谅的基础上，主动与周边国家及地区进行政策沟通和发展规划，达成互利互惠、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共识，努力构建跨国教育发展共同体，积极建立国际性跨区域联动的新型教育发展关系。特别要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开展教育合作，为跨境经贸合作营造便利的发展环境。通过挖掘跨国经贸产业合作潜力，开设对口专业对接区域产业发展，深化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产学研用相结合，[4]努力推动跨境民族地区及其周边区域的经贸发展和就业增长。比如，云南省德宏州在这方面已开展了积极的实践探索。为密切服务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六国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创建了澜湄国际职业学院，采取“一校六国”招生方式、“专业+语言”培养模式，以国际化、沿边性和应用型为办学特色，重点培养澜湄六国经济合作发展急需的技术型人才，从而形成跨国跨区域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共同体。
（二）整合多种教育力量，拓展教育资源的来源渠道
跨境民族地区占有的教育资源相对贫乏，亟需在原有的资源基础上开发、引入新的教育力量，在已有的帮扶方式上加以改进和拓展，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资源支持。一方面，要鼓励民间资本的积极投入，让民间力量成为跨境民族教育发展重要的参与主体，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的活力，切实保障它们的参与行为和发挥空间。目前已有民间力量准确把握并积极回应国内外跨境民族地区双边教育需求的优秀案例。比如，云南省孟连县通过孟连椿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勐阿边境经济合作区投资修建椿林幼儿园，开展跨境学前教育的创新探索。该园不仅致力于缓解孟连县幼儿入园难的现实问题，也致力于满足勐阿边境经济合作区和缅甸掸邦第二特区邦康市幼儿接受高品质教育的需求。跨境民族地区应进一步完善并落实跨境民族地区民办教育的支持政策，进一步释放国内外有志于投身跨境民族教育服务的民间力量。另一方面，要拓宽资源支持的来源渠道，可向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延展，并不断创新资源支持的方式。比如，中国工程院2017年在云南省澜沧县职业高级中学首创“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指导班”，采取院士团队直接指导的支持渠道、“职业教育+基地+农民”的培训模式，将培养学生与指导农民结合起来。依据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院士团队大力推进冬马铃薯和林下三七种植。这种模式不仅为当地的特色农业发展和脱贫攻坚事业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持，而且为跨境民族地区解决了职业技术教育师资不足的实际困难，促进了跨境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提升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为了招到并留住教师，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比如加大中央和省（区）财政转移支付，扩充跨境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的教师编制，完善教师的住宿条件和娱乐设施，[5]保证跨境民族地区教师工资待遇整体高水平，给予其中偏远艰苦地区学校的教师更高的待遇，在职称评聘上采取降低学历要求等倾斜性标准，以期增强教师在跨境民族地区工作的价值感、效能感和幸福感。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学校教学水平方面，鼓励和支持跨境民族地区外部学校的结对帮扶和跨境民族地区内部的校际自助。比如，广西龙州高中通过选派教师赴广东省鹤山市纪元中学跟岗学习、纪元中学派教师驻龙州高中支教指导、共享教案等结对帮扶措施，令龙州高中在教师专业成长、学科建设以及学校制度改进上取得了实在的收获。另外，龙州县现将教研水平和教育质量处于不同层次的学校组成区域联盟，每个联盟设一所牵头学校和一名教研指导，通过骨干教师做讲座、上示范课、结对指导年轻教师等方式，发挥骨干教师的教学引领作用，帮助年轻教师快速成长，推动不同水平学校之间资源共享、均衡发展。不仅如此，还需要采取特殊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教师职后培训的精准性、系统性和持续性，不断完善培训形式，依据教师的实际需求，及时补充和更新知识，让教师不仅“招得到”和“留得住”，而且能够“教得好”和“用得上”。
（四）完善教育管理措施，营造跨国教育的合作环境
目前，跨境民族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规模还比较小，停留于招收外籍学生、在境内培训外籍教师、派教师赴境外指导或开展培训等较为单一的交流形式，缺乏针对性的政策和管理措施，导致跨境民族地区诸多学校即使面对跨境教育的实际需求却无法扩大跨境教育规模和丰富跨境教育合作形式。因此，完善跨境就读学生的政策和措施保障、优化跨境教育合作环境，对于新时代跨境民族教育的区域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外籍跨境民族学生跨境流动频繁所存在的安全风险与隐患，尽快出台专门的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问责机制；加紧完善我国针对外籍跨境民族学生的学籍管理制度，简化相关手续，拓宽招收学段，加快实现外籍跨境民族学生在我国入学手续便捷、升学渠道畅通；加紧明确跨境民族地区教育交流项目开展的条件和手续等。此外，加快跨境教育合作的平台建设，包括数字资源平台、产业合作平台等。比如，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大力开发和应用在线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叠加教育资源和新技术来创新教育运行模式，尝试共建国际性的跨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让优质资源实现顺畅的跨境流动，让“互联网+教育”成为“一带一路”教育筹智、集智和融智的众筹性平台。[6]再比如，以产业合作为基础，积极联合周边国家的教育相关部门、学校和企业，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见习实习、学分管理、学位认证、就业创业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紧密围绕各地的特色和资源，兴建跨国和跨区域的教学、科研和实训基地，让人才和技术在国际上有序交流，将人才培养与产业合作发展、资源合理开发相结合，在既有的合作办学基础上持续加强对接联通，不断创新跨境教育的方式方法，促进跨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J].云南社会科学，2004（5）.
[2]何明.国家认同的建构——从边疆民族跨国流动视角的讨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3]何跃，高红.论云南跨境民族教育的软实力[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4]廖毅，张薇.教育促进民族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适配的探析——以云南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5]袁梅.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J].教育研究，2018（3）.
[6]田养邑，周福盛.“一带一路”中民族教育的开放式发展：使命担当与路径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9）.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 Choices of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BRI
CHEN Shijian LIU Yutian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encounters new challenges and is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 The ethnic education should transform to cross-border education and open outward. However currently, the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cannot answer the call of the new era and a wedge still exist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idea, resource guarante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quality of teaching staff. Therefore, it is nessary to establish the win-win idea and 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to integrate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powers and broaden the source acce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faculty and improv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and to complete measure fo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create the cooperative environment for cross-border education.
Key words:BRI; ethnic educa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