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作者：陈正权 朱德全
摘 要：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人类不断应对自然挑战和战胜灾害的历史，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灾害都是与人类相伴而行的。灾害教育是应对全球灾害风险频发，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化解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也是人类的共同使命。然而，当前对灾害教育的重视和认识不够、教育体系不全和设计不到位等情况依然存在，从“和谐统一”的哲学逻辑、“以往鉴来”的历史逻辑、“居安思危”的现实逻辑和“国家义务”的政治逻辑审视灾害教育的价值，制定“多维统筹”的育人制度框架、“多重关照”的育人协同机制、“多向统整”的学科体系和“多元共治”的运行机制等行动逻辑可助推灾害教育的发展，从而发挥灾害教育在预防和应对重大突发灾害事件的常态化作用。
关键词：灾害教育；现状剖析；价值与行动逻辑；框架体系；教育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国家，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给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演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1]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新形势下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央提出把灾害预防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并把“5·12”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2011年出台旨在促进我国防灾减灾人才队伍健康发展的《国家防灾减灾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十八大以后提出“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2]2016年国家出台《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着力构建了“三重”防灾体制；2018年，中央强调“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3]习近平总书记在“7·28”讲话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4]的灾害防治新理念。面对2020年新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了15个体系、9种机制和4项制度[5]，显示出国家面对灾害并“以人民为中心”的超强改革力度和对防灾减灾救灾的高度重视。如何从教育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把灾害教育上升至国家战略并开展全民、全面灾害教育，是提升我国应对突发重大灾害处置能力和教育水平的根本，也是建设美丽健康、和谐幸福中国的应有之义。
二、灾害教育的认知理性：认识论与价值论审视
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6]。然而，我们不能因害怕自然界的报复而选择回避灾难，因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7]。为此，理性认识“人类的历史逐渐成为教育和灾难之间的角力”[8]，正确看待和理解灾害，审慎的用“与灾难赛跑的教育”来化解灾害，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9]，是灾害教育发展的本体动力所在和让人类远离灾害的希望之路。
（一）认识论审视：灾害教育的逻辑起点
21世纪以来，全球灾害风险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样，世界各国面临着严重的灾难挑战：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美国卡特琳娜飓风、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2010年海地大地震、2011年日本大地震、2015年中国“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2019年3·21响水化工企业爆炸事故......灾难发生时我们为之哀悼沉痛，事件被淡忘后，我们的灾害教育却仍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众所周知，人类的行动总是和人的意识与认知密不可分，在吉登斯看来，人类行动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的了解，即他们作为行动者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大抵止于实践意识，所谓的实践意识指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10]面对灾难，人类不仅需要有效的预防灾害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当灾难来临时，人类还要能够有效的战胜灾害，这客观上需要每一个公民具备战胜灾难的“实践意识”，培养公民灾害“实践意识”的最佳途径则是教育。“教育是减轻灾害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败的关键，”[11]学校是开展灾害教育的最佳场所，灾害教育是开展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我国学校教育体系的完整性，灾害教育水平及教育体系的科学性也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灾害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整体上与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事业发展极不匹配，还不能有效支撑我国重大灾害问题的研究、教育与技术服务，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老百姓的期待也有很大距离。具体表现在：一是在灾害学科建设层面，涉灾学科少，没有一级学科，灾害学科专业体系中还没有与灾害教育和灾害防治直接相关的本科和硕士等专业，由于灾害教育学科不齐全和不成体系导致灾害教育人才培养起步晚和培养水平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民灾害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工作；[12]二是整个社会对灾害教育的认识不到位，防灾减灾救灾教育离普及化、经常化、专业化和法制化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当前的学校实践场域中，灾害教育更多是一种“概念和形式”上的“应景教育”，开设灾害教育专业院校不足和专业设置不合理，灾害教育专业化、系统化和全方位的人才队伍规模较小；四是灾害教育的顶层系统规划设计不到位、理论体系构建不完整、人才培养的组织协同机制不健全，灾害教育课程设置开发不系统，实施环节不接地气，导致灾害教育领军人才和推进灾害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高端人才缺乏；五是灾害人才培养的协同整合机制、制度体系、文化氛围及运行机制不健全，没有形成育人合力。灾害教育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彰显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13]后疫情时代，灾害教育成为人类共同的使命和国民教育的新课题，如何把灾害教育重视起来、办起来、“常”起来和强起来已成为国际共识和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价值论审视：灾害教育的基本逻辑
人类发展史本质上是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演进和变迁的历史，从远古时代“敬畏自然”到忽视自然并相信“人定胜天”，再到当前有了节制和敬畏之心后的“人地和谐”，可以说都是人类对人地关系、自然关系不断认识的进步。[14]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灾荒和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痛苦与灾难。因此，国家、社会和学者意识到，要提高全社会灾害防治能力，必须注重灾害教育和提高人的灾害学习及适应能力，尤其是“从历史记忆、在地经验、传统文化和其他灾害经验中获得灾害治理的启发”，[15]进而通过灾害教育和学习，“影响社会与政府的灾害认知、价值判断以及行为规范，以期对未来的灾害应对提供相关的有益经验”，[16]“达成组织与个人价值与理念上的转变”[17]。因此，从哲学的高度、历史深度、现实广度和政府视角反思灾害教育，有利于探寻到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紧迫性和必要性。
1.和谐统一：灾害教育的哲学逻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并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史，人类也总是在同自然的互动中受教育并生产、生活和发展的。从“原始和谐”到“冲突失衡”引发自然灾害再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和谐，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是顺应自然规律并从灾害教育中学习提升的结果。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无法避免，并与人类相伴而生，真实、全面、公正地折射并考量着人间万象。[18]而自然中的灾害、灾后的教育反思和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灾害与人的关系最为紧密，人是灾害发生以及社会发展的直接承担者。有人认为灾害是人类与社会共同建构和适应的结果，是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风险。灾害发生的原因具有社会性质，它不仅仅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也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一种动态社会结果。[19]所以，经历灾害惨痛教训并通过灾害教育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们认识到“自身与自然之间是辩证和谐统一的关系”[20]。在某种意义上，灾害是人过分张扬并缺乏灾害教育而与自然产生矛盾冲突的表现，所以通过灾害教育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必需，因为灾害教育不仅能把灾害对人类社会的挑战和威胁转化为人类有效的应战与共处，还能让人类敬畏自然和珍爱生命，同时认识规律、顺应规律和运用规律，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在灾害面前变得一次比一次更加理性。
2.以往鉴来：灾害教育的历史逻辑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直伴随着灾害的挑战。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力量是有局限的，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21]另一方面，纵观世界各国不同发展历史时期，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自然反扑”人类的事件明显增加。[22]如历史上的地震、海啸、森林火灾、泥石流、农林病虫害、天花、麻疹、安博拉、猪瘟、禽流感、SARS以及现在的SARI等等无不如此。在过去20年内，全球发生的自然灾害数量较二十世纪增加3倍多，受灾人口数量增加了68%。[23]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人民面临的共同挑战，灾害及灾后的反思教育使人类更加自觉地认识、把握和理解自然规律。从远古时期的祖先祈求上天保佑和被动承受灾害，到凭借经验学会“亡羊补牢”，再到正视、接纳和理解并主动“预防”灾害；从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倡议、“国际减少自然灾害日”到美国倡导成立“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日本“重大自然灾害制度”、中国“全国防灾减灾日”等可以看出，灾害及灾害教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应对自然灾害并在灾害教育中醒悟的历史，也是人类承受灾害洗礼和教育并审慎行动、把“灾害忧患”“生存危机”主动变为“受教作为”和“安康生存”的历史。因此，基于历史的深度和未来的广度，不仅能更好地认识灾害这一伴随人类社会成长的“教育伙伴”，了解其与人类“交往”和“教育”的过程，还能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未来“和谐相处”及“受教”之道。
3.居安思危：灾害教育的现实逻辑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灾害防治工作，他提出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灾害特点，积极推进新时代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他在《摆脱贫困》中写道：“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不可忘记危险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临阵不乱、处变不惊”。[24]这句话正是灾害教育管理及预防的精髓所在。我国的自然灾害不仅种类多、分布区域广，而且发生频率大、灾害损失严重，加之中国在宏观地理、内部秩序、人口和城市规模、经济体量等的超大规模和复杂性特征，特别是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我们对风险和灾害的警惕更不能有丝毫的放松。然而，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时，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全民恐慌，对危害风险认知失当和对潜在风险漏洞识别不足致使疫情扩散，管理部门决策不当曾造成的一度管控失序，高校特别是医学院校对疫情的反应和参与防治迟钝，救援物资通道不畅等问题的暴露给我们又狠狠地上了一课。突发的灾害给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风险灾害教育是化解这种挑战和复杂性的有力武器。建设社会义和发挥我国“超大规模性”优势，更需要开展“灾害教育”来化解和应对风险并增强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的进取精神。
4.国家义务：灾害教育的政治逻辑
从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近期在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上提出的“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等可以看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职能，都是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最基本限度。在灾害面前，国家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是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这在汶川大地震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救灾中得到了有力体现和认同。灾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极大威胁，人类也不断地与灾害抗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与能力始终贯穿于人类共同应对灾害的所有行为过程当中。自然灾害的发生、演变规律至今是人类难以完全掌握的领域，特别是个人、团体、社会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自然灾害生成演变规律的研究和掌握是非常有限的。因而，国家作为人类最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形式，其所拥有的先进科技水平、高效的动员强度和强大的人才队伍决定了其在灾害教育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和关键作用。因此，面对不确定的灾害及其所带来的风险，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预防灾害和治理灾害的问题，譬如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有效灾害教育方式，让国民知晓常见重大灾害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基本常识，知晓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的自救知识与技能，提升国民的防灾和救灾意识；建立反应迅速、组织科学和运转高效的国家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健全国家防灾投入体制和管理运营模式，建立经济有效的灾害管理和运营办法；根据本国的特点与发展实际，建立健全国家灾害保障与救助体系，建立健全与灾害有关的国家法律体系[25]。所以，“灾害教育”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也是践行“四个服务”的时代使命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灾害教育的行动逻辑：实践论视角
（一）多维统筹：搭建“灾害教育”的制度框架
多维统筹和供给有效的教育制度是开展灾害教育教学活动、推进灾害教育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和外在保障条件。灾害教育是国家、社会、学校、社区和家庭的共同责任，将灾害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用制度对灾害教育的设计和实施进行规约，发挥制度在协调参与灾害教育不同领域主体的关系，对稳步推进灾害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在形而上的制度设计理念上，需要结合我国“超大规模性和复杂性”特点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把灾害教育放在国家应急管理和国家安全发展战略高度，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人文关怀、关照生命与人的成长”等理念贯穿到灾害教育中，同时制定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灾害教育政策，同时配套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协同性的灾害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使灾害教育形成一个上下层级衔接、内外功能互补、相互协调一致、总体规范有力的理念和制度体系；在宏观组织层面的制度构建上，要结合我国灾害教育与灾害素养方面教学薄弱和实践效果难于保证现实，以及自然灾害多发和国民灾害意识不强，国内灾害教育体系尚未健全等问题，从国家层面围绕灾害教育学科设置、灾害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学校教育实施方式、专业教育资金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监测和灾难教育体验中心建设等，发挥制度选择性和改造性功能对灾害教育的引领作用，建立国家、省（市）、地方、学校等立体协同运行的灾害教育组织机构框架体系；在微观操作层面上，要明确灾害教育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目标和理念，从灾害教育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培养和资金投入等环节入手，出台合理有效的灾害教育应急通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规范和保障机制。
（二）多重关照：塑造“文化育人”的协同机制
对灾害的风险感知不仅取决于它可能产生的危险，而且还取决于受文化支配的社区和个人的行为。正如作家叶匡政曾说，“假如一个社会对灾难的记忆是残缺的，或稀有的，只会导致民众对灾难的陌生与恐惧，一旦发生灾难，即便身体未受到伤害，也极易对个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创伤”。[26]所以，一些国家在饱受灾害后把对灾难的记忆形成了特有的灾害文化并推动了灾害教育的发展，这时灾难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有悲苦，也有包括对灾难的清醒认知，而不是面对灾难时的“未知”。如荷兰的“每个人都负担起管理洪水风险”的灾害文化，智利的“地震文化”和日本无处不在的灾害文化等。灾害文化传承了几代社会、家庭和个人的灾害经验，它是一种人们在社会中默认的习俗、态度、行动以及对事物考虑方法中形成的一种方式。重塑社会的科学灾害观念，形成文化自觉，是开展灾害教育的必由之路。
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挖掘救灾、恢复重建过程及救灾英雄事迹中的教育素材，弘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凝练每次灾后文化创伤的“物化”实体，形成国家层面的灾害教育文化。一是对在“传承改造自然中形成的‘人心齐、泰山移’的统筹机制，在抵御外侮中形成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动员机制，在自然灾害面前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援助机制”[27]从文化层面进行提炼并形成特有的灾害教育文化元素；二是学校层面要通过灾害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灾害意识和灾害历史观，引导学生树立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引发学生对生命存在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并树立珍爱生命的意识，在整体上塑造一种正确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命及自我的灾害文化教育体系；三是社区要围绕“自救、共救、公救”的灾害应急救援理念，“唤起民众”树立灾害责任文化、预防文化、风险文化、协同文化，并形成制度、技术、行为、物质和精神层面策略保障体系和特有的社区灾害文化体系。
（三）多向统整：构建“纵横贯通”的学科体系
学科是知识体系建构的结果，是科学的细化和知识的分类，也是一种制度安排，[28]而系统化的知识和学科规范的组织机构能为个人提供坚实的知识及教育训练。[29]虽然我国灾害研究历史源远流长，但多呈现为碎片化和主观化，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完善和系统的“灾害教育”学科来统领。所以，从学科层面多向统整思考灾害教育并构建灾害学历教育及学科体系，是提升灾害教育研究层次和系统性及培养灾害应急管理人才的主渠道和普及灾害教育的重要支撑。
在纵向上构建灾害教育学科架构，确立灾害教育和研究的学科地位。国家教育部门要设置“灾害教育”学科并明确学科方向，同时设置灾害学科相关专业和完善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国家、学校、院、系、教研室等纵向灾害教育学科组织结构，完善纵向金字塔灾害教育分层课程体系。做好灾害教育学科发展的顶层规划、区域协同和单体提升计划，以实现灾害教育学科方向、结构、组织等方面资源的纵向贯通。
在横向上注重灾害教育内涵建设和与不同学科专业的横向交流与资源协同。要加强与灾害教育相关的师资队伍建设、灾害体验基地建设、灾害文化研究、灾害人才培养体系及学术人文环境等建设。不断完善灾害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结合灾害教育跨学科领域特点，注重加强与其他学科专业的沟通交流和营造多学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氛围，组建灾害教育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交叉学术创新团队，发挥多种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以实现灾害教育的系统化、组织化、制度化和多向度发展。
（四）多元共治：完善“协同共享”的运行机制
灾害教育包括灾害认知教育、常识教育和救助技能教育，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管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多部门、多行业等利益群体，涵盖了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生产培训、灾害管理等多个育人环节，是一个跨界的复杂系统。因此，形成多主体参与、资源共享、利益共沾和责任共担的协同运行机制，将众多利益主体和教育要素整合到灾害教育上来，从而实现学校单一教育主体无法实现的育人效果。
一是明确灾害教育的国家机构和完善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机制。成立由国家教育部和灾害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来统筹推进与服务的协调机构，建立多部门共同认可的培养机制，并发挥市场的作用及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整合各类防灾减灾教育和学科资源，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和科技创新平台，以推动形成我国灾害人才培养的“主体多元性、资源共享性、多平台协作性”的共治局面。二是按照从单一灾种防治转向灾害综合防治人才培养思路，规划设计系统的资源配置共享机制。防灾减灾救灾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整合教育部门的教育资源、财政部门的经济资源、多部门的人力资源、科技资源等。要将灾害教育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并从国家公共治理视角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共享和配置。三是建立行业企业参与灾害人才培养利益共沾机制。学校、企业行业、应急管理部门和社会机构都是灾害教育的主体，要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和参与各方的积极性，要实施对行业企业减免税收优惠、设立应急管理部门教学补贴等合理的补偿机制，吸引各方积极参与灾害教育事业。四是完善质量监测的责任共担机制。灾害专业人才培养涉及灾害预防、防灾减灾工程、救灾抢险、卫生防病和医疗护理等环节，构建合理的质量监测评估体系，明确各环节各主体的责权利，才能保证协同育人成效和可持续发展。
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产生的灾害本身就是一个鲜活和具体的教育场域，[11]它能够给予人类的教育不仅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方式，还能在灾害防治技术上给人类启发，更为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体会生命的脆弱和领悟生命的沉重，并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我们要善待自然、珍惜生命。灾害教育正是从“生命的高度”和“自然的法则”去考量生命的价值、教育的真谛和打造生命的安全栖息地，也是对“教育根本”的坚守和“教育目的”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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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