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新时代终身教育学内涵更新、终身教育理论研究深化、终身教育实践发展以及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完善的必然要求。建设终身教育学学科亟待解决终身教育学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及性质、体系等方面的问题。新时代建设终身教育学学科需要明晰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明确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处理好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终身教育学研究和终身教育研究、终身教育学与终身教育实践、终身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终身教育学研究的中西关系，加强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外部保障。
关键词：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定位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制定了新的目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人民对教育的需求愈加迫切，终身教育已成为国际教育的一个主题，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基于“学”的层面探讨终身教育，成为新时代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亟须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因此，笔者试图系统分析新时代背景下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就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建设终身教育学进行初步探讨。
一、新时代呼唤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历史必然性。
1.新时代终身教育学内涵更新的必然要求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曾引用皮埃尔·弗特（Pierre Fert）所著《教育学的盛衰》中的一句话：“大学应把一种培训人的科学称为‘终身教育学’，如有些大学业已实行的那样。”[1]“终身教育学”在这里就已被提出，给我们思考终身教育学提供了一定依据。
终身教育自被提出至今，历经变化和发展。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提出终身教育概念时认为，终身教育是“具体的思想、实验和成就”、“原则”或者“研究方法”。[2]这与时代背景有关，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专门组织终身教育的部门，因此终身教育并未被视为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语词，或是某种观念、原则。有研究者认为“终身教育”的演变过程是：日常语——概念与理论——国际教育的舆论焦点与建议——立法。[3]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传统的教育观中走出来，以大教育观来思考教育问题，建立大教育学学科体系，“接着讲”过去已发生在中国大地和全球范围内的终身教育，“讲自己”的终身教育学，以建立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学。
2.终身教育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
终身教育理论研究在我国经历了理论取向（1979-1994年）、实践取向（1995-2000年）、理论与实践结合取向（2001-2011年）、历史与反思取向（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4]，主要在终身教育概念、思想、与各类教育的关系、立法、政策、体系、发展历史以及终身教育研究的梳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明晰研究起点。综观已有研究，终身教育研究的系统性不强，这直接影响了终身教育研究的质量。目前国内终身教育研究太多追随国际潮流与热度，忽略了终身教育研究自身的目的。
其二，进一步挖掘研究底蕴。终身教育在我国属于“舶来品”，并非本土生成，它经过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等措施逐渐由理念转为实践。因此，终身教育研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底蕴挖掘得不够，演绎多于归纳，借鉴多于原创。
其三，进一步突破研究领域。我国终身教育研究目前大多局限于成人教育领域，尚未拓展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研究领域。
其四，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目前的终身教育研究主要是囿于教育学范围内进行。中国终身教育研究急需摆脱这种局面，应以大教育学为学科视野，融合多学科研究范式进行研究。
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必然要求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新进展，要求终身教育学提供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为终身教育理论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实现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双向推进。
3.终身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实践发展方面，我国终身教育主要在政策、立法、教育体系改革与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制定。从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始，终身教育在我国经历了理念层面、初入政策、列入国家五年计划、步入国家战略规划等政策地位的转变。近年来，“终身教育体系”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向。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作为一种体系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提出部署与要求，进一步提升了终身教育在我国国家政策中的地位。
第二，中国终身教育立法的推进。在国家层面，随着1995年终身教育被写入《教育法》，终身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得以确立下来，它的根本性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确定。2003、2008、2009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都提及了起草《终身学习法》相关内容。2016年，新修订的《教育法》开始正式实施，并且新增了“学前教育”、“继续教育”等内容。在地方层面，多地区相继颁布地方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终身教育立法进程在不断推进。
第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终身教育理论本土化过程体现出各类教育互相关联的特点，各种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交叉融合，教育资源互通共享。目前，我国传统的国民教育体系正向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趋势迈进，传统的封闭式教育体系开始向更加开放的体系转变。
终身教育实践虽然在我国有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终身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困难、经验化发展倾向明显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终身教育学的理论指导。因此，新时代的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当紧密结合中国教育实践需求，与现行的“学分银行”、资历框架等终身教育实践相衔接，接受中国教育实践的检验。如我国正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但体系是什么、如何构建等问题，学界尚无定论，这直接影响了终身教育实践在中国的进展。如何处理好终身教育学和终身教育实践的关系急需我们加以重视。
4.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完善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对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终身教育作为新时代的教育主题，应当从“学”的层面对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完善作出呼应。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能够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提升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成熟度。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终身教育理论，研究者最初以翻译和介绍国外终身教育理论的方式来进行终身教育研究，直至21世纪初，开始有研究者尝试进行终身教育学的学科探索。
早在2002年，季森岭在《应尽快构建终身教育学》等论文①中提出了构建终身教育学的设想，呼唤尽快构建终身教育学，建设具有普及性的终身教育学教程，并就终身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地位、社会支持等进行了研究。
叶忠海在《终身教育学通论》（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中从导论篇、理论篇、体系篇、阶段篇、展望篇五部分对终身教育学进行了探讨，并在《构建终身教育学框架的若干基本问题》等论文②中就终身教育学的产生、构架、框架、学科建设等层面进行了探索。[5]他提出，终身教育学属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应当“多力合一”促进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弘扬学术自信。[6]
林良章著《终身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是目前国内较少以“终身教育学”来命名的著作，该书从理论视角对终身教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同时也有一些经验性的实践探索。
从总体上看，中国研究者对终身教育的研究缺少学科层面的探讨，对终身教育学研究较少，终身教育学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需要加强。自终身教育引入我国以来，终身教育便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教育学学科中有所发展，如今终身教育研究应迈向新的阶段，即将其上升至“学”的层面，突出终身教育学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学科所具备的成熟标准与成立条件进行分类，可将学科分为“实然学科”和“应然学科”。[7]据此分类，终身教育学属于“应然学科”，即它具备学科成立的条件，但尚不具备学科成熟的标准。聚焦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终身教育学的概念
自终身教育产生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从性质、个体培养和社会意义、时空等角度对终身教育概念进行了界定，从而不断扩充和发展了终身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8]但对作为学科的终身教育学却研究较少，关于终身教育学的概念界定，学界鲜有涉及。细致梳理后发现，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终身教育学这一概念的。
第一，“科学体系说”。这种观点把终身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认为终身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终身现象、揭示教育终身运行规律的科学体系”。[5]
第二，“新教育学说”。这种观点从改革传统教育学的角度提出终身教育学是“培训人的科学”。有研究者在分析传统教育学存在的困境后认为，终身教育为“新教育学”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新教育学关注“人”而非“物”，关注“自学”而非“教育”。[10]
第三，“实践科学说”。有研究者以日本终身教育学为研究对象，认为日本终身教育学与“以学校中心”、“以孩子为中心”、“近代教育价值”相对，重视学习性行为，具备作为实践科学的基本特质。[11]
新时代背景下，从理论上对终身教育学进行界定，既是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又是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挑战，需要研究者加以深思。
2.终身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一个学科形成的最主要标志是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建设终身教育学，也需明确其研究对象。已有对终身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终身教育现象、规律说”。这种观点认为，终身教育学是研究终身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并把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组织作为终身教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12]
第二，“教育的‘终身’现象说”。这种观点认为，教育的“终身”现象即人一生的“全程性教育现象”，终身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扩大到人一生所接受所有教育的现象，即教育的“终身”现象。[5]
第三，“人与自学说”。这种观点基于对传统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批判，认为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新教育学应当是研究“人”与“自学”的学科，而非对“物”与“教育”进行研究。[10]
第四，“异文化接触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异文化接触行为包括兴趣、娱乐、休闲等被传统教育视为“异质”的行为，应当是终身教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11]
第五，“‘具体的人’说”。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认识问题，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教育学研究对象应当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转变，从而构建新时代教育学。[16]
以上关于终身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定基础，但学界仍然各抒己见，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为此，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对终身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准确定位：一是明确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围，确定其研究边界，并且对终身教育学与教育学以及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教育学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区分；二是确定终身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三是确定终身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即研究对象应当体现终身教育现象的普遍性；四是在确定终身教育主体和外延基础上明确终身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3.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
一门独立学科确立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有该门学科自己的范畴及其体系。如何确定自身的逻辑范畴和领域边界，就成为当前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我们既要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确立和认同终身教育学的地位和价值，又需要在大教育学的视野下，辨析、确认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有了明确的研究范畴，终身教育学的研究才能聚焦。具体而言：
第一，基于多学科角度建构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终身教育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密切相关，我们要从多学科的视野来构建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通过多学科人员参与的跨学科研究，从多角度明确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建立合理的逻辑范畴体系。
第二，基于历史视野梳理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终身教育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但终身教育实践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追寻中外终身教育的起源并对终身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无疑是构建终身教育学研究范畴的重要方法。
第三，基于中国实践把握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实施和参与终身教育的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结合新时代的特点，我们需要重新界定终身教育的目标，明确终身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这是把握终身教育学研究范畴的重要前提。
第四，基于创新目的探讨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依托终身教育理论研究发展而来的终身教育学，应落脚于中国实践。我们应以创新的姿态，既不照搬国外经验，又不盲目排外，确立中国终身教育学的研究范畴。
4.终身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有研究者从哲学层、系统科学层、一般学科层、具体科学方法等方法论层面来探讨终身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教育学的研究方法都适用于终身教育学，终身教育学在借鉴他学科方法的同时，应当把握特色，用“方法群落”来研究终身教育。[12]研究方法对终身教育理论研究、学科的理论高度以及学科身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应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应以教育学研究范式为基础。拓宽终身教育学研究视野，并非要完全摆脱母体研究范式来追求他学科范式。我们应当在把握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构建终身教育学研究方法的体系。
第二，应充分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终身教育研究范围较广，仅仅依靠教育学研究范式远远不够，仍需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终身教育学研究应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形成一个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术共同体，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第三，应适当运用相关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纵观既有研究，不乏一些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但这类量化研究更多聚焦于对终身教育研究的综述研究，而较少将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于终身教育实践领域。终身教育学应注重将量化研究应用于终身教育实践领域。
第四，平衡多种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方法的使用规范程度。目前，终身教育学中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程度较低，既未能深入地研究学科问题，又容易导致研究的随意性和经验性，规范使用质性研究能够深入细致地分析与解释终身教育实践中的复杂问题。
5.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及性质
关于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定位，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已有研究主要从如下四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一，“主体、主导说”。有研究者认为，终身教育是21世纪的教育主题，已引领着教育实践与理论体系的重大变革，并在当下学习型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终身教育学在教育科学体系中应处于“主体”和“主导”地位。[18]
第二，“一级学科说”。有研究者提出建立终身教育学一级学科的设想，在终身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分类归属方面，认为终身教育体系包含国民教育体系。
第三，“独立学科说”。这种观点将终身教育学定位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育学与终身教育学的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研究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创新和发展。在终身教育学与成人教育学、老年教育学等学科的关系上，前者包含后者，后者归属于前者，体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5]
第四，“三种假设说”。有研究者提出三种假设，一是把终身教育学作为亚一级学科来考虑；二是把终身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三是把终身教育学作为亚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12]
学科定位是学科建设的前提，我们应把终身教育学作为教育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来研究和建设。学科性质的思考是一门学科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终身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从终身教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规范等方面加以考察，终身教育学主要属于教育学学科。从终身教育学产生发展和研究角度来说，终身教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承担理论建构工作。从学科专业角度来说，终身教育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终身教育要实现人的终身学习目标，实现社会学习化，就必须进行实践活动，把终身教育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从终身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目的来说，终身教育学是一门复合性学科，需要众多学科融合，致力于人的终身教育得到保障。我们在认识终身教育学学科性质时，既要强调它的基础理论学科性质，又要重视终身教育学作为应用性学科存在的意义，还要注重终身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独特性所在。
6.终身教育学的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终身教育学的体系建设应当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部分展开。
（1）终身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已有研究者出版并发表了关于终身教育和终身教育学方面的著作与论文，其中关于终身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主要体现出如下两种思路：
其一，“理论模型建构思路”。有研究者认为，建构终身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应先对理论模型的要点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组织、文化、和谐社会、幸福人生、创新、素质、生命意义等要点。[12]
其二，“学科群框架建构思路”。有研究者根据我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学科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全面规划终身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将终身教育学框架划分为五个部分：终身教育学导论、终身教育理念论、终身教育体系论、终身教育阶段论、终身教育展望论，并对每个部分进行了细致的内容划分。[5]
构建一门反映终身教育实践规律、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终身教育学，这不仅是终身教育学学科成长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诉求。为此，终身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既应注重探寻终身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创新学科体系建设思路，也应遵循终身教育发展规律，注重整合已有研究。
（2）终身教育学的学术体系。
终身教育学的学术体系是由特定方式联系形成的终身教育学学术研究活动整体。[23]就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而言，建立本学科的学术体系是建设终身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它是以终身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本体性和拓展性研究为主要目标的终身教育知识体系。终身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具体包括学术训练、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因此，研究者需要切实基于终身教育这一主题，以关系为视角，聚焦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围绕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人生不同阶段，探究各个年龄段终身教育之于个体发展的内在机理，深入推进终身教育学学科知识谱系的完善。同时，我们亟须重视终身教育学的学术训练、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提升学术自主性；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对世界所关切的终身教育问题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创造，加快中国特色终身教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进程。
（3）终身教育学的话语体系。
目前，终身教育学尚未形成学术共同体内部互通的、具有自身学科特性的话语体系。研究者之间“各说各话”，未形成对终身教育学学科核心概念的“质的规定性”及其逻辑关系的共识。为凝聚学术共同体的力量，我们亟须加强学科话语体系建设，通过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构建学科共同体的“沟通平台”。终身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尚需重视已有的终身教育传统，着力做好“接着讲”的工作，关注现实终身教育场域，实现传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不断推进“有根”的终身教育学话语的创生，拓展对于当下终身教育问题思考的想象空间，思考终身教育的永恒性问题。
三、新时代如何进行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结合上述问题，新时代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明晰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
新时代背景下，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当明晰以下四个基本方向：
一是沿着内在建制与外在建制协同并进的方向进行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在这个层面上，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要走的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建设路径，即通过学科的外在建制来推进学科的内在建制，从而进一步巩固外在建制。如果通过学科知识的发展和自然积累形成学科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精神规范，进而再去推动学科的外在建制，可能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终身教育学应通过有组织的外在建制促进内在建制，以成熟的知识体系服务终身教育的实践。
二是沿着兼顾学科内在发展逻辑与社会发展逻辑的方向进行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不仅应该遵循学科内在发展逻辑，而且还需符合社会的需求逻辑，坚持研究的客观性、开放性、融合性以及解释的深刻性。
三是沿着推进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向进行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新时代赋予教育学新的内涵，对终身教育进行学科层面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内涵，促进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进程。
四是沿着中国教育实践发展方向进行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必须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教育发展趋势，解决学习型社会建设以及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迫切需求。
2.明确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
终身教育学能否成为“学”，这既是终身教育学学科获得生存地位、发展空间与成长生命力的必要前提，又是终身教育学学科构建的前提和合理性问题。终身教育学要成为一门学科，亟待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对终身教育学学科存在与发展机理进行梳理。论证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使终身教育学获得学术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既是适应我国终身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结果，又是文化传统与学科管理体制等客观因素作用的现实需求。
第二，根据知识生产和实践需求，系统探究终身教育学何以能作为一门学科与一个独立的实践领域，寻求学理说明与实然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完善终身教育学理论体系，增强其对终身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与解释力，提高其对终身教育实践的适切性。
第三，探究并阐明将终身教育学定位为教育学下设二级学科的现实依据。终身教育学与传统的教育学在知识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同。因此，在学科建设上应力争突破传统教育学的框架和范畴，形成体现自身研究特色的问题域。应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基于终身教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采取开放的态度和多话语体系构建终身教育学学科。
3.处理好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四对关系
第一，终身教育学研究与终身教育研究的关系。
作为终身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要素，对终身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终身教育学学科才能更好地探寻其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以及规律，进而促进学科更好、更快地发展。终身教育知识是终身教育研究的成果，终身教育学则是终身教育知识的学科化，终身教育学研究者应该开展的是终身教育研究中的终身教育学研究。同时以探究终身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注重对终身教育研究的继续深化。由终身教育到终身教育学，虽然只加了一个“学”字，但却有了实质意义的变化，即终身教育自此进入到“学”的建设阶段。
第二，终身教育学与终身教育实践的关系。
从终身教育学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终身教育学发展的“源”在终身教育实践，而且终身教育实践是检验终身教育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终身教育实践是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动力和依据，需要扎根实践、深入调研，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和深度互动中，推动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简言之，终身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应从总结丰富的终身教育实践成果和经验出发，探索终身教育功能发挥的途径。
第三，终身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学科发展史可为我们研究终身教育学科的建立时机、推进机制等提供有益经验，这些经验将转化为学科建设的有益养分。具体而言：
一是确立终身教育学在整个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规律，处理好终身教育学学科与其一级学科、终身教育学与教育学内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搭建终身教育学的学科理论框架，必须将学科之间的关系厘清，明确其学科地位。同时，要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资源，从中获取新的概念、原理、视角和方法，拓展终身教育学的发展空间，使其成为体系完整且独立的学科。
二是突破教育学的学科界限。从与其他学科交流互动的视角来看，终身教育学不仅局限于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而且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动。终身教育学是一门贯彻人生命始终的学科，涉及和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学科建设要以问题为核心，着眼于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亟须解决的问题，不囿于学科研究，而是以项目为平台，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同时，要积极吸纳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构建终身教育学学科发展共同体。
第四，终身教育学研究的中西关系。
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当妥善处理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西关系。为规范学科建制，创新学科理论，形成学科文化，吸收借鉴国外终身教育领域研究成果是合理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参加终身教育学、终身教育的国际性会议，以开放的态度加强与国外同行界交流对话，关注国外终身教育学的发展，及时了解终身教育学的前沿动态，努力创造有利于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良好氛围，加大对国外终身教育学著作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与引进力度等，对于我国终身教育学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补充和借鉴。但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还必须立足国情，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制度相融合，充分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教育传统的精髓，汲取中国的终身教育实践经验，推进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学派建设。
4.加强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外部保障
费孝通认为，学科外在建制的标准主要有五个：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24]目前，关于终身教育的学会、专门研究机构还比较少；人才培养体系还不完善，很多以终身教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是在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或其他学科中培养；研究队伍的建设也亟须加强；在图书资料和专刊出版方面缺乏相关学术刊物，刊发终身教育类文章的期刊级别不高，社会认同度有待提升。
（1）研究平台保障。
作为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开展学术交流的专门组织，学会组织召开专业学术会议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工作的持续开展，需相应的研究平台为其提供重要保障。高水平终身教育研究平台的建设，可依托学校、文化场馆、家庭成长联盟，突破单一的属地研究形态，建设跨地区、跨省域的终身教育研究平台。
专门的杂志期刊是终身教育学研究者发声的主要平台，杂志的水平和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终身教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因此，创办专门的期刊，对于终身教育学的发展来说十分必要。要扩大终身教育学问题域，积极整合优秀的终身教育学研究成果；创办终身教育学专业期刊或开设专栏，形成终身教育学的理论特色。
自终身教育被引入中国以来，我国终身教育研究工作首先依托中国终身教育协会、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高等院校终身教育机构、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职工大学、企业大学等平台。随着终身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的持续开展，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学习专业委员会、中国终身教育协会终身教育与学习研究中心、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群众性终身教育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终身教育研究院等平台相继建立，为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时代背景下，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需要依托专业的研究机构和相关学科，以“终身教育问题”为基点，构建专业化的终身教育学研究平台。
（2）研究队伍保障。
专业化研究人才的培养，是终身教育学学科得以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因素。一是设置终身教育学院（学系）。建设终身教育学学科，需要依托制度化场所为其提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刚性支持，而大学是终身教育学实现制度化建设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在高等学校设置终身教育院系，尽快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为终身教育的发展和实施提供人才支撑。二是增设终身教育学学位点。学位点的建设工作，会直接影响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发展和学科团队的建设。终身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应围绕学科建设目标和方向，通过引育并举等多种措施培养终身教育学的领军人物和优秀青年人才，建设一支高质量、动态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形成终身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三是增设终身教育学专业和课程。依托终身教育学专业的系列课程，将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相结合，组建集“教-研-用”于一体的学科构架，给予必要的政策与资源支持。完善终身教育学的学科组织制度与机制建设，实现终身教育学学科组织的有序发展。
（3）法律、政策与制度保障。
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既是一门学科概念和范畴的集中体现，又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我国《终身教育法》仍处在“启动研究”状态，为保障终身教育的健康有序开展，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终身教育法》，通过法律、法规来明确终身教育的基本概念，规范和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政府和高校也应加强对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配套支持，深化合作，共同促进终身教育学学科发展。相关部门应加大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扶持力度，出台相关政策、法令等，从物力、人力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支持。政府应组建专门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加强终身教育实验基地建设，对终身教育相关事业进行指导。
总之，终身教育学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新时代的教育学人，应承担起自身的学术使命，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地推进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使终身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成为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参见季森岭：《应该尽快构建终身教育学》，载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69-70页；《也谈“终身教育”的内涵》，载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43-44页；《终身教育学在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于《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2年第3期，第48-50页；《终身教育科学研究与终身教育学的构建》，载于《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48-50页。季森岭、南海：《社会的支持与终身教育学的构建》，载于《内蒙古电大学刊》2002年第6期，第4-5页。
②参见叶忠海：《构建终身教育学框架的若干基本问题》，载于《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4-7页；《以文化自信思想定力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终身教育学科建设》，载于《终身教育研究》2017年第6期，第36-38页；《终身教育动态运行研究》，载于《终身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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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ng for Lifelong Pedagogy in the New Era
HOU Huaiyin WANG Xiaodan
Abstract: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pedago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newing its connotation, deepening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developing its practice and perfecting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China pedagogy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of lifelong pedagogy at the aspects of definition,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category, research method, discipline orientation and nature, and system. It should clarify the basic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larify the main task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earch of lifelong pedagogy and lifelong pedagogy, the lifelong pedagogy and lifelong education practice, the lifelong pedag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lifelong pedagogy research and the western, and strengthen the external guarante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pedagogy.
Key words:lifelong pedagogy;discipline construction;new era
责任编辑：王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