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学话语是话语主体基于教育学的共性，按照其内在的思想、实践等逻辑体系传达出具有个性的话语。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作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在构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情境之下的失联、失语、失位、失衡等问题。基于此，新时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要从恪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立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求同存异的话语思维方式、注重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真实的外译”与构建多样化的传播途径等举措上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话语体系。

关键词：话语；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尤其在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1]，存在许多话语只能在“国内说”“小声说”“私下说”，在国际话语的阐释上存在“说别人的话”“有理说不出”“说了也白说”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没有足够重视话语体系的构建有关。教育学话语体系作为我国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也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迈入了自觉的时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寓意重构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话语已成为新时代教育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使命。^[2]因此，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不仅有助于我国特色教育学理论的守正与创新，而且还能为更好地提高我国教育国际话语权添油续力。

一、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的题中之义

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当中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它是由学科话语体系引申而来，是源于对话语这一“富饶”之地的属性、特点、范畴、功用等内涵关系的开拓与挖掘。因此，对话语内涵的外延、特征及其演变的阐释是进一步理解与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前提条件。

从词源上来看，话语一词最早肇始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阐释，他认为语言是说话者的语法、词汇、语句的内在系统；言语是说话者说出的可以被别人理解的话语（discourse）。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则将话语分词性作解释，作名词是“可以言说的话，表达的思想，记录下来的文字；若作动词表示为说话、谈话，‘具有代替语言的动作方式’”^[3]。而《牛津英语词典》认为话语是“言谈、谈话”，内含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倾向于主体性行为的表述。这些释义后多用语言学中的句子、语境、语篇与语义等话语符号来阐释与人有关的认知、行为、交际能力等。

此后，话语研究开始进入哲学领域，许多哲学家都提到了话语的不同内涵。如维特根斯坦认为话语是语言的游戏；海德格尔认为话语即表达；伽达默尔的话语即诠释以及哈贝马斯的话语即交往，吉登斯的话语即实践等不同的学术话语依据特定的问题和研究目的，以不同的理论基础构建起了一套崭新的学科话语体系。可当话语进入到政治学的视野之中就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充分地揭示出话语的背后逻辑是理论思想，理论思想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其代表人物及观点有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话语即意识形态，福柯的话语即权利、米勒的话语即政治的言说以及图恩·梵·迪克的批判性话语的构建等，他们认为这些政治性的话语是“由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一般性的基本思想体系，是将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事件和局势的诠释并控制其话语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其他社会实践的思想”^[4]，也是构成社会变革与文化控制的重要力量，对世界的再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认同发挥着意识形态的规训作用。

当前，我国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思想的指导下，先后共召开四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理论研讨会”，标志着中国话语研究完全进入了自觉时代，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再迷信于西方话语，沉醉于西方话语的世界里，而是从中国经验中总结与构建适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不同学科、学术、理论、思想的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是话语主体运用特定的教育概念、教育实践、教育目的等内涵，利用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实践经验、理论基础等逻辑体系来突破西方教育话语体系的桎梏，打破照搬西方教育学科、理论、学术话语的藩篱及意识形态的规训，使我国在新时代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能够完善与改造旧的教育话语、总结与概括新的教育话语、借鉴与创新外来教育话语，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对此，有人担心中国教育学话语会不会太强调民族教育的个性而失去普通教育的共性。事实上这样的忧虑是多余的，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中国教育学不仅注重教育学话语的普适性，而且也强调本土教育学话语自身的规定性与逻辑性——中国的经验。因此，中国教育学的形成只有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中国教育学话语是人类文明下的教育学话语，而非西方视野下的教育学话语。^[5]

二、新时期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现状透析

一个具有特色的学科话语一定具有内在的创造力、生命力以及外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二者相互融合才会促进话语的历久弥新。但新时期我国特色教育学话语在构建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同情境之下的失联、失语、失位、失衡等问题。

（一）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认识与我国信仰话语的失联

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让我们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繁荣和先进的物质文明，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各方面的落后。当西方各种话语如潮水般不断涌向中国，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价值普适论、利益至上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想像“特洛伊木马”所携带的“病毒”一样不断侵蚀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尤其大量的西方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卷入中国，人民饥渴般地欣赏着西方“文化盛宴”的同时，逐渐走向了民族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甚至认为“西方的一切，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都是完美无缺，因而全盘照搬”^[6]。

有些教育研究者“耕了他人田，荒了自家地”，面对着光怪陆离的西方现代化的教育成果，很自然的产生了仰慕之情，于是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于不顾，奋力模仿，以表自己是文明人而非“野蛮人”，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殚精竭虑地寻找西方资本主义教育话语，“更有甚者，一些人还千方百计地迎合西方人的口味，模仿西方教育学的话语越来越地道与精致，且常常以此为荣，在教育界大肆炒卖。”^[7]还有些教育部门的领导干部，在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与教育现代化建设上常常背离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他们执行党政部署的口号。这种视国家的教育政策为“儿戏”的“信仰”，大大消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教育事业当中的指导地位，使我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失去了前进的灵魂、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此外，有些教育研究者善于“发思古之幽情”，思想非常保守，不敢解放思想，对国外教育话语充耳不闻，抵制国外先进的教育发展经验，致使我国一些落后的教育话语得不到改造，特色的教育话语得不到创新，严重阉割了当代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我国不断发展的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

（二）西方话语霸权与我国教育学术话语的失语

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发展中的难题，其中多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话语之间的不对等所造成。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教育学话语，从宏观角度来看，其发展趋势呈现多元化。但面对着诸多不同的教育学术话语体系，西方教育话语体系却成为世界教育话语的“老大”，一直处于话语霸权的地位，其他国家的教育学术话语无法与之相抗衡，我国的教育学术话语也难逃厄运，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境遇。

回首我国近代教育史的发展历程，我国教育学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教育学话语至今已逾百年，百年的西方教育学话语一直渗透着西方话语霸权的思想，不断对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理论进行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宣传着西方资产阶级意识霸权和普适的教育价值理念。“当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被整个社会采纳、统制，不再需要强力来维持时，意识形态发挥着作为共识霸权的基本作用。”^[4]在此种情境下，我们的一些人的话语意识已经麻木，面对着“失语挨骂”“落后挨打”，不仅没有发出任何有效的声音，拆穿其教育学术话语背后的逻辑，反击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的霸权，反而还成为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布道者”，认为西方教育代表着教育正确的发展方向，其学术话语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标杆。

正是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长期“统治”，才会使国人有这种可笑、可悲甚至可鄙的认识。即便有人认识到西方教育话语霸权的存在，发现了西方话语的谬误，但却苦于不知怎样从我国本土文化中总结特色的教育理论来反击而陷入迷茫，这种迷茫所带来的挫败感也是导致我国教育学术话语失语的原因。

（三）国内教育科学的发展前景与我国教育学国际话语的失位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血脉，激励着有志之士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谱写了中华民族感天动地的奋斗图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话语体系指导下，经过70多年的艰苦创新、艰难探索，由站起来、富起来逐渐走向强起来，实现了西方社会经过300多年的发展才有的成就。这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这一人类美好的理想在神韵的中国大地上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且也为激发我国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教育科学发展活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9]。教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迎来了言说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经验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的春天。但长期以来，教育科学由于受到西方不同学科、理论、学术思想的桎梏，在国际教育话语的舞台上，争取其学科话语权意识不足，发出的声音不够响亮，不敢在国际权威的舞台上发别人之未发的教育学话语。虽然有些教育学话语在国内讨论的热火朝天、传播的沸沸扬扬，但在国际上却是默默无闻、传播的稀稀拉拉。“不敢说”“私下说”“小声说”成为了我国教育学国际话语交流上的常态，不敢言说中国教育学话语的自身特色，不善言辞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生怕在国际教育话语的舞台上造成“说了没人理”“讲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中国的教育学话语只“甘愿”成为一个“取经”的配角，成为西方教育学话语的“搬运工”，而非充当“传经”的主角，成为世界教育学话语的“写经”人。这样失位的角色与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教育改革的发展实力不相符，与国内教育科学发展的前景不匹配。

（四）教育实践与我国教育学理论话语的失衡

回眸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40多年，教育实践的改革需要不断总结，教育政策需要不断提升，教育路线与教育方针需要不断地夯实与肯定，教育学理论体系更需要不断地反思与重构。

虽然40多年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之路是成功的，中国特色教育规划、教育路线、教育方针是唯一的，但中国的教育学理论话语体系还没有形成，与中国教育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之间存在不平衡，更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不相称，缺乏了与之相对应的、系统的、科学的、能够得到世界认可的教育学理论话语体系。这是由于我国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不足，对当代中国特色教育实践的解读并未将其转换成中国教育学理论话语体系造成的。中国教育实践与中国教育学理论话语之间严重脱节，“这恐怕不是‘今天’的问题，而是中国教育学界的心态惯习———我们从不缺实践自信，但骨子里缺少理论自信、学术自信。”^[10]正是这一不自信，催使人们不知道怎样对有关教育实践进行理论释义，只能拿西方话语来“指挥”中国教育实践的问题，认为若不使用其话语进行阐述就对中国教育实践的问题说不清、道不明、讲不深。表面看来，这些对中国特色教育实践的讨论是对中国教育学话语“充分地”论证，但实际上，当把其教育学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运用到中国具体的教育实践时，才发现由于缺乏回归本土教育实践自身的逻辑体系，缺失深入探索中国教育文化根基的承接性和适切性，造成了那些所谓的“先进”教育学理论与我国本土的教育实践完全是“两张皮”，严重影响了中国教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要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与面向未来的思路”^[1]，通过恪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求同存异的话语思维方式，对教育话语进行顶层设计等方面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

（一）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人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表达，直接决定了他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决定着他的表达思路和主张”^[12]。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话语立场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为根本目的，为了在教育上能够宣传资产阶级的霸权地位和普适性的价值，就为其量身打造一套能够维护其统治的教育话语，同化或排异其他的教育话语。而中国代表的社会主义教育话语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恪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全心全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宗旨。它代表了比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话语更加先进、更加响亮的话语表达，更加符合现代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律，真正地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为此，我国教育研究者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时要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坚持党对教育话语的领导，严格落实党的教育政策，防止与克服话语执行中的“口号化”“标签化”“形式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教育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是恪守马克思主义话语，并不是走建国初期我国把教育学话语变成领导人语录话语的老路，也不是走对西方话语闭门不见、置若罔闻的错路，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多角度、宽领域、深层次地审视西方话语的内涵，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使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与西方教育学话语之间能够平等对话、互动互补。

（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凝聚教育学话语的资源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3]中国之所以历经无数次灾难险阻仍然能够昂然站立，源于中华民族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作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就是立足于这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而形成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其学科话语、学术话语、思想话语和理论话语同样也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中国教育学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话语，它不是孤芳自赏的话语也不是全盘西化的话语，而是在立足于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而形成的特色话语。而那些脱离中国文化简单从国外盲目照搬的教育学话语是不可取的。教育史无不证明这一点，无论是我们从日本引进来的赫尔巴特教育学，美国的杜威教育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都无疑是失败的，这充分说明脱离了中国文化就脱离了中国教育学的“根”和“魂”，无“根”和“魂”的教育理论不可能形成一个国家特色的教育学理论话语。

新时期我们要提高文化自信，注重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的构建，以民族文化的承接为基础，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并与西方文化交流借鉴，更好地凝聚我国教育学话语资源，从而使中国教育学能够对国际教育改革、人类教育发展做出贡献。“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源于民族性的当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成为其他国家的教育科学有借鉴意义的重要资源，它不再是西方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某一教育流派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而是根植于本土的树木结出的果实，散发着中国教育文化特殊的果香。”^[14]

（三）追求求同存异的话语思维方式，共建多模态教育学术话语表达模式

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二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不仅影响了话语内容的表达，而且也会导致中西在学术话语的交流上存在隔阂，造成西方对中国话语的“不理解”甚至“误解”。

就中西思维方式而言，西方国家注重对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追问，崇尚批判分析，注重演绎的思维方式，强调由一到多的发散思维模式。而中国则注重从自然万物中概括人伦道德的规律，注重概括的思维方式，强调由多到一的整体思维模式。从中西对人性与自然的思维来看，西方多强调人性本恶，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可伦理学》、卢梭的《爱弥儿》、霍布斯的《利维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名家作品中都能找到人性贪婪的一面，他们强调个人主义，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要求主体战胜客体，坚持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中国则多强调人性本善，如孟子提出“人性之善也，如水之下也”；《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儒家思想、宋代的理学与明代的心学为代表的观点，都强调了整体主义，在自然万物认识方面，要求运用整体性思维尊重自然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目的。

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话语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教育话语的差异就直接导致中西教育理论建构方面具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教育学术话语逻辑属性以及不同的教育话语范畴。因此，中国特色的教育国际话语的构建需要注重多元化思维之间的联系，运用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加强双边的对话与沟通，搭建不同教育学派话语交流、科学创新的平台，采取以我为主、统筹兼顾、有破有立的话语方法，剖析教育话语形态，达成教育话语共识，共建教育学话语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模态教育学术话语。

（四）注重教育学话语“真实的外译”与多元化传播媒介的构建，加强中西之间的交流

话语从表面理解是言语，也就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口语或文字表达。为了避免话语“说了没人听”“听了传不开”“开了传不响”的情况，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构建要注重国际之间话语的转译与传播。因为再强的特色话语如果得不到在他国有效地转译，也只能意味着自说自话、无人问津，更不能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我国著名学者黄力之认为，“如果中国并不考虑外国对中国的兴趣与需求，自发将自己的文本翻译为外文加英文，提供（非市场行为）给外国人阅读，这是一种虚假的外译，反之如果外国人处于自己的需要，将中国的文本翻译为外文，然后通过市场行为去学习阅读，这就是真实的外译。”^[15]因此，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翻译与传播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外译”基础上。

怎样提高“真实的外译”，吸引西方对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兴趣？一方面中国要大力推进教育内涵式发展，注重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研究，总结普惠性幼儿教育、巩固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产教融合化的职业教育、双一流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与教育理论，办好中国特色的教育，使中国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成为西方构建他们的教育学话语过程中的“内需”，以此吸引国外教育学者的“眼球”。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不同传播媒介的作用，针对不同的交流内容采用不同的传播媒介，让西方通过多种媒介更好地了解中国。一是在人际传播上，要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中外合作办学制度，提高中外人员之间的留学、访学机会，举办教育国际研究大会，开拓青年学者的国际视野，促进中外教育学话语的共享、共融、共长。二是在网络媒体、电子媒介、智能手机等多媒介的使用上，要注重与传统报刊、书籍、杂志的有机结合，打造全新教育传播模式，建立多元化的教育话语传媒机制，形成多模态话语的传播范畴。三是需要对各种传播媒介进行整体战略性设计，加强对传播平台的监督监管，尤其要构建互联网风险防范机制，及时化解教育话语传播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和危机，为更好地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好中国教育声音提供良好环境。

（五）继续加强教育话语的顶层设计，注重打造特色教育发展战略

我国在教育话语顶层设计上要避免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就必须抓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契机，注重研究未来的教育发展趋势，从我国国情、世情及学情上深入探索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改革、教育实践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设计出一系列国家特色的教育发展战略。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重磅出台，它蕴含的“八大教育理念”和“十大教育任务”让人感受到，“没有哪个改革发展的设计，像《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这样有如此鲜明的中国特色”^[16]。这一战略设计不仅强调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代、宏观与微观上的联系，而且把社会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与学校教育体系深度融合，将每一部分教育的机制、标准与不同区情的实施计划相结合，形成了四通八达“立交桥式”的教育体系，为构建新时代我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滕飞，中国在国际文化、经济、教育、社会等领域不断改革创新，以和平、发展、自由、正义等价值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纽带，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张，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我国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强化顶层设计，从人类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出发，继续深化“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为充分总结好中国教育的经验，实现从中国教育理念转化为世界教育行动，从中国教育愿景转化成世界教育蓝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提高中国国际教育话语的地位提供了良好契机。

（六）强化教育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提高中国教育学话语的自信

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必将带来教育理论的形成，作为教育理论具体表现的话语也随之发展。但是也要注意，教育理论能否能真正促进教育实践，取决于二者的逻辑是否有机结合。一般而言，教育理论在很大程上展现的是静止的、单向的、结果的逻辑，它可以超越不同的文化、制度、国家之间的区别被其他国家所借鉴，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教育实践体现的是教育过程中复杂的、动态的、发展的逻辑，它与文化生态这一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如果只注重理论的普适性，忽视教育实践自身文化生态的特殊性，硬将其照搬到教育实践当中，结果会造成教育理论脱离教育实践，教育实践反映不出教育理论的问题，严重不利于特色教育学话语的形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斐然的硕果，教育实践上的成就可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带来极大自信。这种教育学理论自信的获得不是盲目照搬于西方的教育话语，而是依据于中国鲜活的教育实践，根植于中国独有的文化特性，采用沟通古今、融通中外、兼容并蓄的方法形成的。“毛之不存，皮将焉附？”脱离中国文化的教育实践而形成的教育理论不是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因此，中国教育学话语的构建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做空中楼阁式学问，自说自话，不与我们脚下的土地产生联系，而是要立足于本土，更加自觉地坚持我国的“四个自信”，处理好教育科学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与特殊性规律、民族性规律与世界性规律的矛盾，充分发掘出能够代表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经验的理论话语，不断开拓教育实践新视角、提出教育实践新问题、总结教育实践新理论，有机地将实践话语与理论话语二者相统一。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学理论也要随着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化对其原有理论进行改造与修复，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反映出教育实践的过程。同时教育实践也要反思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为理论建构提供活水源头，以此促使二者相互转化、相互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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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家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