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个人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核心，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数字时代，技术与教育深度赋能将对这一思想产生颠覆性影响。进入新时代，新一轮技术变革将新构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载体，削弱制约个人全面发展的旧式分工，催生服务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新兴产业，优化助力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产业结构。然而，技术变革有其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新时代社会矛盾、技术异化、职业转换、社会关系异化等诸多因素都在挑战个人全面发展的实践逻辑，致使现代教育显得蹒跚跛行。立足时代新起点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趋势，未来教育也将在学科专业体系、教育组织形态、终身学习机制、教育治理模式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关键词：技术变革；个人全面发展；未来教育
回溯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技术变革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及其自身，职业流动、技术异化、道德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性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等问题，都对社会生产和工作版图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技术威胁论”甚嚣尘上，新技术“反噬”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新一轮技术变革已助推人类社会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三者有机融合，相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的发展速度更快、渗透范围更广。人类社会一方面迎来了仅用少量劳动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另一方面传统工作岗位被智能技术替代，大量劳动力成为与技术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淘汰者”，何以权衡技术变革与人类发展？唯有个人全面发展才能应对这一矛盾。个人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原则与本质特征的重要概括，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及其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一思想全面渗透于马克思教育论述之中，是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核心。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个人全面发展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其做出与之相适应的改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一轮技术变革将重启“个人全面发展”的实践基础，并对其实践逻辑提出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技术与教育相互赋能、深度融合，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未来教育也必将作出适应性和引领性变革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
一、新的时代召唤：重识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学说
关于人的发展是怎样的，马克思作了明确的阐释，“个人是怎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脑体分离”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人成为机器的“零部件”，直至机器大生产的到来，分工的专门化和凝固化逐渐被打破，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趋势促使“个人全面发展”成为历史必然。进入新时代，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变革迅猛发展，“个人全面发展”被赋予时代新命，以满足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客观需要。
（一)机器大工业生产催生“个人全面发展”学说
自原始社会末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逐步分化，形成了“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加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2]。但这种分工仅是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独立，劳动者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劳动者进入了真正片面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详细考察了机器大工业的技术应用和生产特点，提出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建立在手工工具和手工操作基础上，相较于大工业生产，更为常规化和保守化，倾向于使人长期从事某一职业或生产链条上的某一道工序、某一个动作，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所形成的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生产技能……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3]
与之相反，机器大工业是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生产的结果，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已从劳动者个体向机器生产转移，机器生产的效率主要不是受工人单一的生产技能的影响，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正因如此，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生产技术是彻底性的和革命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机器生产的变化，长此以往，生产技术的渗透、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劳动力的流动自然也就产生。这种机器大工业的生产特性，导致旧分工产生的“脑体分离”无法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迫切要求打破传统分工所造成的技术上的哑谜。这样一来，机器大工业生产在客观上需要“用那种把不同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4]。马克思从大工业生产规律看到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也从大工业生产的实际看出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5]
当然，马克思所提出的“个人全面发展”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空想社会主义首创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但其思想缺乏科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马克思则使用专指“个人”的德语名词 Individuum，而非表示一般意义的“人”的 Mensch。[6]马克思以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个人”为出发点来考察人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条件，“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并强调“个人”全面发展绝不等同于“个别人”的发展，而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是把“现实的人”作为其学说的建构基础，这里的“个人”能够突破旧式分工和职业流动的束缚，在社会生产系统的各个环节大显身手，并能适时更迭实践技能，从而实现个人“脑体”广泛、充分而自由的发展。
（二）新一轮技术变革再次呼唤个人全面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技术创新速度愈加飞快，影响范围愈发广泛，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改变着我们的工作、生活以及社会的运行方式。人类社会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计算机与信息技术革命之后，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又称“工业 4．0”)。第四次工业革命伴随着智能互联、区块链、云计算和边缘计算、自动驾驶、5G网络、基因组学和基因编辑、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的产生，新一轮技术变革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主导，这些新技术更像眺望人类未来发展的望远镜，力图帮助我们看到比以往更深、更远、更广的领域，[7]制造业服务化、专业化以及产业链分工细化等特征凸显，服务业也加速向制造业渗透，技术变革还将驱动生产格局向网络化、分布式方向发展，个性化定制和大规模定制将占据主流，社交化的制造平台不断涌现，由此引发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8]
技术变革促进新技术与社会生产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岗位流动，传统职位被新技术部分替代，“知识型员工”组成了关键的经济群体。[9]据预测，到2030年，将会有至少4亿个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再加上社会变局的风险，未来劳动者所需生产技能相对于现在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变革的同时还会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迭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万物互联，技术作为纽带联系着社会的各个环节，新产业通过多层互动网络形成新型产业群，进而引发劳动力市场的大变革。这样一来，传统的被固定在一种职业、一个岗位、甚至一道工序的劳动者将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被淘汰。应对这一趋势最有利的路径就是全面发展劳动者的技能，一方面要术业有专攻，劳动者要精通某一专门的职业技能和技术创造；另一方面要广泛涉猎，在劳动之余发展各项才能。当然，技术变革极大地缩短了劳动时间，这也为劳动者自由发展其他志趣与技能，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因此，个人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核心，在新时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万物互联的技术趋势下有了新的时代呼唤和价值呈现。
二、技术变革重启“个人全面发展”的实践基础
从社会生产力出发考察社会生活的一切，是马克思科学世界观最根本的出发点。新一轮技术变革通过数据程序和智能机器对人的智力进行模拟，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基础日益夯实的条件下，自动化生产和无形价值创造竞相出现，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与革新，促进社会生产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转变。新技术、新模式的群体性将带来全球生产力系统要素的结构性转型，这也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实践基础和技术支撑。
（一)技术变革新构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载体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致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技术条件下面临严峻挑战，恩格斯系统分析了社会生产与“个人全面发展”的关系，“由整个社会共同和有计划地经营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了满足“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组织劳动者在工作之余参加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但资本主义的压迫使得劳动者日夜不绝地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很难有精力系统地接受教育和技能训练。此外，这一时期的综合技术教育由资产阶级主导，所讲授内容无非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目的仍然是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因而，彼时的个人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个人劳动能力的再培训，教育作为载体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新一轮技术变革逐步实现了“万物互联”，社会各领域的信息愈发公开化、透明化，“信息爆炸”充斥着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新技术在向劳动者提供丰富信息的同时，还创造出更加多元、便捷的搜索模式，劳动者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兴趣，在包罗万象的信息网络中自主地作出筛选和甄别，并将虚拟信息与现实生产有机结合，为个体发展和生产劳动创造应用性价值，助推社会个体成为集设计、生产、经营等环节于一体的全能型劳动者，而这恰恰就是恩格斯所提到的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新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使这种“一体化劳动者”成为可能。除劳动技能的全面发展，技术变革还为个人发展其他才能创设了智能化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个体提供更多展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契机。因此，技术变革作为个人全面发展的技术支撑和动力来源，促使劳动生产和自我实现发生根本性转变，个人全面发展在技术变革下有了崭新的现实载体。
（二）技术变革削弱制约个人全面发展的旧式分工
自人猿揖别，分工就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但我国古代的分工并不压抑个人精神的发展，仍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偶然性，个体可以在所属社会结构中实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统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日益丰富，“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基础和城市居民肉体发展的基础”。直接导致工人片面发展的当属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工人成了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个人成为生产机构内部分工下的自动工具。
技术的渗透持续改变着生产结构和组织形式，旧的产业形态逐渐被新的产业形态所取代，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将转向定制化规模生产，生产型制造将向服务型制造转变。[10]大量简单重复的工作正在被智能机器所替代，传统的生产机构内部分工格局被打破，生产活动仅需少量工人进行数字化控制，生产部门大幅缩减，生产程序日趋简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技术变革大幅缩短劳动者在职时间已是必然，例如英美等发达国家，工人每年工作日不足150天，每周工作4天或5天，这一人均劳动时间缩减的趋势足以说明，被旧式分工限定的工人用于谋生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而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人们能够在劳动之余从事感兴趣的、充分发展能力和个性的活动，而这些活动能够有效克服生产机构内部分工所产生的人的片面发展的弊端，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保障。
（三）技术变革催生服务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新兴产业
2020年4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内容显示，截止到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4．5% ，较2019年底提升3．3个百分点；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网络购物、搜索引擎等应用的用户规模呈现大幅度增长态势，较2018年增幅均在10%以上，其中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人，较2018年底增长110．2% ，占网民整体的46．8% ，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使得 2．65 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用户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在线教育应用呈爆发式增长。[11]互联网技术在生产生活中迅速扩张，“互联网+产业”已成为技术变革下的新趋势，这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新潮流。纵览不同时期技术变革条件下的产业转型方向，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集中在工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而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旨在推动与人的自我提升和全面发展相关的新业态的崛起。
在技术变革的进程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产业、新模式应运而生，远程教育、数据共享、区块链技术等数字化产业的迅速崛起，在教育应用中遵循教育本质的同时，[12]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系统性便利和科学性甄别。美国政府将由政府机构、咨询机构、智囊团、科研机构等发布的有关科技趋势的调查报告进行提炼，形成了《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报告预测了包括机器人与自主系统、大数据分析、人体机能增强系统、移动和云计算、社交网络、混合实境等20大核心科技趋势，这一趋势自然会带动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并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新型服务平台。新技术在催生新业态的同时，劳动者有更多机会参与其他促进个性发展的活动，智能文娱、互联网健身、优质教育IP共享等新产业都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创新多元的实践形式，真正实现了“给所有人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人提供充分的自由。”[13]因此，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以技术为支撑的新产业的兴起，“新技术－新产业－新平台”的融合逻辑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四）技术变革优化助力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产业结构
《中国制造2025》指出，“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要把智能制造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近年来，机器取代人力的趋势在许多行业均已显现。社会学家们研究认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速度越快，劳动者职业岗位的转换速度也就越快，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14]据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显示，目前机器承担了全球29%的工作任务，到2022年，预计人类平均承担58%的任务小时，机器承担的份额将上升到42%。此外，技术与生产的深度融合也在助推职业的新旧更迭，在过去五年间，行政助理、销售员、编辑、会计等传统行业的就业量持续衰退，累计流失7500万就业岗位，而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数据分析师、电子商务等新型自动化行业迅速崛起，预计到2025年将新增1亿个职位。因此，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全球劳动力市场格局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技术变革促进产业结构持续性的优化升级，从人工智能到自动化，再到数字化移动和虚拟现实，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网络设施和产业基础加速夯实，产业结构的数字化水平稳步提升，新型智能化生产模式不断涌现。
技术变革作为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核心内驱力，将进一步创造产业结构优化的强大引擎，重构生产与消费、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形成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各行业的智能化发展新态势。技术变革与产业结构的深度融合，为培育新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有力支撑。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36．7%，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8．7%和34．6% ，到了2019年12月，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仅占25．1% ，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占27．5% 和47．4%，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在十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是技术变革持续渗透的具体表现。
技术变革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助推作用，产业结构又通过优化升级和人员流动带动技术的创造与革新，二者的协调互动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促进产业内部技术改造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联动发展。当然，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创新人才机制是技术变革的核心动源，技术革新对高阶人才的培养提出内在需求，由此形成“产业升级—技术变革—人才培育”的螺旋互动链，进而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三、技术变革挑战“个人全面发展”的实践逻辑
人类历次技术革命都深刻改变着全球创新版图，引发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大国消长和主导权更迭，新一轮技术变革同样为社会生产结构转型、个体自由充分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决定着个人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技术变革的指数式加速使得社会生产关系深受考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虽在短期内能对生产力发展达到可视化的预期效果，但从长期来看，新时代社会矛盾、技术异化、职业转换、社会关系异化等都在挑战“个人全面发展”的实践逻辑。
（一）新时代社会矛盾抑制个人全面发展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正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保障，精神需求逐渐成为人的关键需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社会关系相较于生产力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新的社会矛盾背景下表现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即更加注重平等、权利、民主等。因此，人们在通过普遍的物质交换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还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进一步满足自身多方面的、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需要。此外，人是生物性遗传和社会性遗传的统一，人的个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存在。因此，“美好生活需要”既包含着更高层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还蕴含着对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求。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抑制个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1979年到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约为9．3%，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2．4%，我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0%。然而，如此高的增速背后却暗藏着明显的缺陷性特征，如生产成本偏高、竞争力不足、创新意识不强等，进而导致发展速度和质量的严重失衡。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追求高速度、大规模，在实践中普遍把经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导致其他生产要素被“边缘化”，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致使我国社会生产质量低下，难以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此外，社会有机体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要素包括区域性要素、领域性要素和群体性要素等。[16]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受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经济基础所限，不同领域和行业之间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更高层次社会需求的满足。因此，新时代社会矛盾揭示了我国社会发展弊端，不均衡与不充分的发展模式制约着人的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由此抑制“个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技术异化奴役个人全面发展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征，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不同的主体，即个人和国家。作为个人，一方面为满足个体物质需要，在资本的驱动下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技术服务于经济生产；另一方面，为满足个人精神层面的需要，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技术服务于生活消费。作为国家，外在的国际竞争与内在的国家实力提升势必对技术创新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只有牢牢把握新技术发展的原初动力，才能准确把握发展方向，使技术成果成为建构“个人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变革与个人发展相对立，劳动者所使用的机器，“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7]技术变革虽对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助推作用，人类却在技术变革中逐渐丧失了自身价值和主体地位，“人们抱着这种极度热切的希望和愿望，幻想着被叫做‘科学’的一系列标准化方法能够为我们带来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之源和超乎常人的基础。”[18]新技术在无形之中以无所不能的方式控制着劳动者的思维和意识，工人的劳动自然就化为异己的力量，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技术异化除了表现为人类主体地位丧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已成为资本垄断和剥削的手段，“因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奴役人的工具，技术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压榨、剥削工人的力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发展更加成熟，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对新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缺失，使得追逐经济利益的资本运行与技术创新不谋而合，新技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合理的、可计算的新形式全面控制着主体自身。[19]对此，爱因斯坦揭露道：在战争年代，科学给人提供了互相杀戮的手段，在和平年代，科学没有使人从单调乏味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还让人成了机器的奴隶，生活在奔波和不安中。[20]
(三)职业转换威胁个人全面发展
新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数字化、智能化、移动化的趋势不断改变着产业发展格局，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将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核心要素，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也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劳动力市场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人的劳动者身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生产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特征使得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数量锐减，生产一体化模式逐渐通过少量“技能型人才”实现对大量“流水线劳动者”的替代，机器人已能最大限度地形成与人类相似的思考方式，像人类一样自主思考，自主解决问题[21]，导致传统劳动力丧失原有的工作机会，成为与新技术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失业者。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提出，“办公自动化使得很多白领工作变得惯例化，而且简单重复的工作要比复杂特殊的工作更适合自动化。就在曾经站立过数百名生产工人的地方，常常只剩下几个人，外加一个电脑操控班组。”[22]此外，面对新技术的崛起，以及技术边界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23]人类会产生“技不如机”的自卑心理，甚至会有担忧、恐慌等不良情绪。
在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冲击中，劳动者既是受影响者，也是核心载体。[24]随着技术与生产活动日益广泛的结合，产业变革将对劳动者产生差异化效应，掌握全面技术的工人将在新型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而“淘汰者”必然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顽疾，这也是技术变革的历史长河之必然结果，“这一阶段历史中，人类才能的发展靠的是牺牲多数人，甚至牺牲整个的阶段”。但正是源于此，“最终会克服这种反抗，而同每一个人的发展相一致”[25]。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26]。职业转换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威胁还表现为劳动者的精神危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早已潜移默化地通过虚拟的作用路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社会交往，“我们处在东西的支配之中……它们支配着人这一工具——不仅支配着他的身体，而且支配他的大脑甚至灵魂”[27]。技术变革下的职业转换导致人成为“工具人”，人的劳动能力成为技术运用的“手段”，个体在职业转换中产生“角色异化”。此外，为了适应技术变革，人们要通过智能手段来提高劳动技能，新技术能够通过信息检索来推送出与之相关的知识，这种智能技术虽然能够满足劳动者的信息偏好，却容易造成信息认知偏见，从而导致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单一化和片面化。
（四）社会关系异化制约个人全面发展
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个体化特征始终贯穿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进程之中，这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必经过程。由于传统的生产模式不受社会环境和价值规范的冲突与制约，社会个体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技术变革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也将发生改变，社会愈发成为单个自由的个体所组成的统一体，个体之间的异质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所呈现出来的集体表象凸显出来，进而使得社会个体失去共存感和归属感。[28]除此之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关系处于一种“技术奴役”的状态，人工智能技术的实时对话、实时共享和实时定位功能，为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创造技术条件，但“信息爆炸”无限挤压人们的自由空间，人的个性化特征在技术面前趋于透明化，且个体间的社会关系被局限在一种虚拟的世界，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疏离与隔阂。
技术变革正在将人类社会带入智能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深度融入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强化了社会个体化的态势。不管是经济生产、社会交往、文化传播，还是人们的网上消费、线上教育等，都呈现出日益鲜明的个性化、自主化。但个体化的发展仍不能完全脱离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实现，这种秩序是社会个体在共同的生产活动中潜在形成并共同遵循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当前社会趋向于变动和不稳定，现行价值和秩序也将发生剧烈的冲突，“人的社会化”强调个体对通行的既定秩序和规范的遵循，注重人的“社会责任”“国家意识”等素养的养成，将个体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场域之中，人成为自我建构的主体，主体间的交互型构成社会“效应”的过程。[29]但技术变革时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其通行的社会秩序也存在非理性、不稳定、不合理等种种缺陷，而人的社会化就不能是对既定社会规则的简单顺从，而是要求社会个体能够通过自主能动的理性思考作出合理判断。因此，技术变革条件下的“个人全面发展”不仅强调个体对社会秩序和规范的遵守和内化，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个体的自主思考和理性判断，从而促进人的“个体化”与“社会化”在矛盾中相统一。
四、以“变”应变：技术革命下的教育变革
《2019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新一轮技术革命将消除低技能工作，并为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力另辟蹊径，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以知识为基础的智能时代和以科技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角逐使得人才成为各国竞争的关键因素，而人才竞争的根基在于教育。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教育会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关系变革而发生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未来教育也将因时因势而有所动、有所为，在学科专业体系、教育组织形态、终身学习机制、教育治理模式等方面融合技术变革，加快教育流程再造，促进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因时而动，建设交叉性与外延性的学科专业体系
新一轮技术变革持续改变着教育发展格局，教学知识滞后于科技发展需求已成为无法避免、不可逆转的新常态，学科专业愈发呈现出实践性、情境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此外，智能制造是新技术革命带给制造业领域的显著变化，也是“新工科”将来重要的发力点，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提出：“智能制造涉及机电、计算机、信息、网络、软件、艺术等学科领域，是一个跨界融合的‘新工科’专业”。新时代的产业升级使得原有的学科划分体系在技术变革下面临着严峻挑战，虽然部分高校已经尝试进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但学科交叉不充分、学科外延性不显著、“自留地”现象等问题仍十分严重。因此，在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驱动下，建立适应新产业新业态的交叉型学科专业体系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高校拓展学科发展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
以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基因组学和基因编辑、量子力学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带来了资源的多样化、数据的规模化和计算的智能化，为学科交叉积蓄强大的动能。因此，学校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增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根据不同类型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点，建立服务于此的平台体制，如航空航天、芯片研发等以重大技术攻关项目为指导的交叉学科研究，都需要学校建立融合学科创新平台，[30]在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施装置等方面均要符合“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的发展要求，将新技术融入到哲学、文学和机械、医学等课程之中，实现跨学科的交流和融合。同时，学校在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利用现代技术建立智能导师系统，智能导师系统可通过模拟教学专家，开展交叉学科复杂问题的解决和知识表征的应用，[31]利用情绪感知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情感体验。[32]学校还要充分联合社会力量，积极探索产学研综合化的交叉型人才培养机制，加快构建产学研用融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攻克高端芯片、工业系统、工业软件等基础技术以及下一代网络、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发挥交叉型学科专业对技术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辐射功能，提高学科的“外延性”，有效整合产、学、研、用多方资源，搭建综合性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服务平台。[33]新知识新领域的迅速拓展带动知识体系综合趋势的日益增强，学校通过不断扩大学科交叉与重组的范围，带动与之相关的周边学科发展，为培养理论型与应用型兼备的全面发展的新型“跨学科”人才提供基础保障。
(二)因时而新，构筑信息化与创新化的教育组织形态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教育与生产劳动始终保持着密切结合，恩格斯指出：“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3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5]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劳结合的真正实现需通过教育在生产过程之中和生产过程之外的结合才能得以完成，这就需要发挥学校劳动教育的中介作用。[36]学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要对“劳动”有科学的价值定位，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劳动实践作为实现劳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引导学生形成劳动认知、参与劳动实践、尊重劳动成果。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也将推动综合性课程、项目式实践、终身式学习、智慧化课堂等劳动教育新形态的日益丰富与深度实践，通过发挥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构建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劳动一体化的劳动教育机制，形成“劳中有教、教中融劳”的教劳结合新局面。同时，学校劳动教育要与家庭、社会等主体有机联合，构建“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体系，形成稳定的趣缘合作共同体，促进深度交互的发生，[37]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构建创新多元的教育新形态。
在技术革命驱动教育变革的智能时代，传统的面对面单向传输式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综合性学习需求，融合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基本原理及其应用的综合技术教育正逐渐成为未来教育教学改革的大势所趋。1866年马克思提出“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这里的“综合技术培训”实为“综合技术教育”，这种教育在组织形式和内容结构等方面都区别于普通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所要学习的是“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以及运用各种生产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38]。为此，现代教育要构建集“文化教育—科学教育—综合技术教育—职业发展教育”于一体的教育体系，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强调学生对普适性理论知识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职业发展教育是对劳动者进入某一职业所进行的专门化技能训练和职后再培训，综合技术教育在这一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将基础科学文化知识转化为生产活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技能，知识的全面性与技能的综合性助力劳动者灵活应对技术变革下的职业流动，从而保证教育发展适应现代化社会生产需求。因此，未来教育要将综合技术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发挥其在科学文化教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桥梁作用。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现代教育呈现新样貌，综合技术教育也必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五育并举”、推动个人全面发展的长效动力。
（三）因势而进，建设系统化与智能化的终身学习机制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速、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智能时代，技术变革条件下的劳动力结构由操作型与技能型向知识型与综合型转变，社会生产形式也从固定化、简单化走向动态化和复杂化。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的劳动被限定在适应机器应用的程序化、专门化、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之中，个体发展不断背离“自由全面发展”而走向片面化。新一轮技术变革加速了产业升级与职业转换，教育作为一种“动力系统”，推动劳动力在个人全面发展中革新职业技能和创新思维，不断满足产业升级在技术变革条件下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教育的知识结构与培养规格具有天然的标准性和滞后性，难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量社会生产所需的专业化、综合性人才，从而使得劳动者参与技能学习与再培训成为教育新常态。因此，传统的学校教育系统观即将过时，学校将从“止于校园”变为“始于校园”，[39]终身学习机制已成为技术变革下学生终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学会生存》所提，“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而这种需要正随着使人分裂的日益严重的紧张状态而逐渐增加”[40]。
马克思提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头脑中的观念的方法来加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41]这些方法的获得并非依赖于长期的劳动实践，而是需要通过终身教育来促进劳动技能的持续发展，因为人是一个未完成物，教育与劳动实践的相互助推是一个漫长而延续的过程，“工人要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这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这个“时间”就是作为培养个人全面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在终身学习机制中不断丰富劳动实践能力；“经验”是在终身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革新知识技能，提升自身对生产劳动和自我价值的认知。未来，技术变革将对工人的综合技能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劳动者必须通过终身学习来提升技能水平，政府也要在教育供给侧改革中建立覆盖整个工龄阶段的终身学习机制，以此作为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教育应变的改革关键，从而促进单一的学校教育系统向继续教育系统和其他非正规教育系统扩展，在教育与技术变革的深度融合中形成全社会的终身学习机制。
（四）因势而为，形成多元化与智慧化的教育治理模式
当今普遍存在的“唯分数”“唯论文”等量化指标，设计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保障教育质量，这在过去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引领下，这种围绕效率而构建的教育评价体系已面临危机，学校不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未来教育要遵循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破除“效率至上”的痼疾，从一维的成绩评价转为多维的能力认证，智能时代的教育过程和结果都将被实时记录在个人的学分银行中，并得到有效认证。在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支持下，模拟或借鉴银行的组织结构、运作原理和功能特点，设计开发面向终身学习的学分银行，学生可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并利用新技术对追踪数据进行分析，用“数字徽章”取代成绩单，数字徽章是一种数字化的学习成果认证，内含的元数据可以描述学习过程的客观信息，具有记录学习轨迹、认证学习成就等功能，[42]从而更加科学客观地进行教育评价。这一新型教育评价模式能够有效弥补不同教育学段之间的明显鸿沟，促进教育治理模式改革，真正有效解决教育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
当然，教育治理并非学校的单一任务，政府、社会、家庭等利益相关主体同样不能“缺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成为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着力点，教育治理模式的构建要以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为基准，形成政府、社会、学校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传统的“管理”讲求效率和服从，突出教育在行政上的层级结构，缺乏对个体情感和人文价值的关怀，而“治理”讲求价值认同和民主协商，强调在不同教育主体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保障教育质量和个人发展，因此，教育治理要明晰各教育主体的管办评权责限度，创新教育服务个人全面发展的精准化水平，形成政府、社会、学校共建共享教育的良好局面。[43]此外，教育的价值追求除了在前提上要与国家发展方向相一致，更要随社会发展境遇不断改进，[44]技术变革已在教育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广范围渗透，教育治理自然也要以一种开放性和创新性的思维向数字化方向纵深发展，从而为形成我国现代教育治理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个人全面发展开拓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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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Choice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ZHANG Xue-min ZHOU Jie
Abstract:In the digital era in which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in the ascendant，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re mutually empowered and deeply integrated，which will have a subversive impact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Driven b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will reconstruct the real carrier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weak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ion institutions，promote new business forms that ser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acceler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areer mobility，so as to accumulate reform forces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However，technological change has uncertainties and infinite possibilities．Many factors，such as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technological alienation，career transformation，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individualization”and“socialization”，are challengi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individu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which makes modern education appear to limp．Based on the new starting point of the tim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end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education in the future will also have great changes in specialty system，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form，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and educational governance model，etc．
Key words:technological chang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future education
责任编辑：杨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