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多重逻辑角度谈一谈学科评估问题，所谓多重逻辑是指不同的人群在参与活动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作用关系和行为方式，比如我们常说行政的逻辑、学术的逻辑、市场的逻辑等，就是这个含义。同理，学科评估有多方参与，有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中心）、大学、院系（学科依托机构）、教师等，这些利益主体有各自的行动逻辑，处于复杂的场域之中，学科评估工作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因情形差别而异。下面，本人将从四个方面谈一谈学科评估的多重逻辑，以促进对于学科评估的思考。

一、现代化及其批判

什么是学科评估的现代化？学科评估现代化的对应参照物是指什么？从字面上看，现代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它与传统构成一对范畴，现代是从传统发展过来的，所以现代意味着对传统的超越。相应地，学科的现代评估就是相对学科的传统评估而言的，传统评估与学科的传统形态相对应，它主要依靠经验，不够精确，作用不够明显，所以现代评估试图运用科学方法对传统评估予以改进，设计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准确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数据，进行学科发展状况的甄别，以施加奖惩手段，奖优罚劣。另外一个说法也许能够更好地表达现代的含义，那就是理性，即采取理性的评估方式，消除不必要的人为干预，使稀缺资源用在刀刃上。但是，对学科现代评估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像上面文字表达的那样直接明了，因为现代与理性都是相对的，其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在哪里呢？韦伯说，现代造成了工具理性至上，而价值理性缺失，看上去有效率的作法可能有悖于我们的人性初衷。^[1]哈贝马斯认为，相对于技术旨趣和实用旨趣而言，解放旨趣是一个更高的目标，现代化顾及了前者，而对后者有所忽视。^[2]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于现代化给予审视，形成了后现代理论范式。从“规训”含义去认识学科的性质，就是后现代视角下的学科观。^[3]制度理论针对后现代社会提出，任何社会组织都会对来自外部的评估持一种回避或应付的态度，因为它把外部的理性原则强加在组织上，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组织自然发展的理路。^[4]在开展新一轮学科评估前夕，评估中心负责人来本人所在的工作单位北大征求意见，与会人员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评估不要用一把尺子、要照顾个性发展、要相信大学的自律性、降低评估频率等，多少可以视为对过度现代力量的反对。

从被评估对象的角度看，现代学科是从西方国家产生并引进我国的，它带有一定的西方特色，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5]如果以西方学科作为评估的标准，与本土化就会有所抵牾。对此，我们应该认真辨析，适度把握。

随着对于“什么是学科评估现代化”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学科评估现代化参照物”的答案也自然显示出来，与现代评估相对的既可以是传统评估，也可以是后现代评估。我们既要从传统角度考虑现代评估超越性的一面，还要从后现代角度考虑其局限性的一面。

过去，我们习惯于在现代化单一视角下考虑学科评估问题，于是考虑问题的思路就放在把理性原则用到极致，注重评估的技术层面，而没有充分地审视其局限性。评估理论和技术最新的发展，已经开始注意吸收后现代的思想和作法，关注评估的价值和人性层面，如采取代表作评估制、第三方评估、听取被评者的声音、特色评估、个性评估、重质轻量等作法。

二、大学与学科

与其他生产形式相同，学术生产也需要一定的分工合作，因此根据学术生产的要求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组织的形式，其特殊性之一是大学与学科两种组织形式并存。大学位于上位，下辖多个学科，学科位于下位，院系是其载体。当然，在不同国家，大学与学科组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制度环境对于两种学术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的影响，西方国家学术组织具有独立性的传统，而我国学术组织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明显。

大学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在研究文献中，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大学教师具有“双重忠于”属性，既要忠于大学，也要忠于学科，而且两种忠于关系往往是对立的，即忠于其中一方，意味着削弱对另一方的忠于度。具体而言，教师的学科价值多体现在研究方面，而其大学功能多体现在教学方面，学科逻辑对于教师的影响表现在流动性上，而大学逻辑对于教师的影响则表现在稳定性上。例如，在欧美一些大学，降低教学工作量是吸引教师的一种措施，允许教师用科研经费购买教学时间，换得更多的科研时间。^[6]教学与研究之间、流动与稳定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就是大学与学科之间对立性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评估与学科评估有一定的对立性。

大学与学科也有统一性的一面。因为大学是由不同学科构成的，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反之，没有大学，学科就缺少组织依托。进而言之，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也难以在非一流大学中得以维系，所以建设一流学科成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抓手，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和连带性。^[7]在有些大学，学科之间和学科内部的交流与互动形成了一定的学派，对于大学和学科来说都是有利的，比如经济学中的芝加哥自由学派，社会学中的斯坦福大学制度学派、卡内基梅隆有限理性学派等。

从对立性方面看，过于强调一流大学建设有可能对于学科发展产生负面的制约影响。在大学评估作用下，学科发展要服从于大学评估的要求，容易造成本位主义盛行，这样就违背了学科“世界主义”的取向。在前几次学科评估中，不是就有一些大学为了获得好的名次而把某些独立评估结果不会太好的学科并入其他学科甚至撤销一些学科吗？同时，也有一些大学为了冲某些学科评估的名次而不顾学术的基本规则，在投入重金的同时也提出了过高要求，搞起“学术锦标赛”。

在学科评估中，为了防止机会主义的行为，也为了增强公正与合理性，把评估对象划分为若干彼此独立的一级学科，任何人员只能有一种学科归属，以避免重复与交叉。虽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与学科发展规律不相符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学科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有机整体，遵循“1+1>2”的规律，“合作效应”发挥作用。在北大征求新一轮学科评估意见时，我反映过这个意见，在上一轮学科评估中，对于我们学院的教学方面评估的情况是，毕业生质量指标排在前面，而条件和过程指标则相对靠后，我们自然要问，差的过程条件怎么会生产出好的产品呢？我的意见是，我们学院的学生大约有70%的时间是在学院内部学习的，而另外30%是在学院之外的大学范围内进行的，他们要去外院系修课、听讲座，得益于大学的氛围和条件，所以有效地评估不能仅看学院内部的条件，而要考虑到大学整体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三、学科及其属性

我国把学科分为十几个门类，在门类下面是一级学科，学科评估以一级学科为单位。为了说明问题起见，这里按照最宽泛的学科分类办法，把学科划分为以下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种学科的属性及其工作逻辑有很大的不同。英国学者C.P.斯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揭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8]美国学者凯根在两种文化基础上又增加了社会科学，提出了“三种文化”，并且比较了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九个方面的差异，列举其中四个方面：自然科学家受历史条件影响最小，知识更新快，人文学者受历史条件影响最大，古典思想也可以传世，社会科学家居中；自然科学家对伦理的影响最小，持价值中立态度，人文学者对伦理的影响最大，价值倾向无法回避，社会科学家居中；自然科学家对外部支持的依赖程度最大，表现为努力获取资金和设备，人文学者对外部支持的依赖程度最小，可以做到独善其身，社会科学家居中；自然科学家小规模或大规模合作，社会科学家小规模合作或者单独工作，人文学者单独工作。^[9]

学科之间的差异在评估过程中也有所反映。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评估标准有相对客观公认的标准，目前外文期刊仍然是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发表首选，而人文学科则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性，缺少客观公认的标准，难以做横向比较，学术成果多以本民族语言发表，用英文期刊作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度量就存在偏差，社会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

四、强激励与弱激励

在评估中有一句名言，即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而不是为了“证明”。评估如何促进学科发展呢？从管理角度看，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做出有效的鉴别，奖勤罚赖，促进绩效水平的提升。对于一般社会活动存在着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强激励与弱激励等对应选择方式，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外在激励和物质激励，以为这样激励效果比较明显。其实也不尽然，有一些相反的例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研究人员比较某地区有偿献血与无偿献血血液的品质后发现，通过无偿献血得到的血品质更佳。对于大学成员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学者是可以自我激励的，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是在研究人员兴趣驱使下取得的，而不是在外在诱惑下完成的，如果管理者不明此理，一味施加外部激励，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听到过，一些取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在国外大学并没有被给予太多的特殊优待，充其量为其在学校停车场准备了一个专属的停车位而已。

大学虽然也采取激励手段，但是往往采取的是弱激励而不是强激励。为什么呢？因为大学是创新的制度化建制，弱激励可以促进教师在未确定的领域进行探索，而不是在确定领域进行低水平的重复性工作。与此相关的一种情况是，学术创新是容易在网络中心发生还是在网络边缘发生呢？现实情况也是两分的，理由也不同，对于创新发生在中心的例子，可以从信度密集程度予以解释，对于创新发生在边缘地带的例子，可以从没有思维定式角度进行解释。减少激励的强度有利于发挥边缘创新优势。

五、结语

学术世界是一个奇特的世界，充斥着悖论，一些规则与其他非学术活动规则不同。经济学家钱颖一在2016年我们主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演讲，他说，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一流，但是与此同时却远离了大学宗旨。大学的精神和卓越是无法通过量化指标测量的，凡是可以测量的指标，中国都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甚至超过国外同行，但是我们要谨防偏离航向。当下，学科评估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同时也是造成一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恶性竞争带来的学风、道德败坏问题屡禁不止，所以中央提出了“破五唯”的行动纲领。从多重逻辑角度去理解学科评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辨析学科评估的利弊，也许有助于走出“五唯”困境。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德]Ju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Boston：Beacon, 1971.转引自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

[3][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9：1-11.

[4]John Meyer and Brian Rowa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45-56.1997.

[5]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49.

[6][美]罗杰姆.凯根.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248.

[7][美]亨利.汉斯曼，具有连带产品属性的高等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8] [英]C.P.斯诺两种文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9][美]罗杰姆.凯根.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4.

责任编辑：李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