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技术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需要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是实现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动力。职业教育自身内蕴的技术理性精神与乡村振兴的技术赋能需求之间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耦合，其一，职业教育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肯定契合乡村社会发展对技术的现实依赖；其二，职业教育对技术价值理性的张扬有利于乡村社会对技术实践进行全方位的理性观照。乡村振兴要实现技术赋能，最为根本的是呼唤乡村技术型人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正是以培养乡村技术型人才为逻辑起点和核心功能体现，通过技术知识给予、技术文化滋养、技术伦理规约和技术治理路径的逻辑整合，在促进乡村技术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技术本身具有的价值承载意蕴和职业教育自身固有的价值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一种价值实践活动，其价值指向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双向规定与互动整合中展现，表现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振兴；技术逻辑；价值旨归
我们正置身于技术时代，技术作为一种赋能力量，“对于今日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决定性影响”[1]。技术几乎关涉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由技术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性主题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所言：“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因此，无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技术，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现代技术在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度变革的同时已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逐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一种巨大的潜在力量。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进一步发掘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由此可见，技术时代背景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乡村社会发展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兴战略方向。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诚如学者所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支撑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在产业带动、人才训育、技术积累、社会服务、生产转化、生态重构、组织建设等方面全面振兴乡村的优势愈加凸显”[3]。与此同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更是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的时代使命。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指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战略举措，这同样离不开职业教育对乡村人才的培育。乡村振兴的核心和灵魂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技术时代，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技术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技术型教育，培养具有超越职业能力、追求技术精神的乡村技术型人才是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表征，通过乡村技术型人才的技术实践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外在价值彰显。技术赋能乡村振兴要依托职业教育培养乡村技术型人才，厚植乡村技术基因，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概言之，技术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现代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探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剖析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机理，最后澄清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价值，以此彰显职业教育促进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独有价值，为今后通过职业教育改革以促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为今后通过职业教育改革以促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意义。
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彰显
在技术时代，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社会变革最伟大的力量。诚如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所言：“促使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巨大而复杂的变化的真正动力，是科学方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的发展”[4]。技术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振兴离不开技术赋能，职业教育自身内蕴的技术理性精神是实现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动力。
（一）技术理性：职业教育的精神显现
对理性的探讨与追问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伴随着人类对自身技术实践活动的反思而产生，旨在为人类进行技术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提供理性确证。“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5]。技术理性是一个整全的概念体系，在其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包含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重要范畴，工具理性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价值理性彰显人的生命意义。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技术理性被片面理解为工具理性而饱受批判，批判者普遍认为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技术时代，我们要跳出对技术理性片面理解的藩篱，认识到技术是一种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社会存在，“把技术理性作为一种高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性存在，是技术理性自身不断理性化的未来前景”[6]。
职业教育是一种技术型教育，技术理性是职业教育固有的内在属性和精神追求。职业教育自身内蕴的“职业性”和“教育性”双重逻辑属性，本身就体现了职业教育对“职业人”“社会人”和“生命人”的多维价值观照，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整全的精神追求。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可表征为技术的职业理性、实践理性和人文理性[7]。技术的职业理性强调技术与职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内在关联逻辑，职业是职业教育的目标指向，技术所对应的专业是职业教育的内容载体，技术的职业理性就是要求职业教育顺应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更迭以培养合乎社会发展需求的“职业人”。技术的实践理性侧重技术实践的“理实一体、知行合一”精神，要求职业教育培养“顶天立地”的“社会人”，既能掌握技术技能理论知识，又能解决具体技术实践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的人文理性呼唤技术实践活动对人的生命的价值回归和意义追寻，要求职业教育培养既能感知生命温度、又能体现生命厚度的“生命人”。技术的职业理性、实践理性和人文理性彼此相互融通，共同彰显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和精神追求。
（二）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之需
技术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离不开技术赋能。现代技术在促进当今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展现出巨大力量，而乡村社会不应该成为被技术所遗忘的角落。乡村振兴需要技术助推，从农业、农村、农民全方位、立体式地技术赋能，从而走上乡村发展的“快车道”。
事实上，在乡村社会引进技术因素助推乡村发展已有实践探索，最为明显的便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在乡村的不断崛起。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自2004年以来逐年稳步上升，由2004年34.3%上升到2016年65.2%，增长幅度高达90.1%[8]。据农业农村部相关人员介绍，2017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6%[9]，2018年综合机械化率达69%，按照发展趋势来看，近几年每年都有一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显示，截止到2016年末，在乡村交通设施中，99.3%的村通公路，61.9%的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在乡村能源、通讯设施中，99.7%的村通电，11.9%的村通天然气，99.5%的村通电话，82.8%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8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25.1%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可见，近几年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村民生活更加便捷。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乡村”已成为一种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电子商务在增加农民收入、带动返乡创业、促进产业兴旺和助力减贫脱贫等方面凸显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据相关研究显示，2018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为1.37万亿元，仅淘宝带动就业机会就超过了683万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淘宝村年交易额接近20亿元[10]。
在当前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实践中，技术因素的引进确实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但是，这种依靠外部力量强行把技术“嫁接”到乡村场域的外源式发展思路注定是走不远的，没有彻底改变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实践者和受益人——村民对技术的认识以及对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理性把握，这种外源式发展思路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却普遍偏低，小学和初中就占了高达85.4%；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普遍偏高，主要集中在36—54岁之间，占比47.3%，55岁及以上也占了相当比重，达33.6%。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文化水平和“老龄化”问题严重制约农业机械化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虽然当前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但外出务工人员却逐年增加，由2013年16610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17185万人[11]，五年之间涨幅为3.46%，且有进一步增长趋势。乡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外流”使得乡村“空心化”现象越发凸显，乡村终将只是一座“美丽的空巢”。此外，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基础设施定期维修人员，也缺乏对基础设施的维护意识，部分地区已出现盗用和毁坏基础设施的行为。虽然近几年乡村数字经济在不断崛起，但是农民的市场参与意识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力尚有待提高，现有的知识技能水平无法支撑农民有效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由于技术使用不当引发了乡村自然生态恶化、土地规整混乱、村落古迹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同样值得反思。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折射出技术赋能乡村发展不仅仅只是技术器物层面的单方面给予，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乡村人的技术观念、提高乡村人的技术知识水平和技术实践能力，把感性的、单一的技术给予转变为理性的、多向的技术赋能，这样才能在乡村社会场域中生发出技术实践的内生动力。
（三）技术耦合：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时代际遇
在这个时时处处彰显技术力量的时代，职业教育自身内蕴的技术理性精神与乡村振兴的技术赋能需求之间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耦合。其一，职业教育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肯定契合乡村社会发展对技术的现实依赖；其二，职业教育对技术价值理性的张扬有利于乡村社会对技术实践进行全方位的理性观照。
乡村社会发展需要技术赋能，职业教育为技术赋能乡村社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撑。在乡村社会中，农业相关产业、传统特色产业、文化产业以及旅游业、建筑业等乡村产业发展都需要现代技术的赋能加力，乡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同样需要现代技术的有力参与，而现代技术有效融入乡村社会发展则需要职业教育的强有力助推。职业教育尤其是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是与乡村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紧跟着乡村产业的发展需求，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是与乡村社会发展对乡村人才需求相一致。职业教育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供给侧，旨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带富”的乡村技术型人才，充分发挥乡村技术型人才的主体力量促进乡村振兴。
技术赋能乡村社会发展需要关注技术的多维向度和乡村社会的多维需求，而这根本上需要职业教育对技术价值理性的张扬。技术不仅仅体现为器物层面的物化形态，还表现出技术文化、技术精神、技术伦理等深层内核的内隐状态，技术赋能乡村社会发展不仅仅是单一物化形态的器物供给，更为重要的是对技术深层内核的充分挖掘与理性把握，以“整全的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乡村社会发展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崛起，乡村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等方面同样是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职业教育的技术价值理性旨在培养能感知生命温度、彰显生命价值的“生命人”，“生命人”的培育自然内在地要求着职业教育对技术深层内核的理性把握以及对乡村社会多维需求的人文呼应，“生命人”的技术实践自然包含着对技术的完整理解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观照。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
技术赋能社会发展已是时代特征，新时代乡村振兴离不开现代技术的赋能加力。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动力因素作用于乡村社会，只有经过职业教育的转化才能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一种技术内生能力，唤醒乡村社会的技术文化自觉，把乡村外源式发展模式转变为内源式发展模式。职业教育是一种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的教育类型，有其自身的技术逻辑，即“职业”需要“技术”，“技术”需要“教育”，“职业”“技术”与“教育”主要依附人实现其功能，功能作用的对象主要指向“社会”[7]。
乡村振兴要实现技术赋能，最为根本的是呼唤乡村技术型人才，乡村技术型人才的培育是职业教育固有的内在价值属性。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是以培养乡村技术型人才为逻辑起点和核心功能体现，通过乡村技术型人才这个核心支点去助推乡村振兴。乡村技术型人才是连接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中介和枢纽，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链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连接作用。具体如图1（图略）所示，乡村技术型人才的培育需要与乡村产业发展相关的技术知识作为教育内容供给，产业对接职业，职业对接专业，专业对接学业，所以职业教育要跟进并引领乡村产业的发展，以技术革新带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技术型人才的培育需要乡村社会弘扬技术理性观，崇尚工匠精神，在乡村社会营造技术文化氛围，以技术文化的弘扬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保障乡村生态和谐是乡村技术型人才在乡村社会进行技术实践的伦理规约，彰显乡村技术型人才的技术品格，助推乡村生态振兴；遵循技术治理是乡村技术型人才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依赖，有效保障乡村组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此助推乡村组织振兴；乡村技术型人才的培育内在地彰显了乡村人才振兴。概言之，正是通过技术知识给予、技术文化滋养、技术伦理规约和技术治理路径的逻辑整合，在促进乡村技术型人才培育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这就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理路。
（一）技术知识：乡村技术型人才培育的内容供给
培育乡村技术型人才是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属性，通过乡村技术型人才助推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的外在功能彰显。乡村技术型人才的培育需要职业教育提供与乡村产业发展相关的技术知识作为教育内容供给，有效推进乡村产业链、技术链、教育链和人才链“四链同构”，推动乡村产业技术的迭代式发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对于技术的认识，有一点是很明晰的，那就是技术有其自身的知识属性。“不管技术的含义如何混杂，无论是从词源学的追溯，还是基于知识在技术中的中心性地位的意识，我们都必须强调技术作为知识的基本含义”[13]。技术自身固有的知识属性是技术可感知、可认知、可积累和可传授的基本前提条件。技术知识伴随着技术在社会中的存在形态而呈现出不同的知识样态。从技术生存的形态看，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大概经历了自然化技术生存、手工性技术生存、机器化技术生存、信息化技术生存四个阶段[14]。在自然化技术生存阶段，技术是在人类活动中偶然发现的，如钻木取火、刀耕火种等技术，技术知识尚处于一种“朦胧”“自发”状态，技术知识的传承与积累基本上靠言传身教和观察模仿。在手工性技术生存阶段，技术主要依附在人类的手工生产劳动中而存在，在人类的手工操作中不断发展和革新。手工性技术表征为一种“手艺”“技巧”，内嵌于手工性技术的技术知识具有“缄默”“内隐”和“具身”的特征，呈现出经验性知识和默会性知识的知识样态，技术知识传授多以师傅带徒弟、父传子的方式进行。在机器化技术生存阶段，技术主要附着在机器上，机器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改变了人们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精耕细作转变为现代的机械化耕种。机器化技术的技术知识呈现出程序性知识和规则性知识的知识样态，知识传授已经开始在职业院校中展开。在信息化技术生存阶段，技术主要依附在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程序运用上，智能技术不仅运用在农业生产中，而且已经开始渗透到乡村社会中。信息化技术的技术知识呈现出陈述性知识和原理性知识的知识样态，职业院校的技术知识传授也日益呈现出复杂性与科学性。通过梳理技术知识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的存在样态，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内隐着一条逻辑主线，即技术知识总是与社会产业变迁相关联，是社会产业的知识化形态。手工性技术生存阶段代表着传统农业产业，机器化技术生存阶段代表着工业化产业，信息化技术生存阶段代表着信息化产业，在不同的社会产业中，技术知识的呈现样态各异，但总是伴随着社会产业发展而表现出由“低阶知识”向“高阶知识”递进的历史发展规律。
现代社会的产业形态属于信息化产业，在乡村社会中，乡村产业要自觉摒弃传统的、陈旧的、低效的发展模式，主动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增强产业效能、提高产业效率的同时改善产业效益。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国家支持和职业教育参与，一方面，国家要大力扶持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向乡村社会投入现代化的技术器物，以保障乡村产业运营工具和手段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面向乡村产业发展实际，主动发挥训育功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层面，所设专业要对接乡村产业，有针对性地遴选适应于乡村产业发展的技术知识作为乡村人才培育的内容供给；在社会教育层面，通过技术下乡等社会培训方式定期向乡村职业农民、产业管理人员、产业员工等直接参与乡村产业建设的乡村人员进行技术技能培训，提高乡村产业参与人员的技术技能水平。
（二）技术文化：乡村技术型人才培育的文化滋养
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既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性展现，又隐含着无形的文化性显露。技术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无形的技术力量存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乡村技术文化是乡村文化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是乡村技术型人才进行技术实践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技术时代，乡村技术型人才的培育需要技术文化滋养，在乡村社会中弘扬技术理性观，营造一种崇尚技术文化的氛围，通过乡村技术文化的理性自觉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的构成通常被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这种划分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整个文化世界，这也几乎成为所有文化学或文化哲学研究者的普遍共识[15]。技术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特质，也基本遵循着这样的文化图景。“文化视野中的技术是由技术器物、技术制度、体制和技术意识形态这三个层次组成的文化——‘技术文化’”[16]。由此来看，技术文化的结构形态主要有技术器物文化、技术制度文化和技术观念文化。技术器物文化是技术的物化形态，体现出“人化自然”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表现为农具、设备、农作物、生活用品等物质内容，直接满足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乡村技术文明成果最直观的体现。技术制度文化是对技术实践活动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而主动创造出来的规范体系，是为了保障技术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在乡村社会中表现为民间技术传承、农业生产技术规范、乡村农事习俗等文化样态。技术具有社会属性，技术制度文化深受社会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技术观念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技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心理定势和行为趋向等价值观念体系，“技术观念文化体现了人类关于技术本身的价值意识维度，关于技术的价值判断、价值关系等价值意识问题构成了价值观念的整体面貌”[17]。
其实乡村社会一直有技术文化的存在，但是相比于其他文化现象，技术文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受限于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乡村产业结构发展影响，乡村技术自身发展也相应地变得缓慢，技术文化自身的文化变迁同样变得迟缓，在文化发展层面上没有出现所谓的“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化适应”，自然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一般只关注技术文化的器物层面，对技术文化的深层内核认识不够，如技术制度文化和技术观念文化，难以从技术视角去观察和反思乡村文化现象。技术时代背景下，大量的现代技术开始涌入乡村社会，现代技术内蕴的技术文化观念必然会对乡村传统文化造成冲击。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主动消解由现代技术引发的乡村文化冲突，其一，注重挖掘乡村技术文化，弘扬和传承乡村优秀技术文化，通过技术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等方式，在教书育人中厚植乡村技术文化基因；其二，通过技术培训、送技下乡等社会培训方式，提高村民的技术技能水平的同时普及技术文化内蕴的价值观念[18]，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实现现代技术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的和解与交融，为乡村技术型人才的培育提供文化养料。
（三）技术伦理：乡村技术型人才实践的伦理规约
现代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既给人类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同时又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技术发展对于人类的这种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就像一对矛盾体，而有效消解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亟需对技术实践活动进行伦理规约。正如有学者所言：“伦理诉求是技术活动的一个内在规定”[13]，现代技术对自然的介入和扩张要有边界。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保障乡村生态和谐是乡村技术型人才在乡村社会进行技术实践的内在要求，坚持技术实践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是乡村技术型人才的技术品格彰显，以此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技术实践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主要依赖于人的身体而存在，正如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所指出的“技术和武器是各种不同的器官投射”，“在工具和武器之间所呈现的那种内在的关系，以及一种将要被揭示和强调的关系，就是人通过工具不断地创造自己。因为其效用和力量日益增长的器官是控制的因素，所以一种工具的合适形式只能起源于那种器官”[20]。可见，技术凸显出“具身性”特征。这时的技术实践主要是人类基于基本生存需要从而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并适时地改造自然的过程，技术实践仍然恪守自然规律，与自然的关系尚处于和谐共存状态。工业革命以来，人的技术实践对待自然的方式就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指出的“一种促逼意义上的摆置”，“空气为着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者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21]。技术所展现出的强大力量对自然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充满着不确定性及可能带来巨大风险的存在，技术的这种存在方式被雅克·埃吕尔称之为“本世纪的赌注”。诚如学者所言，“人类运用技术挑战自然而取得的胜利，又使自己笼罩在由这种胜利造成的生态危机的阴影中”[22]。随后，技术不断受到生态学者的批判与反思。
技术发展并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已是历史发展趋势，我们决不能因为现在出现的生态危机从而停止人类的技术实践活动，幻想返回到农牧时代的田园生活中去。当今生态危机的出现，既与技术本身有关，更与人类的技术滥用有关，“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恶用”[23]。技术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既要坚信技术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时又要警惕技术破坏乡村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而消解技术的负面效应关键在于对乡村技术型人才的技术实践进行伦理规约。一方面，职业教育通过构建“绿色育人理念、绿色育人体系、绿色技术供给、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绿色文化生态等以生态和谐为价值内核的‘5G’共生模式”[24]，在乡村技术型人才培育过程中涵养绿色技术实践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设立预警机制，职业院校要主动联合当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定期评估乡村技术实践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适时引导并规范乡村技术实践活动，保障乡村技术实践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四）技术治理：乡村技术型人才实践的治理路径
现代技术的力量已经广泛渗透于社会组织和管理领域，蕴藏于现代技术背后的理性、原理、规则、程序等科学逻辑在社会组织和管理中被转化为治理逻辑，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即技术治理。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技术与社会不断相融，技术参与社会治理将会释放出更大的活力，“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和加深的基本趋势”[25]。在乡村社会中，“乡村组织是各种外源性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内部的承接载体”[26]，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组织的有力保障。乡村技术型人才作为乡村组织的中坚力量、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要自觉遵循技术治理路径，保证乡村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技术治理精神的坚守中助推乡村组织振兴。
技术治理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而引发的一种社会思潮，主张把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当中。技术治理的支持者和倡议者大都坚持两个核心立场，即“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科学管理”要求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专家政治”强调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专家政治”是技术治理的实践形式，“科学管理”是“专家政治”的实践原则，二者密不可分，共同彰显技术治理的实践逻辑[27]。技术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主动把现代技术运用于乡村社会治理之中，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乡村技术治理主要遵循三条治理路径，其一，治理手段技术化。现代技术是技术治理的存在前提，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实现数字管理，搭建网络管理服务平台，实施电子政务，打破时空限制，提高技术治理效率。其二，治理方法科学化。科学技术自身内蕴的精神、原理、模式和规范等形而上要素，本身就构成了指导技术治理的科学方法论，乡村技术型人才要自觉将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乡村技术治理实践，提高技术治理效能。其三，治理主体以乡村技术型人才为主。乡村技术型人才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科学技术教育，科学技术理论水平普遍较高，具备较好的素质和能力投身于乡村技术治理实践中。与此同时，要警惕技术治理中出现“马太效应”的潜在风险，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技术治理实践中来，共同建设美丽家园，在参与中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治理能力。乡村技术治理路径的有效践行需要职业教育与政府部门合力助推，一方面，职业教育通过学校教育培育更多“知农爱农、扎根乡村”的乡村技术型人才，为乡村技术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通过技术下乡、社会培训不断提高村民的技术技能水平，激发更多的村民主动投身于乡村技术治理的实践中来，以此实现乡村技术治理的全员参与。另一方面，乡村技术治理需要政府部门提供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从办公电脑、投影仪、触摸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到平台、网站、数据库等软件服务，实现乡村技术治理手段的技术化；同时，遴选优秀技术人才加入乡村党员干部队伍，更好地发挥村干部“领头雁”作用。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旨归
技术本身具有的价值承载意蕴和职业教育自身固有的价值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一种价值实践活动，其价值指向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双向规定与互动整合中展现，表现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
（一）技术的价值承载与职业教育的价值属性
技术是一种价值性存在，在其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价值意义，中西方思想史上均有过相关论述。庄周在《庄子·天地篇》中记载了“抱瓮入井”的故事曾对技术有过这样的描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28]。在庄周看来，技术不仅仅是价值无涉的、器物层面的存在，而是蛰伏着人的“机心”，换言之，技术暗藏着使用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态度等主观因素。法国技术哲学家让-伊夫·戈菲（Jean-Yves Goffi）同样认为，“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总是一些个性的投射”，他指出“技术并不直接是我们的器官的投射，它是心理现象的间接表达，是某些‘生命形式’的表现，这些表现首先是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因此，最初的技术必然是一些人体工艺、一些文身、某些仪式的舞蹈，以象征或表达宇宙内部秩序的某种意志”[29]。技术的价值承载必然内蕴着技术的价值选择，而人和社会作为技术价值选择的主体以及技术价值意义的赋予者，是技术发展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人作为社会主体是价值性的存在，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基本遵循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原则，技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手段，彰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和生命价值是技术价值选择的内在要求。技术总是存在于社会中，技术发展与技术活动总是要适应特定社会状况及发展需求，社会维度理应成为技术价值选择的必然选项。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类型，一般认为其兼具两方面的功能，其一，外显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承载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任；其二，内隐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为承载着满足个性需求的重任[30]。职业教育的价值属性在其所发挥的功能中得到彰显，即育人价值和社会服务价值。职业教育与技术表现出一种“互动整合”的关系，“互动”体现为“职业”需要“技术”，“技术”需要“教育”，“教育”的传承创新同时反过来促进“技术”革新；“整合”体现为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在共同的价值指向指引下，两者的活动更容易形成合力。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实践活动中，职业教育与技术共同的价值指向表现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这也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
（二）尊重人的生命意义：乡村人本价值
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其内核是技术赋能乡村人才，首先得以人的生命价值为旨归，不能使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进而奴役人、控制人，使人成为只会使用技术的工具。由此，彰显乡村人本价值是技术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向度之一。
人类先天本能的缺失使得技术得以产生，技术的产生与使用使得人类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一类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技术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人类的生存与文明演进总是与技术紧密交织在一起，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你如何理解技术就会如何理解人，你怎么看待技术就会怎么看待人”[1]。在技术发展与人类的关系上，美国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nde）从现象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人类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四种关系，即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技术在所有这些关系中起着居间调节作用，“技术的居间调节作用改变了人类直接经验到的世界”[32]。可以说，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技术具有人文本质，“技术的功能、结构、形态携带着丰富的人性”[33]，技术的人性维度是对技术的一种现代性理解，彰显人的生命价值是技术活动的内在规定性。
技术由人所创造，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作用。其一，技术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借助技术取得了丰富的物质成果；其二，技术推动着人类自身的不断进化，人在创造和使用技术，技术同时也在构造人，技术推动着人类由“能人”向“智人”进化；其三，技术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身份的确立，“在技术的帮助下，人由本能的人转向自觉的人，而这一转向的完成使人自身同自然、同动物划清了界限，技术就是划界的基本标志”[34]。然而，技术在促进人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它黑暗的一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逐渐成为一种外在、异己和敌对的力量控制和奴役着人自身，人不再是技术力量的掌控者，反而成为技术体系的附属物，这种现象被普遍称为“技术异化”。技术异化导致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般异化，“劳动者不再是机器的主人，而只是完整的机器上的一个个‘活零件’或者说‘有生命的齿轮和螺丝钉’”[2]。盲目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漠视人的价值需求是造成技术异化的根源之一，只注重技术的工具使用价值而淡化技术使用者的人格个性是造成技术异化的另一根源。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避免掉入技术异化的泥淖，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需要在技术与人的生命之维的双向拓展中达成耦合。一方面，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通过技术赋能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坚守人文情怀，尊重人的生命个性，培养具有人文品质的技术型人才。
（三）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乡村社会价值
乡村社会场域是乡村技术型人才进行技术实践的主要场所，是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技术引进和使用要适应乡村社会的地域性、乡土性、自然性等特性，关注技术的“普适性”与乡村社会的“特殊性”之间的契合，谋求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由此，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彰显乡村社会价值，自然就成为技术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向度之二。
技术具有社会属性。一方面，创造并使用技术的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技术的发明创造自然是要满足人的需求，但一项技术由理念设计、实物成型到投入使用都离不开人所在的特定社会的综合影响。有学者从技术的本质规定、技术特征和功能、技术价值以及技术发展等方面深入地阐释了技术的社会形成机理，认为“技术不是按其内在逻辑发展的，它是社会的产物”[36]。可见，技术的发展有其社会逻辑，即适应特定社会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技术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中，技术的每一次革新总会引发社会变革，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变量。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铁器的产生催生了农业社会，蒸汽机的诞生带来了工业社会，当今兴起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把我们带进了信息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代表着社会文明的不同发展程度，尽管其社会形态各异，但我们都可统称它们为“技术的社会”，因为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均可看见技术的影子，诚如学者所言：“技术总是一定社会中的技术，社会总是有一定技术的社会”[37]。这是技术与社会存在关联的逻辑体现。技术与社会协同发展，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技术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价值无涉的存在，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内容，始终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产生和运行，体现着国家意志和社会态度。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技术同样也存在着风险，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马尔库塞（Herben Marcuse）和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所说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逻辑[38]。哈贝马斯指出，技术与科学成了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它是通过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依靠对个人需求的补偿所取得的广大居民对制度的忠诚获得的”[32]。可见，社会对技术的价值选择决定了技术在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今社会整体追求效率至上、经济至上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自然生态的破坏，这也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技术饱受批判的根源所在。技术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既要发挥技术的社会促进功能，同时也要警惕技术异化的风险，关键在于实现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的教化功能在乡村社会中弘扬正确的技术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在选择技术内容时要注重乡村社会的特性，契合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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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ical Logic and Value Purpos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ZHU Dequan SHI Xianji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historical task for my country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chnological age,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eeds technical empower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 are two couplings between the technical rational spirit inher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technical empowerment nee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irstly, vocational education's affirmation of the rationality of technical tools corresponds to the actual dependence of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on technology; secondly, vocational education's promotion of technical value rationality is conducive to rural society's all-round rational view of technical practice. The most fundamental thing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s to call for rural technical talents. The technical logic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based on cultivating rural technical talents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function. Through the logical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technical culture nourishment, technical technical ethics regulations and technical governance paths, it is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technical talents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value-carrying im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tself and the inherent value attribut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termine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value practice activity.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shown in the two-way regulation and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respect for people and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technical logic;value purpose
责任编辑：王明慧
